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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西新旧文化两大板块的碰撞。面对着这种西方新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现代作家群和文学青年爱好者的文化心理发生了流变:或是完全的摒弃外来文化,或是完全的追寻和推崇外来的新文化,或是在新旧两者文化的夹缝之中寻求一种新的平衡。许多作家选择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在传承中国传统精髓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新的文化观念和思想。鹿桥先生作为这样一个在新旧文化碰撞之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一方面承继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和新文化的气息,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之中寻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平衡点,在自己的创作中实现了自我文化追寻与时代脉搏的契合。本文主要结合鹿桥先生的作品《未央歌》,探讨鹿桥先生在创作此书时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文化心理;鹿桥;《未央歌》
中国文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文学起源于劳动。《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阙”[1],就生动的表达了这个意思。魏晋时代,一直以来就被喻为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以后中国文学一直辉煌无比。
地球上的几大板块不发生剧烈的碰撞时,板块之中的夹缝是平和的,一切是安静的。当板块发生巨大的碰撞时,就会引起地震、海啸、台风等等一系列的灾难,或许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地球的板块一直都在移动。地球板块的移动似乎可以很生动形象的说明人类在文化心理层面的交流一直都在交织和“漂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大板块的剧烈移动和碰撞,深深的撞击着当时古老文学守候者和新的文学青年追寻者与爱好者一代人的心灵。面对着一种古老的文学文化的格局和文学观念被新的外来文学所冲击,由于早时间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文学观念,使得这一时代大部分的青年一下子欣然接受这一文学变迁大潮的新格局。传统古老文学的守候者的大多数人们在此时就变得非常的被动与无奈,一方面他们不想彻底的抛弃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精华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要面对这外来新文化的冲击,想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最精华的部分,因此,在新旧文化碰撞之下的尴尬境遇的夹缝之中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徘徊与矛盾之中寻求前进。就这样,他们选择了一种不偏不倚的新思想,也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的“中庸”思想下产生的一种“中和主义的”儒学。“中和主义”是作家回避现实风浪、寻求内心平衡的理想港湾,如朱自清、周作人、冰心等等一些作家群体。
鹿桥先生同样是在现代新旧文化碰撞交替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他不像当时激进青年一样,彻底的否定和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而追崇新的外来的西方文化。他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因此他爱传统的中国文化。同样,他也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敏锐的捕捉到时代的气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努力的迎合着新的外来文化,把这一次文化的变迁和冲击看作是一个机遇,不断的在寻求与尝试之中寻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的交叉点,从而在创作中努力实现心灵的契合。鹿桥先生身为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就未放弃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提炼,其代表作《未央歌》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辟见解,具有深刻独到的文化心理,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是肯定的,是坚守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我国悠久古典文化精华的热爱;然而,他也在文中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一些思想观念,使得文章中西合璧,保守之中有着独到的见解。张弛有度的理念使得本书又有着非常深厚的艺术造诣,展现了先生独特的文化心理世界。本文就结合鹿桥先生的这一部作品,试谈鹿桥先生的文化心理。
