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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代中国而言，佛教是彻底的异域文化。佛教能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实属奇迹。须知，佛教诞生于印度，在印度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穿越这条高耸的山脉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佛教竟然穿越了“世界屋脊”，奇迹般地来到了中国。
有两条路线功不可没，一条是传法之路——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将佛法传到汉地，一条是求法之路——汉地的僧人远赴印度求法。无论是“佛祖西来”还是“西天取经”，人们都可以从高僧们漫长跋涉的脚步中读懂传法，求法的坚定意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就是靠着高僧们以命相许的果决，“世界屋脊”被穿越了。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僧人有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达摩祖师、佛图澄等，而佛图澄和他的弟子僧郎(郎公和尚)就与济南的佛教发展密不可分。
佛图澄与郎公和尚
佛图澄(231－348)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僧，曾两度云游学法，成为“得道高僧。佛图澄严守佛家戒律，对佛法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公无351年，佛图澄的弟子僧郎受张忠之邀来到了济南，在金舆谷(今历城区柳埠)创建寺院，弘扬佛法。所建佛寺人称郎公寺。到了隋朝，隋文帝即位，因其母吕苦桃是济南人，为“通梦屡感”，隋文帝遂赐名此寺为神通寺，这便是今天四门塔景区里的神通寺。
当年，僧郎与张忠在济南传法，名声远播，世人尊称僧郎为朗公和尚，许多君主(如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硅等)皆通信致敬，颁赐大量金帛与奴仆等：慕容垂甚至封他为齐王，并收取奉高(今泰安)、山茌(今长清)两县的赋税。郎公和尚辞去了王爵虚号，邀请著名高僧道安，法和等来金舆谷讲学，济南由此成为华东地区的佛教重镇。
后来，隋朝在神通寺附近建了四门塔，唐朝又建了千佛崖和龙虎塔，唐以后，元明清各代又留下了大量的碑刻塔林竹林等，形成了今天四门塔风景区的规模。历经1600多年的岁月沧桑，四门塔景区保存下来的龙虎塔，千佛崖造像碑刻等已然成为人们研究佛教，雕刻艺术及建筑艺术的活化石，而最早修建的神通寺也得以原址重建。
关于郎公和尚的传说很多，“郎公石”既是其中的一个。郎公和尚与张忠一起在神通寺修道，结成了莫逆之交。一天，皇上突然下了圣旨，请张忠赴西安讲法(一说是去边关带兵打仗)。张忠在途经华阴时去世(一说战死)。郎公思念友人，就天天站在山顶遥望。天长日久，山顶就长出了一尊山石，人称“郎公石”。
据《神僧传》记载：“朗公和尚说法秦山北岩下，听者千人，石为之点头。众以告，公曰：此山灵也，为我解化。他时涅槃当埋于此”。此地即为灵岩寺，取“顽石有灵，闻法点头”之意。而“郎公说法，顽石点头”之说亦是对郎公深通佛法擅长教化众生的极好佐证。
灵岩寺建成后，即成为神通寺所属之下院。北魏时，法定和尚重兴灵岩寺。隋炀帝赴济南祭拜祖母时，曾到此寺上香，并赋诗纪念。唐代，灵岩寺又成为唐高宗和武则天赴泰山封禅时的驻跸行宫。此时的灵岩寺经过扩建，已成为名刹，与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江苏南京栖霞寺齐名，并称“海内四大名刹”。寺内的干佛殿为该寺主体建筑，因其塑工精细传神，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作为一代高僧，郎公和尚与山东及济南的缘分甚深。他留给济南的，绝不仅仅是两座寺院(神通寺和灵岩寺)，而是在儒家文化浸淫的齐鲁大地植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基因——佛教。可以说，自郎公和尚之后，济南的淙淙泉水声中就又多了来自西天的梵音。
