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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秋以后，日常使用的文字逐渐简化，结字比较复杂的文字形体逐渐被取代，这符合文字简化运动的规律。草写简化是为了省事，这必然会对文字的结构和书写方式造成影响，时间一长，原来的文字根基就会动摇，因此，草写简化状态下的文字是不稳定的。文字简化无疑对后世书体演变造成了不小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草率简省的书写方式破坏了文字原有的构形理据，异体繁多，书体杂乱，秦篆与古隶兼行，致使秦始皇初兼天下便“罢其不与秦文合者”，颁订标准字书，已收统一之效。另一方面，古今文字转换悄然蔓延，对书体演变造成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秦文书体；差异；发展；草篆
一、秦文书体用字的差异现象
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文字比较特别，这一时期的文字变化复杂，书写的材质多样，有些书写较为自由随意，产生了大量简化文字和重文符号、合文符号，各区域间又有颇多差异，文字显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为历史上其他时代所不及。许慎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归之于战国七雄征战频繁，王室衰微，但是战国文字还是在一脉相承的文字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变化尝试。西土秦地居宗周故地，文字多有丰镐之遗，故用籀体较多，但文字演变或有省改，或另制异体，秦地也并非全然采用籀体。就其“不变”的角度而言，秦系文字仍有许多不变的成分；就其“变”的角度而言，它自然也变化多端。秦系文字同中原有异，但这些差异都是基本体系下的变化，对当时的人而言，不致造成很大的沟通交流障碍。要讨论秦系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书体演变及用字差异，比勘秦封《宗邑瓦书》与春秋战国秦文字的異同，是较直接的方式。
以下略举数例，特将秦封《宗邑瓦书》与其他秦系文字进行比对，说明秦文字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用字差异及变动（表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秦封《宗邑瓦书》与其他秦系文字的用字差异。表列的例子清楚地显示，秦文字在继承西周晚期文字的同时，也在尝试多种表达方式，小篆结构虽与西周籀文较为相同，但相异之处多体现为一种更简易的表达，或朝变化多样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方向进行发展。如赵平安认为：“战国中期秦国的文字是一种繁简夹杂的综合文字，主要成分是小篆和隶书，由于文字的继承关系以及六国文字的影响，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籀文和古文。”①
二、时文草篆诱导隶变
关于隶书的起源问题，《汉书·艺文志》中的“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②，《说文解字序》中的“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③，都指出隶书起源于秦兼天下之后。随着战国文字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近几十年间，战国文字材料大量出土，过去无法想象的先人篆刻与墨书手迹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秦篆与秦隶的关系也逐渐被厘清，这使人们对隶书的起源与演变产生了新的认识。
关于早期隶书的特点，裘锡圭有过详尽的论述，现将其概括总结为如下几点：（1）结体很不规整，有的已经初步具有波势和挑法，但不明显；（2）字形有相当一部分和篆文很接近；（3）一方面存在着很多接近篆文的写法，另一方面又已经出现了不少草式用笔；（4）文字形体极不统一，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这些特点都反映出古隶的不成熟与不稳定，早期隶书显然正处于剧烈的演变过程中。
所谓隶变，广义的界定是“古文篆体”向“今文隶体”的演变，主要指战国秦篆经由古隶向今隶进行演变的过程。在战国晚期，一些刻画草率的秦陶文及秦简牍中就已经出现了早期隶变的雏形，只不过文字隶变的数量不是很多，就结字和笔势的变化来看，变垂引为斜出的用笔在秦陶文中也时常可见。笔者认为秦文刻铭的潦草变形是在书写的基础上进行的，或远或近，大都可以还原书写状态，这完全可以作为考察秦文隶变的重要参照。
纵观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资料可以发现，战国早期资料阙如，中期开始出现各种书写在不同材质上的文字资料，由于书写方式的多样和变化，这些资料正可作为研究早期隶书形成过程的参考。相关文字资料如表2所示。
表格中这些文字资料与秦隶的孕育时期并行，最值得我们关注，其中包括兵器、陶器、石头等材质刻款，虽然有的仍有努力保持少许圆转笔意的痕迹，却尽显草率，譬如商鞅镦，但绝大多数铭文的用笔方折平直，有着非常刚硬的点划。兵器质地坚硬，不如石头易于琢磨，要刻画出婉转的点划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火频仍的时代，兵器需求自是十万火急，刻款不草率也难。商鞅方升亦有刻款，但毕竟是国家的标准量器，其铭文自然草率不得，但刻铭仍受青铜质地限制，不时出现方折的点划用笔。由前文可知，秦封《宗邑瓦书》中兼有篆隶，间杂草笔，写法不定、波挑偶见，这些特质虽未普遍存在于战国秦陶文中，但青川木牍及睡虎地秦简中却存在大量类似特质的字样。在改变金文笔法方面，秦系文字已大体具备省并点划、破圆为方、改曲为直等特点，譬如秦封《宗邑瓦书》，现兹举数例进行分析，具体如表3所示（括号中为参考篆书）。
