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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薇拉·凯瑟最喜欢用法国名言“la route est tout,la fin n'est rien”来总结她的艺术创作。本文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通过讨论薇拉·凯瑟四部西部小说中移民的命运，来挖掘其艺术创作中超越时空的后现代逻辑——“路就是全部，人生在于不断成功地‘迁移’”。
关键词：移民 物理迁移 思想迁移 文化迁移 凯瑟逻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美国作家薇拉·凯瑟成名之后，面对成千上万个询问她是如何踏上文学之路并取得成功的问题，她总是喜欢引用一句法国的名言来作答：“la route est tout,la fin n'est rien（路就是全部，终点就没什么了）”。(Bennett，209)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凯瑟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是非常喜爱的。相比之下，获奖或成名等结局则不及追求目标的过程那么重要。其实这不仅是作家自身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她重视自己与作品中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完整，注重坚守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和批评、反思世界的批评视角的表现。
本文选取薇拉·凯瑟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拓荒三部曲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和之后出版的历史小说《死神来迎大主教》来讨论她的行文逻辑，即“路就是全部，人生在于不断成功地‘迁移’”。
一 迁移的含义以及延伸
许多批评家认为：“在凯瑟的作品中，没有比‘流放’更中心的主题。”（Acocella，77）然而，本文却更偏好“迁移”这种说法。“流放”带有太多的悲剧色彩，其确切含义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通常是由于政治原因）人们不情愿的去国离家的行为”。（Longman，513）而“迁移”或“迁徙”则意味着“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地带，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或是“根据季节的变换，有规律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总的来讲，迁移不仅包括国际迁移，如：跨国移进或跨国移出，也包括国内人口的内部流动，如因季节变换或日常工作变动的迁移。它还涵盖了由于人们个人的政治、经济或因情感问题的主动的、积极的、自愿的自我跨界行为。不同于汉语语境，英文中的“migration”同时还拥有“迁移”和“移民”的含义；而汉语中的“移民”同时有表示“迁移”的动作与“迁移的民众”的含义。本文讨论的是薇拉·凯瑟作品中移民的行为方式及其命运，进而探讨隐藏在其文本中的作者本人对“迁移”这种行为方式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四部作品中的情节，在发现凯瑟对“迁移”的“凯瑟逻辑”时，我们把那些只在物理意义上改变生活环境，而在心理上还无法接受新环境的改变、不能调试自己身心、固守老观念的行为叫“物理迁移”；相反，从抽象意义上来看，能积极顺应新的环境，调整自己的文化、习俗、观念，使自己在心态上、精神上适应周围不断变换的环境的行为，就是“思想迁移”。
当然，随着空间的转换，移民们会面临不同的文化，也会有自己的反映。现代文化研究的大师斯图沃特·霍尔的文化编码、解码理论中的三个词汇有一定概括性：霸权模式、协商模式和对抗模式（麦格雷，111-112）。移民们对于新的文化，是全盘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还是在协商中取各种文化中的精华，实现文化的融合，为我所用？还是全盘否定新的文化，拒绝融入新环境下的文化，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一种“悬置”的文化？这些行为就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迁移（文化变迁）”（麦格雷，96-97）。
二 薇拉·凯瑟的“迁移”意识在作品中的轮回
《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及《死神来迎大主教》这四部作品中的大小人物，虽都是移民，但由于其生活环境，或品性、思维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而且每部作品都有一个连续的主题：“The road is all;the end is nothing（Bennett，203）”。他们的命运正好见证了凯瑟具有超前后现代意识的“迁移”逻辑的完满。
《啊，拓荒者！》可以看成是凯瑟第一次向世人宣告“迁移”这个母题的诞生：在这部小说中，有一对比人物——亚历山德拉与她的朋友及恋人卡尔。卡尔四处漂泊，最终领悟到家园就是自己的知己和恋人。卡尔走的是踏遍世界的“物理迁移”之路；而亚历山德拉走的是留守新开发的农场中，认清形势、稳打稳扎地应对多变世界的“思想迁移”之路，最后她不但守住了自己喜爱的瑞典文明，也积极接受了新的英语文化，最终，亚历山德拉取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踏上了完满的幸福人生之路。这里，凯瑟给了互补的两人一桩婚姻，从而实现了他们圆满的人生：亚历山德拉通过卡尔体验了未曾行走的物理之路；而卡尔则通过她体验到了家园的美好。
