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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阗“箭服”在维吾尔族女性服饰上别具一格，王铁男老师于2002年来到于阗县普鲁村，以图片的形式将身穿“箭服”的维吾尔女性介绍给世人。其“箭服”的“太里拜克”小帽子跟西藏阿里地区女性头饰中的小银碗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试想从吐蕃统治于阗时期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来研究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键词：于阗；吐蕃；箭服；普鲁村
中图分类号：S4；T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9-02
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民丰、于田县境内的维吾尔族女性有一款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箭服”。其款式为交领、对襟、长袖，外衣为袷袢式，衣服的颜色以湖蓝色为主。在圆领口边有一条宽带，两条颜色相同的绳带坠在领口中间。
“箭服”有几处特点尤其引人注目。其一是胸前两侧的装饰——缝缀着七条排列整齐尖头对称的浅蓝色扇形绸条，内衣是白色合领半开套头衬衫，加上浅蓝色衣面，三者相互映衬呈现宁静和谐之美1。其二是衬衣右侧的装饰——依次排列九条扇形图案。其三在于穿着者头上披的白色长纱巾又侧缝缀的一顶小帽。小帽的直径在十公分以下，以紫色或墨绿色绸缎做面，边缘镶饰细绒羔皮或珠花，用别针固定在头巾上，似酒盅倒扣在头顶一侧。
“箭服”专为举行过“居宛托依”2仪式的女性准备。“居宛托依”是一种为女性在35-45岁之间举行的成人礼。完成这种仪式的女性由生母亲手穿上准备好的箭服，寓意从此踏上幸福之路。
“箭服”在维吾尔女性服饰上别具一格，充满神奇色彩，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焦点主要集中在外袍和内衣胸前镶饰的七条和九条扇形图案上。箭服的内衣与外衣相称，形成“外七里九”3的格局。或认为，这种服饰与古代打仗、狩错有关：两侧的七条图案由箭袋演变而来。或认为与道教、萨满教或者图腾崇拜有关。
一、“外七里九”
（一）世界性的“七崇拜”。
“七崇拜”4普遍存在于东亚、中亚、西亚、东非和地中海地区的地域文化中。数字七在亚欧大陆各民族中具有神秘意义早已为世界所熟知。学者们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广泛存在的“七崇拜有颇多的研究心得，更是将“七崇拜”的起源追溯到了西伯来人的早期文明和古巴比伦王国时期闪米特人的七星崇拜5。在中亚游牧民族的文化中，“七”关联着前世今生。它不仅代表血脉和传承，还代表了完美、吉祥和幸福。（巫新华）中国古人对“七”的崇拜也很多，或认为“七夕”就源于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至于诗歌中的“七言”、“七律”、“七绝”等更是人尽皆知。从很早开始，数字七就已经几乎渗透到世界所有民族的区域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已知至少有三处发现于新疆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遗迹与七有关。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罗布泊附近的太阳墓地（距今？年），遗址中围绕墓室的地表有七重圆形树桩构型；小河墓地（距今3500-4000年）有许多出土文物与七关联；天山北部木垒县境内的“13连墩”遗址（距今约2500年），巫新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处世界上最早崇拜数字七的文化遗址。”（巫新华：新疆首次发现“七”崇拜文化遗址，2016-05-05，新疆之窗）
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曾经长期逐水草而居，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对其产生了深厚影响。“七重天”6的天神观以及与族源传说相关的树木崇拜（栽七棵树的人会进入天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延续绵长。
（二）数字“九”。
维吾尔民间保留着崇拜“九”为神圣数字的习俗，他们以天为九层。维吾尔族对“九”的崇拜有各种具体形象的表述，如“九个方面都齐了”表示完备、安全；“九个蓓蕾一个都没有开”表示没有成熟、处女；“九个女人的产期同时到来”表示各种麻烦一起出现；“给带来福运的田地做九次”表示知恩必报；“本人三十，真主赐于九”表示付出就会有收获等。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民间还有“过九九”的婚礼仪式。仪式上，新郎拜见新娘的亲属前需要由他的朋友准备九种水果放在亲属面前。由此可以看出“九”是维吾尔民间具有萨满特征的神圣数字之一7。
