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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世界经历多少次铸剑为犁、和平初驻，复而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轮回，如果问有谁的作品具有这种穿透时空、战胜历史沉淀的潜力和水准，我会自然而然想起齐邦媛的《巨流河》。读罢这部著作，我首先想到的是，乡愁原本没有疆界，没有终结，成为了有声有形的每个人的拥有。
齐邦媛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备受敬重的一位老前辈，《巨流河》是她的自传。在这部作品里，她回顾自己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多舛而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她的个人成长与家国丧乱如影随行。这样的一部回忆录，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自传，更是透过个人遭遇折射时代命运，触及近现代亚洲尤其中国的种种劫难的巨著。她写出了几代人共同的追求与遗憾，梦幻与怅惆。
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在动荡的时局下辗转漂泊，之后到台湾定居六十余年。东北与台湾，两个都是她魂牵梦萦、安身立命的故乡，而全书的灵感和力量来源，皆是由这两处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含的巨大历史忧伤。
“渡不过的巨流河”，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谓，“从惊天动地的寂天寞地，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单说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已灰飞烟灭，照片中当年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沛流离后，终于结束了生理上的飘泊之旅；而精神飘泊之旅，却未能抵达最终的驿站得以安息；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她又何曾为自己生死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于是，《巨流河》跨越生命巨流的告白横空出世。
齐邦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和台湾的历史，她选择了多种回忆形式，叙述和缓平白，即使在处理那些催泪的至痛时刻，内敛的书写方式也显现出极大的谦抑低回与克制隐忍。在《巨流河》首发式暨研讨会上，齐邦媛有一段声泪俱下的感慨：“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你懂我的痛吗？”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显然，中国大陆及台湾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也就是整个亚洲的借代。歌唱家刘欢和韦唯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所唱的雄浑的歌曲《亚洲雄风》，当然是一首激荡人心的大风歌，然而，我们也忘不了另一首吟唱苦难的悲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还有许石作词陈伶的演唱：
我爱我的台湾哟/台湾是我家乡/骨肉分离几十年/如今更思念//祖国在召唤/亲人要团圆/兄弟呀姐妹呀/不能再拖延……
当我们把历史再往前翻，往后翻，1979年，同样属于亚洲的我们的近邻阿富汗同前苏联人打过一仗，相对貌似文质彬彬的捷克而言，阿富汗的塔利班似乎剽悍得多，在赶走了苏联人之后，居然驾着飞机撞倒了纽约世贸大厦双子楼，一瞬间让六千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乌有，给整个地球村人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并由此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人集结在反恐的旗帜之下，直接受害者英美，又一次同阿富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报复性恶仗。在那片小小的国土上，每天都有流血与死亡发生。
我对有关阿富汗的文学了解甚少，回忆读过的十分有限的外国文学，仅仅找到了印度作家泰戈尔一个短篇《喀布尔人》，以及近期出版的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追风筝的人》。
第一次阅读《喀布尔人》，便感受到一种不亚于齐邦媛的滞重。一个从英国殖民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流浪到近邻印度新德里的小贩，居然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没有赚到返回故乡的路费，只得将自己对于小女儿的思念转嫁到一位印度作家的小女儿身上。小贩的心理行为一下触动了泰戈尔的悲悯情怀。那片地域的贫穷、饥馑也在世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阅读《追风筝的人》，重温小说传达的异域风情和那种温馨的忏悔意识，我感觉到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难以忽视的残酷；面对暴力造成的种种别离与灾难，人类恐怕除了反思还远远不够。况且，在举世齐声谴责恐怖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文学不得不逼着人们与那些生活在诞生“人肉炸弹”地域上的人们来一次换位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是，每个人都需要反省，每个人都得重新检视暴力的成因。诚然，单就国家及民族安全而言，为了建立某种秩序，暴力总是不可或缺的，比方刑法的形成，监狱的设立等等，都是暴力的象征。从某个意义上讲，暴力好比牧羊人豢养的臧獒，为了防守狼群的偷袭，臧獒有它存在的理由。然而，随意卸下拴着它脖子的锁链，造成流血的就不止于狼群，而是人类自身，以及被暴力挟持下的心灵中邪恶部分的无限扩张。
