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自云“儒说之中，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经义考〉序》），是“反宋学的健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P177）。毛奇龄首攻自元以来官方学术认证的朱子，得到了后世学术界的肯定，如皮锡瑞称“毛务与朱子立异”（《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5年，第83页）。毛奇龄是热门的话题人物。话题人物自然会招来诸多非议。王孝咏《后海堂杂录》有一则“毛西河未可轻议”，云“拘迂之士，因其（毛奇龄）诋毁朱，共相痛愤，几于仇不共戴。有谓宜禁其书毁其板者，有欲加以斫之刑、诛其非圣谤经之罪者”。从这一段看来，时人因毛奇龄的反朱子对毛奇龄多有诋毁，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主张一定要将毛奇龄定为诽谤圣人圣经之罪。
　　当然，现实中毛奇龄本人并未获罪，但在燕行使臣朴趾源记下与北平举子王民皞（鹄汀）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笔谈中，毛奇龄却挨了打。“余问：即今海内学问朱、陆何尚？鹄汀曰：都尊紫阳。如毛甡之逐字驳朱，这是天性不畏王法。驳朱，合处小，拗处多，其合处未必有功于儒门，其拗处乃反有害于世道。欲教育者为知己，不打则不识情，骂祖骂佛还是爱根。毛之驳朱，虽曰自居以功臣，打得见血，孰信其爱朱门？结邻宜不得不忙授临安府告了一道状色，阎罗不问曲直，拿了毛先生，赏了三十竹篦。这毛甡忍过了，一眉不攒，都呼打得好。包公大怒，更唤壮健做公的加力猛下。这毛甡终不承了。毛甡平生自认‘知我罪我在驳朱’。朱子独于《春秋》都不着乎，大是通旷。补亡一章，消受了小儿辈许多利嘴；尽去小序，未免毒遭老拳……”（《燕行录全集》，林基中编著，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55册90页）王民皞（鹄汀）是一位社会中下层的举子，与朴趾源相厚，他通过这则非常通俗化、口语化的故事告诉朴趾源他心目中的毛奇龄反朱子。首先，他承认毛奇龄反朱子，是对权威的一种挑战，毛奇龄批评朱子之处有对有错，但功不抵过，反而影响世道人心。其次，他先以“打是亲骂是爱”来类比毛奇龄对朱子之爱，后又称毛批朱太过已偏离其本心了。再次，他讲了一则“毛奇龄挨打”的故事。他引入阎王与包公两次打毛奇龄便已证明纯属虚构。第一次是阎王命人打毛奇龄三十竹篦，毛奇龄忍过了还呼“打得好”，这一处细节正体现了毛奇龄对权威的蔑视。第二次，包公命壮健之人打毛奇龄，毛奇龄终于忍不住了。毛奇龄两次挨打的不同反应，正是对毛奇龄非常辛辣的讽刺。毛奇龄反朱子越战越勇，有《四书胜言》《论语稽求篇》等。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有《四书改错》二十二卷，专驳《四书章句集注》中三十二类错误。但当晚年康熙皇帝再次确立了尊朱的官方思想，毛奇龄只好亲手毁《四书改错》书版。这与故事中的“这毛甡终不承了”有着微妙的对应。
　　毛奇龄这种热门的话题人物，清人记录的逸事自然不少。关于毛奇龄与朱子的还有几则，出自平步青的《霞外捃屑》。第一则是引蒋士铨的《忠雅堂文集》：“西河奴视朱子，几同仇敌。及病危，自嚼其舌称快，舌尽乃死”，说毛奇龄以朱子为仇，病危嚼舌而死。第二则是“西河诋毁朱子，词气激嫚，有失著书体裁，以此不得入国史儒林而列文苑”，说毛奇龄不列儒林传正是因为批驳朱子。第三则是“越人相传，谓其束槀为朱子像，注有误处，辄挞之”，说毛奇龄扎草人以为朱子像，朱子注书有误，毛奇龄就抽打草人。这些逸事平步青已证伪，但也可以从中看出时人中流传着毛奇龄与朱子不死不休的仇恨。而这种挑战权威的行为让毛奇龄成为某种学术异端。严元照认为全祖望《萧山毛检讨别传》开创了以为人作传却大胆批评之先，而方苞等对毛奇龄的批评更是将反朱子与绝嗣关联起来：“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望溪集》文集卷六，与李刚主书）这就远远偏离了学术论证的轨道。王民皞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在与朴趾源的笔谈中委婉表达出他显然也并不赞同毛奇龄。
　　王民皞还给毛奇龄起了两个外号，一为“雷公”，一为“蝟公”。“鹄汀曰：雷公驳朱还如刁民具控。余问：雷公谁也？鹄汀曰：毛奇龄，国初大家也。余笑曰：毛脸雷公。鹄汀曰：是也。又称蝟公，谓其遍身都是刺也。余曰：《西河集》愚亦曾一番骤看，其经义考证处或不无意见也。鹄汀曰：大是妄人也。即其文章亦如刁民具控。毛蕭山人也，其地多书吏，善舞文。故明眼人目毛曰‘萧气未除。’”（林基中编著，《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55册157页）“雷公”（“毛脸雷公”）明明是《西游记》中指称孙悟空的，“蝟公”则是刺猬，王民皞以猴子、刺猬来比喻毛奇龄。当朴趾源为毛奇龄辩护“其经义考证处或不无意见也”，王民皞却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毛奇龄“经义考证”的说服力归因于毛奇龄会写文章，“萧气未除”。“萧气”一语双关，既可解为萧山人的性格，又可以解为阳臭，臭气一种。王民皞的批评实在幽默而深刻。