古代维吾尔族的信仰中“九”代表着“三界”、“四行”、“两个祖先神灵”8的集合体。这也就不难理解“九”为什么是维吾尔民间的神圣数字了。
二、“太里拜克”小帽子
清代诗人肖雄有形容于田小帽特征的诗：“高冠似翁覆还空，小帽如瓢秀并工”9。于田小帽是世界上最小的帽子，已经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一）当地传说。
于田小帽的来源说法不一。史料记载，1664年叶儿羌汗王国国王要举行一个盛会，会前通知各部落头领带上最精致的产品。于田人挑选再三，最后将这种妇女带的小帽呈上。未曾想国王对其喜爱有加，并为此奖励了于田人。这种帽子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并流传至今10。
（二）吐蕃统治时期与于阗的交流。
藏族的头饰多种多样，其中关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头饰有这样一段描述“女子出嫁后在两鬓佩戴银质镶花松石，形如汤碗的头饰，藏语称‘玉老’”11。这种头饰和于阗地区维吾尔妇女头饰“太里拜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妨做以下推测。
1.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占领西域。根据于阗语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吐蕃占领于田的具体时间是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当时吐蕃军驻扎于各重要据点以控制塔里木盆地南缘。当时的首脑机关就设在于阗城北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到公元866年，吐蕃退却，河陇重归唐朝12。期间近百年吐蕃为了去唐化在西域建立了一套即有吐蕃特色又兼融各民族文化的统治秩序。在占领区各民族直接而密切地进行文化交流，加上吐蕃政策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快速进行13。
“吐蕃—于阗道”是从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中修建最早使用最多的。这条线路与西藏西部关系最为密切，是西域与吐蕃的主要通道。早期，吐蕃通过越“于阗南山”的道路进入西域。当时，于阗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也就是在吐蕃占领后，于阗在当时丝路文化与宗教相交汇中占据地位越加重要。 于阗普鲁村是“箭服”最主要的穿着地区。该村位于于阗县南部的昆仑山浅山地带，因纺织氆氇毯闻名，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宗教文化痕迹。王铁男老师于2002年来到这里，通过图片的形式将身穿“箭服”的维吾尔女性介绍给世人。
普鲁村是进入西藏阿里地区的门户。从普鲁村至西藏羌塘地区有一条高原通道，这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之一，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世纪期间最为活跃。这条通道也是西藏高原通往新疆的道路之一，史称“克里雅山口道”。唐朝时期，吐蕃两次入侵西域，并在唐朝中后期统治塔里木盆地百余年，主要走的是这条通道。
2.吐蕃移民。
（1）入驻军事人员来源。西域古藏文文献中的吐蕃部落名称可检者已达60个。经过与《贤者喜宴》所给出的部落名称及其区划归属相比较，大致统计来自吐蕃五茹的部落有七个：约茹（gyo-ruvi）的部落三个，叶茹（gyas-rivi）的部落五个，茹拉（ru-lag）的部落六个，象雄（zhang-zhang）的部落六个，苏田比（sumpa）的部落五个16。不难看出这些部落都对西域派遣了军事人员。
（2）迁移、移民的部落。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不仅在于阗驻军，还从本土移民于阗。根据出土吐蕃文书记载，当时迁徙到于阗地区的有“卫茹”、“约茹”、“叶茹”、“茹拉”等吐蕃部落。其中“卫茹”包括仲参部落、吉堆部落，今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拉萨、林芝地区；“约茹”包括达布部落、聂部落、罗扎部落，今主要分布在山南、林芝地区；“叶茹”包括念噶尔部落、朗迷部落、坡噶尔部落，今分布在日喀则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北黑河地区西南部；“茹拉”包括芝噶尔部落、赤彭部落、娘若部落、赤塘部落、开善部落，现生活在日喀则、江孜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南。
