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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迁徒
迁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因不一却有其固定的规律可循，通常预告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野生大象的“出走”、人口的流动、新兴的数字游民等迁徙活动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世界发生的改变，有必然也有偶然。在“到别处”的迁徙之路上，一切都是未知和新鲜的，既可以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发展轨迹也可以是“反常”的冒险试探……看向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前浪与后浪等种种具有相对性质的事物发生的迁移，置身其中的我和你又能看到怎样的世界？
前不久听一个电台节目，关于移民抉择，主持人说了一句“金句”：“去或留，肝胆照应”。其实他把张国荣的名曲《有谁共鸣》里“笑问谁，肝胆照应？”和“去或留，轻松对应”混为一谈了。这令人哭笑不得，移民、或者说家庭迁徙，是人生重大问题，相当于重塑生活，哪能如歌词那么洒脱。
韩国人一家从加州搬到阿肯色乡下时也租住车屋一—不过他们希望这车屋永远固定在荒野上，不被暴风雨卷走，这跟《无依之地》里多少被美化了的穷白人移动生活之潇洒，不能同日而语。
今年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导演提名的《米纳里》，是韩裔美国移民二代郑李烁（Lee lsaac Chung）回忆童年之作，代入其父母的筚路蓝缕之艰难，可谓痛定思痛、甘苦自知的移民题材好片。里面的韩国人一家从加州搬到阿肯色乡下时也租住车屋一一不过他们希望这车屋永远固定在荒野上，不被暴风雨卷走，这跟《无依之地》里多少被美化了的穷白人移动生活之潇洒，不能同日而语。
《米纳里》原名MINARI，是韩语“
”（水芹）的发音，电影里它是一种遇水能活、既满足韩国移民的胃口也满足思乡之情的草根植物，很明显，郑李烁拿它来隐喻自己的父辈、祖辈那种坚韧的扎根能力。我没有吃过韩国水芹，倒是从水芹想到古人所谓的“逐水草而居”，韩国移民文化的能耐在于他们不逐水芹，而是随身携带水芹种子，随水赋形。
但即使这样，他们的新生活仍然差点夭折一一不是因为我们想当然以为的种族歧视问题（虽然电影中也有细节暗示种族之间的天然区隔）。他们改了基督教的名字：雅各布和莫妮卡，也积极参与当地教会以求建立社区支援网络，只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东方民族作风依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韩国人是比中国还要强调儒家传统的国民，当然把传统的好坏都收下了。雅各布对妻子莫妮卡的爱不容置疑，但这爱是专断的，他坚持他的农场梦而远离妻子信任的那个现代化的美国;同样的，他们对两个孩子的爱也深重，但并不真正尊重孩子，就从两人多次当着孩子面大肆吵架乃至讨论离婚也可见得。
在决定生存的水源问题上，雅各布最终屈从了美国传统：电影开头他不甘高昂的费用拒绝了用寻水术（Dowsing），而是凭韩国农民的本能自己打井;井水干涸后他只好用自来水灌溉，支付了更高昂的水费;最后还是貌似儿戲的寻水术士帮他找到持续水源——在这片荒芜的、之前已经有一位本土拓荒者付出生命代价的土地上。因为寻水术的荒谬，反衬出实用主义者雅各布这个屈从其实是极其无奈的。
