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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了一份刚刚披露的周恩来的电报,即1949年7月9日《关于浙大学生拒绝竺可桢返校事给华东局的电报》。周恩来在电报中说:“华东局并转谭(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王(王建安,当时任浙江军区司令员):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这一电报发表于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1949年6月~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以下是笔者对此的解读。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至战后乃至内战即将结束时的1949年,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之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甚至曾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斗争的周恩来也为此特别关注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并怀疑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杭州学生运动“有否偏向”?显然,很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
竺可桢当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谓宜人。从他的资历来说,竺可桢先后就读于新式学校的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期间还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此后他即以“科学救国”的理念,开始了漫长的报效祖国的历程,先后授教于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以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成为中国此一领域的一代宗师。随后,竺可桢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继又任教于南开大学等,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后又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科学工作实践和大学、书局经历的锤炼,使竺可桢成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化人,有此作为铺垫,到了战前的1936年,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家乡、也即中国文化大省浙江的一位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随后,在他的主持之下,该校由先前的一所地方性大学一变而为全国瞩目的名校,俨然可与北大、清华、南开等相媲美。此后,所谓慷慨悲歌,抗战中的浙大实行“西迁”,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辗转数省而弦歌不辍,期间还培养出了李政道等一批青年才俊,以致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李约瑟先生盛誉其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沾沐竺校长教育思想而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那么,竺可桢是何以做到了这些的呢?或者可以这样发问:后来竺校长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那些予人以柄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曾成就了竺可桢和浙江大学,而在沧桑鼎革之际,它却不免受到了质疑,并进而成为让人讨嫌的东西了。
竺可桢就任校长时,鉴于前任校长郭任远(郭为心理学家)的失败,自始就对办学方针有所规划,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力求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所谓“通才教育”。以这样的标杆来要求,那么,大学就不应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它须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做尽文章,务必“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于是,竺可桢到任不久,就特意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不可能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坚决摒弃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确定了为社会树立“中流砥柱”的办学理念和民主办学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所大学不是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是造成这样的人才:“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这是一般学校学院式的教学所难能企及的。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其目标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更要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样的气度,不可谓不宏阔,亦是之堪谓所谓大学。
竺可桢始到浙大,随即实施改良之法,首先是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他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出山;又改变“大一”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并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学生跨系选修和辅修,使之触类旁通,也使各学科能够渗透。此外,他更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倡导“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1)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同时大学本身也才能名符其实。
竺可桢反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他除了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如战时欠薪成为家常便饭时,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筹款,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如当时北大等已由新潮的“胡适派”独领风骚,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并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到了浙江大学,有邵祖平、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等,以及与竺可桢是校友的前“东大”教师和学生的钱基博、郭斌龢(他与吴宓、梅光迪等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张其昀、王焕镳、陈训慈等,当然也有新派的丰子恺等。由这些学者组成的团队,显然是维护中国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到了浙江大学办学方针的指向。