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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石油经济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沙特阿拉伯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理念传入沙特阿拉伯。经过战后初期、海湾战争时期和世纪之交三个阶段，“自由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经历了从西化向本土化的发展历程。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目标从争取经济权利向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逐步深入，最终在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框架之下，整合了逊尼派伊斯兰主义、世俗自由主义和什叶派多元主义等多种社会力量，形成一种具有统一倾向的伊斯兰自由主义。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公民权；现代化；伊斯兰自由主义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019-10
二战以后，石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沙特阿拉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外向型的石油经济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西方的“自由主义”等现代政治理念传入沙特阿拉伯，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开始了本土化的历史进程。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专著，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散见于通史性著作中，仅有少量文章论及个别历史事件。①本文以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沙特阿拉伯的三个发展阶段为实例，分析每个阶段自由主义的表现和内涵，阐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讨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的历史特征。
一、战后初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表现为石油工人罢工及工会的建立、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出现和自由亲王运动的兴衰。战后石油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在沙特阿拉伯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以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巨额的石油收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沙特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明显。沙特家族及其盟友将巨额的石油财富据为己有，迅速成为沙特社会最富有的阶层。包括石油工人在内的社会下层民众却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
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与美国技术管理人员的生存环境悬殊巨大，阿美石油公司的裁员行动以及不断上涨的物价更加剧了石油工人的不满情绪。1953年6月末，宰赫兰油田的石油工人自发成立沙特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组织“工人委员会”。该组织宣布代表6500名阿美石油公司工人，向阿美石油公司管理部门和沙特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增加石油工人的薪水、取消种族歧视、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时要求沙特政府批准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33.沙特政府断然否决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将工会发言人监禁，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事。1953年10月，王储沙特在东方省考察时，各主要油田的约13000名什叶派石油工人举行示威运动，抗议他们的贫困待遇，进而导致阿美石油公司工人的第一次总罢工，共约两万名石油工人参加。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98.沙特政府立即调遣军队进驻东方省，逮捕了许多拒绝停止罢工的工人。第一次石油工人总罢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改善石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阿美石油公司迫于压力，改善工人的待遇，为工人修建住房，提高日工资的最低标准，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改进工人的晋升规则，恢复食品和衣物补贴，并为工人的孩子建立了第一所学校。王储沙特继任国王之后，为了缓解矛盾和巩固统治，颁布王室法令满足了石油工人的部分经济要求，承诺给阿美石油公司工人增加20%的工资。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8， p.73.然而，沙特政府拒绝承认工会具有合法地位，国王沙特还在1954年初颁布王室法令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并建立“广播、新闻和出版最高委员会”来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1956年6月9日，国王沙特视察宰赫兰油田，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沙特政府关闭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增加工人的工资、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保障工人的权利、消除种族歧视。6月11日，国王沙特颁布法令，禁止工人游行示威和成立工会，并大肆搜捕和迫害示威运动参与者。在这种形势下，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于7月17日举行第二次总罢工，要求制定宪法和实行宪政、允许政党和民众团体的合法存在和活动、承认工人成立工会的合法权利、取消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的王室法令、收回宰赫兰空军基地、制止阿美石油公司干预国家内政，以及释放被捕工人等。沙特军警迅速镇压了这次罢工运动，沙特政权颁布新的王室法令，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罢工和示威运动，石油工人的政治性要求完全被沙特政权否决。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p.37.
50年代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石油工人总罢工揭开了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模式民众运动的序幕。1953年的罢工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和福利性的要求。1956年的罢工运动中，石油工人的要求从经济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具有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的初步倾向。50年代，沙特阿拉伯还陆续出现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包括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希贾兹地区城市中的中等阶层，以及接受过国外训练并同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军人联系密切的沙特军官。
第一次石油工人总罢工的领导人和一些纳季德知识分子在1953年底成立“民族改革阵线”。“民族改革阵线”反对帝国主义和西方石油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的控制和束缚，强调沙特阿拉伯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主张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基础上的宪政制度，保障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保障民众权利，发展民族经济，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官方宗教机构“劝善戒恶委员会”，要求加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合作。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39.“民族改革阵线”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倾向，后被沙特政府所取缔，其领导人陆续被捕入狱或逃往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 “民族解放阵线”系“民族改革阵线”在1957年更名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废除与西方国家缔结的军事条约、关闭外国军事基地、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石油开采的国有化、扩大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122.“民族解放阵线”植根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人、武装部队和纳季德人之中，主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其激进倾向对沙特政权的威胁很大，是沙特安全部门的主要攻击目标。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p.73.60年代，沙特“民族解放阵线”的左倾色彩更加强烈，70年代分裂成“沙特阿拉伯共产党”和一些较小的左翼组织。“沙特阿拉伯共产党”强调政治民主、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是沙特阿拉伯政坛的左翼派别。
“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由“工人委员会”成员纳斯尔·赛义德在大马士革建立，1958年发表《致国王沙特的公开信》，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和建立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呼吁沙特政府承认民众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保障民众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歧视什叶派穆斯林，要求废除奴隶制，以及关闭宰赫兰的美国军事基地。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45.1961年以后，“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改称“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其支持者仅限于阿美石油公司劳工和杰贝勒·沙马尔人，但对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及其他外籍阿拉伯人有重要影响。
面对自由主义民众运动的兴起，国王沙特调遣精锐的突击队和国民卫队联合驻扎在东方省以防范罢工和暴乱，王国的安全机构亦大肆搜捕哈萨和希贾兹地区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一时期，沙特王室内部亦兴起了自由主义改良派系“自由亲王”，主张在维持沙特王权和伊斯兰国体特征的前提下，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并制定宪法，建立最高法院和最高计划委员会，使沙特阿拉伯王国逐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57.推进社会改革，实行保护人权的措施。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44.“自由亲王”以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首，主要包括一些年轻的亲王纳瓦夫、白德尔、法瓦兹、阿卜杜勒·穆赫辛和马吉德。“自由亲王”一度支持费萨尔出任首相，后转而支持国王沙特恢复权力并加入国王沙特的新内阁。1961年，“自由亲王”提出一份宪法草案，规定沙特阿拉伯是大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一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伊斯兰教主权国家，伊斯兰教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基本源泉；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大臣会议的权限；沙特王位的继承人应从先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家族成员中遴选；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实行社会平等，赋予民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Peter W. Wilson and Douglas F. Graham， Saudi Arabia： the Coming Storm， Armonk： M.E. Sharpe， 1994， pp.5051.
“自由亲王”得到沙特阿拉伯部分中等阶层民众的支持，主要包括一些具有外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创建人之一、时任石油和矿产资源局局长的阿卜杜拉·塔里其。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自由亲王”的宪政和代议制改革主张为他们提供了接近王国政治权力的途径。然而，瓦哈比派官方宗教权威严厉批评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与伊斯兰教法不符。国王沙特亦随之宣布，《古兰经》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宪法，也是沙特政治原则和社会法则的唯一源泉。国王沙特随后颁布《国家安全法》，明令禁止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背叛国王，禁止组建政党，禁止宣传非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散布不满言论，违者将处以死刑或者25年监禁。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p.86.“自由亲王”与国王沙特的矛盾激化，亲王塔拉勒离开沙特阿拉伯，在贝鲁特继续呼吁实施沙里亚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建立一种立宪民主制度。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61.
