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北洋系、立宪派、革命党构成一幅宏大的政治版图，北洋系与革命党势同水火，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左右摇摆，起着调和南北、平衡新旧的作用。
　　自戊戌变法起，康有为与梁启超便一直致力于“倒袁”，康有为还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保皇会，希望实现武力勤王，前提就是除掉慈禧的臂膀荣禄、奕勖、袁世凯。但梁启超的态度没那么坚决，他虽将袁世凯当作头号政敌，但也试图与其联络并合作。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在中国推动立宪，保守的慈禧、软弱的光绪、陈腐的官僚、贪婪的军阀都靠不住，真正有望拉拢的唯有袁世凯。
　　袁世凯尽管属于慈禧的同盟，但慈禧并不十分信任汉族官僚，再加上另一汉族官僚岑春煊因在慈禧西逃时救驾有功而备受宠信，袁世凯的地位有点尴尬。与此同时，无论以岑春煊为代表的朝廷清流派（也被称为“浊流派”）还是北洋系，都想拉拢梁启超。
　　袁世凯与岑春煊的矛盾因1907年的“丁未政潮”而激化，并以岑春煊被罢官而收场，袁世凯也元气大伤，立宪派坐收渔利，梁启超赢得改革与立宪的话语权。
　　这时，立宪派将矛头转向袁世凯，尤其在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后加快节奏，所借助的正是与袁世凯有仇隙的满族亲贵。这些满族亲贵组成“宗社党”，他们大多有留学经历，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认清若想保全君主就要立宪，所以目标与立宪派基本一致。康有为大喜过望，迅速制定了“联满倒袁”的计划。
　　1908年，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宗室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1910年，梁启超还给摄政王载沣上了一封万言书，历数袁世凯扰乱宫廷、煽动叛乱、培植党羽、虚耗公款等罪状。而在袁世凯被载沣罢官后，清廷立刻建立“皇族内阁”，成员几乎全是满族亲贵，这让汉族官僚与立宪派极为恼怒，也是梁启超转向“联袁倒满”的导火素。
　　武昌起义爆发前后，梁启超联合汉族将领发动兵谏，逼载沣退位并解散“皇族内阁”。为解决困局，清廷内部形成一股力挺袁世凯出山的势力，而袁世凯出山后确实顺利地镇压了兵谏。另一批不满袁世凯的朝臣则希望立宪派阻止其篡权，康有为有所动摇，梁启超却不置可否。他已接受清廷将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支持袁世凯掌握权力，这样才能避免动乱、维持社会秩序。其实早在1903年前后，粱启超就因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之说而被康有为严厉训斥，虽然他做了检讨并重新回归师门，但辛亥之后他就再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
　　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接连催促梁启超回国任职，言辞极为恳切。梁启超虽婉言谢绝，却为袁世凯积极建言献策，甚至抛出“开明专制论”为袁世凯的统治背书——这是他在无法实现立宪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一种政治抉擇，但毫不意外地遭到时人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
　　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梁启超成立了专门辅佐他的“进步党”，希望借此消除社会积弊、改善国计民生。然而袁世凯为称帝不择手段，积极谋求与日本政府合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几番劝说无效，终于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燃起护国战争的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