不要忘记了，故事的时间背景是里根时代一一“美国梦”被明确鼓吹但也开始露出马脚的时代。而没有明说的，我们可以推算出的是，雅各布和莫妮卡离开之时的韩国，正好是全斗焕经由光州事件上台统治的黑暗时期。里根的任期和全斗焕的任期基本重合，两者也都用经济奇迹来掩盖国内矛盾，当然，全斗焕做得更极端。雅各布和莫妮卡选择离开韩国移民美国，应该也有朴素的“乱邦不居”的情绪在。
电影里最神奇、也许是有意为之的，关于毁灭和延存的转折点，却恰恰都取决于更具韩国国民性的老外婆顺子的角色一一这个莫妮卡他们无法离弃的老韩国。尹汝贞对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令她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在我们眼中这个奖当然也包含了对角色本身的隐喻的致敬。她前来照顾孙辈以便女儿女婿务工，但在孙子和孙女眼中她是身上有一股“韩国味”、言行粗俗的外国人。
更神奇的是孩子心脏病的转机，与老外婆的中风意外呼应，让我想起杨德昌《一一》里老人的死所带来的救赎。当然，电影都没有点破这层隐喻：老一辈的牺牲，我们也可以理性地理解为，外婆对孙儿的锻炼，而不是西方医疗的谨慎避险，令他的心脏转趋正常。
与顺子的角色呼应的，是穷白人、邻居保罗，一个相信神秘力量、不时背负十字架苦行的怪人一一这使他有了介乎圣徒与巫师的双重形象。他本应，或者说希望与雅各布肝胆照应，雅各布本能地以雇主的身份与他保持距离，但“神秘”的他与“世俗”的顺子，成为真正改变雅各布的力量。也许导演暗示的是，新居之地的信仰和故乡的信仰之间必须形成张力，才能产生令人扎根的力量。
但这并非一部移民颂歌，不是什么励志的正能量电影。雅各布和莫妮卡，甚至他的儿女们的“美国梦”是不一样的“美国梦”，随时处于崩裂边缘。顺子无意制造的一场火灾，提醒了他们“共患难”才是移民的向心力，家庭被灾难所强行凝聚，但未来如何呢？电影没有答案。
有一个小细节，想来是比电影表面所寄寓的道理更心酸的。雅各布夫妇在养鸡场兼职，他们的工作是分辨小鸡的雌雄，为什么要分辨呢——有一天大卫看见养鸡场的烟囱冒出一缕青烟，问爸爸这是什么，雅各布告诉他：这是被杀死的小公鸡，因为它不能生育，没有贡献，“大卫，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小公鸡，对不对？”大卫点点头。
移民拼搏的，其实也是不成为养鸡场上空那一缕青烟。所以我们才会看见一个个移民家庭像雅各布一家那样拼了命工作，显示自己对“新祖国”的存在价值。即便总有暴雨、烈火、意识形态争斗等等，一夕把你归零。
《米纳里》的故事，莫名让我想起2012年另一部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一一它最终得了最佳外语片一一伊朗的《一次别离》（港译《伊朗式分居》，原名：Jodai-e Náder az Simin，直译为“纳德和西敏的分居”），当年获奖无数，是第一部获得金熊奖的伊朗电影，今天应该还有不少影迷印象深刻。 《一次别离》是《米纳里》的镜像式影片，就像上述顺子是那个跟随韩国移民未曾离开的老韩国的隐喻一樣，《一次别离》里面也有一位伊朗老爷爷，患有老人痴呆症，是老伊朗的隐喻。不过，两者相反的是，这位老伊朗，不但没有跟着儿子儿媳办移民，还成为这个家庭破裂的关键。
儿子儿媳已经取得出国的签证，这是伊朗中产阶级向往的出路，但面对移民会导致的抛弃老父，伊朗男人纳德选择了留，而不是韩国男人雅各布的走一一而两人一样的固执，一样的死要面子。为了心目中的原则，纳德拒绝和坚决移民的媳妇西敏和解，连开口挽留都没有一句;也是为了原则，他拒绝宽容他的女佣瑞茨，把怀孕的她推倒在地，又拒绝用钱解决官司，最后导致两个家庭的崩溃。
相对于《米纳里》的流水轻风式叙事，同样是低成本制作的《—次别离》却充满了戏剧性张力，草蛇灰线机关处处，令观众绝无可能释怀。