（3）文化交流。吐蕃和西域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的友情也是十分深厚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引用了新疆发现的一个吐蕃文简牍：一于阗仆役违犯军令，已经下狱并判处死刑。组本（chug-pon，负责人）等以四千五百铜钱代之赎罪。吐蕃最小的基层战斗小组除组本外还有俄本（cog-dpon），贞普（bgan-po），贞温（byan-gyon）。
三、结语
从上面的材料我们不难看出维吾尔族服饰的变化。维吾尔族活动的地域处于东西交通枢纽，是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交汇的地方。他们在向外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
就其藏族阿里地区的女性头饰与于阗地区“箭服”里的“太里拜克”之间的相似性，我们推测吐蕃在其统治百年间，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才会出现现在的“箭服”。普鲁村交通不便，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才慢慢被外人所知，同时被揭晓的还有他们保留下来的“箭服”。其中“箭服”文化是维吾尔服饰里的另一无价之宝。
现在“箭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相信他在某一时代也是一种服饰潮流。同时也希望随着对箭服研究的深入，可以有更多的证据来佐证本文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李肖冰 《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
[2]《维吾尔民俗文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3]李肖冰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4]周菁葆、丘陵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
[5]孟慧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迪木拉提·奥马尔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7]满都尔图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吉林人民出版社
[8]色音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
[9]戚嘉富 《少数民族服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社
[10]李吟屏 《和田春秋》 新疆人民出版社
[11]常青民、林肖斌 《藏族头饰的地域特征》 《民俗研究》 第七期
[12]《旧唐书》 卷195《回纥传》
[13]朱悦梅 《从出土文献看看唐代吐蕃占领西域后的管理制度》 敦煌研究2012
作者简介：刘方方，女，汉族，甘肃兰州，新疆大学在读硕士，新疆大学研究院人文学院，专门史。
关键词：于阗；吐蕃；箭服；普鲁村
中图分类号：S4；T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49-02
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今民丰、于田县境内的维吾尔族女性有一款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箭服”。其款式为交领、对襟、长袖，外衣为袷袢式，衣服的颜色以湖蓝色为主。在圆领口边有一条宽带，两条颜色相同的绳带坠在领口中间。
“箭服”有几处特点尤其引人注目。其一是胸前两侧的装饰——缝缀着七条排列整齐尖头对称的浅蓝色扇形绸条，内衣是白色合领半开套头衬衫，加上浅蓝色衣面，三者相互映衬呈现宁静和谐之美1。其二是衬衣右侧的装饰——依次排列九条扇形图案。其三在于穿着者头上披的白色长纱巾又侧缝缀的一顶小帽。小帽的直径在十公分以下，以紫色或墨绿色绸缎做面，边缘镶饰细绒羔皮或珠花，用别针固定在头巾上，似酒盅倒扣在头顶一侧。
“箭服”专为举行过“居宛托依”2仪式的女性准备。“居宛托依”是一种为女性在35-45岁之间举行的成人礼。完成这种仪式的女性由生母亲手穿上准备好的箭服，寓意从此踏上幸福之路。
“箭服”在维吾尔女性服饰上别具一格，充满神奇色彩，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焦点主要集中在外袍和内衣胸前镶饰的七条和九条扇形图案上。箭服的内衣与外衣相称，形成“外七里九”3的格局。或认为，这种服饰与古代打仗、狩错有关：两侧的七条图案由箭袋演变而来。或认为与道教、萨满教或者图腾崇拜有关。