《啊，拓荒者！》中还有一条潜在的线索，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些作为小说情节陪衬的人物因为固步自封、急功近利以及跨越了道德的极限，或沦为物资上的失败者，或失却了宝贵的性命和青春。亚历山德拉的几个大弟弟是前者；她最亲爱的小弟弟和最宝贵的朋友玛利亚是后者。他们都是因为外界时空发生了变化，却不知如何应对、调试自己的“物理迁移”者。这种命运的安排，看似是小说情节的巧合和需要，实际上印证了凯瑟对“迁移”的思考。
接下来的《我的安东尼娅》则深化了前部小说中对“迁移”的考量：通过“迁移”，吉姆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了铁路寡头的大律师，但他却过着无爱无孩子的婚姻生活。最后他只有通过回想、回访儿时的老友安东尼娅来弥补自己的精神缺失。安东尼娅则变成了一位多产的母亲，在农场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吉姆和安东尼娅变成了两个分裂的自我：他们共有的只是“不可言传的过去”（Cather MA ，289），两人的“物理迁移”与“思想迁移”之路变成了拥有不同起点与终点、交叉而过的线。
在这篇小说里，凯瑟还增加了几个暴力情节：安东尼娅的父亲希姆瑞达，一个昔日的小提琴手，由于不能忘记自己优雅的过去，而无法在恶劣的草原务农。他虽然有“物理迁移”，但在精神上却拒绝接受现实，无法调整自己适应周遭的人和事。最后他只有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精神与肉体裂变的苦痛。与《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的弟弟和好朋友玛利亚为情自杀相比，这里的情节也在发生“变迁”，但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内涵却更深一层。
在《一位迷失的女人》中，玛利亚和丹尼尔上校也是一对“思想迁移”和“物理迁移”的对比：丹尼尔上校代表了拓荒时代坚忍不拔的美好品质，他满足于用自己昔日的辉煌带给年轻貌美的妻子玛利亚一个温暖优雅的家。而玛利亚则“决定冲出这个该死的洞穴” （Cather ALL ，70），最后，丹尼尔上校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死于自己的消极和固守一隅；而玛利亚却冲破世俗的桎梏，不惜与昔日最底层的暴发户，不知美为何物、行为粗野的艾维·彼得斯好好相处。她最后迁到了南美，找到了一个富有的丈夫，并“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照顾”。（Cather ALL ，98）
另外，这部作品和《死神来迎大主教》一样，作品中的主人公尼尔深陷“去”还是“留”的矛盾当中，最后，尼尔决定把对上校所代表的拓荒的光辉与崇拜放在身后，停止无谓的守候，奔向未来，开创新生活。
至此，玛利亚代表的新生的、大众文化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没落的故作高雅的精英意识。凯瑟的“迁移”意识也由此拔高了一个理论深度。
拉杜和威兰大主教在“去”蛮荒的墨西哥传教、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是“留”在高度文明的法国、陪伴自己的家人的两难中，最后选择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长的文化苦旅。当然，拉杜和威兰大主教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在墨西哥沙漠土著民当中建立了一座肃穆的天主教堂，并获得了当地原居民的尊重和爱戴。这是拉杜和威兰大主教精神圆满的象征，也是先进的西欧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融合、社会生活和谐的标志。这座教堂更是凯瑟本人对“迁移”的坚定信念：我们的过去永远不能超越未来，迁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此外，凯瑟把文本中主人公的名字取成“拉杜”——法语原文是“la tour”，正是“旅途”、“路”的含义。这不仅暗示了“拉杜”四处奔走，孜孜不倦的一生。也是凯瑟对“the road”哲学的钟爱和强调。至此，这四部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死神来迎大主教》中的“凯瑟逻辑”从发现到探索、到深化、最后到坚定的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
三 薇拉·凯瑟的移民逻辑
移民并不是单纯的物理迁移，随着自身的空间变化，人们的精神和随之而来处理事务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导致了精神和文化的迁移。在“拔根”的过程里，人们通常会有两种情感。负面的情感有：焦虑、不安全感、愈发强烈的隔离和孤独感，甚至绝望；积极的情感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断进取的心愿等等。通常情况下，负面的思想会使人向后看，而沉湎于过去；正面的思想，则使人向前看而着眼未来。
在这四部小说里，每个移民的内心都有一个十字路口：亚历山德拉与卡尔的内心在有根与无根中游移；吉姆和希么达的内心在家与无家中迁徙；尼尔在去与留中徘徊；而拉杜和威兰大主教在过去与现在中流连。通过这些思想越界的描写，凯瑟强调了将来是精神的归宿，过去只能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行进时休息和汲取精神力量的家。总之，人在旅途，心所在之处就是我们的家。