电影的双重矛盾里：纳德与西敏的离婚，纳德与瑞茨一家的官司，纳德都是磨心。实际上他又是被人人隐瞒的一个人，西敏没有跟他说出是自己拿走房间抽屉的钱，而不是瑞茨拿的;瑞茨没有跟他说自己因为救他父亲而被车撞，也许因此导致流产;女儿没有跟他说看见了母亲取钱……只有最小的瑞茨女儿跟他说实话，他却因为这实话自作聪明把案件弄得更糟糕……
这一连串的隐瞒和误会，最终加上纳德的固执，发条上得越来越紧，他成了唯一的罪人。
电影里的女性都是“善”的，她们动用一切谎言以图解决困局，但也无济于事。这所谓善意的谎言，就是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仇恨的人》中所定义的“有机谎言”，也是勒内·基拉尔（Rene Girard）说的“歪曲经验”一一“歪曲经验并不像一般谎言那样，是有意识的行为，歪曲经验产生在有意识经验之前，在印象和价值感觉刚刚形成的时候。每当一个人只愿意看到对他的‘利益’有好处，抑或对他本能兴趣的另外某种形态有好处的东西时，‘有机谎言’便开始运作，兴趣的目标，直至他的记忆，因此改变。这样欺骗自己的人无须撒谎。”
但“幸好”伊朗有信仰，还有认真对待信仰的基层人民，比如说瑞茨夫妇。两人的小心思在面对可兰经发誓这一信仰行为时，彻底崩溃。无论是害怕报应，还是基于“道德意识中的羞感”（舍勒语），瑞茨夫妇败于不怕撒谎的中产阶级纳德一家。
纳德、西敏甚至他们的女儿特梅，都会觉得自己善意的谎言是为了留住这个家。其实“留”的难题在本片里处处出现，纳德想留在伊朗与老父厮守，西敏想被纳德挽留，虽然她要带女儿走，特梅生平第一次对法院作伪证，也是为了留住父亲不被拘禁。相对于有条件移民却困于亲情不能移的他们一家，瑞茨一家是“贫贱不能移”的，他们必须留在伊朗，继续与债主、法院和贫穷耗尽一生。
连结尾的开放式和《米纳里》的悬空结尾都是一样的。无论特梅是走是留，选择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太大分别，她在被迫作伪证的一刻已经长大成人，成为虚伪的成人社会的一份子。瑞茨的女儿也在一夜间长大成为沧桑小大人，就在她和特梅越过正在纷扰的父辈冷冷对视的时候。
她们就是伊朗的未来，也是未来延续的难题。西敏你知道吗？这不是一张签证能解决的。
迁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因不一却有其固定的规律可循，通常预告了新的变化和发展。野生大象的“出走”、人口的流动、新兴的数字游民等迁徙活动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世界发生的改变，有必然也有偶然。在“到别处”的迁徙之路上，一切都是未知和新鲜的，既可以是自然而然的正常发展轨迹也可以是“反常”的冒险试探……看向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前浪与后浪等种种具有相对性质的事物发生的迁移，置身其中的我和你又能看到怎样的世界？
前不久听一个电台节目，关于移民抉择，主持人说了一句“金句”：“去或留，肝胆照应”。其实他把张国荣的名曲《有谁共鸣》里“笑问谁，肝胆照应？”和“去或留，轻松对应”混为一谈了。这令人哭笑不得，移民、或者说家庭迁徙，是人生重大问题，相当于重塑生活，哪能如歌词那么洒脱。
韩国人一家从加州搬到阿肯色乡下时也租住车屋一—不过他们希望这车屋永远固定在荒野上，不被暴风雨卷走，这跟《无依之地》里多少被美化了的穷白人移动生活之潇洒，不能同日而语。
今年获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导演提名的《米纳里》，是韩裔美国移民二代郑李烁（Lee lsaac Chung）回忆童年之作，代入其父母的筚路蓝缕之艰难，可谓痛定思痛、甘苦自知的移民题材好片。里面的韩国人一家从加州搬到阿肯色乡下时也租住车屋一一不过他们希望这车屋永远固定在荒野上，不被暴风雨卷走，这跟《无依之地》里多少被美化了的穷白人移动生活之潇洒，不能同日而语。