首先,从整部作品来看,鹿桥先生写的是战乱之中的一群青年人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国难之痛苦煎熬,心系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心怀千疮百孔的祖国,在充满硝烟的战火和简陋的教学环境之中不忘国耻,乐观向上,奋发图强。向世人们大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硬朗的脊梁,正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是永远不能折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生的整个思想无不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记得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令我感动,一是在我头是静谧的星空,二是居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令。我想在鹿桥先生的心中,那永恒的祖国情怀的文化心理是让他最感动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未央歌》为我们展示的那一段“理想诗意的大学叙事”[2],是属于“从前”的。那是一段让后人热血喷张、仰声长啸却不得不自叹不如的激荡岁月。艰难的外部环境与充实的精神力量仿佛兄弟般结下情谊,没有龌龊的诡计,没有鄙夷的虚妄,整个《未央歌》的世界是健康的、诗意的、充满迸发的激情和向上的自信的世界,仿佛一粒贯满氢气的球,只要有人解开绳子,随时要奔向高空,去翱翔天际,笑傲尘世的风烟,俯视砥血的苦难。
我们祖国有着几千年文明灿烂的文化,历来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文化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也是是凝重的,神圣的,崇高的。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经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完成了儒学的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3]“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4]是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儒道的入世和出世,乐观和消极相互补充,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国人。因此,在这一片古老文化熏陶之下的人们,历来非常重视和强调传统文化。西方文学在各个方面都要显得直白,他们讲究的是“直抒胸臆”,如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句话就最好的表达出了这个意思。然而,在我国古老的文学文化传统中,我们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因此,我们中国人无论在任何场合中的任何东西都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仪”。朦胧含蓄的美是有意味的,是值得人去仔细的揣摩和体会的,这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鹿桥先生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非常坚定的,对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是恪守的,他吸收了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使得自己的整个文化心理非常明显的跃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他追寻一种理想的、儒雅的、健全的人格。鹿桥先生一再表示,《未央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是要通过时代风物,山川景致来探究人性的培养与美感,集中探讨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追求人格完备和完善的问题。因此,《未央歌》仿佛化外之物、天外来客,为读者塑造了许多闪闪发光的理想人格。
按照作者的说法,《未央歌》的“主角”是由“四个人合起来”的一个“我”:“书中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童’,长大了就是‘大余’。伍宝笙是‘吾’,蔺燕梅是‘另外’一个我”[5]见《再版致未央歌读者》)。
“大余”余孟勤是一棵迎风独立的大树。他外形高大健美,内里沉着坚定。有极高的组织和雄辩的才能;。作者通过他表现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所以大余有一个绰号就叫“圣人”。
伍宝笙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她美丽恬静、娴雅温文,又有极高的学识才情,她是一个几近完全的人格;她完善,她宽容,有一颗兼济天下,普渡众生的博大、仁慈之心;她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化身。我认为伍宝笙这个人物太圣洁、太完美了。鹿桥先生投下了过多的理想色彩,使她有些眩目,仿佛是一位头上泛着灵光的女神来到了人间。但这就是先生理想之中的爱和美的化身。
蔺燕梅她天生丽质,绝顶聪明,又受过极好的教育;她的一切言行似乎都是得体的、自然的,她受到全校师生的宠爱。可喜的是她没有任何放任自己、逞才使性的娇气,相反却稳重谦和,渴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和愁苦;她心地仁慈得像一位天使,却又盛着太多的伤感,像林黛玉那样对于繁华、虚假有着天生的反感。她有着一颗叛逆的灵魂,但现实的无奈让她觉得无比的落寞和感伤,在青春的桀骜之中大悟灯火阑珊之处的爱情。
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先生也是“发乎情,止乎礼”,深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含蓄之中留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主人公并没有像西方的人物那样直白裸露的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是内心深处的自省和独白,连表达爱意也是那样的不留痕迹,就像一阵风吹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充分的表现出了人性的脆弱和美好。
