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初审的统计法修订草案，针对一些领导干部干预统计的现象，明确提出了3个“不得”：即各地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对依法产生的统计资料，不得自行修改；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统计机构、人员等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
　　上述修法条款对于遏制“数据造假”无疑有一定作用，但在目前体制下，其实际功效恐怕并不能令人乐观。客观而言，在我国，统计数据常常与政府、官员的政绩相挂钩，成为衡量政绩、职位升迁的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就必然造成一些官员对统计数据极度敏感，进而产生互相攀比、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等行为。
　　有统计表明，目前，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已占全部统计违法行为的约60%，其中有相当部分源于领导干部的行政干预，而且越到基层，干预愈加严重。为了追求政绩，一些地方和部门先由最高官员圈定最后的统计指标，然后层层落实下去，一旦完不成任务就要处分撤职，这就迫使一些下级官员为了保住位子不惜弄虚作假。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过度依赖数据化的政绩评价模式造成一些信口吹牛的官员不断晋升，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却长期“原地不动”，最终形成了“数据升官、官升数据”，“吹而优则仕”等恶性循环。
　　可见，要真正遏制一些领导干部干预统计的冲动，治本之策是剪断数据与政绩的脐带，使官员的位子、利益与统计数据彻底脱钩。改革政绩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至少有两方面值得努力：其一，政绩评价不再过多依赖于统计数据，而是建构起更为合理、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更多地考量是否真正有利于当地经济、民生的现实或长远发展。其二，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评判，不再囿于政府内部评判机制或由上级领导掌握评判权，而是更多地引入外部的民主参与，由独立的第三方社会机构以及普通公民进行政绩评价。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开展的“民评官”已经做了可贵的尝试，但这类政治实验如何形成长效性的制度安排，并与官员任免制度相嫁接，仍需进一步的民主化改革。
　　说到底，只有使政绩与数据脱钩，官员与数据“脱敏”，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弄虚作假的“数据腐败”现象，使统计数据真正回归其本位。统计法修订草案相关条款对于遏制“干预统计”现象不无裨益，但我们更期待，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条款，并且有一天，当官员彻底失去数据造假的冲动和需求，它能最终成为“多余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