通过更为明了的图式可以初步确认文字从籀文到隶书的演变轨迹（图1）。
三、罢其不合之书同文
在秦文书体演变的冗长脉络里，除隶变外，还有一件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即“书同文字”。前者已在上节予以讨论，隶变更多的是自然的发展演变，书同文则带有主观人为因素，是一种实施标准和基础普及的文字改革。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文字写法不同，“文字异形”，秦统一后，统治者意识到文字混乱局面带来的各种不便，废除了六国古文，开始使用秦国文字。“随着兼并战争的展开，秦国便把自己的综合性通用文字不断推行到所占领的地方。”① 古今学术界对秦代书同文的“文”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其是篆书，有的则认为其是隶书。所谓书同文，并非用篆书或隶书来统一秦代文字，而是用秦国文字（包括秦篆和秦古隶）来统一六国文字。“由于秦国在兼并他国的同时推行秦文，使得原来同行的他国古文在固有的土地上逐渐失去其合法地位，到秦统一中国时，整个统一国家的通用文字就是秦文。”①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③虽然秦始皇整理并颁行小篆，寻求一定法度，人为规定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书体样式，但与此同时，小篆受隶变的冲击，部分字形也不是原来点划圆转的流畅面貌了。譬如秦诏版出自众多工匠之手，风格颇不一致，字迹不尽为标准的小篆，时而可见战国秦文草篆与古隶对其的陶染。
战国秦系文字与其他六国文字比较而言，地域特色最少，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广泛交流，因此，书同文字的发生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北京话自清代以来已成为官方推行的修正型首都雅音，即官方用语，秦岭淮河以北诸省方言皆因时人沟通来往，深受其影响。清代、民国时期，北京话就被称为“国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将其改称为“普通话”。在现代社会中，在外求学的游子以及城市居民多说普通话，这不全是推行政令所导致的。当然，秦代短祚，书同文的事业未能延续，以致各系古文仍有留存至汉初者，但已影响甚微。亦如今日各地仍有多种方言存留，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到绝对纯粹。至于“书同文字”的实质内容，可以借由观察秦统一前一百年间东西土文字的差异，拣出东土文字与秦系文字结构相异的区域性写法，并与统一后一百年间秦汉文字进行对照，从中可以发现区域性异体字存留到汉初的比例极低，这能够说明秦“书同文字”以“罢除东土六国区域性文字之不与秦文合者”为实质内容。
四、结语
黄德宽指出：“汉字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阶段性特点。汉字体系的发展，从延续性来看从未中断，它总是缓慢持续地进行着变革，古今汉字的联系性显而易见，而从差异性来看，由于持续变革的积累，古今汉字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殷商到现代三千多年的发展中，汉字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我们既要看到联系性，也要看到古今汉字的差异性。揭示出差异性，就为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奠定了基础。”⑤从秦文书体的逐步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春秋以来汉字逐渐走向规整圆转，在结字上促长引短，秦公簋字势便是其例。将战国中晚期刻画草率的秦封《宗邑瓦书》与秦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早期隶书在受到书写工具和材质影响的同时，还努力吸收秦文书体草率刻画方式中变圆为方、化曲为直、省减点划以趋约易的特点，积微累渐而成隶变。随着兼并六国的进程，秦国逐一罢黜不与秦文合者的区域性异体字，至书同文字政令颁布，秦文字成为当时的文字主流，是两千年来文字统一的基础，功不可没。不难看出，书法在文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不仅将文字由最初富有圆转意味的象形字逐步轉化为点划清晰、结字明朗的书法艺术，还将文字的字样、字形结构进行了规范，以便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运用，使文字与书法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愈发博大精深。
作者简介
朱英强，1990年3月生，男，山东博兴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书法学。
注释
①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69页。
②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③黄侃：《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6-947页。
④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第46-55，76-77页。
⑤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赵平安.隶变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黄侃.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J].考古，1974（1）：46-55，76-77.