1962年10月，亲王塔拉勒宣布建立“阿拉伯解放阵线”，继而与“民族解放阵线”合并成立“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其核心主张是建立一种立宪民主的政府形式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保障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保障民众建立政治组织和商业联盟的权利；保障民众罢工和示威的权利；改组政府机构；发展教育，引进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促进工业化，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分配无主土地，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医疗卫生和通讯事业；用现代武器武装军队；重新签订有利于沙特阿拉伯国家利益的石油协议，创办国有石油公司；鼓励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和军事基地；实行积极和平和中立的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69.
当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号召推翻沙特家族政权的时候，塔拉勒与埃及政府的关系恶化，随后脱离“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费萨尔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努力缩小和弥合王室内部各派的分歧，向“自由亲王”发出各种和解的信号。1964年2月，塔拉勒承认他对沙特政府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错误的，同时还表达了他对费萨尔改革的赞赏。“自由亲王”陆续回到利雅得，“自由亲王”运动结束。 战后初期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主要是以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新兴的城市中等阶层和沙特王室内部的年轻王子。这些群体在沙特社会属于权利边缘化的群体，直接来自国外或者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体现出明显的西化和外国化特征，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流思想相去甚远。
二、海湾战争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面对海湾危机时期国内外的紧张局势，沙特社会处于一种普遍的激动和不安状态。西方军队进入沙特阿拉伯之后，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体，由现代主义者、泛阿拉伯主义者、左翼人士和西化的知识分子等多种力量构成。
1990年11月6日，47名女性商人和大学教授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驾车游行，这是自由主义人士的第一次公开行动。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London： C. Hurst & Co. Ltd， 2005， p.41.这些女性曾在美国或欧洲获得驾照，但是沙特阿拉伯不允许女性驾驶汽车，于是这些女性驾驶自己的汽车在利雅得示威和抗议，要求赋予女性驾驶的权利。这些女性的大胆行为引起了沙特社会的强烈反应。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这些女性所属的自由主义群体几乎都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沙特人，是美国军队的出现助长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胆量和阴谋。伊斯兰主义者将这些女性的行为视作对伊斯兰习俗和法律的挑战，他们在王国中到处散发传单，攻击参加游行的女性，甚至提出这些女性是应该被处死的异教徒。数百名伊斯兰主义者向政府请愿，要求惩罚这些女性及其支持者。官方宗教权威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颁布费特瓦（宗教法令），确认女性驾驶是非法行为。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Washington：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0， p.30.沙特政府宣布女性的示威运动违反了法律，这些女性被所在工作单位解雇。
1990年11月初，国王法赫德宣布政治改革计划，包括建立协商会议等改革措施。政府的改革计划和政府对驾车女性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由主义群体向沙特政府的请愿运动。1990年12月，43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递交给国王法赫德，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这份请愿书的签署人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们“对现今的政府体制和对尊贵的王族”的忠诚，随后提出10项改革要求：宗教决策的进程要更加公开，所有沙特人都有权在这个进程中与欧莱玛的宗教裁断进行辩论；制定政府基本法；建立协商会议；恢复地区议会的选举；促进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公民不论种族、部落、教派或者社会出身一律平等；建立一个自由的媒体；改革宗教警察系统；赋予女性在社会中更高的地位；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es， pp.186189.这些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来自吉达和东方省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包括前内阁大臣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亚马尼。自由主义者的请愿书是一次“顺从于政府的，属于政府可接受的最小限度内的改革要求”。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London： Hurst & Co.， 2003， p.220.然而，这份请愿书对沙特家族的腐败和任人唯亲提出批评，遂被沙特政权所忽略。这份请愿书对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进程中的垄断权力提出质疑，同时攻击了官方宗教政治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即宗教警察系统，因此被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和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视作另一次世俗主义者的挑衅行为，遂对自由主义群体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海湾战争前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少数派什叶派的思潮和运动亦显示出自由主义的倾向。80年代末，一些什叶派活动家逐渐放弃霍梅尼主义的革命立场，转而宣传什叶派少数群体作为沙特国家的公民，具有沙特文化的同一性，其政治言论也从发动伊斯兰革命转变为要求社会平等、号召政治民主化改革和保护人权。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对沙特政权的批评开始集中在侵犯人权、缺乏宪法和国民议会等问题，同时要求扩大沙特公民的政治参与，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缩减警察拘留和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力。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199. 1990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的领袖哈桑·萨法尔出版了《伊斯兰教中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一书，论述伊斯兰教教义中关于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根据。“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于1991年1月到1994年8月之间出版一份名为《阿拉伯半岛》的杂志，集中讨论人权、宽容、公共管理、政府腐败和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1991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开始在伦敦出版杂志《贾兹拉·阿拉比亚》，并在华盛顿出版杂志《阿拉伯领导人》，以此来取代原来的月刊《伊斯兰革命》。新的杂志采用温和的基调，集中批评沙特国内的人权问题。该组织还提出一份改革计划，其中的许多内容都不仅仅属于什叶派的问题。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84.“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采用自由主义而非教派主义的立场，其社会政治要求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获得了更多沙特民众的认同。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拒绝与萨达姆政权合作，维持了对沙特国家的忠诚。面对自由主义群体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对沙特政府的轮番批评，什叶派组织的领导人克制了他们对沙特王族的不满和挑战。沙特政府转变了对沙特什叶派的看法，认为沙特什叶派组织的领导人是负责任的公民，希望能够与什叶派组织和解以减轻政治压力。1992年6月，哈桑·萨法尔发表声明：“我们不拒绝任何与政府的对话。我们将积极回应包括政治改革和结束宗派主义、地区主义和部落主义等方面歧视的主动行为。”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200. 随后，许多什叶派反对组织成员与沙特政府谈判并结束流亡生涯回归祖国。国王法赫德到东方省什叶派聚居区视察，允诺改善那里的条件。沙特国家承认什叶派的意识形态，逊尼派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与哈桑·萨法尔会谈。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200.沙特政权重新发行学校教科书，修改了曾经关于“什叶派是异端教派之一”的提法。新的教科书提到沙特阿拉伯现有5个伊斯兰教法学派，其中4个属于逊尼派，另一个属于什叶派。国王法赫德命令东方省省长穆罕默德·本·法赫德满足什叶派的要求，包括允许以前不合法的什叶派宗教仪式，归还取消的护照、允许流亡者归国、保证回归的人将免于逮捕或审问。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p.109110.沙特当局释放了许多在押的什叶派活动家。“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接受了沙特家族改进什叶派现状的允诺，不再坚持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对改善本国人权状况的要求。 自从1993年沙特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政策大大减少。然而，什叶派的许多要求并未获得满足，包括执行什叶派法律的权利、修建和崇拜什叶派圣地的权利、维修麦地那的什叶派公墓、举行什叶派宗教仪式的自由、结束政府和大学中对什叶派的歧视，以及普遍改善东方省的什叶派境况。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110.“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采用更加温和的斗争方式，致力于什叶派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哈桑·萨法尔的录音带和著作协调西方的概念和沙特本土的思想，超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界限，将多元主义、言论自由、信仰和伊斯兰传统中正当反抗的理论相结合。哈桑·萨法尔强调什叶派政治参与以及与政府对话的重要性，他还提出私人宗教行为和公共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认为国家不能干涉私人的生活。哈桑·萨法尔将公民社会视为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之间建立理想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发展公民社会，以及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受沙特政府与什叶派和解行动以及“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对话思想的影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萨里于1995年宣布，提倡所有沙特公民的言论自由，包括什叶派和非穆斯林。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pp.254255.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与什叶派在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众权利方面，开始形成相似或一致的要求。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始建于1993年5月，6名沙特著名的宗教人士公开宣布该组织的使命是“消除不公正现象、恢复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人民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和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p.109.“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建立公报中提出，该组织的工作要与《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的共同意见保持一致，要“消除不公正和支持被压迫者……保卫沙里亚规定的权利。”这份题为“改革”的文件要求结束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旅行禁令和刑讯，号召政治和立法权力相分离，要求检查现存的法律以确保它们符合沙里亚。“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和更负责任的公共官员，并且强调这些要求都是基于伊斯兰原则。“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与世界人权运动挂钩，其领导人公开地通过传真与西方媒体联系，并且还在利雅得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尽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最初的活动采用温和的基调，但仍被沙特政府和官方宗教权威视作违法行为并予以镇压。沙特政府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立两周后勒令其解散，随后解除了6名创建者在政府机构中的职务，关闭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p.226. 沙特政府逮捕和审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创建人和支持者，多数人最终获释并流亡伦敦。