义净的“西夭取经”之路
从佛图澄至中原传法，到朗公和尚来济南创建寺院，如果我们说这是佛教中的“西来传法”之路的话，那么，济南籍的唐代高僧义净所走的显然就是另一条道路——“西天取经”之路。
义净(635-713)，俗姓张，名文明。齐州山茌县人，出生于官宦门第，年仅七岁就皈依佛门，拜土窟寺的善遇、慧习为师。善遇和慧习都是虔诚的修行者和博学的高僧，不幸，在义净12岁时，善遇去世，慧习成为义净唯一的老师。
慧习禅师专心于戒律，昼夜诵经不倦。隋末大乱，他也外出逃亡，但仍不废学业。义净在慧习的教导下迅速成长，21岁时，他在神通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僧人)。
显庆五年(660)，义净辞别齐州，踏上了参访之路。当时，著名高僧玄奘已成为大唐国师，玄奘的求法成果和亲游佛土的经历，对义净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决定效仿玄奘，西行求法。
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义净和善行小僧义无反顾地启航了。在海上漂泊20余日后，他们到达了室利佛逝国，即今天的苏门答腊一带，当时此地佛教兴盛，佛寺拥有大量经卷。义净在这里受到了国王的礼遇，他留居此地半年以学习梵文。可就在这半年间，他唯一的同伴善行小僧因病回国了。
成亨四年(673)二月，义净孤身一人赴南亚次大陆，到达天竺(印度)本土。他遇上来自爱州(今越南清化)的大乘灯禅师，两人结伴同到中印度，可是不幸遇到山贼。脱难后，两人继续在各地访问参学。历经艰险之后，义净于上元二年(675)到了玄奘当年求法修行的那烂陀寺。至此，义净才安顿下来，在著名的那烂陀寺潜心研修佛法，这研究用去了十年光阴。
垂拱元年(685)，义净携带着求得的梵文佛经50余万颂回国。途中又屡次遇险，直至垂拱五年(689)才回到广州。在广州，他用了六年的时间主持翻译带回的佛经，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述，详细介绍了印度的佛教状况，寺院生活及其他情况。
当时，武则天登基称帝，她特别推崇佛教。在得到义净翻译的佛经和个人著述后，武则天非常高兴，下诏让义净“北上朝见”。
义净抵达陪都洛阳时，武则天亲自排驾，迎接义净于上东门外其礼遇之隆，甚至超过了玄奘回朝时的规模。此时义净61岁。他自671年出国求法到695年回到洛阳 历时整整24年。期间，他游历了30多个国家，当初的壮年僧人也已然成为一代高僧。
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七日，义净圆寂，享年79岁，法腊(僧龄)59年。唐玄宗皇帝追赠他为“鸿胪寺卿”的官衔，安葬于长安延兴门外，在此修筑灵塔，命光禄大夫同安侯卢璨撰写《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由高僧智业书碑。唐中宗时，为表彰义净翻译佛经的功德，中宗皇帝曾亲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一文，盛赞义净。可见晚年义净深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等几代皇帝的器重，堪称玄奘之后的又一位大唐国师。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与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台称为“三大求法高僧”，又与后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真谛，唐朝的玄奘一起，并称为“四大译经家”。在漫长的中国佛教史上，能把“求法高僧”和“译经家”两个称谓集于一身的，除了玄奘大师，就是从济南走出的一代高僧义净了。
佛教胜地——千佛山
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唐代最为兴盛。可见，佛教在发展和兴盛阶段均与济南深深结缘，发展阶段有朗公和尚在济南创建神通寺和灵岩寺，兴盛阶段有济南籍高僧义净出国求法。