灾难的源头寻找起来总是让人的心灵陷入迷惘。很难说，不是因为这种迷惘催生了卡勒德·胡赛尼著作的诞生。
《追风筝的人》诞生地，是在号称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这一点值得世人探寻。胡赛尼作为一名美国作家，他没有直接干预政治，而是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单线条的叙事方式，娓娓道出一个百年沧桑故事，一种无以名状的乡愁。可以说，作家超脱了民族主义的樊篱，以自己的良知、智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的洞察才华，创作了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圣洁而美好的意象——风筝，并且让地球村人全都怀着忏悔之心追呀追呀，永无休止地追了下去……
胡赛尼的作品以表现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情感等为主题，将自己的理解、同情、颂歌给予了自己的祖国阿富汗，将忏悔、谴责、拷问、乡愁留给了整个人类。
那么，《巨流河》呢？还有那条烙刻在朝鲜与韩国人心中达63年之久的“三八线”呢？为什么有人在这部充满苦难、离愁的著作中找出如此之多的所谓负能量因子，乃至认定齐邦媛“求仁得仁，何憾之有？”——论者似乎忘记了海峡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隔状态；或者说他从世界文化的趋同性中看到了某种和平的微光？
单就后者而言，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基本上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但这个全球化实行起来很难。各国占有资源的严重失衡，地区经济的差异，工业基础的坚实与薄弱，宗教、文化信仰上的千差万别，乃至价值观、世界观的大相径庭，世界财富的占有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人皆有之的逐利心理，导致矛盾不断，地区冲突不断，暴力不断，战争烽烟不息。在这种乱象中，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和谐，以及文化的相互包容、理解。也就是共居地球村的人们，都需要一种文化的自省，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文化的宽容、包容。 2008北京奥运会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基调的确立，实在好得无以替代了。它与哲学大师康德200年多前对世界的梦想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康德为了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绞尽脑汁虚拟了一个约束全人类的道德框架，这就是摈弃暴力，以自律克服膨胀的私欲，最大限度地捍卫和平。
两个世纪过去了，物质层面上的地球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而精神层面上的地球，却似乎方显出些微效果。打个不很贴切的比方，也仅仅只能称之为出席一场假面舞会，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充其量是假面下的喷着香气的口红而已。
文化的力量的确不容忽视，在拥有10000颗核弹的国度，胡赛尼能以自己的小说引发如此众多人的呼应，人类没有必要对世界的未来过于悲观，人类更没有必要紧抱狭隘民族主义的干尸，空喊爱国主义口号，大骂郎平汉奸。就我的看法，女排主攻手一记重扣，打穿的只能是中西文化的隔膜，打翻的只能是两个半球之间的壁垒，叩响的是和谐世界之音。
因之，我们需要文化，需要文学，需要敞开心胸，需要拥抱整个世界，需要自省，需要自我救赎，需要追赶那只远远高飞的美丽的风筝……
而齐邦媛先生正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她将历史和文学做出了如此绵密诚恳的交汇，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民族内部久久难以消弭的隔膜，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召唤起人们担负起维持生命秩序和尊严的道义，将绵绵的百年乡愁注入一条河流，从起点到终点，从彼岸到此岸，忧思不尽，追忆不绝。正如她自己所言——“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流，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流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隐匿在文字下的邦媛先生对乡愁的咏叹、呼喊、招魂，虽然尚未尘埃落地，但令人唏嘘。
王德威先生评价《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是齐先生个人的情怀，更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这是一位文学家对历史的反刍，她的娓娓叙述让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人世的浮沉，感觉到滚滚红尘下的心灵孤独。时间在老去，乡愁却不会老去。乡愁是有声的，这就是跨越历史，从百年之泪中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洁净的天籁之声。