1994年4月，穆罕默德·马萨里在伦敦重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并通过英国BBC电台、美国之声、开罗蒙特电台发表该组织的公告。“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声明其主要目标是：清除沙特政权的不公正行为、限制政府的权力、赋予司法部独立的地位和结束沙特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的诬陷。“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要求还包括：决策过程中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言论自由、自由的媒体等。“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宣称死刑是一种不合法不正当的国家行为，其言论和主张广泛采用人权、言论自由和反对独裁主义等现代世界流行的政治语言。“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明确提出，君主制在伊斯兰教中是不合法的，在现代阿拉伯半岛，应该采取完全的民主政治。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pp.111112.穆罕默德·马萨里在威斯敏斯特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他倾向于有着自由的地区性和全国性选举和普遍选举权的“伊斯兰民主”，以及独立的司法体制，女性亦应具有她们的伊斯兰合法权利，包括驾驶的权利。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62.“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公开抨击和挑战沙特家族政权，还发表沙特家族即将倒台的言论，引起沙特王族的厌恶。1995年，一些“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在利雅得被判处死刑。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主要是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西方的教育背景或者是接受了现代的教育和文化，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开始将源自外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沙特历史传统和他们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具有一定社会群体代表性的见解。
三、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思想政治领域出现新的变化。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和谢赫穆罕默德·穆罕曼·萨利赫·欧赛敏在1999年和2001年接连去世，官方宗教权威对社会思想政治领域的控制力降低。海湾战争时期的民间宗教政治领袖赛勒曼·阿乌达、萨法尔·哈瓦里和纳赛尔·欧玛尔等人在1999年陆续获释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思想在沙特社会广泛传播。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曾是利雅得高等法院法官，是1991年请愿书《要求信》签署人之一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重要领袖。1997年获释后，他出版著作集中论述民主、公民社会和沙特民族主义等问题，认为这些概念都能完美地与伊斯兰教相调和。他批评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彻底否定西方政治体制的态度，指出西方政治体制应当成为穆斯林改革家制定法律或建立政府的参考。他认为伊斯兰教需要一种维护公平的政治体制，穆斯林应当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内容必须根据所在社会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他号召建立公民社会，并将独立于官方政治权威的“吉哈德”视作伊斯兰公民社会的一个支柱。他还提出，沙特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伊斯兰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增加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Sum. 2004）， pp.347348.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用自由主义思想看待政治问题，却对将自由主义应用于社会问题持保守态度，反对赋予女性驾驶权，反对男女共同工作。 阿卜杜拉·哈米德是著名的文学教授和宗教思想家，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他写作了大量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从反思宗教入手，强调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创新性解读，从中找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诸如全球化、人权、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等的方法。他认为，宗教改革是政治改革、创建公民社会和建设尊重人权的多元体制的先决条件。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45.他提出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中，政治与宗教没有区别，人权、公民社会或者舒拉（咨询协商）都是确定的事实，因此在现代的伊斯兰社会中也要保障人权、建立公民社会和舒拉的统治。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0.阿卜杜拉·哈米德认为，相比起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民主”，“舒拉”是源自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更加符合沙特社会的需要。
哈桑·马立克曾是教育部的研究员和教授，在为报纸专栏撰稿的同时还出版了许多书籍。他批评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著述和学校课程带有明显的宗教和政治偏见，特别是有关“塔克菲（逐出教会）”和“陶希德（唯一神论）”的论述，并因此公开谴责瓦哈比主义是僵化的极端的学说，宣称如果不对瓦哈比主义做出广泛修改，社会进步就不可能达成。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44.他还强调回归伊斯兰原旨教义的必要性，认为伊斯兰原旨教义是一种具有改革倾向的思想，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和舒拉体制的建立。
曼苏尔·努凯达恩曾是利雅得一所清真寺的伊玛目，后来成为自由职业的记者。他号召重读沙里亚和《古兰经》并进行推理，认为这是沙特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础。他主张教俗分离和远离政治，号召给予女性个人身份证件，同时质疑劝善惩恶委员会的职能和存在合理性。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p.353354.曼苏尔·努凯达恩批判瓦哈比主义及其他形式的萨拉菲主义，特别是其“塔克菲”思想和排他主义倾向。
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曾是海湾战争时期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之一。海湾战争时期，他的著作《知识分子和一名亲王……舒拉和开门政策》号召实行民主政治和保障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改革宣言的代表。世纪之交，他用新的语言重新表述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又强调改革、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和人权等自由主义思想，呼吁保障《古兰经》和“圣训”赋予女性的权利。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p.4546.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原则，二者应当缔造和平、联合一致、达成协议，发展团结信任的友好关系。
90年代末，什叶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以民主政治、人权和公民社会为核心，同时更加强调伊斯兰教和他们对祖国沙特阿拉伯的绝对忠诚，还将沙特民族主义融入到他们的政治言论中。穆罕默德·马赫夫兹在其最新著作《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的挑战》中提出：“只有遵循伊斯兰教义，我们才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展和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将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 穆罕默德·马赫夫兹还说：“我们是沙特人，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求的是在沙特民族统一的框架之下解决什叶派问题”。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7.扎吉·米拉德希望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能获得沙特国家完全承认，同时他还希望提出一种既是民主的又是伊斯兰的改革计划。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阿卜杜拉·哈米德是在沙特阿拉伯拥有较大影响力的觉醒派谢赫。世纪之交，他们新的文化、宗教和政治言论在沙特社会中获得了很多的支持者，包括许多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基于相似的思想主张，诸如强调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一些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与沙特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积极交流，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等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初期的主要表现，是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在报章杂志、媒体、互联网论坛和研讨会中发表言论和交流思想，其活动大都具有非正式和半公开的性质。1998年开办的沙特日报《祖国报》开辟意见专栏，允许在此公开发表政治争论。1999年建立的媒体“开放（infitah）”则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公开发表言论和相互联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2000年建立的名为“穆恩塔达·瓦萨提亚”的互联网论坛以其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吸引了大量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者。2002年初建立的名为“图瓦”的互联网论坛将自己定义为“尊重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家的地域”，其参与者涵盖了从世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群体。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8.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空间。阿卜杜拉·哈米德在利雅得组织一周一次的沙龙，邀请“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领导人哈桑·萨法尔做了题为“社会和平”的演讲，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出席集会。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建立“星期二沙龙”，召集到众多政治、经济、媒体和文学精英在该沙龙中交流思想。什叶派政治家扎吉·米拉德在利雅得组织每周一次的沙龙，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受邀出席。 9·11事件以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压力和逆境有助于一种民族主义氛围的建立。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公开发表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发起一场具有“统一”倾向的改革运动。2002年4月，150人共同签署了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宣言，采用沙特民族主义的基调，强调沙特和伊斯兰属性，同时号召与西方和平共存，表示准备与美国展开对话。“How We Can Coexist，” http：//www.americanvalues.org/html/saudi_statement.html. 2003年初，王储阿卜杜拉收到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祖国现在和将来的愿景”。该请愿书明确宣誓效忠沙特家族，同时要求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号召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以及国家收入的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所有形式的地区性和宗教性歧视、改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要求政治改革，实行权力分割，执行法治；要求所有公民不论其地区、部落和背景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全国和地区议会；要求完全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立即释放或公平地审判所有政治犯，恢复所有被解职的知识分子的职务，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要求组织一次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出席的全国对话会议。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63. 王储阿卜杜拉在王宫接见了该请愿书的其中40位签署人，表现出支持改革的态度。几天后，沙特政府控制的媒体出现了一次“利雅得春天”，发表了许多具有改革倾向的文章，一种相对自由化的官方媒体开始出现。
2003年4月29日，沙特什叶派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要求实行一种宽容的国家政策，承认教派的多样性，尊重公民的人权、尊严、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请愿书还要求政府承认所有公民无论其教派或者宗教背景，都有权利按照他们各自的伊斯兰教义进行礼拜。Richard Dekmejian， “The Liberal Impulse in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 57：3（Sum. 2003）， p.411.2003年6月，纳季兰地区的什叶派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了一份题为“祖国为人民，人民为祖国”的请愿书，承诺忠诚于沙特国家，同时要求平等的权利。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225.