其次,所谓大学办学第一宗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之后,伴随着政治时局的激烈动荡,中国的各所高等学校已势不可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攘夺的一个重要战场,深深地卷入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一向主张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竺可桢则力图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早在他被授命为浙大校长之时,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三条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用人有全权;学校不受政党之干涉。后来这三条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由此浙大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在那些战争和政治纷扰的急风骤雨之中,竺可桢又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也由此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在一个大时代风气骤然变迁的情况下,这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竺可桢遇到了“新问题”。
竺可桢办学的历史背景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一是他的社会关系。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后来在“洗澡”运动时,他的外甥、北大化学系蒋硕健教授(竺可桢的连襟、国民党外交家蒋作宾的儿子)给他提意见,以为竺可桢过去“对于敌友尚不能分清”,“对于蒋、邵(即其连襟的蒋作宾和邵元冲)二家只说其腐化,而并没有仇恨之意”。蒋作宾,国民党高官,还曾保释过中共的廖承志、何天华;邵元冲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在“西安事件”中死于流弹;竺可桢的另一个连襟是陈西滢,即鲁迅笔下曾极尽讽刺谩骂的那个陈源,当时陈源是职任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此前竺可桢听说他从欧洲赴美国,迭叹“我们争取他回国,至此已绝望,他大概投奔胡适去了”。陈源究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的遗孀、著名作家凌叔华于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国。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时的科学家,当年蒋介石也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由蒋的幕僚长陈布雷提议,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邵元冲等也一致赞同)。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桢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而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加之当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极力劝他接任校长一职,夫人张侠魂(竺的妻姊张默君则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话来:“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如此,竺可桢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几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其中只有“半年为限”被打破了。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的光辉篇章由此揭幕。
13年办学提倡“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这不错,比如他爱护学生,特别是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有人称他是“东南民主营垒”浙江大学的“保姆”,等等。其实,这也是竺可桢一贯的做法,即他虽然反对政党干扰学校,但绝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就在抗战胜利后,当时许多人已在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则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自“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会有不合理之处”,师生自不能袖手旁观,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学校当亦不能成为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抗战到内战,浙江大学的学潮始终没有停息过。——遵义的“倒孔”(孔祥熙)风潮,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杭州的“学运”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竺可桢更是焦头烂额,奔波于学校和军警当局之间。——今天,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从陆续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而彼时竺可桢校长的内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局促于育人大业和政治风潮之间的“尴尬人”的自白,也是一个谨守职责却又动辄得咎的校长的哀哀哭号。
面对“学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校长。无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辍的一所大学,战后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其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还在他就任不久,当时正值“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的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为此,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张贴壁报,但并未追究其责任。此后,浙大学生组织拟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而学校的军训官则认定其乃一“反动组织”,而竺校长也不附和这种意见,只是会同属下郑晓沧、李寿恒等各院院长与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并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而已,当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涛时,竺校长则立即通知其马上离校避风,对其只作“停学一年”的处理。不久,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夜,正值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并从其宿舍中搜出他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此前胡乔木在浙大时发展的对象)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竺可桢审读了这些信函,认为“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审查陈怀白的要求,并派人将侯焕昭保释出来。后来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曾对国民党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当时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还曾亲手书写了“民主堡垒”的大字,贴在学生会的《生活壁报》上。