也许正是这个声音的引领，我们的魂魄穿越时空感觉到悲怆与梦想同在。
徐嘉莉，16岁，汉族，中学生。酷爱阅读写作，自小学四年级开始文学练笔，至今已有读书札记、散文、随笔、诗歌、小说习作400余件40余万字，有作品发表于《小溪流》《儿童文学》《湖南工人报》《百花园》等多种报刊，2015年以非虚构小说《自尊》获评《小溪流》杂志年度“文学之星”及“第十届百变魔方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巨流河，流不尽的乡愁》。
责任编辑 杨晓澜
齐邦媛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备受敬重的一位老前辈，《巨流河》是她的自传。在这部作品里，她回顾自己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再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多舛而波折重重的大半生，她的个人成长与家国丧乱如影随行。这样的一部回忆录，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自传，更是透过个人遭遇折射时代命运，触及近现代亚洲尤其中国的种种劫难的巨著。她写出了几代人共同的追求与遗憾，梦幻与怅惆。
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在动荡的时局下辗转漂泊，之后到台湾定居六十余年。东北与台湾，两个都是她魂牵梦萦、安身立命的故乡，而全书的灵感和力量来源，皆是由这两处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含的巨大历史忧伤。
“渡不过的巨流河”，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谓，“从惊天动地的寂天寞地，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单说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已灰飞烟灭，照片中当年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沛流离后，终于结束了生理上的飘泊之旅；而精神飘泊之旅，却未能抵达最终的驿站得以安息；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她又何曾为自己生死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于是，《巨流河》跨越生命巨流的告白横空出世。
齐邦媛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和台湾的历史，她选择了多种回忆形式，叙述和缓平白，即使在处理那些催泪的至痛时刻，内敛的书写方式也显现出极大的谦抑低回与克制隐忍。在《巨流河》首发式暨研讨会上，齐邦媛有一段声泪俱下的感慨：“二次大战的那些法国人、德国人、捷克人等到战争后，终于回了老家。可我们回不去了。你懂我的痛吗？”爱国的人没有家可回，这个难题齐邦媛怎么也解不开……
显然，中国大陆及台湾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也就是整个亚洲的借代。歌唱家刘欢和韦唯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上所唱的雄浑的歌曲《亚洲雄风》，当然是一首激荡人心的大风歌，然而，我们也忘不了另一首吟唱苦难的悲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还有许石作词陈伶的演唱：
我爱我的台湾哟/台湾是我家乡/骨肉分离几十年/如今更思念//祖国在召唤/亲人要团圆/兄弟呀姐妹呀/不能再拖延……
当我们把历史再往前翻，往后翻，1979年，同样属于亚洲的我们的近邻阿富汗同前苏联人打过一仗，相对貌似文质彬彬的捷克而言，阿富汗的塔利班似乎剽悍得多，在赶走了苏联人之后，居然驾着飞机撞倒了纽约世贸大厦双子楼，一瞬间让六千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乌有，给整个地球村人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并由此把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迥异的人集结在反恐的旗帜之下，直接受害者英美，又一次同阿富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报复性恶仗。在那片小小的国土上，每天都有流血与死亡发生。
我对有关阿富汗的文学了解甚少，回忆读过的十分有限的外国文学，仅仅找到了印度作家泰戈尔一个短篇《喀布尔人》，以及近期出版的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长篇《追风筝的人》。
第一次阅读《喀布尔人》，便感受到一种不亚于齐邦媛的滞重。一个从英国殖民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流浪到近邻印度新德里的小贩，居然花了整整八年时间没有赚到返回故乡的路费，只得将自己对于小女儿的思念转嫁到一位印度作家的小女儿身上。小贩的心理行为一下触动了泰戈尔的悲悯情怀。那片地域的贫穷、饥馑也在世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阅读《追风筝的人》，重温小说传达的异域风情和那种温馨的忏悔意识，我感觉到的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难以忽视的残酷；面对暴力造成的种种别离与灾难，人类恐怕除了反思还远远不够。况且，在举世齐声谴责恐怖主义的国际大环境下，文学不得不逼着人们与那些生活在诞生“人肉炸弹”地域上的人们来一次换位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是，每个人都需要反省，每个人都得重新检视暴力的成因。诚然，单就国家及民族安全而言，为了建立某种秩序，暴力总是不可或缺的，比方刑法的形成，监狱的设立等等，都是暴力的象征。从某个意义上讲，暴力好比牧羊人豢养的臧獒，为了防守狼群的偷袭，臧獒有它存在的理由。然而，随意卸下拴着它脖子的锁链，造成流血的就不止于狼群，而是人类自身，以及被暴力挟持下的心灵中邪恶部分的无限扩张。