2003年6月，国民对话会议召开，沙特境内所有教派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王储的邀请共同座谈。国民对话会议通过磋商，形成名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女性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出沙特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和伊斯兰教派具有多样性，强调实施改革、确保言论自由及合理分配财富的必要性，并对官方瓦哈比主义司法原则提出批评。2003年10月13日，政府颁布《沙特政府决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公告》，宣布将于2004年举行部分地方议会的选举。
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新的请愿书，名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要求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p.52.这份请愿书将2003年5月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内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归咎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沙特阿拉伯政治参与的缺乏。2004年1月14日，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沙特政府建立了号称独立于政府的“国家人权协会”，但其所有成员都是通过任命产生。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随即宣布另建独立的人权组织，被政府视为过分的挑衅行为。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被捕，他们的罪名是“要求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Tim Niblock， Saudi Arabia： Power， Legitimacy and Survival， New York： Poutledge， 2006， p.103.轰轰烈烈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结束。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涵盖诸多社会群体，诸如知识分子、教界人士、商人和女性。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在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框架之下争取民众权利，是符合沙特阿拉伯历史传统的现代政治思潮和运动。
余 论
在传统社会，“自由”是隶属于法律范畴的概念，系指相对于奴隶的法律身份和地位。在现代社会，“自由”概念的属性从政治范畴延伸到社会范畴，其主要内涵是霍布斯、哈林顿和洛克等思想家们一致论述的“不受强制地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诸如洛克所说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内容，以及霍布豪斯所说的人的独立和平等、财产权，以及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自由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产物，是对自由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传统的代称。李宏图：《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从广义上说，自由主义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80页。从狭义上说，自由主义是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信仰。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Basil： Blackwell， 1984， p.11. 从英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运用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的理论来反对专制统治，其实质是用“公民的权利”反抗“专制的权力”，目标是建立一个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体制。自由主义起源于欧洲，是欧洲文明的核心，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和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而言，皆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的冲击，主权在民、宪法至上、宪政和代议制政府等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伴随着西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伊斯兰世界，与自由主义具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世界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亦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阿拉伯半岛闭塞孤立的地理环境，导致沙特国家自建立以来幸免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并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主流社会，现代化与西化的洪流长期以来未能对沙特国家的发展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二战以后，石油经济的发展彻底打破了阿拉伯半岛数百年来相对封闭的状态，沙特阿拉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战后初期，中东诸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成为中东诸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伴随着二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亦在沙特阿拉伯初露端倪。沙特阿拉伯最初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显然与战后特定的外部政治环境有关。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构成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主体，石油工人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错综交织，主要表现为外来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社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不符，对沙特国家政治和主体民众的影响微乎其微。自由亲王运动受纳赛尔政权的影响，其自由主义思想与宪政和代议制相联系，是王室内部次要派别争夺统治权力的工具，与战后沙特阿拉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发展水平不符，显示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历史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20世纪后半期，沙特阿拉伯经历了长期的石油繁荣。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外向型石油经济的发展、与中东国家和西方的交往，以及沙特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成长，为各种现代政治思想在沙特阿拉伯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沃土。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从战后工人运动主要涉及经济权利和罢工结社权利的要求，到海湾战争时期主要对女性驾车、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等社会权利的要求，再到世纪之交伊斯兰自由主义对平等、民主和宪政等政治权利的要求，自由主义日益呈现出符合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历史传统的特征。从海湾战争时期的女性驾车游行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请愿，到“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和世纪之交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涨，沙特阿拉伯社会中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世俗自由主义和什叶派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密切合作的发展进程，最终形成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框架之下的具有统一倾向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逊尼派伊斯兰主义、世俗自由主义和什叶派多元主义无疑具有不同的宗教政治属性，然而，皆属沙特阿拉伯现代化历程中致力于推动社会政治改革、挑战威权政治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意识形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纵观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成长历程，安拉主权与宪法至上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似的性质，是排斥威权政治和权力垄断、保障法治和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原则。根源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伊斯兰框架之下倡导公民权利，提倡现代文明的自由、宽容和多元性，实现世俗与宗教的兼容并蓄，是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的历史特征。以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历程为例，西方学界通常强调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的世俗属性，系认识的片面和误区。世俗与宗教皆非现代文明的实质所在，世俗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只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模式而已。以宪法至上、主权在民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原则，现代文明无疑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冯 雅）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公民权；现代化；伊斯兰自由主义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01（2016）03-0019-10
二战以后，石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沙特阿拉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外向型的石油经济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西方的“自由主义”等现代政治理念传入沙特阿拉伯，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开始了本土化的历史进程。目前学界尚无研究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专著，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散见于通史性著作中，仅有少量文章论及个别历史事件。①本文以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沙特阿拉伯的三个发展阶段为实例，分析每个阶段自由主义的表现和内涵，阐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探讨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的历史特征。
一、战后初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表现为石油工人罢工及工会的建立、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出现和自由亲王运动的兴衰。战后石油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扩大，在沙特阿拉伯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以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巨额的石油收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导致沙特社会的贫富分化日趋明显。沙特家族及其盟友将巨额的石油财富据为己有，迅速成为沙特社会最富有的阶层。包括石油工人在内的社会下层民众却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
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与美国技术管理人员的生存环境悬殊巨大，阿美石油公司的裁员行动以及不断上涨的物价更加剧了石油工人的不满情绪。1953年6月末，宰赫兰油田的石油工人自发成立沙特有史以来第一个工人组织“工人委员会”。该组织宣布代表6500名阿美石油公司工人，向阿美石油公司管理部门和沙特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增加石油工人的薪水、取消种族歧视、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时要求沙特政府批准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33.沙特政府断然否决了工人的正当要求，将工会发言人监禁，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来调查此事。1953年10月，王储沙特在东方省考察时，各主要油田的约13000名什叶派石油工人举行示威运动，抗议他们的贫困待遇，进而导致阿美石油公司工人的第一次总罢工，共约两万名石油工人参加。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98.沙特政府立即调遣军队进驻东方省，逮捕了许多拒绝停止罢工的工人。第一次石油工人总罢工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改善石油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阿美石油公司迫于压力，改善工人的待遇，为工人修建住房，提高日工资的最低标准，缩短每周的工作时间，改进工人的晋升规则，恢复食品和衣物补贴，并为工人的孩子建立了第一所学校。王储沙特继任国王之后，为了缓解矛盾和巩固统治，颁布王室法令满足了石油工人的部分经济要求，承诺给阿美石油公司工人增加20%的工资。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8， p.73.然而，沙特政府拒绝承认工会具有合法地位，国王沙特还在1954年初颁布王室法令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并建立“广播、新闻和出版最高委员会”来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1956年6月9日，国王沙特视察宰赫兰油田，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沙特政府关闭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增加工人的工资、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保障工人的权利、消除种族歧视。6月11日，国王沙特颁布法令，禁止工人游行示威和成立工会，并大肆搜捕和迫害示威运动参与者。在这种形势下，阿美石油公司工人于7月17日举行第二次总罢工，要求制定宪法和实行宪政、允许政党和民众团体的合法存在和活动、承认工人成立工会的合法权利、取消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的王室法令、收回宰赫兰空军基地、制止阿美石油公司干预国家内政，以及释放被捕工人等。沙特军警迅速镇压了这次罢工运动，沙特政权颁布新的王室法令，严格禁止各种形式的罢工和示威运动，石油工人的政治性要求完全被沙特政权否决。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is， p.37.