1942年,大后方学生掀起“倒孔”运动(当时传说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见《竺可桢日记》),浙大学生也在遵义开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外出,但是这回学生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情绪高昂,冲出了学校,在遵义街头游行示威,而军警已密集等待,准备弹压,竺校长闻讯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国民党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设法阻止军警。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会同学生一齐参加游行,这次学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无虞。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此后,竺可桢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前来调查的官员,并处分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开除,但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遂有被捕的危险,竺可桢于是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这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遵义期间,原先竺校长和当局经过“博弈”达成的口头承诺“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1942年1月,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前逝世)的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的搜查,随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随后,竺校长又亲自布置搜集证据,调查事实,并特地去重庆会见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最后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二人保释出来。然而,不久后,史地系学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亦在遵义被捕,后被押至贵阳,直到5月,竺校长才在贵阳见到二人。不成想,正在竺校长寻找营救的办法之时,二人又被转押至重庆“战士青年训导团”的集中营。到了1943年5月,竺校长只身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言及,“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加手铐者,余为之泪下……”。不久,王蕙得以保释,何友谅却被杀害了。这一期间,竺可桢的心灵历程是怎样的惨淡,恐怕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到了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他在精疲力竭之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因为他认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学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葛杯”。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梦般的日子。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随即浙大的校务“处于内外均不谅解之状态中”,学生执意不安葬于子三则不得取消于子三在校内的衣冠冢,而当局以为只需开除若干“左派活动学生”,“则学校即可安静”,随即开出要捉拿的38位学生的名单,竺可桢以为此种办法,之江大学或暨南大学或许“曾行之而有效于一时,但实际此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一方面艰苦地向学生进行解释,一方面又竭力保护学生,对当局的喝令不予理睬,并称“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最后,他绞尽脑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凤凰山浙大公墓为于子三安葬,送殡的近300名学生取消集体步行游行的方式,改为浙大派5辆汽车载送前往。
3月14日,于子三终于得以下葬至凤凰山。
经过此番周折,竺可桢可谓身心交瘁,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游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听说校长心生去意,浙大教授会的同人如苏步青、谈家桢、张其昀等大惊,急忙前来劝慰,学生自治会代表谷超豪等也前来致意。对此,竺可桢表示自己并非轻率辞职,“即临走亦必有交代,使继任者可以顺利工作,决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学生在《上校长书》上签名,挽留竺可桢,但他去意已定矣,因为他知道他已无法继续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如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对浙大著名的“民主墙”——《生活壁报》,此时竺可桢也认为有不妥之处,即政治气味过于浓厚,尤其是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每日新闻》,竟“全载共产党广播,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满;(其)且对外销售”,处事认真的竺可桢随即“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原只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至于“学运”的核心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8年6月,竺可桢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
于是,校长竺可桢无可挽回,他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
这一电报发表于最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1949年6月~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以下是笔者对此的解读。
作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众所周知,从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至战后乃至内战即将结束时的1949年,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之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那么,何以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在浙江大学却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拒竺事件”?甚至曾负责领导国统区地下斗争的周恩来也为此特别关注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并怀疑当时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杭州学生运动“有否偏向”?显然,很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