《米纳里》原名MINARI，是韩语“
”（水芹）的发音，电影里它是一种遇水能活、既满足韩国移民的胃口也满足思乡之情的草根植物，很明显，郑李烁拿它来隐喻自己的父辈、祖辈那种坚韧的扎根能力。我没有吃过韩国水芹，倒是从水芹想到古人所谓的“逐水草而居”，韩国移民文化的能耐在于他们不逐水芹，而是随身携带水芹种子，随水赋形。
但即使这样，他们的新生活仍然差点夭折一一不是因为我们想当然以为的种族歧视问题（虽然电影中也有细节暗示种族之间的天然区隔）。他们改了基督教的名字：雅各布和莫妮卡，也积极参与当地教会以求建立社区支援网络，只是他们随身携带的东方民族作风依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韩国人是比中国还要强调儒家传统的国民，当然把传统的好坏都收下了。雅各布对妻子莫妮卡的爱不容置疑，但这爱是专断的，他坚持他的农场梦而远离妻子信任的那个现代化的美国;同样的，他们对两个孩子的爱也深重，但并不真正尊重孩子，就从两人多次当着孩子面大肆吵架乃至讨论离婚也可见得。
在决定生存的水源问题上，雅各布最终屈从了美国传统：电影开头他不甘高昂的费用拒绝了用寻水术（Dowsing），而是凭韩国农民的本能自己打井;井水干涸后他只好用自来水灌溉，支付了更高昂的水费;最后还是貌似儿戲的寻水术士帮他找到持续水源——在这片荒芜的、之前已经有一位本土拓荒者付出生命代价的土地上。因为寻水术的荒谬，反衬出实用主义者雅各布这个屈从其实是极其无奈的。
不要忘记了，故事的时间背景是里根时代一一“美国梦”被明确鼓吹但也开始露出马脚的时代。而没有明说的，我们可以推算出的是，雅各布和莫妮卡离开之时的韩国，正好是全斗焕经由光州事件上台统治的黑暗时期。里根的任期和全斗焕的任期基本重合，两者也都用经济奇迹来掩盖国内矛盾，当然，全斗焕做得更极端。雅各布和莫妮卡选择离开韩国移民美国，应该也有朴素的“乱邦不居”的情绪在。
电影里最神奇、也许是有意为之的，关于毁灭和延存的转折点，却恰恰都取决于更具韩国国民性的老外婆顺子的角色一一这个莫妮卡他们无法离弃的老韩国。尹汝贞对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令她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在我们眼中这个奖当然也包含了对角色本身的隐喻的致敬。她前来照顾孙辈以便女儿女婿务工，但在孙子和孙女眼中她是身上有一股“韩国味”、言行粗俗的外国人。
更神奇的是孩子心脏病的转机，与老外婆的中风意外呼应，让我想起杨德昌《一一》里老人的死所带来的救赎。当然，电影都没有点破这层隐喻：老一辈的牺牲，我们也可以理性地理解为，外婆对孙儿的锻炼，而不是西方医疗的谨慎避险，令他的心脏转趋正常。
与顺子的角色呼应的，是穷白人、邻居保罗，一个相信神秘力量、不时背负十字架苦行的怪人一一这使他有了介乎圣徒与巫师的双重形象。他本应，或者说希望与雅各布肝胆照应，雅各布本能地以雇主的身份与他保持距离，但“神秘”的他与“世俗”的顺子，成为真正改变雅各布的力量。也许导演暗示的是，新居之地的信仰和故乡的信仰之间必须形成张力，才能产生令人扎根的力量。
但这并非一部移民颂歌，不是什么励志的正能量电影。雅各布和莫妮卡，甚至他的儿女们的“美国梦”是不一样的“美国梦”，随时处于崩裂边缘。顺子无意制造的一场火灾，提醒了他们“共患难”才是移民的向心力，家庭被灾难所强行凝聚，但未来如何呢？电影没有答案。
有一个小细节，想来是比电影表面所寄寓的道理更心酸的。雅各布夫妇在养鸡场兼职，他们的工作是分辨小鸡的雌雄，为什么要分辨呢——有一天大卫看见养鸡场的烟囱冒出一缕青烟，问爸爸这是什么，雅各布告诉他：这是被杀死的小公鸡，因为它不能生育，没有贡献，“大卫，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小公鸡，对不对？”大卫点点头。