一、“外七里九”
（一）世界性的“七崇拜”。
“七崇拜”4普遍存在于东亚、中亚、西亚、东非和地中海地区的地域文化中。数字七在亚欧大陆各民族中具有神秘意义早已为世界所熟知。学者们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广泛存在的“七崇拜有颇多的研究心得，更是将“七崇拜”的起源追溯到了西伯来人的早期文明和古巴比伦王国时期闪米特人的七星崇拜5。在中亚游牧民族的文化中，“七”关联着前世今生。它不仅代表血脉和传承，还代表了完美、吉祥和幸福。（巫新华）中国古人对“七”的崇拜也很多，或认为“七夕”就源于古人对数字和时间的崇拜。至于诗歌中的“七言”、“七律”、“七绝”等更是人尽皆知。从很早开始，数字七就已经几乎渗透到世界所有民族的区域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已知至少有三处发现于新疆境内具有代表性的史前文化遗迹与七有关。按照时间顺序分别是罗布泊附近的太阳墓地（距今？年），遗址中围绕墓室的地表有七重圆形树桩构型；小河墓地（距今3500-4000年）有许多出土文物与七关联；天山北部木垒县境内的“13连墩”遗址（距今约2500年），巫新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处世界上最早崇拜数字七的文化遗址。”（巫新华：新疆首次发现“七”崇拜文化遗址，2016-05-05，新疆之窗）
维吾尔族先民回鹘人曾经长期逐水草而居，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对其产生了深厚影响。“七重天”6的天神观以及与族源传说相关的树木崇拜（栽七棵树的人会进入天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延续绵长。
（二）数字“九”。
维吾尔民间保留着崇拜“九”为神圣数字的习俗，他们以天为九层。维吾尔族对“九”的崇拜有各种具体形象的表述，如“九个方面都齐了”表示完备、安全；“九个蓓蕾一个都没有开”表示没有成熟、处女；“九个女人的产期同时到来”表示各种麻烦一起出现；“给带来福运的田地做九次”表示知恩必报；“本人三十，真主赐于九”表示付出就会有收获等。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民间还有“过九九”的婚礼仪式。仪式上，新郎拜见新娘的亲属前需要由他的朋友准备九种水果放在亲属面前。由此可以看出“九”是维吾尔民间具有萨满特征的神圣数字之一7。
古代维吾尔族的信仰中“九”代表着“三界”、“四行”、“两个祖先神灵”8的集合体。这也就不难理解“九”为什么是维吾尔民间的神圣数字了。
二、“太里拜克”小帽子
清代诗人肖雄有形容于田小帽特征的诗：“高冠似翁覆还空，小帽如瓢秀并工”9。于田小帽是世界上最小的帽子，已经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一）当地传说。
于田小帽的来源说法不一。史料记载，1664年叶儿羌汗王国国王要举行一个盛会，会前通知各部落头领带上最精致的产品。于田人挑选再三，最后将这种妇女带的小帽呈上。未曾想国王对其喜爱有加，并为此奖励了于田人。这种帽子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色彩并流传至今10。
（二）吐蕃统治时期与于阗的交流。
藏族的头饰多种多样，其中关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头饰有这样一段描述“女子出嫁后在两鬓佩戴银质镶花松石，形如汤碗的头饰，藏语称‘玉老’”11。这种头饰和于阗地区维吾尔妇女头饰“太里拜克”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者是否存在某种联系？我们不妨做以下推测。
1.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占领西域。根据于阗语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吐蕃占领于田的具体时间是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当时吐蕃军驻扎于各重要据点以控制塔里木盆地南缘。当时的首脑机关就设在于阗城北180公里的麻扎塔格。到公元866年，吐蕃退却，河陇重归唐朝12。期间近百年吐蕃为了去唐化在西域建立了一套即有吐蕃特色又兼融各民族文化的统治秩序。在占领区各民族直接而密切地进行文化交流，加上吐蕃政策的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快速进行13。
“吐蕃—于阗道”是从吐蕃进入西域的路线中修建最早使用最多的。这条线路与西藏西部关系最为密切，是西域与吐蕃的主要通道。早期，吐蕃通过越“于阗南山”的道路进入西域。当时，于阗是吐蕃统治西域的中心。也就是在吐蕃占领后，于阗在当时丝路文化与宗教相交汇中占据地位越加重要。 于阗普鲁村是“箭服”最主要的穿着地区。该村位于于阗县南部的昆仑山浅山地带，因纺织氆氇毯闻名，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宗教文化痕迹。王铁男老师于2002年来到这里，通过图片的形式将身穿“箭服”的维吾尔女性介绍给世人。
