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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cha Haselmayer，建筑师出身的德国人，最初从事城市规划咨询工作，后创办Citymart.com，成为将有问题亟待解决的市政府与解决方案提供商联结在一起的中间人。在Citymart.com的撮合下，一家瑞士小公司帮助旧金山市政府解决了一个城市照明的问题，后者仅为此花费300万美元，比原有预算少了2700万美元。
我们一直关注几个问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否改变市民生活中的各种不便；政府能否更加人性化；政府是否能有效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让市民享受到更多福利和便捷。
我们一直在尝试改变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提高55.7万个政府每天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用花费的利用率。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可行。刚开始所有人都说：这样做不行；这件事你改变不了；这个东西你不能碰。但现在我们成功了。我们已经能看见，城市因为我们的方案变得更智能，更开放，更灵活，更能适应市民和社区的需求。
450万美元能为盲人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全世界的市政府每年在城市建设上会“烧掉”全球GDP总值的10%。表面上看，市政府无需参与国防建设，也不用插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只需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即可。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世界上有55.7万个地方政府，想让他们都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显然不太现实。
我想给大家讲两个分别花了450万美元，就改善了盲人市民生活的实例。第一个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2011年，圣保罗市政府花了450万美元安装了人声播报交通信号灯，盲人或迷路的人只需按动信号灯上的播报按钮，信号灯就会用语音播报他所在的位置。此举得到了市民和盲人的支持，因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项为改善盲人市民生活环境而采取的举措。
同样是在2011年，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瑞典首都）花了450万美元为同样的人群做事，却产生了远胜圣保罗的效果与反响。一位叫伯瑞斯的盲人说，他用了城市配发的小型电子导航仪后，可以不借助外人帮助，自己去到城市里的每个角落。他觉得他和健全人几乎一样了。最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市通过推广这一电子导航仪，每年节省的各项开支高达2000万美元。
一个城市花大钱在全市安装了人声播报交通信号灯，但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另一个例子中的城市花了同样多的钱，却给市民的生活质量带来了质变，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运作模式。斯德哥尔摩的盲人不再是城市的累赘，他们可以和健康人一样外出，工作，被社会接纳，因为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出行问题。这两个解决方案的优劣一目了然。
Citymart让对的解决方案遇上对的人
作为我们机构（citymart）而言，我们绝不能接受有人放着现有的电子导航仪不用，却把人声交通信号灯当成解决盲人出行问题的最佳方法。所以，我们很关注城市怎么花钱，他们花的钱究竟有什么用。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城市愿意公开自己的需求和问题所在。而他们也对市面上已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无所知。只有不到10%的城市决策者愿意寄希望于企业和新的解决方案；只有13%的城市有接纳新方案的机制，并能很好地理解、实施新方案。
我并不是说政府官员不想用正确的解决方案，只不过现有流程的设置为实操带来了很大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城市本身能够成为创新者，我们希望这些城市能够公开自己面临的问题，以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要让对的解决方案遇上对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创办citymart，这是一个面向城市的市场，联结了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最终为之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帮我们的合作城市表达出他们的本质需求，譬如“我想解决盲人出行问题”，而不是“我们想买人声信号灯”，继而邀请所有可以提供方案的人参加一场竞赛，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再将城市和方案相联结，让对的方案遇到对的城市。
83个城市 超过100场竞赛
这个程序听起来容易得很，但目前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现在我们与83个城市合作，举办了超过100个竞赛，将需求与方案相联结。与简洁的过程相对应的，是惊人的成果。城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态度上的。
城市的运作变得更高效了。我举一个波士顿的例子。我们研发了一个手机应用来测地表震动。测量结果显示，井盖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城市里一个破损的井盖要用三天时间才能完成更换，但没过多久就又坏了。而用我们的方法换井盖，只需30分钟。而且这种井盖的寿命长达75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设想一下，波士顿有3万个井盖。新型井盖能省掉多少人力物力和资金。
城市也变得更加开放。我们帮旧金山安装了一个城市无线控制系统。这个系统花费了旧金山300万美元，但他们原来的预算是3000万美元，我们帮他们省了整整2700万美元。
城市变得更灵活，响应速度也会提高。在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盗版光盘猖獗，严重影响当地100万电影行业从业者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企业，新技术，完全透明化的电影投资基金，全新的社区影院和其他方法的结合得到解决。此举也将科技与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新想法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让城市公开自己的问题，通过市场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再把最佳解决方案分享给更多城市。我们这套方法已经在全世界83个城市得到了运用，每天都有新的城市问题被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再思考一些新的方案。（本文根据作者在芯世界社会创新中心主办的2014社会创新周主题演讲整理，有删减）