竺可桢当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可谓宜人。从他的资历来说,竺可桢先后就读于新式学校的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唐山路矿学堂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期间还参加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此后他即以“科学救国”的理念,开始了漫长的报效祖国的历程,先后授教于武昌高师、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等,以教授气象学和地理学成为中国此一领域的一代宗师。随后,竺可桢又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继又任教于南开大学等,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后又专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多年的科学工作实践和大学、书局经历的锤炼,使竺可桢成为一名卓越的科学家和文化人,有此作为铺垫,到了战前的1936年,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家乡、也即中国文化大省浙江的一位校长——浙江大学校长。随后,在他的主持之下,该校由先前的一所地方性大学一变而为全国瞩目的名校,俨然可与北大、清华、南开等相媲美。此后,所谓慷慨悲歌,抗战中的浙大实行“西迁”,竺校长率领全校师生辗转数省而弦歌不辍,期间还培养出了李政道等一批青年才俊,以致当年亲赴浙大参观的李约瑟先生盛誉其为“东方剑桥”。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13年之中,浙大从原来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的规模,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系(最多时达30个系)、10个研究所,教授也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千余人,先后沾沐竺校长教育思想而成为国家高级专门人才的浙大学生(诸如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叶笃正、谷超豪等)也达3500余人,换言之,这些人才后来几乎全是新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
那么,竺可桢是何以做到了这些的呢?或者可以这样发问:后来竺校长受到学生运动的冲击,那些予人以柄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曾成就了竺可桢和浙江大学,而在沧桑鼎革之际,它却不免受到了质疑,并进而成为让人讨嫌的东西了。
竺可桢就任校长时,鉴于前任校长郭任远(郭为心理学家)的失败,自始就对办学方针有所规划,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力求贯彻既吸收传统精华又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并符合世界潮流的办学宗旨——所谓“通才教育”。以这样的标杆来要求,那么,大学就不应只是知识传授的场所,它须让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做尽文章,务必“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于是,竺可桢到任不久,就特意质询教育部长王世杰:“关于办学方针是否采英美之学术自由或法西斯蒂独断行为?”在不可能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坚决摒弃不合“现时世界形势之正确潮流”又不符“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的前任校长的办学方针,确定了为社会树立“中流砥柱”的办学理念和民主办学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所大学不是单纯的技艺传授,而大学最终应该达到的是造成这样的人才:“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显然,这是一般学校学院式的教学所难能企及的。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其目标不仅在“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更要推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这样的气度,不可谓不宏阔,亦是之堪谓所谓大学。
竺可桢始到浙大,随即实施改良之法,首先是改变国文系、历史系没有教授的状况,他聘请马一浮、邵裴子等出山;又改变“大一”分系分科过早的状况,并在打好学科基础的前提下,提倡学生跨系选修和辅修,使之触类旁通,也使各学科能够渗透。此外,他更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倡导“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1)不盲从,不附合,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同时大学本身也才能名符其实。
竺可桢反复强调教授的重要性,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人选为转移”。他除了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来校任教、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稳定教授群体(如战时欠薪成为家常便饭时,他总是想尽种种办法筹款,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更主张“有容乃大”即“容纳各派人才”,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到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如当时北大等已由新潮的“胡适派”独领风骚,许多“文化保守主义”(如“学衡派”)的学者纷纷南下,并且相继从东南大学迁移到了浙江大学,有邵祖平、梅光迪、张荫麟、胡刚复等,以及与竺可桢是校友的前“东大”教师和学生的钱基博、郭斌龢(他与吴宓、梅光迪等都是哈佛大学“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弟子)、张其昀、王焕镳、陈训慈等,当然也有新派的丰子恺等。由这些学者组成的团队,显然是维护中国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影响到了浙江大学办学方针的指向。其次,所谓大学办学第一宗旨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之后,伴随着政治时局的激烈动荡,中国的各所高等学校已势不可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攘夺的一个重要战场,深深地卷入进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而一向主张学术和教育独立的竺可桢则力图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早在他被授命为浙大校长之时,他就向教育部提出三条要求:财政须源源接济;校长用人有全权;学校不受政党之干涉。后来这三条基本上得到了保障,由此浙大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在那些战争和政治纷扰的急风骤雨之中,竺可桢又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也由此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但是,在一个大时代风气骤然变迁的情况下,这显然已是不合时宜的了,竺可桢遇到了“新问题”。
竺可桢办学的历史背景和资源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问起竺可桢“在政治上表现究如何”,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这一是他的社会关系。竺可桢与国民党许多高官都是往来甚密的好友,与其中一些人还有亲戚关系。后来在“洗澡”运动时,他的外甥、北大化学系蒋硕健教授(竺可桢的连襟、国民党外交家蒋作宾的儿子)给他提意见,以为竺可桢过去“对于敌友尚不能分清”,“对于蒋、邵(即其连襟的蒋作宾和邵元冲)二家只说其腐化,而并没有仇恨之意”。蒋作宾,国民党高官,还曾保释过中共的廖承志、何天华;邵元冲也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素有清名,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在“西安事件”中死于流弹;竺可桢的另一个连襟是陈西滢,即鲁迅笔下曾极尽讽刺谩骂的那个陈源,当时陈源是职任台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此前竺可桢听说他从欧洲赴美国,迭叹“我们争取他回国,至此已绝望,他大概投奔胡适去了”。陈源究竟没有回来,多年后,他的遗孀、著名作家凌叔华于垂暮之年才回到了祖国。