灾难的源头寻找起来总是让人的心灵陷入迷惘。很难说，不是因为这种迷惘催生了卡勒德·胡赛尼著作的诞生。
《追风筝的人》诞生地，是在号称当今世界霸主的美国，这一点值得世人探寻。胡赛尼作为一名美国作家，他没有直接干预政治，而是选择了一种传统的单线条的叙事方式，娓娓道出一个百年沧桑故事，一种无以名状的乡愁。可以说，作家超脱了民族主义的樊篱，以自己的良知、智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的洞察才华，创作了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圣洁而美好的意象——风筝，并且让地球村人全都怀着忏悔之心追呀追呀，永无休止地追了下去……
胡赛尼的作品以表现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情感等为主题，将自己的理解、同情、颂歌给予了自己的祖国阿富汗，将忏悔、谴责、拷问、乡愁留给了整个人类。
那么，《巨流河》呢？还有那条烙刻在朝鲜与韩国人心中达63年之久的“三八线”呢？为什么有人在这部充满苦难、离愁的著作中找出如此之多的所谓负能量因子，乃至认定齐邦媛“求仁得仁，何憾之有？”——论者似乎忘记了海峡两岸至今仍然处于分隔状态；或者说他从世界文化的趋同性中看到了某种和平的微光？
单就后者而言，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基本上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但这个全球化实行起来很难。各国占有资源的严重失衡，地区经济的差异，工业基础的坚实与薄弱，宗教、文化信仰上的千差万别，乃至价值观、世界观的大相径庭，世界财富的占有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人皆有之的逐利心理，导致矛盾不断，地区冲突不断，暴力不断，战争烽烟不息。在这种乱象中，最需要的是文化的和谐，以及文化的相互包容、理解。也就是共居地球村的人们，都需要一种文化的自省，以及对其他国家、地区文化的宽容、包容。 2008北京奥运会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基调的确立，实在好得无以替代了。它与哲学大师康德200年多前对世界的梦想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康德为了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绞尽脑汁虚拟了一个约束全人类的道德框架，这就是摈弃暴力，以自律克服膨胀的私欲，最大限度地捍卫和平。
两个世纪过去了，物质层面上的地球显然已经今非昔比，而精神层面上的地球，却似乎方显出些微效果。打个不很贴切的比方，也仅仅只能称之为出席一场假面舞会，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充其量是假面下的喷着香气的口红而已。
文化的力量的确不容忽视，在拥有10000颗核弹的国度，胡赛尼能以自己的小说引发如此众多人的呼应，人类没有必要对世界的未来过于悲观，人类更没有必要紧抱狭隘民族主义的干尸，空喊爱国主义口号，大骂郎平汉奸。就我的看法，女排主攻手一记重扣，打穿的只能是中西文化的隔膜，打翻的只能是两个半球之间的壁垒，叩响的是和谐世界之音。
因之，我们需要文化，需要文学，需要敞开心胸，需要拥抱整个世界，需要自省，需要自我救赎，需要追赶那只远远高飞的美丽的风筝……
而齐邦媛先生正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她将历史和文学做出了如此绵密诚恳的交汇，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民族内部久久难以消弭的隔膜，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召唤起人们担负起维持生命秩序和尊严的道义，将绵绵的百年乡愁注入一条河流，从起点到终点，从彼岸到此岸，忧思不尽，追忆不绝。正如她自己所言——“连续两天，我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流，再流进东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航行到台湾，绕过全岛到南端的鹅銮鼻，灯塔下面数里即是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据说风流到此音灭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
隐匿在文字下的邦媛先生对乡愁的咏叹、呼喊、招魂，虽然尚未尘埃落地，但令人唏嘘。
王德威先生评价《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是齐先生个人的情怀，更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这是一位文学家对历史的反刍，她的娓娓叙述让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人世的浮沉，感觉到滚滚红尘下的心灵孤独。时间在老去，乡愁却不会老去。乡愁是有声的，这就是跨越历史，从百年之泪中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洁净的天籁之声。
也许正是这个声音的引领，我们的魂魄穿越时空感觉到悲怆与梦想同在。
徐嘉莉，16岁，汉族，中学生。酷爱阅读写作，自小学四年级开始文学练笔，至今已有读书札记、散文、随笔、诗歌、小说习作400余件40余万字，有作品发表于《小溪流》《儿童文学》《湖南工人报》《百花园》等多种报刊，2015年以非虚构小说《自尊》获评《小溪流》杂志年度“文学之星”及“第十届百变魔方中学生作文大赛”一等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巨流河，流不尽的乡愁》。
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