面对空间变化带来的新旧文化冲突，凯瑟笔下的移民常常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反应：混合、融合、悬置。不过，文化混合、融合、悬置的过程是复杂的，它们常常互相交织、互相影响。通过亚历山德拉与安东尼娅的瑞典化、波希米亚化的美国生活，凯瑟肯定了这种文化混合的理想性。而对吉姆和尼尔融入新文化的描写，凯瑟认为有时候文化融合会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必定会丢失自己原有的文化。不过，接受并适应新的文化会使他们得到更多。而无庸置疑的是，文化悬置注定会带来失败和导致文化衰亡。作为传教士的拉杜和威兰，从高度文明的法国来到半文明半原始、多种族聚居的新墨西哥，则更敏锐、更全面地亲身体会到了这一过程。
四 结论
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嘉指出：
“对地理（而不只是历史地）不平衡发展与其对当代生活的重塑，人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应上升到特殊的理论高度，成为一个世界观。这种视角认为：人类地理变迁不但重要，而且能提供最清晰明了的批评视角。”（qtd.Urgo，17）
凯瑟正是少数几个敏锐的“能察觉到空间变化导致文化在多元背景下交互作用的人”，而她的“这种视角即使到了后现代的今天，也还能有效。”（qtd.Urgo，17）
通过观照凯瑟四部作品中的移民的行为方式及其命运，我们发现了凯瑟的“迁移逻辑”，那就是：在周围事物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还固守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地点，这些人注定是要遭受失败的，有时候甚至要面对生死攸关的抉择；反之，那些真正具有迁移意识的、善于取舍的移民，则事业、生活顺畅。一句话：人生之路，在于“迁移”。而凯瑟最喜欢的名言则最具有总结性：“路就是全部”。
注：本文系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基金及校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Bennett,Mildred.The World of Willa Cather.New York: Dodd, Mead & Co,1951.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2] Cather,Willa.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New York: Vintage Classics,1971.
[3] Urgo,Joseph.Willa Cather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Migration.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
[4] 麦格雷·埃里克，刘芳译：《传播理论史—— 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赵伟，女，1976—，鄂石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
罗绮伦，男，1970—，鄂阳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移民 物理迁移 思想迁移 文化迁移 凯瑟逻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美国作家薇拉·凯瑟成名之后，面对成千上万个询问她是如何踏上文学之路并取得成功的问题，她总是喜欢引用一句法国的名言来作答：“la route est tout,la fin n'est rien（路就是全部，终点就没什么了）”。(Bennett，209)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凯瑟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是非常喜爱的。相比之下，获奖或成名等结局则不及追求目标的过程那么重要。其实这不仅是作家自身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是她重视自己与作品中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完整，注重坚守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和批评、反思世界的批评视角的表现。
本文选取薇拉·凯瑟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争议的拓荒三部曲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和之后出版的历史小说《死神来迎大主教》来讨论她的行文逻辑，即“路就是全部，人生在于不断成功地‘迁移’”。
一 迁移的含义以及延伸
许多批评家认为：“在凯瑟的作品中，没有比‘流放’更中心的主题。”（Acocella，77）然而，本文却更偏好“迁移”这种说法。“流放”带有太多的悲剧色彩，其确切含义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通常是由于政治原因）人们不情愿的去国离家的行为”。（Longman，513）而“迁移”或“迁徙”则意味着“为改变自己的生活地带，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或是“根据季节的变换，有规律地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总的来讲，迁移不仅包括国际迁移，如：跨国移进或跨国移出，也包括国内人口的内部流动，如因季节变换或日常工作变动的迁移。它还涵盖了由于人们个人的政治、经济或因情感问题的主动的、积极的、自愿的自我跨界行为。不同于汉语语境，英文中的“migration”同时还拥有“迁移”和“移民”的含义；而汉语中的“移民”同时有表示“迁移”的动作与“迁移的民众”的含义。本文讨论的是薇拉·凯瑟作品中移民的行为方式及其命运，进而探讨隐藏在其文本中的作者本人对“迁移”这种行为方式作为人的一种本质“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四部作品中的情节，在发现凯瑟对“迁移”的“凯瑟逻辑”时，我们把那些只在物理意义上改变生活环境，而在心理上还无法接受新环境的改变、不能调试自己身心、固守老观念的行为叫“物理迁移”；相反，从抽象意义上来看，能积极顺应新的环境，调整自己的文化、习俗、观念，使自己在心态上、精神上适应周围不断变换的环境的行为，就是“思想迁移”。