浙江人士,又是名重一时的科学家,当年蒋介石也对竺可桢颇为看重,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就是蒋的“钦点”(由蒋的幕僚长陈布雷提议,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邵元冲等也一致赞同)。不过,当时竺可桢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书生,然而,大家都看重自己,竺可桢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而且“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加之当时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也极力劝他接任校长一职,夫人张侠魂(竺的妻姊张默君则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放出话来:“如今办大学者风气不好,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如此,竺可桢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多方的咨询,遂提出自己“出山”的几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其中只有“半年为限”被打破了。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的光辉篇章由此揭幕。
13年办学提倡“求是”,而当政治风潮汹涌进入校园之后,校长竺可桢所凭借的治校宗旨和思想资源,一仍是他的自由主义,甚至这也影响到他对“学运”的立场和态度。
当年和后来很多人认为:竺可桢是一个进步人士。这不错,比如他爱护学生,特别是在“学运”中积极参与营救被捕学生,甚至有人称他是“东南民主营垒”浙江大学的“保姆”,等等。其实,这也是竺可桢一贯的做法,即他虽然反对政党干扰学校,但绝不反对学生参与政治,就在抗战胜利后,当时许多人已在深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而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则认为:抗战胜利,国难已靖,大学的办学方针自“应以理智为重,本校‘求是’校训,亦即此意”,但“近年官吏贪污,学风不良,非道德之咎,实社会有不合理之处,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既然“社会有不合理之处”,师生自不能袖手旁观,为了“符合民主之潮流”,学校当亦不能成为社会之外的孤岛。从抗战到内战,浙江大学的学潮始终没有停息过。——遵义的“倒孔”(孔祥熙)风潮,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杭州的“学运”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竺可桢更是焦头烂额,奔波于学校和军警当局之间。——今天,这一切,包括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从陆续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中看到,而彼时竺可桢校长的内心世界,更是分明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局促于育人大业和政治风潮之间的“尴尬人”的自白,也是一个谨守职责却又动辄得咎的校长的哀哀哭号。
面对“学潮”
“最是文人不自由”,何况校长。无法想象此前弦歌不辍的一所大学,战后在政治风潮的不断冲击下,其校长会烂漫热情于其间,尽管“学潮”拥有充足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竺校长,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又对不断升级的“学潮”头疼不已,他艰难地在当局和“学运”之间充当着调停、博弈的角色。
还在他就任不久,当时正值“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的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为此,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张贴壁报,但并未追究其责任。此后,浙大学生组织拟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而学校的军训官则认定其乃一“反动组织”,而竺校长也不附和这种意见,只是会同属下郑晓沧、李寿恒等各院院长与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并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而已,当杭州公安局欲逮捕梁涛时,竺校长则立即通知其马上离校避风,对其只作“停学一年”的处理。不久,就在抗战爆发的前夜,正值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并从其宿舍中搜出他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此前胡乔木在浙大时发展的对象)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竺可桢审读了这些信函,认为“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审查陈怀白的要求,并派人将侯焕昭保释出来。后来浙大迁至贵州,竺可桢曾对国民党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明言: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高文白竟同意了。当时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还曾亲手书写了“民主堡垒”的大字,贴在学生会的《生活壁报》上。1942年,大后方学生掀起“倒孔”运动(当时传说孔祥熙派“飞机去港接洋狗,而吴稚晖全家、胡宗南、王儒堂、王宠惠、郭复初均不得出”。见《竺可桢日记》),浙大学生也在遵义开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闻讯则电令必须阻止,竺可桢先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外出,但是这回学生没有听他的话,他们情绪高昂,冲出了学校,在遵义街头游行示威,而军警已密集等待,准备弹压,竺校长闻讯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打招呼,又亲自走访国民党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设法阻止军警。最后,竺可桢还是不放心,索性赶到学生游行队伍前面,会同学生一齐参加游行,这次学生游行因此得以安全无虞。一边与当局周旋,一边要求学生“守法”和克制,这就是当时竺可桢的作为;作为校长,他是恪守了自己的职责的。此后,竺可桢一方面致电教育部引咎辞职,一方面也不得不开列一批名单给前来调查的官员,并处分了部分学生(其中,有两名学生按章被开除,但考虑到开除之后他们不再是学生,遂有被捕的危险,竺可桢于是推迟公布开除公告,等到地方当局向学校要人时,这两名学生已远走高飞了)。
遵义期间,原先竺校长和当局经过“博弈”达成的口头承诺“浙大办学在此,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维持。1942年1月,助教潘家苏和学生滕维藻(后为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校长,不久前逝世)的住处受到国民党湄潭党部的搜查,随后二人被拘押。竺可桢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随后,竺校长又亲自布置搜集证据,调查事实,并特地去重庆会见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最后花费巨大的努力,将二人保释出来。然而,不久后,史地系学生王蕙和曾任“黑白文艺社”社长的何友谅亦在遵义被捕,后被押至贵阳,直到5月,竺校长才在贵阳见到二人。不成想,正在竺校长寻找营救的办法之时,二人又被转押至重庆“战士青年训导团”的集中营。到了1943年5月,竺校长只身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言及,“车至青木关,在站见一穿制服者押一学生模样加手铐者,余为之泪下……”。不久,王蕙得以保释,何友谅却被杀害了。这一期间,竺可桢的心灵历程是怎样的惨淡,恐怕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到了1945年4月,遵义的浙大学生再次掀起学潮,竺可桢周旋其间,不堪其苦。他在精疲力竭之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次如有罢课行为,不惜全体开除。以此等要挟手段不可为法。”因为他认为:“凡民主必先注意两点,即法治精神与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亦须尊重少数人之意见。”