[4]陈道义.书法与汉字之关系论[J].书法研究，2016（3）：45-51.
[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6]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朱葆华.中国文字发展史·秦汉文字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关键词：秦文书体；差异；发展；草篆
一、秦文书体用字的差异现象
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战国时期的文字比较特别，这一时期的文字变化复杂，书写的材质多样，有些书写较为自由随意，产生了大量简化文字和重文符号、合文符号，各区域间又有颇多差异，文字显现出千变万化的面貌，为历史上其他时代所不及。许慎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归之于战国七雄征战频繁，王室衰微，但是战国文字还是在一脉相承的文字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变化尝试。西土秦地居宗周故地，文字多有丰镐之遗，故用籀体较多，但文字演变或有省改，或另制异体，秦地也并非全然采用籀体。就其“不变”的角度而言，秦系文字仍有许多不变的成分；就其“变”的角度而言，它自然也变化多端。秦系文字同中原有异，但这些差异都是基本体系下的变化，对当时的人而言，不致造成很大的沟通交流障碍。要讨论秦系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书体演变及用字差异，比勘秦封《宗邑瓦书》与春秋战国秦文字的異同，是较直接的方式。
以下略举数例，特将秦封《宗邑瓦书》与其他秦系文字进行比对，说明秦文字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用字差异及变动（表1）。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秦封《宗邑瓦书》与其他秦系文字的用字差异。表列的例子清楚地显示，秦文字在继承西周晚期文字的同时，也在尝试多种表达方式，小篆结构虽与西周籀文较为相同，但相异之处多体现为一种更简易的表达，或朝变化多样且富有地方特色的方向进行发展。如赵平安认为：“战国中期秦国的文字是一种繁简夹杂的综合文字，主要成分是小篆和隶书，由于文字的继承关系以及六国文字的影响，其中也夹杂着一些籀文和古文。”①
二、时文草篆诱导隶变
关于隶书的起源问题，《汉书·艺文志》中的“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②，《说文解字序》中的“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③，都指出隶书起源于秦兼天下之后。随着战国文字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近几十年间，战国文字材料大量出土，过去无法想象的先人篆刻与墨书手迹一一展现在世人面前，秦篆与秦隶的关系也逐渐被厘清，这使人们对隶书的起源与演变产生了新的认识。
关于早期隶书的特点，裘锡圭有过详尽的论述，现将其概括总结为如下几点：（1）结体很不规整，有的已经初步具有波势和挑法，但不明显；（2）字形有相当一部分和篆文很接近；（3）一方面存在着很多接近篆文的写法，另一方面又已经出现了不少草式用笔；（4）文字形体极不统一，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这些特点都反映出古隶的不成熟与不稳定，早期隶书显然正处于剧烈的演变过程中。
所谓隶变，广义的界定是“古文篆体”向“今文隶体”的演变，主要指战国秦篆经由古隶向今隶进行演变的过程。在战国晚期，一些刻画草率的秦陶文及秦简牍中就已经出现了早期隶变的雏形，只不过文字隶变的数量不是很多，就结字和笔势的变化来看，变垂引为斜出的用笔在秦陶文中也时常可见。笔者认为秦文刻铭的潦草变形是在书写的基础上进行的，或远或近，大都可以还原书写状态，这完全可以作为考察秦文隶变的重要参照。
纵观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字资料可以发现，战国早期资料阙如，中期开始出现各种书写在不同材质上的文字资料，由于书写方式的多样和变化，这些资料正可作为研究早期隶书形成过程的参考。相关文字资料如表2所示。
表格中这些文字资料与秦隶的孕育时期并行，最值得我们关注，其中包括兵器、陶器、石头等材质刻款，虽然有的仍有努力保持少许圆转笔意的痕迹，却尽显草率，譬如商鞅镦，但绝大多数铭文的用笔方折平直，有着非常刚硬的点划。兵器质地坚硬，不如石头易于琢磨，要刻画出婉转的点划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火频仍的时代，兵器需求自是十万火急，刻款不草率也难。商鞅方升亦有刻款，但毕竟是国家的标准量器，其铭文自然草率不得，但刻铭仍受青铜质地限制，不时出现方折的点划用笔。由前文可知，秦封《宗邑瓦书》中兼有篆隶，间杂草笔，写法不定、波挑偶见，这些特质虽未普遍存在于战国秦陶文中，但青川木牍及睡虎地秦简中却存在大量类似特质的字样。在改变金文笔法方面，秦系文字已大体具备省并点划、破圆为方、改曲为直等特点，譬如秦封《宗邑瓦书》，现兹举数例进行分析，具体如表3所示（括号中为参考篆书）。
通过更为明了的图式可以初步确认文字从籀文到隶书的演变轨迹（图1）。
三、罢其不合之书同文