当然，随着空间的转换，移民们会面临不同的文化，也会有自己的反映。现代文化研究的大师斯图沃特·霍尔的文化编码、解码理论中的三个词汇有一定概括性：霸权模式、协商模式和对抗模式（麦格雷，111-112）。移民们对于新的文化，是全盘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还是在协商中取各种文化中的精华，实现文化的融合，为我所用？还是全盘否定新的文化，拒绝融入新环境下的文化，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一种“悬置”的文化？这些行为就是本文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迁移（文化变迁）”（麦格雷，96-97）。
二 薇拉·凯瑟的“迁移”意识在作品中的轮回
《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及《死神来迎大主教》这四部作品中的大小人物，虽都是移民，但由于其生活环境，或品性、思维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命运，而且每部作品都有一个连续的主题：“The road is all;the end is nothing（Bennett，203）”。他们的命运正好见证了凯瑟具有超前后现代意识的“迁移”逻辑的完满。
《啊，拓荒者！》可以看成是凯瑟第一次向世人宣告“迁移”这个母题的诞生：在这部小说中，有一对比人物——亚历山德拉与她的朋友及恋人卡尔。卡尔四处漂泊，最终领悟到家园就是自己的知己和恋人。卡尔走的是踏遍世界的“物理迁移”之路；而亚历山德拉走的是留守新开发的农场中，认清形势、稳打稳扎地应对多变世界的“思想迁移”之路，最后她不但守住了自己喜爱的瑞典文明，也积极接受了新的英语文化，最终，亚历山德拉取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统一，踏上了完满的幸福人生之路。这里，凯瑟给了互补的两人一桩婚姻，从而实现了他们圆满的人生：亚历山德拉通过卡尔体验了未曾行走的物理之路；而卡尔则通过她体验到了家园的美好。
《啊，拓荒者！》中还有一条潜在的线索，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那些作为小说情节陪衬的人物因为固步自封、急功近利以及跨越了道德的极限，或沦为物资上的失败者，或失却了宝贵的性命和青春。亚历山德拉的几个大弟弟是前者；她最亲爱的小弟弟和最宝贵的朋友玛利亚是后者。他们都是因为外界时空发生了变化，却不知如何应对、调试自己的“物理迁移”者。这种命运的安排，看似是小说情节的巧合和需要，实际上印证了凯瑟对“迁移”的思考。
接下来的《我的安东尼娅》则深化了前部小说中对“迁移”的考量：通过“迁移”，吉姆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成为了铁路寡头的大律师，但他却过着无爱无孩子的婚姻生活。最后他只有通过回想、回访儿时的老友安东尼娅来弥补自己的精神缺失。安东尼娅则变成了一位多产的母亲，在农场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吉姆和安东尼娅变成了两个分裂的自我：他们共有的只是“不可言传的过去”（Cather MA ，289），两人的“物理迁移”与“思想迁移”之路变成了拥有不同起点与终点、交叉而过的线。
在这篇小说里，凯瑟还增加了几个暴力情节：安东尼娅的父亲希姆瑞达，一个昔日的小提琴手，由于不能忘记自己优雅的过去，而无法在恶劣的草原务农。他虽然有“物理迁移”，但在精神上却拒绝接受现实，无法调整自己适应周遭的人和事。最后他只有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精神与肉体裂变的苦痛。与《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的弟弟和好朋友玛利亚为情自杀相比，这里的情节也在发生“变迁”，但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内涵却更深一层。
在《一位迷失的女人》中，玛利亚和丹尼尔上校也是一对“思想迁移”和“物理迁移”的对比：丹尼尔上校代表了拓荒时代坚忍不拔的美好品质，他满足于用自己昔日的辉煌带给年轻貌美的妻子玛利亚一个温暖优雅的家。而玛利亚则“决定冲出这个该死的洞穴” （Cather ALL ，70），最后，丹尼尔上校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死于自己的消极和固守一隅；而玛利亚却冲破世俗的桎梏，不惜与昔日最底层的暴发户，不知美为何物、行为粗野的艾维·彼得斯好好相处。她最后迁到了南美，找到了一个富有的丈夫，并“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照顾”。（Cather ALL ，98）
另外，这部作品和《死神来迎大主教》一样，作品中的主人公尼尔深陷“去”还是“留”的矛盾当中，最后，尼尔决定把对上校所代表的拓荒的光辉与崇拜放在身后，停止无谓的守候，奔向未来，开创新生活。
至此，玛利亚代表的新生的、大众文化的力量最终战胜了没落的故作高雅的精英意识。凯瑟的“迁移”意识也由此拔高了一个理论深度。