在郎公和尚卓锡金舆谷之后，在义净法师出国求法之前，济南的另一处大型的佛教胜地赫然建成。它就是千佛山。千佛山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也是济南历史上佛教兴盛的最好标志之一。
千佛山原称历山，春秋称靡笄山，战国称靡山，南北朝称舜山、庙山、舜耕山。隋开皇年间，依山势凿窟、镌佛像多尊，始称千佛山，并在山上建千佛寺。唐贞观年间，千佛寺重新修葺，并改称兴国禅寺。自此，济南又多了一处梵音萦绕之地。
高僧、佛寺、墓塔林、梵音、香火……构成了佛教文化特有的神韵。济南的历史上从不缺少这份神韵，而且，它还有淙淙的泉水来为这份神韵伴奏。
有两条路线功不可没，一条是传法之路——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将佛法传到汉地，一条是求法之路——汉地的僧人远赴印度求法。无论是“佛祖西来”还是“西天取经”，人们都可以从高僧们漫长跋涉的脚步中读懂传法，求法的坚定意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就是靠着高僧们以命相许的果决，“世界屋脊”被穿越了。
由西向东送经弘法的僧人有很多，最著名的有鸠摩罗什、达摩祖师、佛图澄等，而佛图澄和他的弟子僧郎(郎公和尚)就与济南的佛教发展密不可分。
佛图澄与郎公和尚
佛图澄(231－348)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僧，曾两度云游学法，成为“得道高僧。佛图澄严守佛家戒律，对佛法在中国北方的传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公无351年，佛图澄的弟子僧郎受张忠之邀来到了济南，在金舆谷(今历城区柳埠)创建寺院，弘扬佛法。所建佛寺人称郎公寺。到了隋朝，隋文帝即位，因其母吕苦桃是济南人，为“通梦屡感”，隋文帝遂赐名此寺为神通寺，这便是今天四门塔景区里的神通寺。
当年，僧郎与张忠在济南传法，名声远播，世人尊称僧郎为朗公和尚，许多君主(如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后秦姚兴、北魏拓跋硅等)皆通信致敬，颁赐大量金帛与奴仆等：慕容垂甚至封他为齐王，并收取奉高(今泰安)、山茌(今长清)两县的赋税。郎公和尚辞去了王爵虚号，邀请著名高僧道安，法和等来金舆谷讲学，济南由此成为华东地区的佛教重镇。
后来，隋朝在神通寺附近建了四门塔，唐朝又建了千佛崖和龙虎塔，唐以后，元明清各代又留下了大量的碑刻塔林竹林等，形成了今天四门塔风景区的规模。历经1600多年的岁月沧桑，四门塔景区保存下来的龙虎塔，千佛崖造像碑刻等已然成为人们研究佛教，雕刻艺术及建筑艺术的活化石，而最早修建的神通寺也得以原址重建。
关于郎公和尚的传说很多，“郎公石”既是其中的一个。郎公和尚与张忠一起在神通寺修道，结成了莫逆之交。一天，皇上突然下了圣旨，请张忠赴西安讲法(一说是去边关带兵打仗)。张忠在途经华阴时去世(一说战死)。郎公思念友人，就天天站在山顶遥望。天长日久，山顶就长出了一尊山石，人称“郎公石”。
据《神僧传》记载：“朗公和尚说法秦山北岩下，听者千人，石为之点头。众以告，公曰：此山灵也，为我解化。他时涅槃当埋于此”。此地即为灵岩寺，取“顽石有灵，闻法点头”之意。而“郎公说法，顽石点头”之说亦是对郎公深通佛法擅长教化众生的极好佐证。
灵岩寺建成后，即成为神通寺所属之下院。北魏时，法定和尚重兴灵岩寺。隋炀帝赴济南祭拜祖母时，曾到此寺上香，并赋诗纪念。唐代，灵岩寺又成为唐高宗和武则天赴泰山封禅时的驻跸行宫。此时的灵岩寺经过扩建，已成为名刹，与浙江天台国清寺湖北江陵玉泉寺，江苏南京栖霞寺齐名，并称“海内四大名刹”。寺内的干佛殿为该寺主体建筑，因其塑工精细传神，被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作为一代高僧，郎公和尚与山东及济南的缘分甚深。他留给济南的，绝不仅仅是两座寺院(神通寺和灵岩寺)，而是在儒家文化浸淫的齐鲁大地植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基因——佛教。可以说，自郎公和尚之后，济南的淙淙泉水声中就又多了来自西天的梵音。
义净的“西夭取经”之路