在秦文书体演变的冗长脉络里，除隶变外，还有一件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即“书同文字”。前者已在上节予以讨论，隶变更多的是自然的发展演变，书同文则带有主观人为因素，是一种实施标准和基础普及的文字改革。秦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文字写法不同，“文字异形”，秦统一后，统治者意识到文字混乱局面带来的各种不便，废除了六国古文，开始使用秦国文字。“随着兼并战争的展开，秦国便把自己的综合性通用文字不断推行到所占领的地方。”① 古今学术界对秦代书同文的“文”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其是篆书，有的则认为其是隶书。所谓书同文，并非用篆书或隶书来统一秦代文字，而是用秦国文字（包括秦篆和秦古隶）来统一六国文字。“由于秦国在兼并他国的同时推行秦文，使得原来同行的他国古文在固有的土地上逐渐失去其合法地位，到秦统一中国时，整个统一国家的通用文字就是秦文。”①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③虽然秦始皇整理并颁行小篆，寻求一定法度，人为规定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书体样式，但与此同时，小篆受隶变的冲击，部分字形也不是原来点划圆转的流畅面貌了。譬如秦诏版出自众多工匠之手，风格颇不一致，字迹不尽为标准的小篆，时而可见战国秦文草篆与古隶对其的陶染。
战国秦系文字与其他六国文字比较而言，地域特色最少，相对来说更有利于广泛交流，因此，书同文字的发生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如北京话自清代以来已成为官方推行的修正型首都雅音，即官方用语，秦岭淮河以北诸省方言皆因时人沟通来往，深受其影响。清代、民国时期，北京话就被称为“国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又将其改称为“普通话”。在现代社会中，在外求学的游子以及城市居民多说普通话，这不全是推行政令所导致的。当然，秦代短祚，书同文的事业未能延续，以致各系古文仍有留存至汉初者，但已影响甚微。亦如今日各地仍有多种方言存留，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到绝对纯粹。至于“书同文字”的实质内容，可以借由观察秦统一前一百年间东西土文字的差异，拣出东土文字与秦系文字结构相异的区域性写法，并与统一后一百年间秦汉文字进行对照，从中可以发现区域性异体字存留到汉初的比例极低，这能够说明秦“书同文字”以“罢除东土六国区域性文字之不与秦文合者”为实质内容。
四、结语
黄德宽指出：“汉字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阶段性特点。汉字体系的发展，从延续性来看从未中断，它总是缓慢持续地进行着变革，古今汉字的联系性显而易见，而从差异性来看，由于持续变革的积累，古今汉字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殷商到现代三千多年的发展中，汉字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我们既要看到联系性，也要看到古今汉字的差异性。揭示出差异性，就为汉字发展阶段的划分奠定了基础。”⑤从秦文书体的逐步演变过程中我们看到，春秋以来汉字逐渐走向规整圆转，在结字上促长引短，秦公簋字势便是其例。将战国中晚期刻画草率的秦封《宗邑瓦书》与秦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早期隶书在受到书写工具和材质影响的同时，还努力吸收秦文书体草率刻画方式中变圆为方、化曲为直、省减点划以趋约易的特点，积微累渐而成隶变。随着兼并六国的进程，秦国逐一罢黜不与秦文合者的区域性异体字，至书同文字政令颁布，秦文字成为当时的文字主流，是两千年来文字统一的基础，功不可没。不难看出，书法在文字形体的演变过程中，不仅将文字由最初富有圆转意味的象形字逐步轉化为点划清晰、结字明朗的书法艺术，还将文字的字样、字形结构进行了规范，以便人们更好地进行交流运用，使文字与书法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愈发博大精深。
作者简介
朱英强，1990年3月生，男，山东博兴人，渭南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书法学。
注释
①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169页。
②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③黄侃：《黄侃手批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46-947页。
④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第46-55，76-77页。
⑤黄德宽：《古汉字发展论》，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赵平安.隶变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
[2]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黄侃.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J].考古，1974（1）：46-55，76-77.
[4]陈道义.书法与汉字之关系论[J].书法研究，2016（3）：45-51.
[5]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6]袁仲一，刘钰.秦文字类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朱葆华.中国文字发展史·秦汉文字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