拉杜和威兰大主教在“去”蛮荒的墨西哥传教、实现自己的梦想，还是“留”在高度文明的法国、陪伴自己的家人的两难中，最后选择了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长的文化苦旅。当然，拉杜和威兰大主教最终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他们在墨西哥沙漠土著民当中建立了一座肃穆的天主教堂，并获得了当地原居民的尊重和爱戴。这是拉杜和威兰大主教精神圆满的象征，也是先进的西欧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融合、社会生活和谐的标志。这座教堂更是凯瑟本人对“迁移”的坚定信念：我们的过去永远不能超越未来，迁移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此外，凯瑟把文本中主人公的名字取成“拉杜”——法语原文是“la tour”，正是“旅途”、“路”的含义。这不仅暗示了“拉杜”四处奔走，孜孜不倦的一生。也是凯瑟对“the road”哲学的钟爱和强调。至此，这四部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娅》、《一位迷失的女人》、《死神来迎大主教》中的“凯瑟逻辑”从发现到探索、到深化、最后到坚定的印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轮回。
三 薇拉·凯瑟的移民逻辑
移民并不是单纯的物理迁移，随着自身的空间变化，人们的精神和随之而来处理事务的方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导致了精神和文化的迁移。在“拔根”的过程里，人们通常会有两种情感。负面的情感有：焦虑、不安全感、愈发强烈的隔离和孤独感，甚至绝望；积极的情感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不断进取的心愿等等。通常情况下，负面的思想会使人向后看，而沉湎于过去；正面的思想，则使人向前看而着眼未来。
在这四部小说里，每个移民的内心都有一个十字路口：亚历山德拉与卡尔的内心在有根与无根中游移；吉姆和希么达的内心在家与无家中迁徙；尼尔在去与留中徘徊；而拉杜和威兰大主教在过去与现在中流连。通过这些思想越界的描写，凯瑟强调了将来是精神的归宿，过去只能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行进时休息和汲取精神力量的家。总之，人在旅途，心所在之处就是我们的家。
面对空间变化带来的新旧文化冲突，凯瑟笔下的移民常常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反应：混合、融合、悬置。不过，文化混合、融合、悬置的过程是复杂的，它们常常互相交织、互相影响。通过亚历山德拉与安东尼娅的瑞典化、波希米亚化的美国生活，凯瑟肯定了这种文化混合的理想性。而对吉姆和尼尔融入新文化的描写，凯瑟认为有时候文化融合会是一种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们必定会丢失自己原有的文化。不过，接受并适应新的文化会使他们得到更多。而无庸置疑的是，文化悬置注定会带来失败和导致文化衰亡。作为传教士的拉杜和威兰，从高度文明的法国来到半文明半原始、多种族聚居的新墨西哥，则更敏锐、更全面地亲身体会到了这一过程。
四 结论
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嘉指出：
“对地理（而不只是历史地）不平衡发展与其对当代生活的重塑，人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应上升到特殊的理论高度，成为一个世界观。这种视角认为：人类地理变迁不但重要，而且能提供最清晰明了的批评视角。”（qtd.Urgo，17）
凯瑟正是少数几个敏锐的“能察觉到空间变化导致文化在多元背景下交互作用的人”，而她的“这种视角即使到了后现代的今天，也还能有效。”（qtd.Urgo，17）
通过观照凯瑟四部作品中的移民的行为方式及其命运，我们发现了凯瑟的“迁移逻辑”，那就是：在周围事物发生变化之后，如果还固守一个观念，或者一个地点，这些人注定是要遭受失败的，有时候甚至要面对生死攸关的抉择；反之，那些真正具有迁移意识的、善于取舍的移民，则事业、生活顺畅。一句话：人生之路，在于“迁移”。而凯瑟最喜欢的名言则最具有总结性：“路就是全部”。
注：本文系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基金及校青年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Bennett,Mildred.The World of Willa Cather.New York: Dodd, Mead & Co,1951. 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9.
[2] Cather,Willa.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New York: Vintage Classics,1971.
[3] Urgo,Joseph.Willa Cather and the Myth of American Migration.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
[4] 麦格雷·埃里克，刘芳译：《传播理论史—— 一种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
赵伟，女，1976—，鄂石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
罗绮伦，男，1970—，鄂阳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武汉纺织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