不久,回到杭州的浙大再次掀起“学潮”。1946年6月13日,杭州五千余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国民党浙江省警备副司令竺鸣涛要求竺校长开除为首的七名浙大学生,竺校长表示“尚需调查”,敷衍搪塞了过去。然而不久,浙大的“学潮”终于到了高潮。——1947年,“于子三案”发生,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竟在被捕后死于狱中,而围绕所谓“于子三系自杀”的定谳,竺可桢与国民党当局几成决裂之势,反之,围绕安葬和纪念于子三,竺可桢亦与“学运”方面发生摩擦,几乎受到“葛杯”。这是竺可桢执掌浙大13年之中最艰难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噩梦般的日子。
10月29日晚上,竺可桢在监狱亲眼看到躺在板床上的冰冷的于子三。他不顾胁迫,拒绝代表校方签字承认于子三是自杀。随即,他在南京对《大公报》、《申报》的记者表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之死是千古奇冤。”他还说:此案的最后结局,将“判明政府法治精神充分与否及保障人权志愿之有无”。消息见报后,全国为之震惊,官方则要求竺可桢马上在报纸上予以更正,竺可桢则回答道:“报道是事实,无法更正。”随即,金陵大学以罢课予以响应,随之,中央大学、乃至全国各地的高校纷纷罢课为浙大声援,是之为“于子三运动”。这是内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干柴烈火,它迅速燃起火焰,成为“第二条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浙大的“学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围绕悼念和安葬于子三,国民党当局与浙大“学运”针尖对麦芒,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可谓焦头烂额。当时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认为这次“学潮”的根子“仍在浙大本身”;至于竺可桢,本是“国内第一流校长”,却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云云。
竺可桢渐渐与国民党当局拉开了距离,反之,他与日益炽烈的“学运”也越来越不合了。在浙大的校务会议上,竺校长表示:“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于是,围绕如何处理于子三的尸体,试图尽早平息事件的当局与浙大无法达成共识,看出“学运”是借势发难的竺校长也与“学运”形成牴牾。此时此刻,这个校长的位子,是越来越难坐了。
彼时,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校方立即埋掉于子三的尸体,被竺可桢拒绝。此后他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又经过一番口舌,当局也同意选定19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为于子三出殡。然而,围绕送葬队伍的路线、是否允许有仪仗和挽联等,当局与学生复又纠缠不休,学生则必欲出殡时要经过杭州的热闹街道,且游行并沿途唱挽歌等。竺可桢与双方“博弈”,最后只得发出布告,“告诫学生不得任意出外游行,并说明自治会不听学校劝告,若有意外,学校决不负责”等。“学运”领袖自然不肯听从,随即大张写有“报仇”等字样的旗帜,集合学生于校内“阳明馆”前,高唱“抬着你尸首往前走,走在这中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呀,记着记着,今天将将士来埋葬。凶手凶手,你不要高兴,你的死期将到临”的挽歌,浩浩荡荡,准备发起抬棺游行。竺可桢听到这挽歌,本能地预感到“此类挽歌比任何标语更为恶毒,故军警若知道势非冲突不可”。此时当局突然变卦,禁止为于子三出殡,并派出流氓队伍冲进学校,骚扰和殴打学生,一些学生躲避不及,受到伤害,如后来成为浙大校长的韩桢祥院士,头部就遭到殴打而负伤。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此时教育部甚为紧张,杭立武、朱家骅先后打来电话询问,又派特派员前来“安抚”,当这位特派员提到学校应开除学生时,竺可桢说:“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时还有人主张为防止学生暴动,可“召军警入校”,竺可桢则坚决反对,“因此与余素来主张极端相反”,他还认为:“余始终认大多数学生乃善良的也。”不过,竺可桢的主张毕竟是动辄得咎,为双方所不喜,随即浙大的校务“处于内外均不谅解之状态中”,学生执意不安葬于子三则不得取消于子三在校内的衣冠冢,而当局以为只需开除若干“左派活动学生”,“则学校即可安静”,随即开出要捉拿的38位学生的名单,竺可桢以为此种办法,之江大学或暨南大学或许“曾行之而有效于一时,但实际此种方法只能收效于一时”。于是,他一方面艰苦地向学生进行解释,一方面又竭力保护学生,对当局的喝令不予理睬,并称“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而“校中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且“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最后,他绞尽脑汁,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在凤凰山浙大公墓为于子三安葬,送殡的近300名学生取消集体步行游行的方式,改为浙大派5辆汽车载送前往。
3月14日,于子三终于得以下葬至凤凰山。
经过此番周折,竺可桢可谓身心交瘁,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游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听说校长心生去意,浙大教授会的同人如苏步青、谈家桢、张其昀等大惊,急忙前来劝慰,学生自治会代表谷超豪等也前来致意。对此,竺可桢表示自己并非轻率辞职,“即临走亦必有交代,使继任者可以顺利工作,决不拂袖挂冠而去”。此后浙大千余学生在《上校长书》上签名,挽留竺可桢,但他去意已定矣,因为他知道他已无法继续在浙大工作下去了。
所谓“天下之大,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局如此,加之学生运动波澜四起,带头者更是“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段太玩弄”,此前所以凭借的“求是”校训等等,根本无济于事,而原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以及由此形成的丰富的校园文化,如今已是一边倒的态势,如学生自治会的刊物《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等,“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竺可桢又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竺可桢只有摇头;不久,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的春季音乐会,然而合唱中有沈思岩先生创作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也“均嫌政治气味太重”。对浙大著名的“民主墙”——《生活壁报》,此时竺可桢也认为有不妥之处,即政治气味过于浓厚,尤其是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每日新闻》,竟“全载共产党广播,为(浙江)保安司令部所不满;(其)且对外销售”,处事认真的竺可桢随即“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原只登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所有这些,虽然校长没有强行干预,却行同“书傻子”,竺可桢竟不懂那已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了。至于“学运”的核心组织——学生自治会,早在1948年6月,竺可桢在致同人的信中就曾表示:“弟十数年来素主张教授治校,大学应以校务会议为最高权威,而历届学生自治会,不了解此种精神,擅自主张学生有遵守自治会章则之义务,而无奉守校规及校务会议议决案之义务。此点不明白纠正,浙大将永无宁日。”
于是,校长竺可桢无可挽回,他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