中国思想界要说保守却也活泼,要说矛盾却也相互补充。儒家的积极乐观的入世和道家消极出世,同样也深深的影响着2000多年以来人们的思想,包括鹿桥先生。他在《再版致未央歌读者》里说到:“我以为中国人最高的人生哲学,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也绝不轻易承认失败,还要露出笑脸来表示,我们乐观得忘了愁苦,健康得忘了创伤。经人提起时再回头查看,愁苦的经验早已无影无踪,创伤早已平复了,于是又高高兴兴地去忙,去向更高理想奔走。”先生的整个感情是乐观的,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个人的这一段话里,更体现在他小说的创作里边。鹿桥先生曾一再表示,这部以西南联大和昆明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生活的小说,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是要培养“一种又活泼、又自信、又矜持的乐观情调”。整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没有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它不以重大恢弘的题材,不以离奇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以乐观的情调和亲和的哲理来感染读者。意象的营造、情调的流贯,是《未央歌》重要的艺术成就,也是它的鲜明特色。它构造了一种洋溢着知心会意的亲切与和谐的氛围。这种亲切和谐的友爱与古朴淡远的民风笼罩着全书,和抗战时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结合,使得读者在品读这部小说时,全感不到抗战时的飘摇和国将破家欲亡的沉重,而是在轻快活泼的氛围中感到生命和青春的律动。这样的叙写就将读者请进了他创造的“乐观”情调之中。
另外,我认为鹿桥先生最大的一点亮点就是对于人的青春年少时候的追寻惦念。这与五四时期新的文学思想的涌入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这个时期人的觉醒已经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魏晋时期,关于这种感伤的基调也曾盛行一时,有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喟叹,成为整个时代典型的基调。鹿桥先生的笔下,深深的流露出对于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一句“亲爱的同学们”,就唤起了那些沉睡多年的梦,被岁月浸透的那些逝去的青春,这些梦是属于当年在战火纷飞年代,在简陋的西南联大中奋发向上、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们。如今,他们已经是年迈古稀,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在追忆似水年华的青春中,寻回和唤起了多少被灰尘覆盖着的一颗颗饱经沧桑的心灵,再次找回人和人当年的那点默契。一切是这样的美好,是否算是旧事重提呢?古老的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和破旧的教室,以及那当年的昆明湖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古老的凤煮街、龙翔街中的小小茶馆都留下他们和亲爱的教授一起谈笑风生的情景。我想,鹿桥先生不仅仅怀念了自己的青春,同时也给别人一个惦念和缅怀自己那些逝去的青春的机会,他应该是个充满浓浓的人文关怀的、积极乐观追求儒雅人生的雅士。
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人生。鹿桥先生能够在现代新旧文化的碰撞、交替的夹缝之中,在传承传统精华文化的同时,还不断的吸收新的文化,多次的尝试,多次的探寻,告别了众多文人彻底摒弃传统文化或是追寻新的文化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努力的找到了传承古老精髓文化和迎合新文化的交叉点。鹿桥先生在“地球板块的碰撞”之后的夹缝之中应该是真正的实现了心灵的契合。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4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第一版。
[2]学者陈平原评价《未央歌》:“《未央歌》代表理想诗意的‘大学叙事’”见《未央歌》(鹿桥著-合肥,黄山书社,2007.12)封底。
[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第80—8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4]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第8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5]鹿桥著:《未央歌(再版致未央歌读者)》第18页,黄山书社,2007.12。
关键词:文化心理;鹿桥;《未央歌》
中国文学在人类社会中的产生和发展应该说是一个奇迹,文学起源于劳动。《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入阙”[1],就生动的表达了这个意思。魏晋时代,一直以来就被喻为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以后中国文学一直辉煌无比。
地球上的几大板块不发生剧烈的碰撞时,板块之中的夹缝是平和的,一切是安静的。当板块发生巨大的碰撞时,就会引起地震、海啸、台风等等一系列的灾难,或许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地球的板块一直都在移动。地球板块的移动似乎可以很生动形象的说明人类在文化心理层面的交流一直都在交织和“漂移”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大板块的剧烈移动和碰撞,深深的撞击着当时古老文学守候者和新的文学青年追寻者与爱好者一代人的心灵。面对着一种古老的文学文化的格局和文学观念被新的外来文学所冲击,由于早时间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文学观念,使得这一时代大部分的青年一下子欣然接受这一文学变迁大潮的新格局。传统古老文学的守候者的大多数人们在此时就变得非常的被动与无奈,一方面他们不想彻底的抛弃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精华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又要面对这外来新文化的冲击,想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最精华的部分,因此,在新旧文化碰撞之下的尴尬境遇的夹缝之中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徘徊与矛盾之中寻求前进。就这样,他们选择了一种不偏不倚的新思想,也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的“中庸”思想下产生的一种“中和主义的”儒学。“中和主义”是作家回避现实风浪、寻求内心平衡的理想港湾,如朱自清、周作人、冰心等等一些作家群体。
