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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仲废立事件是《春秋》的著名公案。它跟中国许多权变个案不同的是，历代很多儒者都不同意《公羊传》以废君为行权的意见，多所攻诘。鉴于这个案例的高度争议性，所以有必要援引康德伦理学的说法，剖析祭仲行权在行动上的真实意义。透过图尔明的推理模式，以及经学史背景的简单梳理，人们可以发现：今本《公羊传》有关“君死国亡”的论断，作为“普遍性前提”的内在限制，既解释了《左传》在叙述上何以压倒《公羊传》，也解释了从汉至清不同儒者对祭仲的经传记载何以呈现不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