移民拼搏的，其实也是不成为养鸡场上空那一缕青烟。所以我们才会看见一个个移民家庭像雅各布一家那样拼了命工作，显示自己对“新祖国”的存在价值。即便总有暴雨、烈火、意识形态争斗等等，一夕把你归零。
《米纳里》的故事，莫名让我想起2012年另一部提名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电影一一它最终得了最佳外语片一一伊朗的《一次别离》（港译《伊朗式分居》，原名：Jodai-e Náder az Simin，直译为“纳德和西敏的分居”），当年获奖无数，是第一部获得金熊奖的伊朗电影，今天应该还有不少影迷印象深刻。 《一次别离》是《米纳里》的镜像式影片，就像上述顺子是那个跟随韩国移民未曾离开的老韩国的隐喻一樣，《一次别离》里面也有一位伊朗老爷爷，患有老人痴呆症，是老伊朗的隐喻。不过，两者相反的是，这位老伊朗，不但没有跟着儿子儿媳办移民，还成为这个家庭破裂的关键。
儿子儿媳已经取得出国的签证，这是伊朗中产阶级向往的出路，但面对移民会导致的抛弃老父，伊朗男人纳德选择了留，而不是韩国男人雅各布的走一一而两人一样的固执，一样的死要面子。为了心目中的原则，纳德拒绝和坚决移民的媳妇西敏和解，连开口挽留都没有一句;也是为了原则，他拒绝宽容他的女佣瑞茨，把怀孕的她推倒在地，又拒绝用钱解决官司，最后导致两个家庭的崩溃。
相对于《米纳里》的流水轻风式叙事，同样是低成本制作的《—次别离》却充满了戏剧性张力，草蛇灰线机关处处，令观众绝无可能释怀。
电影的双重矛盾里：纳德与西敏的离婚，纳德与瑞茨一家的官司，纳德都是磨心。实际上他又是被人人隐瞒的一个人，西敏没有跟他说出是自己拿走房间抽屉的钱，而不是瑞茨拿的;瑞茨没有跟他说自己因为救他父亲而被车撞，也许因此导致流产;女儿没有跟他说看见了母亲取钱……只有最小的瑞茨女儿跟他说实话，他却因为这实话自作聪明把案件弄得更糟糕……
这一连串的隐瞒和误会，最终加上纳德的固执，发条上得越来越紧，他成了唯一的罪人。
电影里的女性都是“善”的，她们动用一切谎言以图解决困局，但也无济于事。这所谓善意的谎言，就是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仇恨的人》中所定义的“有机谎言”，也是勒内·基拉尔（Rene Girard）说的“歪曲经验”一一“歪曲经验并不像一般谎言那样，是有意识的行为，歪曲经验产生在有意识经验之前，在印象和价值感觉刚刚形成的时候。每当一个人只愿意看到对他的‘利益’有好处，抑或对他本能兴趣的另外某种形态有好处的东西时，‘有机谎言’便开始运作，兴趣的目标，直至他的记忆，因此改变。这样欺骗自己的人无须撒谎。”
但“幸好”伊朗有信仰，还有认真对待信仰的基层人民，比如说瑞茨夫妇。两人的小心思在面对可兰经发誓这一信仰行为时，彻底崩溃。无论是害怕报应，还是基于“道德意识中的羞感”（舍勒语），瑞茨夫妇败于不怕撒谎的中产阶级纳德一家。
纳德、西敏甚至他们的女儿特梅，都会觉得自己善意的谎言是为了留住这个家。其实“留”的难题在本片里处处出现，纳德想留在伊朗与老父厮守，西敏想被纳德挽留，虽然她要带女儿走，特梅生平第一次对法院作伪证，也是为了留住父亲不被拘禁。相对于有条件移民却困于亲情不能移的他们一家，瑞茨一家是“贫贱不能移”的，他们必须留在伊朗，继续与债主、法院和贫穷耗尽一生。
连结尾的开放式和《米纳里》的悬空结尾都是一样的。无论特梅是走是留，选择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太大分别，她在被迫作伪证的一刻已经长大成人，成为虚伪的成人社会的一份子。瑞茨的女儿也在一夜间长大成为沧桑小大人，就在她和特梅越过正在纷扰的父辈冷冷对视的时候。
她们就是伊朗的未来，也是未来延续的难题。西敏你知道吗？这不是一张签证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