鹿桥先生同样是在现代新旧文化碰撞交替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他不像当时激进青年一样,彻底的否定和摒弃中国传统文化而追崇新的外来的西方文化。他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因此他爱传统的中国文化。同样,他也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敏锐的捕捉到时代的气息,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努力的迎合着新的外来文化,把这一次文化的变迁和冲击看作是一个机遇,不断的在寻求与尝试之中寻找出一个新的平衡的交叉点,从而在创作中努力实现心灵的契合。鹿桥先生身为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就未放弃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提炼,其代表作《未央歌》深刻地反映了他对西方大学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辟见解,具有深刻独到的文化心理,他对民族传统文化是肯定的,是坚守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我国悠久古典文化精华的热爱;然而,他也在文中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一些思想观念,使得文章中西合璧,保守之中有着独到的见解。张弛有度的理念使得本书又有着非常深厚的艺术造诣,展现了先生独特的文化心理世界。本文就结合鹿桥先生的这一部作品,试谈鹿桥先生的文化心理。
首先,从整部作品来看,鹿桥先生写的是战乱之中的一群青年人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国难之痛苦煎熬,心系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心怀千疮百孔的祖国,在充满硝烟的战火和简陋的教学环境之中不忘国耻,乐观向上,奋发图强。向世人们大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硬朗的脊梁,正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是永远不能折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生的整个思想无不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记得康德说过,有两样东西令我感动,一是在我头是静谧的星空,二是居于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令。我想在鹿桥先生的心中,那永恒的祖国情怀的文化心理是让他最感动的,要不然他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未央歌》为我们展示的那一段“理想诗意的大学叙事”[2],是属于“从前”的。那是一段让后人热血喷张、仰声长啸却不得不自叹不如的激荡岁月。艰难的外部环境与充实的精神力量仿佛兄弟般结下情谊,没有龌龊的诡计,没有鄙夷的虚妄,整个《未央歌》的世界是健康的、诗意的、充满迸发的激情和向上的自信的世界,仿佛一粒贯满氢气的球,只要有人解开绳子,随时要奔向高空,去翱翔天际,笑傲尘世的风烟,俯视砥血的苦难。
我们祖国有着几千年文明灿烂的文化,历来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文化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同时也是是凝重的,神圣的,崇高的。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经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完成了儒学的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3]“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4]是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儒道的入世和出世,乐观和消极相互补充,深深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国人。因此,在这一片古老文化熏陶之下的人们,历来非常重视和强调传统文化。西方文学在各个方面都要显得直白,他们讲究的是“直抒胸臆”,如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一句话就最好的表达出了这个意思。然而,在我国古老的文学文化传统中,我们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因此,我们中国人无论在任何场合中的任何东西都讲究“发乎情,止乎礼仪”。朦胧含蓄的美是有意味的,是值得人去仔细的揣摩和体会的,这正如克莱夫•贝尔所说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鹿桥先生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是非常坚定的,对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是恪守的,他吸收了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使得自己的整个文化心理非常明显的跃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他追寻一种理想的、儒雅的、健全的人格。鹿桥先生一再表示,《未央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是要通过时代风物,山川景致来探究人性的培养与美感,集中探讨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追求人格完备和完善的问题。因此,《未央歌》仿佛化外之物、天外来客,为读者塑造了许多闪闪发光的理想人格。
按照作者的说法,《未央歌》的“主角”是由“四个人合起来”的一个“我”:“书中这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童’,长大了就是‘大余’。伍宝笙是‘吾’,蔺燕梅是‘另外’一个我”[5]见《再版致未央歌读者》)。
“大余”余孟勤是一棵迎风独立的大树。他外形高大健美,内里沉着坚定。有极高的组织和雄辩的才能;。作者通过他表现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理想人格,所以大余有一个绰号就叫“圣人”。
