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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还排出时间表，到2020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改变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整整过去30年。30年前的改革开放发端于中国农村。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目光聚集在农村。
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改革不仅有了路线图，还明确排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这是国家下决心逐步结束城乡二元结构的宣言。
城乡二元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发展不足的问题。30年前，在国家整体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尽管改革发端于农村，却没能优先在农村。1984年改革重心随即转向了城市，城市也因而逐步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而农村却发展不足。这种人为的城乡割裂虽然当下饱受诟病，然而在当时却是务实的战略考量。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要发展，必然有所优先。而优先一旦确定，割裂就必然形成。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不能让一部分人永远做牺牲。而经济发展到今天，打破城乡藩篱，已经有了现实动力。
《决定》对此适时做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判断，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这也是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2005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决策层第一次集中用“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给予明确具体的概括和论断。
城乡的隔离，是生产要素的隔离。要打破隔离，就应该给予劳动者平等的权利，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赋予农民自主权
十七届三中全会有40多名农村基层代表受邀列席会议，与国家最高领导层共同探讨改革方针。
在《决定》提出的五个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出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时说：“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调整，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给予农民更大的自由，给予农民更多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从过去曾经对农民工围追堵截到承认其是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农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但是现在对于农民的限制仍然很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做得好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就高，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就发挥得好，农村发展活力就强。例如，2000年至2003年，由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生产成本过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年产量一度跌到8613亿斤。到2004年开始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农民得到直接好处，两年间粮食增产1000多亿斤。
对于广受关注的土地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和“两个权益”。“一个长久不变”，就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承包权由过去的30年不变，到今天的“长久不变”，政策指向十分明确，即强调承包地对农民的财产权、物权属性，给农民吃长效“定心丸”。“两个权益”，就是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本次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尊重。土地是否需要流转，如何流转，流转给谁，只能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己决定，任何人和机构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农民做出流转的决定。对交易双方而言，要以农民为主体，必须以双方自愿交易为前提。
向农村倾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现已达到3.33:１，远高于1984年统计的1.81:1，且成愈演愈烈之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迫在眉睫，对此，《决定》用了3个“最”来表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众所周知，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存贷差、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等诸多差别叠加积累所形成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导致乡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扶持农村的发展。
有人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可单纯增加农民收入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相比而言，推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及公共安全服务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读得起书、看得起病，则更具战略意义。《决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次明确提出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这意味着，国家在政策与资金等方面必须要对“三农”更多的倾斜。
事实上，随着本世纪初城乡二元结构使命的完成，决策层已经开始着手让它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并提出了“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取向。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十六大闭幕一个多月后，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逐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重要内容。
到了十七大，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十七大讲了三句话。一是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三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随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入，六年来，政府在农业政策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如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中央财政近年来用于“三农”的投入也连创新高，2002年是1905亿元，2006年增加至3397亿元，2007年则是4318多亿元，今年已经安排5625亿元。
经过不断努力，我国“三农”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问题并没有根本改观。
城镇化是根本出路
加大对农村的倾斜，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重点的转移，而是以更为全面、协调的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因为只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国家才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和基础。
从标题上看，《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只提到了“农村”，但媒体都把促进城乡一体化描述为十七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最强烈信号”或“一次跨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表示，《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
以前谈三农问题往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结果使统一整体的三农问题割裂开来。而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特别强调要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
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上，《决定》做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亮点颇多。一方面，强调推进户籍改革；尽快制订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另一方面，强调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明确提出推进“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依法赋予经济实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镇化高速扩张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城镇人口5.94亿，城镇化水平达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了23.8个百分点。
城镇化政策研究学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城镇化，实际上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反映。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十五”期间，我国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总额达2030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85倍。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市容环卫、市政道路桥梁等各行业投资均大幅增长，在使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有力地拉动了社会经济。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以不足3%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4%的人口，创造了42%的国内生产总值，吸引了79%的外来投资，在辐射带动城乡和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成为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地域。
当前，全国超过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要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或者说根本出路，就是城镇化。
城乡之间的藩篱，不可能一夜之间倒塌。但再过30年，也许就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拐点，就在这个深秋。
改变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整整过去30年。30年前的改革开放发端于中国农村。30年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把目光聚集在农村。