编辑|李长海 changhai.li@wtoguide.net
我们一直关注几个问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否改变市民生活中的各种不便；政府能否更加人性化；政府是否能有效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让市民享受到更多福利和便捷。
我们一直在尝试改变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提高55.7万个政府每天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用花费的利用率。我们的方式很简单可行。刚开始所有人都说：这样做不行；这件事你改变不了；这个东西你不能碰。但现在我们成功了。我们已经能看见，城市因为我们的方案变得更智能，更开放，更灵活，更能适应市民和社区的需求。
450万美元能为盲人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我们之所以这么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全世界的市政府每年在城市建设上会“烧掉”全球GDP总值的10%。表面上看，市政府无需参与国防建设，也不用插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只需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即可。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世界上有55.7万个地方政府，想让他们都把钱花在正确的地方显然不太现实。
我想给大家讲两个分别花了450万美元，就改善了盲人市民生活的实例。第一个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2011年，圣保罗市政府花了450万美元安装了人声播报交通信号灯，盲人或迷路的人只需按动信号灯上的播报按钮，信号灯就会用语音播报他所在的位置。此举得到了市民和盲人的支持，因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项为改善盲人市民生活环境而采取的举措。
同样是在2011年，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瑞典首都）花了450万美元为同样的人群做事，却产生了远胜圣保罗的效果与反响。一位叫伯瑞斯的盲人说，他用了城市配发的小型电子导航仪后，可以不借助外人帮助，自己去到城市里的每个角落。他觉得他和健全人几乎一样了。最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市通过推广这一电子导航仪，每年节省的各项开支高达2000万美元。
一个城市花大钱在全市安装了人声播报交通信号灯，但没有从实质上解决问题；另一个例子中的城市花了同样多的钱，却给市民的生活质量带来了质变，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运作模式。斯德哥尔摩的盲人不再是城市的累赘，他们可以和健康人一样外出，工作，被社会接纳，因为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出行问题。这两个解决方案的优劣一目了然。
Citymart让对的解决方案遇上对的人
作为我们机构（citymart）而言，我们绝不能接受有人放着现有的电子导航仪不用，却把人声交通信号灯当成解决盲人出行问题的最佳方法。所以，我们很关注城市怎么花钱，他们花的钱究竟有什么用。
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城市愿意公开自己的需求和问题所在。而他们也对市面上已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无所知。只有不到10%的城市决策者愿意寄希望于企业和新的解决方案；只有13%的城市有接纳新方案的机制，并能很好地理解、实施新方案。
我并不是说政府官员不想用正确的解决方案，只不过现有流程的设置为实操带来了很大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城市本身能够成为创新者，我们希望这些城市能够公开自己面临的问题，以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重要的是，要让对的解决方案遇上对的人，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创办citymart，这是一个面向城市的市场，联结了不同城市的不同需求，最终为之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帮我们的合作城市表达出他们的本质需求，譬如“我想解决盲人出行问题”，而不是“我们想买人声信号灯”，继而邀请所有可以提供方案的人参加一场竞赛，选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再将城市和方案相联结，让对的方案遇到对的城市。
83个城市 超过100场竞赛
这个程序听起来容易得很，但目前我们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目标。现在我们与83个城市合作，举办了超过100个竞赛，将需求与方案相联结。与简洁的过程相对应的，是惊人的成果。城市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态度上的。
城市的运作变得更高效了。我举一个波士顿的例子。我们研发了一个手机应用来测地表震动。测量结果显示，井盖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城市里一个破损的井盖要用三天时间才能完成更换，但没过多久就又坏了。而用我们的方法换井盖，只需30分钟。而且这种井盖的寿命长达75年。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设想一下，波士顿有3万个井盖。新型井盖能省掉多少人力物力和资金。
城市也变得更加开放。我们帮旧金山安装了一个城市无线控制系统。这个系统花费了旧金山300万美元，但他们原来的预算是3000万美元，我们帮他们省了整整2700万美元。
城市变得更灵活，响应速度也会提高。在尼日利亚旧都拉各斯，盗版光盘猖獗，严重影响当地100万电影行业从业者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企业，新技术，完全透明化的电影投资基金，全新的社区影院和其他方法的结合得到解决。此举也将科技与关于城市社区发展的新想法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让城市公开自己的问题，通过市场来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再把最佳解决方案分享给更多城市。我们这套方法已经在全世界83个城市得到了运用，每天都有新的城市问题被公开，这样我们就能再思考一些新的方案。（本文根据作者在芯世界社会创新中心主办的2014社会创新周主题演讲整理，有删减）
编辑|李长海 changhai.li@wtoguid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