普鲁村是进入西藏阿里地区的门户。从普鲁村至西藏羌塘地区有一条高原通道，这丝绸之路的重要路线之一，公元七世纪到公元十世纪期间最为活跃。这条通道也是西藏高原通往新疆的道路之一，史称“克里雅山口道”。唐朝时期，吐蕃两次入侵西域，并在唐朝中后期统治塔里木盆地百余年，主要走的是这条通道。
2.吐蕃移民。
（1）入驻军事人员来源。西域古藏文文献中的吐蕃部落名称可检者已达60个。经过与《贤者喜宴》所给出的部落名称及其区划归属相比较，大致统计来自吐蕃五茹的部落有七个：约茹（gyo-ruvi）的部落三个，叶茹（gyas-rivi）的部落五个，茹拉（ru-lag）的部落六个，象雄（zhang-zhang）的部落六个，苏田比（sumpa）的部落五个16。不难看出这些部落都对西域派遣了军事人员。
（2）迁移、移民的部落。吐蕃统治于阗时期，不仅在于阗驻军，还从本土移民于阗。根据出土吐蕃文书记载，当时迁徙到于阗地区的有“卫茹”、“约茹”、“叶茹”、“茹拉”等吐蕃部落。其中“卫茹”包括仲参部落、吉堆部落，今主要分布在西藏的拉萨、林芝地区；“约茹”包括达布部落、聂部落、罗扎部落，今主要分布在山南、林芝地区；“叶茹”包括念噶尔部落、朗迷部落、坡噶尔部落，今分布在日喀则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北黑河地区西南部；“茹拉”包括芝噶尔部落、赤彭部落、娘若部落、赤塘部落、开善部落，现生活在日喀则、江孜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南。
（3）文化交流。吐蕃和西域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交往中建立的友情也是十分深厚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引用了新疆发现的一个吐蕃文简牍：一于阗仆役违犯军令，已经下狱并判处死刑。组本（chug-pon，负责人）等以四千五百铜钱代之赎罪。吐蕃最小的基层战斗小组除组本外还有俄本（cog-dpon），贞普（bgan-po），贞温（byan-gyon）。
三、结语
从上面的材料我们不难看出维吾尔族服饰的变化。维吾尔族活动的地域处于东西交通枢纽，是中原文化、印度文化交汇的地方。他们在向外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吸收外来文化。
就其藏族阿里地区的女性头饰与于阗地区“箭服”里的“太里拜克”之间的相似性，我们推测吐蕃在其统治百年间，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才会出现现在的“箭服”。普鲁村交通不便，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才慢慢被外人所知，同时被揭晓的还有他们保留下来的“箭服”。其中“箭服”文化是维吾尔服饰里的另一无价之宝。
现在“箭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相信他在某一时代也是一种服饰潮流。同时也希望随着对箭服研究的深入，可以有更多的证据来佐证本文的观点。
参考文献：
[1]李肖冰 《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
[2]《维吾尔民俗文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3]李肖冰 《丝绸之路服饰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4]周菁葆、丘陵 《丝绸之路宗教文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
[5]孟慧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迪木拉提·奥马尔 《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7]满都尔图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吉林人民出版社
[8]色音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
[9]戚嘉富 《少数民族服饰》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社
[10]李吟屏 《和田春秋》 新疆人民出版社
[11]常青民、林肖斌 《藏族头饰的地域特征》 《民俗研究》 第七期
[12]《旧唐书》 卷195《回纥传》
[13]朱悦梅 《从出土文献看看唐代吐蕃占领西域后的管理制度》 敦煌研究2012
作者简介：刘方方，女，汉族，甘肃兰州，新疆大学在读硕士，新疆大学研究院人文学院，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