　　毛奇龄能成为话题人物的另一关键正是其性格特色。毛奇龄性格狂傲，《西河合集·复章泰占质经问书》中品评古之学者云：“自汉迄今，惟西汉有孔安国、刘向，东汉有郑玄，魏有王肃，晋有杜预，唐有贾公彦、孔颖达，合七人。而他如赵岐、包咸、何休、范宁之徒，皆无与焉。即或博综典籍、胸有筐箧如吴之韦昭，晋之郭璞，唐之李善、颜师古，宋之马端临、王应麟辈，并于经学无所预。降此而元明响绝矣。”于古今学者，毛奇龄竟只算七人，其狂妄可见一斑。毛奇龄性格随意，好友施闰章《毛子传》称之为“负才任达”，“与人坦然无所忤”。《西河诗话》中也记载过毛奇龄“康熙壬戌元旦，侍班先候午门外，高丽使见予手所温张铜熏器，以为奇，嗾其群来观。予意欲与之，一朝士沮之曰：‘不可，朝臣岂宜与外国使通赠遗者。’予遂止”。从当时不少《燕行录全集》的记载看到身为朝臣并不能自由与外国使者相交，很多高官非常忌讳，可毛奇龄则全无忌讳，确实太过随意。毛奇龄好骂好与人论争，以淳于髡自比，又让人感觉无可奈何。全祖望讽之为“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如此种种，毛奇龄完全不符合对经学家严肃、严谨的想象，更像是一位有才华而不修边幅的风流文士。 　　当然，今人说起毛奇龄，更多是将他作为汉学开山，这是与乾嘉学派的阮元、焦循、凌廷堪等的提倡分不开的。阮元为《西河合集》作《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1796）云：“萧山毛检讨，以鸿博儒臣，著书四百馀卷，后之儒者或议之。议之者以检讨好辨善詈，且以所引、证索诸本，书间有不合也。余谓善论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长而正其误。若苛论之，虽孟、荀无完书矣。有明二一百年，以时文相尚，其弊庸陋谫僿，至有不能举经史名目者。国朝经学盛兴，检讨首出于东林、蕺山空文讲学之馀，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阮元，《揅经室二集》，中华书局，1993年，542页）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萧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书，初时鲜过问者，自阮文达来督浙学，为作序推重之，坊间遂多流传。”记载了阮元推广前毛奇龄少有学人问津，阮元推广之后则多有流传。
　　但从《热河日记》所记来看，阮元推重毛奇龄之前，毛奇龄也并非全然无人问津。乾隆四十五年（1780）七月初三，朴趾源想跟凤城通远堡的一位富先生借书被要索厚价，只好记下书目打算进京去书肆考求，其中《说林》《毛西河诗话》赫然在列（《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53册330页）。可见，此时毛奇龄的著作大清边境一位普通商人便能拥有。其后，朴趾源也承认已看了毛奇龄的《西河集》，认为毛奇龄在经义考证方面有所长。他《热河日记·铜兰涉笔》中也曾引用了毛奇龄驳斥朱子的“淫诗说”，并肯定了毛奇龄对《诗》小序的研究。（《燕行录全集》，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55册207～209页）
　　其时，燕行使往来高丽与清朝并留下了大量《燕行录》。朝鲜及日本、琉球等距离清朝不远，分享了当时东亚共有的文人共同体。这个文人共同體以人与书籍为交流的载体，以共同的语言为工具，以共同的学术话语为讨论对象。毛奇龄也是不少燕行使臣的兴趣所在。除了朴趾源，还有李晚秀、李田秀拜谒沈阳名士张又龄询问如何看待毛奇龄，还有徐浩修在纪昀推荐下参看《西河集》，李德懋大赞毛奇龄诗词等等。而朴趾源与王民皞的笔谈中恰巧记下来王民皞虚构“毛奇龄挨打”的故事及将毛奇龄比作猴子与刺猬，反映了当时以王民皞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对毛奇龄的真实而鲜活的态度。这些记载不仅为东亚文化交流史、书籍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则有趣的案例，更为毛奇龄著作的流布及毛奇龄的接受研究补充了非常关键的史料，有助于丰富毛奇龄在被全祖望批评后及被阮元等大加提倡前的接受情况研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