伍宝笙也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角色。她美丽恬静、娴雅温文,又有极高的学识才情,她是一个几近完全的人格;她完善,她宽容,有一颗兼济天下,普渡众生的博大、仁慈之心;她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化身。我认为伍宝笙这个人物太圣洁、太完美了。鹿桥先生投下了过多的理想色彩,使她有些眩目,仿佛是一位头上泛着灵光的女神来到了人间。但这就是先生理想之中的爱和美的化身。
蔺燕梅她天生丽质,绝顶聪明,又受过极好的教育;她的一切言行似乎都是得体的、自然的,她受到全校师生的宠爱。可喜的是她没有任何放任自己、逞才使性的娇气,相反却稳重谦和,渴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快乐和愁苦;她心地仁慈得像一位天使,却又盛着太多的伤感,像林黛玉那样对于繁华、虚假有着天生的反感。她有着一颗叛逆的灵魂,但现实的无奈让她觉得无比的落寞和感伤,在青春的桀骜之中大悟灯火阑珊之处的爱情。
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先生也是“发乎情,止乎礼”,深受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含蓄之中留给人一种美的享受。主人公并没有像西方的人物那样直白裸露的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是内心深处的自省和独白,连表达爱意也是那样的不留痕迹,就像一阵风吹过,之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充分的表现出了人性的脆弱和美好。
中国思想界要说保守却也活泼,要说矛盾却也相互补充。儒家的积极乐观的入世和道家消极出世,同样也深深的影响着2000多年以来人们的思想,包括鹿桥先生。他在《再版致未央歌读者》里说到:“我以为中国人最高的人生哲学,在最艰难的环境里,也绝不轻易承认失败,还要露出笑脸来表示,我们乐观得忘了愁苦,健康得忘了创伤。经人提起时再回头查看,愁苦的经验早已无影无踪,创伤早已平复了,于是又高高兴兴地去忙,去向更高理想奔走。”先生的整个感情是乐观的,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个人的这一段话里,更体现在他小说的创作里边。鹿桥先生曾一再表示,这部以西南联大和昆明为背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生生活的小说,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是要培养“一种又活泼、又自信、又矜持的乐观情调”。整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没有峰回路转的故事情节,它不以重大恢弘的题材,不以离奇曲折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是以乐观的情调和亲和的哲理来感染读者。意象的营造、情调的流贯,是《未央歌》重要的艺术成就,也是它的鲜明特色。它构造了一种洋溢着知心会意的亲切与和谐的氛围。这种亲切和谐的友爱与古朴淡远的民风笼罩着全书,和抗战时期艰苦的物质生活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结合,使得读者在品读这部小说时,全感不到抗战时的飘摇和国将破家欲亡的沉重,而是在轻快活泼的氛围中感到生命和青春的律动。这样的叙写就将读者请进了他创造的“乐观”情调之中。
另外,我认为鹿桥先生最大的一点亮点就是对于人的青春年少时候的追寻惦念。这与五四时期新的文学思想的涌入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这个时期人的觉醒已经成为文学创作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魏晋时期,关于这种感伤的基调也曾盛行一时,有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喟叹,成为整个时代典型的基调。鹿桥先生的笔下,深深的流露出对于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一句“亲爱的同学们”,就唤起了那些沉睡多年的梦,被岁月浸透的那些逝去的青春,这些梦是属于当年在战火纷飞年代,在简陋的西南联大中奋发向上、埋头苦读的莘莘学子们。如今,他们已经是年迈古稀,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在追忆似水年华的青春中,寻回和唤起了多少被灰尘覆盖着的一颗颗饱经沧桑的心灵,再次找回人和人当年的那点默契。一切是这样的美好,是否算是旧事重提呢?古老的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和破旧的教室,以及那当年的昆明湖无不留下他们的足迹。古老的凤煮街、龙翔街中的小小茶馆都留下他们和亲爱的教授一起谈笑风生的情景。我想,鹿桥先生不仅仅怀念了自己的青春,同时也给别人一个惦念和缅怀自己那些逝去的青春的机会,他应该是个充满浓浓的人文关怀的、积极乐观追求儒雅人生的雅士。
观念决定态度,态度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人生。鹿桥先生能够在现代新旧文化的碰撞、交替的夹缝之中,在传承传统精华文化的同时,还不断的吸收新的文化,多次的尝试,多次的探寻,告别了众多文人彻底摒弃传统文化或是追寻新的文化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努力的找到了传承古老精髓文化和迎合新文化的交叉点。鹿桥先生在“地球板块的碰撞”之后的夹缝之中应该是真正的实现了心灵的契合。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4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第一版。
[2]学者陈平原评价《未央歌》:“《未央歌》代表理想诗意的‘大学叙事’”见《未央歌》(鹿桥著-合肥,黄山书社,2007.12)封底。
[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第80—82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4]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第8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
[5]鹿桥著:《未央歌(再版致未央歌读者)》第18页,黄山书社,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