50年代的两次声势浩大的石油工人总罢工揭开了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模式民众运动的序幕。1953年的罢工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和福利性的要求。1956年的罢工运动中，石油工人的要求从经济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具有浓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的初步倾向。50年代，沙特阿拉伯还陆续出现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包括阿美石油公司的工人、希贾兹地区城市中的中等阶层，以及接受过国外训练并同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军人联系密切的沙特军官。
第一次石油工人总罢工的领导人和一些纳季德知识分子在1953年底成立“民族改革阵线”。“民族改革阵线”反对帝国主义和西方石油公司对沙特阿拉伯的控制和束缚，强调沙特阿拉伯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主张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基础上的宪政制度，保障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保障民众权利，发展民族经济，要求废除奴隶制和官方宗教机构“劝善戒恶委员会”，要求加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合作。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39.“民族改革阵线”具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倾向，后被沙特政府所取缔，其领导人陆续被捕入狱或逃往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 “民族解放阵线”系“民族改革阵线”在1957年更名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废除与西方国家缔结的军事条约、关闭外国军事基地、实行民主政治、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石油开采的国有化、扩大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122.“民族解放阵线”植根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工人、武装部队和纳季德人之中，主流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其激进倾向对沙特政权的威胁很大，是沙特安全部门的主要攻击目标。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p.73.60年代，沙特“民族解放阵线”的左倾色彩更加强烈，70年代分裂成“沙特阿拉伯共产党”和一些较小的左翼组织。“沙特阿拉伯共产党”强调政治民主、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是沙特阿拉伯政坛的左翼派别。
“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由“工人委员会”成员纳斯尔·赛义德在大马士革建立，1958年发表《致国王沙特的公开信》，要求进行宪政改革和建立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呼吁沙特政府承认民众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保障民众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歧视什叶派穆斯林，要求废除奴隶制，以及关闭宰赫兰的美国军事基地。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p.45.1961年以后，“阿拉伯半岛之子联盟”改称“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其支持者仅限于阿美石油公司劳工和杰贝勒·沙马尔人，但对居住在沙特阿拉伯的也门人及其他外籍阿拉伯人有重要影响。
面对自由主义民众运动的兴起，国王沙特调遣精锐的突击队和国民卫队联合驻扎在东方省以防范罢工和暴乱，王国的安全机构亦大肆搜捕哈萨和希贾兹地区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一时期，沙特王室内部亦兴起了自由主义改良派系“自由亲王”，主张在维持沙特王权和伊斯兰国体特征的前提下，召开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并制定宪法，建立最高法院和最高计划委员会，使沙特阿拉伯王国逐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57.推进社会改革，实行保护人权的措施。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44.“自由亲王”以塔拉勒·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首，主要包括一些年轻的亲王纳瓦夫、白德尔、法瓦兹、阿卜杜勒·穆赫辛和马吉德。“自由亲王”一度支持费萨尔出任首相，后转而支持国王沙特恢复权力并加入国王沙特的新内阁。1961年，“自由亲王”提出一份宪法草案，规定沙特阿拉伯是大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一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伊斯兰教主权国家，伊斯兰教是沙特阿拉伯的国教，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基本源泉；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大臣会议的权限；沙特王位的继承人应从先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家族成员中遴选；国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实行社会平等，赋予民众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Peter W. Wilson and Douglas F. Graham， Saudi Arabia： the Coming Storm， Armonk： M.E. Sharpe， 1994， pp.5051.
“自由亲王”得到沙特阿拉伯部分中等阶层民众的支持，主要包括一些具有外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和商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创建人之一、时任石油和矿产资源局局长的阿卜杜拉·塔里其。沙特阿拉伯的中等阶层长期以来被排除在统治权力之外，“自由亲王”的宪政和代议制改革主张为他们提供了接近王国政治权力的途径。然而，瓦哈比派官方宗教权威严厉批评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与伊斯兰教法不符。国王沙特亦随之宣布，《古兰经》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宪法，也是沙特政治原则和社会法则的唯一源泉。国王沙特随后颁布《国家安全法》，明令禁止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背叛国王，禁止组建政党，禁止宣传非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散布不满言论，违者将处以死刑或者25年监禁。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 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 p.86.“自由亲王”与国王沙特的矛盾激化，亲王塔拉勒离开沙特阿拉伯，在贝鲁特继续呼吁实施沙里亚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建立一种立宪民主制度。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61.
1962年10月，亲王塔拉勒宣布建立“阿拉伯解放阵线”，继而与“民族解放阵线”合并成立“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其核心主张是建立一种立宪民主的政府形式和由选举产生的政府机构；保障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保障民众建立政治组织和商业联盟的权利；保障民众罢工和示威的权利；改组政府机构；发展教育，引进女子教育，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促进工业化，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分配无主土地，建立农业合作社；发展医疗卫生和通讯事业；用现代武器武装军队；重新签订有利于沙特阿拉伯国家利益的石油协议，创办国有石油公司；鼓励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和军事基地；实行积极和平和中立的外交政策，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经济联系。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369.