从佛图澄至中原传法，到朗公和尚来济南创建寺院，如果我们说这是佛教中的“西来传法”之路的话，那么，济南籍的唐代高僧义净所走的显然就是另一条道路——“西天取经”之路。
义净(635-713)，俗姓张，名文明。齐州山茌县人，出生于官宦门第，年仅七岁就皈依佛门，拜土窟寺的善遇、慧习为师。善遇和慧习都是虔诚的修行者和博学的高僧，不幸，在义净12岁时，善遇去世，慧习成为义净唯一的老师。
慧习禅师专心于戒律，昼夜诵经不倦。隋末大乱，他也外出逃亡，但仍不废学业。义净在慧习的教导下迅速成长，21岁时，他在神通寺受具足戒正式成为比丘(僧人)。
显庆五年(660)，义净辞别齐州，踏上了参访之路。当时，著名高僧玄奘已成为大唐国师，玄奘的求法成果和亲游佛土的经历，对义净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决定效仿玄奘，西行求法。
咸亨二年(671)十一月，义净和善行小僧义无反顾地启航了。在海上漂泊20余日后，他们到达了室利佛逝国，即今天的苏门答腊一带，当时此地佛教兴盛，佛寺拥有大量经卷。义净在这里受到了国王的礼遇，他留居此地半年以学习梵文。可就在这半年间，他唯一的同伴善行小僧因病回国了。
成亨四年(673)二月，义净孤身一人赴南亚次大陆，到达天竺(印度)本土。他遇上来自爱州(今越南清化)的大乘灯禅师，两人结伴同到中印度，可是不幸遇到山贼。脱难后，两人继续在各地访问参学。历经艰险之后，义净于上元二年(675)到了玄奘当年求法修行的那烂陀寺。至此，义净才安顿下来，在著名的那烂陀寺潜心研修佛法，这研究用去了十年光阴。
垂拱元年(685)，义净携带着求得的梵文佛经50余万颂回国。途中又屡次遇险，直至垂拱五年(689)才回到广州。在广州，他用了六年的时间主持翻译带回的佛经，还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述，详细介绍了印度的佛教状况，寺院生活及其他情况。
当时，武则天登基称帝，她特别推崇佛教。在得到义净翻译的佛经和个人著述后，武则天非常高兴，下诏让义净“北上朝见”。
义净抵达陪都洛阳时，武则天亲自排驾，迎接义净于上东门外其礼遇之隆，甚至超过了玄奘回朝时的规模。此时义净61岁。他自671年出国求法到695年回到洛阳 历时整整24年。期间，他游历了30多个国家，当初的壮年僧人也已然成为一代高僧。
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七日，义净圆寂，享年79岁，法腊(僧龄)59年。唐玄宗皇帝追赠他为“鸿胪寺卿”的官衔，安葬于长安延兴门外，在此修筑灵塔，命光禄大夫同安侯卢璨撰写《大唐龙兴翻经三藏义净法师之塔铭并序》，由高僧智业书碑。唐中宗时，为表彰义净翻译佛经的功德，中宗皇帝曾亲撰《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一文，盛赞义净。可见晚年义净深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等几代皇帝的器重，堪称玄奘之后的又一位大唐国师。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与东晋的法显唐朝的玄奘台称为“三大求法高僧”，又与后秦的鸠摩罗什梁朝的真谛，唐朝的玄奘一起，并称为“四大译经家”。在漫长的中国佛教史上，能把“求法高僧”和“译经家”两个称谓集于一身的，除了玄奘大师，就是从济南走出的一代高僧义净了。
佛教胜地——千佛山
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唐代最为兴盛。可见，佛教在发展和兴盛阶段均与济南深深结缘，发展阶段有朗公和尚在济南创建神通寺和灵岩寺，兴盛阶段有济南籍高僧义净出国求法。
在郎公和尚卓锡金舆谷之后，在义净法师出国求法之前，济南的另一处大型的佛教胜地赫然建成。它就是千佛山。千佛山是济南的三大名胜之一，也是济南历史上佛教兴盛的最好标志之一。
千佛山原称历山，春秋称靡笄山，战国称靡山，南北朝称舜山、庙山、舜耕山。隋开皇年间，依山势凿窟、镌佛像多尊，始称千佛山，并在山上建千佛寺。唐贞观年间，千佛寺重新修葺，并改称兴国禅寺。自此，济南又多了一处梵音萦绕之地。
高僧、佛寺、墓塔林、梵音、香火……构成了佛教文化特有的神韵。济南的历史上从不缺少这份神韵，而且，它还有淙淙的泉水来为这份神韵伴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