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改革不仅有了路线图，还明确排出了时间表：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是，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这是国家下决心逐步结束城乡二元结构的宣言。
城乡二元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发展不足的问题。30年前，在国家整体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尽管改革发端于农村，却没能优先在农村。1984年改革重心随即转向了城市，城市也因而逐步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而农村却发展不足。这种人为的城乡割裂虽然当下饱受诟病，然而在当时却是务实的战略考量。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国家要发展，必然有所优先。而优先一旦确定，割裂就必然形成。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不能让一部分人永远做牺牲。而经济发展到今天，打破城乡藩篱，已经有了现实动力。
《决定》对此适时做出了“三个进入”的重要判断，即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这也是自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和2005年《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决策层第一次集中用“发展阶段”、“关键时刻”和“重要时期”给予明确具体的概括和论断。
城乡的隔离，是生产要素的隔离。要打破隔离，就应该给予劳动者平等的权利，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赋予农民自主权
十七届三中全会有40多名农村基层代表受邀列席会议，与国家最高领导层共同探讨改革方针。
在《决定》提出的五个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中，其中有一条就是，必须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出的中央农村工作文件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时说：“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政策调整，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给予农民更大的自由，给予农民更多的权利。随着社会发展，从过去曾经对农民工围追堵截到承认其是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农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但是现在对于农民的限制仍然很多，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
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说，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在保障农民权益方面做得好的时候，农民的积极性就高，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就发挥得好，农村发展活力就强。例如，2000年至2003年，由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生产成本过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粮食年产量一度跌到8613亿斤。到2004年开始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农民得到直接好处，两年间粮食增产1000多亿斤。
对于广受关注的土地制度，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和“两个权益”。“一个长久不变”，就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决定》的一大亮点，承包权由过去的30年不变，到今天的“长久不变”，政策指向十分明确，即强调承包地对农民的财产权、物权属性，给农民吃长效“定心丸”。“两个权益”，就是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和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本次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就是对农民基本财产权利的尊重。土地是否需要流转，如何流转，流转给谁，只能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农户自己决定，任何人和机构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强迫农民做出流转的决定。对交易双方而言，要以农民为主体，必须以双方自愿交易为前提。
向农村倾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差距现已达到3.33:１，远高于1984年统计的1.81:1，且成愈演愈烈之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迫在眉睫，对此，《决定》用了3个“最”来表述：“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众所周知，城乡差距日益扩大，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财政税收收支差、金融存贷差、土地征用出让价格差、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差等诸多差别叠加积累所形成的。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导致乡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扶持农村的发展。
有人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可单纯增加农民收入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善。相比而言，推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及公共安全服务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农民读得起书、看得起病，则更具战略意义。《决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次明确提出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方面，逐步实现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这意味着，国家在政策与资金等方面必须要对“三农”更多的倾斜。
事实上，随着本世纪初城乡二元结构使命的完成，决策层已经开始着手让它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并提出了“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取向。
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十六大闭幕一个多月后，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议上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逐步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重要内容。
到了十七大，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统筹城乡，建设新农村，十七大讲了三句话。一是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三是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随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入，六年来，政府在农业政策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举措。如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免除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解决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中央财政近年来用于“三农”的投入也连创新高，2002年是1905亿元，2006年增加至3397亿元，2007年则是4318多亿元，今年已经安排5625亿元。
经过不断努力，我国“三农”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问题并没有根本改观。
城镇化是根本出路
加大对农村的倾斜，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发展重点的转移，而是以更为全面、协调的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因为只有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国家才具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实力和基础。
从标题上看，《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尽管只提到了“农村”，但媒体都把促进城乡一体化描述为十七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最强烈信号”或“一次跨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表示，《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明确提出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制度。
以前谈三农问题往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结果使统一整体的三农问题割裂开来。而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特别强调要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
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上，《决定》做出的一系列新部署亮点颇多。一方面，强调推进户籍改革；尽快制订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另一方面，强调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明确提出推进“省直管县”的体制改革，依法赋予经济实力强的小城镇相应行政管理权限，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镇化高速扩张的阶段。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已由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建制镇从2173个发展到19369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城镇体系。城镇人口5.94亿，城镇化水平达44.9%，比1982年的21.1%提高了23.8个百分点。
城镇化政策研究学者、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城镇化，实际上指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变迁的反映。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也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镇化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城镇化的推进，“十五”期间，我国市政公用设施投资总额达20300亿元，是“九五”时期的2.85倍。城市供水、排水、燃气、供热、公共交通、园林绿化、市容环卫、市政道路桥梁等各行业投资均大幅增长，在使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有力地拉动了社会经济。
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镇密集地区，以不足3%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4%的人口，创造了42%的国内生产总值，吸引了79%的外来投资，在辐射带动城乡和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成为促进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地域。
当前，全国超过5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要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或者说根本出路，就是城镇化。
城乡之间的藩篱，不可能一夜之间倒塌。但再过30年，也许就能清晰地看到，历史的拐点，就在这个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