当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号召推翻沙特家族政权的时候，塔拉勒与埃及政府的关系恶化，随后脱离“阿拉伯民族解放阵线”。费萨尔执掌国家最高权力以后，努力缩小和弥合王室内部各派的分歧，向“自由亲王”发出各种和解的信号。1964年2月，塔拉勒承认他对沙特政府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错误的，同时还表达了他对费萨尔改革的赞赏。“自由亲王”陆续回到利雅得，“自由亲王”运动结束。 战后初期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主要是以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新兴的城市中等阶层和沙特王室内部的年轻王子。这些群体在沙特社会属于权利边缘化的群体，直接来自国外或者深受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体现出明显的西化和外国化特征，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和社会主流思想相去甚远。
二、海湾战争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面对海湾危机时期国内外的紧张局势，沙特社会处于一种普遍的激动和不安状态。西方军队进入沙特阿拉伯之后，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一个“自由主义倾向”的群体，由现代主义者、泛阿拉伯主义者、左翼人士和西化的知识分子等多种力量构成。
1990年11月6日，47名女性商人和大学教授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驾车游行，这是自由主义人士的第一次公开行动。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London： C. Hurst & Co. Ltd， 2005， p.41.这些女性曾在美国或欧洲获得驾照，但是沙特阿拉伯不允许女性驾驶汽车，于是这些女性驾驶自己的汽车在利雅得示威和抗议，要求赋予女性驾驶的权利。这些女性的大胆行为引起了沙特社会的强烈反应。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这些女性所属的自由主义群体几乎都是受过美国教育的沙特人，是美国军队的出现助长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胆量和阴谋。伊斯兰主义者将这些女性的行为视作对伊斯兰习俗和法律的挑战，他们在王国中到处散发传单，攻击参加游行的女性，甚至提出这些女性是应该被处死的异教徒。数百名伊斯兰主义者向政府请愿，要求惩罚这些女性及其支持者。官方宗教权威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颁布费特瓦（宗教法令），确认女性驾驶是非法行为。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Washington：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0， p.30.沙特政府宣布女性的示威运动违反了法律，这些女性被所在工作单位解雇。
1990年11月初，国王法赫德宣布政治改革计划，包括建立协商会议等改革措施。政府的改革计划和政府对驾车女性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由主义群体向沙特政府的请愿运动。1990年12月，43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递交给国王法赫德，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这份请愿书的签署人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们“对现今的政府体制和对尊贵的王族”的忠诚，随后提出10项改革要求：宗教决策的进程要更加公开，所有沙特人都有权在这个进程中与欧莱玛的宗教裁断进行辩论；制定政府基本法；建立协商会议；恢复地区议会的选举；促进司法体制的现代化；公民不论种族、部落、教派或者社会出身一律平等；建立一个自由的媒体；改革宗教警察系统；赋予女性在社会中更高的地位；进行教育方面的改革。Mordechai Abir， Saudi Arabia： Government， Society， and the Gulf Crises， pp.186189.这些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来自吉达和东方省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包括前内阁大臣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亚马尼。自由主义者的请愿书是一次“顺从于政府的，属于政府可接受的最小限度内的改革要求”。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London： Hurst & Co.， 2003， p.220.然而，这份请愿书对沙特家族的腐败和任人唯亲提出批评，遂被沙特政权所忽略。这份请愿书对欧莱玛在宗教裁决进程中的垄断权力提出质疑，同时攻击了官方宗教政治的另一个权力中心即宗教警察系统，因此被官方宗教政治势力和激进派伊斯兰主义者视作另一次世俗主义者的挑衅行为，遂对自由主义群体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海湾战争前后，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少数派什叶派的思潮和运动亦显示出自由主义的倾向。80年代末，一些什叶派活动家逐渐放弃霍梅尼主义的革命立场，转而宣传什叶派少数群体作为沙特国家的公民，具有沙特文化的同一性，其政治言论也从发动伊斯兰革命转变为要求社会平等、号召政治民主化改革和保护人权。什叶派的“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对沙特政权的批评开始集中在侵犯人权、缺乏宪法和国民议会等问题，同时要求扩大沙特公民的政治参与，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缩减警察拘留和逮捕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力。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199. 1990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的领袖哈桑·萨法尔出版了《伊斯兰教中的多元主义与自由》一书，论述伊斯兰教教义中关于自由和多元主义的根据。“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于1991年1月到1994年8月之间出版一份名为《阿拉伯半岛》的杂志，集中讨论人权、宽容、公共管理、政府腐败和侵犯公民权利等问题。1991年，“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开始在伦敦出版杂志《贾兹拉·阿拉比亚》，并在华盛顿出版杂志《阿拉伯领导人》，以此来取代原来的月刊《伊斯兰革命》。新的杂志采用温和的基调，集中批评沙特国内的人权问题。该组织还提出一份改革计划，其中的许多内容都不仅仅属于什叶派的问题。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84.“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采用自由主义而非教派主义的立场，其社会政治要求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获得了更多沙特民众的认同。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拒绝与萨达姆政权合作，维持了对沙特国家的忠诚。面对自由主义群体和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对沙特政府的轮番批评，什叶派组织的领导人克制了他们对沙特王族的不满和挑战。沙特政府转变了对沙特什叶派的看法，认为沙特什叶派组织的领导人是负责任的公民，希望能够与什叶派组织和解以减轻政治压力。1992年6月，哈桑·萨法尔发表声明：“我们不拒绝任何与政府的对话。我们将积极回应包括政治改革和结束宗派主义、地区主义和部落主义等方面歧视的主动行为。”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200. 随后，许多什叶派反对组织成员与沙特政府谈判并结束流亡生涯回归祖国。国王法赫德到东方省什叶派聚居区视察，允诺改善那里的条件。沙特国家承认什叶派的意识形态，逊尼派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与哈桑·萨法尔会谈。Mamoun Fandy， 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 p.200.沙特政权重新发行学校教科书，修改了曾经关于“什叶派是异端教派之一”的提法。新的教科书提到沙特阿拉伯现有5个伊斯兰教法学派，其中4个属于逊尼派，另一个属于什叶派。国王法赫德命令东方省省长穆罕默德·本·法赫德满足什叶派的要求，包括允许以前不合法的什叶派宗教仪式，归还取消的护照、允许流亡者归国、保证回归的人将免于逮捕或审问。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p.109110.沙特当局释放了许多在押的什叶派活动家。“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接受了沙特家族改进什叶派现状的允诺，不再坚持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对改善本国人权状况的要求。 自从1993年沙特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达成和解协议之后，沙特政府对什叶派的歧视政策大大减少。然而，什叶派的许多要求并未获得满足，包括执行什叶派法律的权利、修建和崇拜什叶派圣地的权利、维修麦地那的什叶派公墓、举行什叶派宗教仪式的自由、结束政府和大学中对什叶派的歧视，以及普遍改善东方省的什叶派境况。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110.“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采用更加温和的斗争方式，致力于什叶派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哈桑·萨法尔的录音带和著作协调西方的概念和沙特本土的思想，超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界限，将多元主义、言论自由、信仰和伊斯兰传统中正当反抗的理论相结合。哈桑·萨法尔强调什叶派政治参与以及与政府对话的重要性，他还提出私人宗教行为和公共政治活动之间的界限，认为国家不能干涉私人的生活。哈桑·萨法尔将公民社会视为国家和非国家的组织之间建立理想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扩大政治参与、发展公民社会，以及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受沙特政府与什叶派和解行动以及“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对话思想的影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萨里于1995年宣布，提倡所有沙特公民的言论自由，包括什叶派和非穆斯林。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pp.254255.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与什叶派在自由主义倾向的民众权利方面，开始形成相似或一致的要求。
“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始建于1993年5月，6名沙特著名的宗教人士公开宣布该组织的使命是“消除不公正现象、恢复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人民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和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p.109.“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在建立公报中提出，该组织的工作要与《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的共同意见保持一致，要“消除不公正和支持被压迫者……保卫沙里亚规定的权利。”这份题为“改革”的文件要求结束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旅行禁令和刑讯，号召政治和立法权力相分离，要求检查现存的法律以确保它们符合沙里亚。“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和更负责任的公共官员，并且强调这些要求都是基于伊斯兰原则。“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与世界人权运动挂钩，其领导人公开地通过传真与西方媒体联系，并且还在利雅得会见了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尽管“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最初的活动采用温和的基调，但仍被沙特政府和官方宗教权威视作违法行为并予以镇压。沙特政府在“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成立两周后勒令其解散，随后解除了6名创建者在政府机构中的职务，关闭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Daryl Champion， The Paradoxical Kingdom： 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 p.226. 沙特政府逮捕和审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创建人和支持者，多数人最终获释并流亡伦敦。
1994年4月，穆罕默德·马萨里在伦敦重建“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并通过英国BBC电台、美国之声、开罗蒙特电台发表该组织的公告。“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声明其主要目标是：清除沙特政权的不公正行为、限制政府的权力、赋予司法部独立的地位和结束沙特政府对伊斯兰主义者的诬陷。“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要求还包括：决策过程中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言论自由、自由的媒体等。“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宣称死刑是一种不合法不正当的国家行为，其言论和主张广泛采用人权、言论自由和反对独裁主义等现代世界流行的政治语言。“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明确提出，君主制在伊斯兰教中是不合法的，在现代阿拉伯半岛，应该采取完全的民主政治。Joseph Kechichian， 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 pp.111112.穆罕默德·马萨里在威斯敏斯特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他倾向于有着自由的地区性和全国性选举和普遍选举权的“伊斯兰民主”，以及独立的司法体制，女性亦应具有她们的伊斯兰合法权利，包括驾驶的权利。Joshua Teitelbaum， Holier than Thou： Saudi Arabias Islamic Opposition， p.62.“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公开抨击和挑战沙特家族政权，还发表沙特家族即将倒台的言论，引起沙特王族的厌恶。1995年，一些“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支持者在利雅得被判处死刑。
海湾战争时期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主要是中等阶层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西方的教育背景或者是接受了现代的教育和文化，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开始将源自外部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沙特历史传统和他们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具有一定社会群体代表性的见解。
三、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思想政治领域出现新的变化。谢赫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和谢赫穆罕默德·穆罕曼·萨利赫·欧赛敏在1999年和2001年接连去世，官方宗教权威对社会思想政治领域的控制力降低。海湾战争时期的民间宗教政治领袖赛勒曼·阿乌达、萨法尔·哈瓦里和纳赛尔·欧玛尔等人在1999年陆续获释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仇视西方的激进态度。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自由主义”和“人权”等思想在沙特社会广泛传播。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曾是利雅得高等法院法官，是1991年请愿书《要求信》签署人之一和“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重要领袖。1997年获释后，他出版著作集中论述民主、公民社会和沙特民族主义等问题，认为这些概念都能完美地与伊斯兰教相调和。他批评当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彻底否定西方政治体制的态度，指出西方政治体制应当成为穆斯林改革家制定法律或建立政府的参考。他认为伊斯兰教需要一种维护公平的政治体制，穆斯林应当实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内容必须根据所在社会的性质而有所不同。他号召建立公民社会，并将独立于官方政治权威的“吉哈德”视作伊斯兰公民社会的一个支柱。他还提出，沙特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是伊斯兰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增加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有助于这两个群体的相互了解和信任。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Sum. 2004）， pp.347348.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用自由主义思想看待政治问题，却对将自由主义应用于社会问题持保守态度，反对赋予女性驾驶权，反对男女共同工作。 阿卜杜拉·哈米德是著名的文学教授和宗教思想家，是“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他写作了大量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和文章，从反思宗教入手，强调对《古兰经》和“圣训”进行创新性解读，从中找到解决当前所面临的特殊问题诸如全球化、人权、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等的方法。他认为，宗教改革是政治改革、创建公民社会和建设尊重人权的多元体制的先决条件。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45.他提出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中，政治与宗教没有区别，人权、公民社会或者舒拉（咨询协商）都是确定的事实，因此在现代的伊斯兰社会中也要保障人权、建立公民社会和舒拉的统治。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0.阿卜杜拉·哈米德认为，相比起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民主”，“舒拉”是源自伊斯兰传统文化的产物，因此更加符合沙特社会的需要。
哈桑·马立克曾是教育部的研究员和教授，在为报纸专栏撰稿的同时还出版了许多书籍。他批评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著述和学校课程带有明显的宗教和政治偏见，特别是有关“塔克菲（逐出教会）”和“陶希德（唯一神论）”的论述，并因此公开谴责瓦哈比主义是僵化的极端的学说，宣称如果不对瓦哈比主义做出广泛修改，社会进步就不可能达成。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44.他还强调回归伊斯兰原旨教义的必要性，认为伊斯兰原旨教义是一种具有改革倾向的思想，能够促进公民社会和舒拉体制的建立。
曼苏尔·努凯达恩曾是利雅得一所清真寺的伊玛目，后来成为自由职业的记者。他号召重读沙里亚和《古兰经》并进行推理，认为这是沙特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基础。他主张教俗分离和远离政治，号召给予女性个人身份证件，同时质疑劝善惩恶委员会的职能和存在合理性。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p.353354.曼苏尔·努凯达恩批判瓦哈比主义及其他形式的萨拉菲主义，特别是其“塔克菲”思想和排他主义倾向。
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曾是海湾战争时期最著名的自由主义人士之一。海湾战争时期，他的著作《知识分子和一名亲王……舒拉和开门政策》号召实行民主政治和保障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改革宣言的代表。世纪之交，他用新的语言重新表述他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强调伊斯兰教的核心地位，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找到答案，另一方面又强调改革、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和人权等自由主义思想，呼吁保障《古兰经》和“圣训”赋予女性的权利。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p.4546.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与伊斯兰主义者具有共同的原则，二者应当缔造和平、联合一致、达成协议，发展团结信任的友好关系。
90年代末，什叶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以民主政治、人权和公民社会为核心，同时更加强调伊斯兰教和他们对祖国沙特阿拉伯的绝对忠诚，还将沙特民族主义融入到他们的政治言论中。穆罕默德·马赫夫兹在其最新著作《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的挑战》中提出：“只有遵循伊斯兰教义，我们才能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作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发展和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将伊斯兰教和民主政治结合起来。” 穆罕默德·马赫夫兹还说：“我们是沙特人，我们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要求的是在沙特民族统一的框架之下解决什叶派问题”。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7.扎吉·米拉德希望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能获得沙特国家完全承认，同时他还希望提出一种既是民主的又是伊斯兰的改革计划。
阿卜杜勒·阿齐兹·卡西姆和阿卜杜拉·哈米德是在沙特阿拉伯拥有较大影响力的觉醒派谢赫。世纪之交，他们新的文化、宗教和政治言论在沙特社会中获得了很多的支持者，包括许多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基于相似的思想主张，诸如强调伊斯兰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一些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与沙特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什叶派积极交流，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等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发展初期的主要表现，是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在报章杂志、媒体、互联网论坛和研讨会中发表言论和交流思想，其活动大都具有非正式和半公开的性质。1998年开办的沙特日报《祖国报》开辟意见专栏，允许在此公开发表政治争论。1999年建立的媒体“开放（infitah）”则为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公开发表言论和相互联系提供了更好的条件。2000年建立的名为“穆恩塔达·瓦萨提亚”的互联网论坛以其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吸引了大量的伊斯兰自由主义者。2002年初建立的名为“图瓦”的互联网论坛将自己定义为“尊重自由思想的自由思想家的地域”，其参与者涵盖了从世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诸多群体。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58.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知名人士还建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提供发表观点和交流思想的空间。阿卜杜拉·哈米德在利雅得组织一周一次的沙龙，邀请“沙特阿拉伯什叶派改革运动”领导人哈桑·萨法尔做了题为“社会和平”的演讲，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出席集会。穆罕默德·赛义德·泰伊卜建立“星期二沙龙”，召集到众多政治、经济、媒体和文学精英在该沙龙中交流思想。什叶派政治家扎吉·米拉德在利雅得组织每周一次的沙龙，许多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受邀出席。 9·11事件以后，沙特阿拉伯面临的压力和逆境有助于一种民族主义氛围的建立。伊斯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公开发表宣言和递交请愿书的方式，发起一场具有“统一”倾向的改革运动。2002年4月，150人共同签署了题为“我们怎样才能共存”的宣言，采用沙特民族主义的基调，强调沙特和伊斯兰属性，同时号召与西方和平共存，表示准备与美国展开对话。“How We Can Coexist，” http：//www.americanvalues.org/html/saudi_statement.html. 2003年初，王储阿卜杜拉收到由104人签名的请愿书“祖国现在和将来的愿景”。该请愿书明确宣誓效忠沙特家族，同时要求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号召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严厉打击腐败和浪费，以及国家收入的多样化；要求尊重人权、结束所有形式的地区性和宗教性歧视、改善公共服务设施、解决失业问题、保障女性的地位和权利；要求政治改革，实行权力分割，执行法治；要求所有公民不论其地区、部落和背景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全国和地区议会；要求完全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建立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要求进行司法改革，立即释放或公平地审判所有政治犯，恢复所有被解职的知识分子的职务，允许知识分子自由地表达意见；要求组织一次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群体都能出席的全国对话会议。Stéphane Lacroix， “Between Islamists and Liberals： Saudi Arabias New ‘IslamoLiberal’ Reformists，” p.363. 王储阿卜杜拉在王宫接见了该请愿书的其中40位签署人，表现出支持改革的态度。几天后，沙特政府控制的媒体出现了一次“利雅得春天”，发表了许多具有改革倾向的文章，一种相对自由化的官方媒体开始出现。
2003年4月29日，沙特什叶派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请愿书，要求实行一种宽容的国家政策，承认教派的多样性，尊重公民的人权、尊严、宗教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请愿书还要求政府承认所有公民无论其教派或者宗教背景，都有权利按照他们各自的伊斯兰教义进行礼拜。Richard Dekmejian， “The Liberal Impulse in Saudi Arabia，” 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 57：3（Sum. 2003）， p.411.2003年6月，纳季兰地区的什叶派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了一份题为“祖国为人民，人民为祖国”的请愿书，承诺忠诚于沙特国家，同时要求平等的权利。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225.
2003年6月，国民对话会议召开，沙特境内所有教派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王储的邀请共同座谈。国民对话会议通过磋商，形成名为“沙特阿拉伯：关于多种教义、言论自由、女性权利和对抗极端主义的诚挚讨论”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出沙特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和伊斯兰教派具有多样性，强调实施改革、确保言论自由及合理分配财富的必要性，并对官方瓦哈比主义司法原则提出批评。2003年10月13日，政府颁布《沙特政府决定举行地方议会选举的公告》，宣布将于2004年举行部分地方议会的选举。
2003年12月，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向王储阿卜杜拉递交新的请愿书，名为“对政府和人民发出全国性的号召：首先进行宪政改革”，要求在三年内实行立宪君主制。Paul Aarts， Saudi Arabia in the Balance， pp.52.这份请愿书将2003年5月以来沙特阿拉伯国内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归咎于美国对外政策和沙特阿拉伯政治参与的缺乏。2004年1月14日，王储阿卜杜拉发表演讲，强调“国家将在安拉的帮助下，按照经慎重考虑后制定的改革路线逐步发展，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和阻碍改革。”沙特政府建立了号称独立于政府的“国家人权协会”，但其所有成员都是通过任命产生。伊斯兰自由主义者随即宣布另建独立的人权组织，被政府视为过分的挑衅行为。12名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领导人被捕，他们的罪名是“要求立宪君主制，在要求政治改革和质疑司法体制时‘利用西方的术语’”，Tim Niblock， Saudi Arabia： Power， Legitimacy and Survival， New York： Poutledge， 2006， p.103.轰轰烈烈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改革运动结束。
世纪之交沙特阿拉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社会基础涵盖诸多社会群体，诸如知识分子、教界人士、商人和女性。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在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框架之下争取民众权利，是符合沙特阿拉伯历史传统的现代政治思潮和运动。
余 论
在传统社会，“自由”是隶属于法律范畴的概念，系指相对于奴隶的法律身份和地位。在现代社会，“自由”概念的属性从政治范畴延伸到社会范畴，其主要内涵是霍布斯、哈林顿和洛克等思想家们一致论述的“不受强制地享有特定的公民权利”，诸如洛克所说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内容，以及霍布豪斯所说的人的独立和平等、财产权，以及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自由主义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产物，是对自由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传统的代称。李宏图：《从“权力”走向“权利”：西欧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从广义上说，自由主义是旨在保护个人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580页。从狭义上说，自由主义是对个人自由价值的信仰。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Basil： Blackwell， 1984， p.11. 从英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运用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的理论来反对专制统治，其实质是用“公民的权利”反抗“专制的权力”，目标是建立一个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体制。自由主义起源于欧洲，是欧洲文明的核心，并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和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而言，皆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的冲击，主权在民、宪法至上、宪政和代议制政府等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伴随着西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伊斯兰世界，与自由主义具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助长了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反抗苏丹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世界继巴尔干地区基督教诸民族之后亦以民族主义作为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
阿拉伯半岛闭塞孤立的地理环境，导致沙特国家自建立以来幸免于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并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主流社会，现代化与西化的洪流长期以来未能对沙特国家的发展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直至二战以后，石油经济的发展彻底打破了阿拉伯半岛数百年来相对封闭的状态，沙特阿拉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日渐增多。战后初期，中东诸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成为中东诸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伴随着二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潮亦在沙特阿拉伯初露端倪。沙特阿拉伯最初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显然与战后特定的外部政治环境有关。外籍劳工和什叶派为主的石油工人构成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主体，石油工人的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错综交织，主要表现为外来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社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不符，对沙特国家政治和主体民众的影响微乎其微。自由亲王运动受纳赛尔政权的影响，其自由主义思想与宪政和代议制相联系，是王室内部次要派别争夺统治权力的工具，与战后沙特阿拉伯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性质和发展水平不符，显示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历史特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20世纪后半期，沙特阿拉伯经历了长期的石油繁荣。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外向型石油经济的发展、与中东国家和西方的交往，以及沙特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成长，为各种现代政治思想在沙特阿拉伯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沃土。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在沙特阿拉伯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从战后工人运动主要涉及经济权利和罢工结社权利的要求，到海湾战争时期主要对女性驾车、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等社会权利的要求，再到世纪之交伊斯兰自由主义对平等、民主和宪政等政治权利的要求，自由主义日益呈现出符合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历史传统的特征。从海湾战争时期的女性驾车游行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请愿，到“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的建立和世纪之交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涨，沙特阿拉伯社会中的逊尼派伊斯兰主义、世俗自由主义和什叶派多元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从相互排斥到密切合作的发展进程，最终形成沙特国家认同和伊斯兰框架之下的具有统一倾向的伊斯兰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
逊尼派伊斯兰主义、世俗自由主义和什叶派多元主义无疑具有不同的宗教政治属性，然而，皆属沙特阿拉伯现代化历程中致力于推动社会政治改革、挑战威权政治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的意识形态，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纵观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的成长历程，安拉主权与宪法至上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似的性质，是排斥威权政治和权力垄断、保障法治和公民权利的现代政治原则。根源于沙特阿拉伯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在伊斯兰框架之下倡导公民权利，提倡现代文明的自由、宽容和多元性，实现世俗与宗教的兼容并蓄，是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的历史特征。以沙特阿拉伯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历程为例，西方学界通常强调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宪政民主的世俗属性，系认识的片面和误区。世俗与宗教皆非现代文明的实质所在，世俗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只是现代文明的一种模式而已。以宪法至上、主权在民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原则，现代文明无疑具有多样性和多种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冯 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