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消费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可为借鉴。
　　当前中国的政策意图是要将实体经济风险向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的居民部门转移，并且在居民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促进消费升级。可以说，消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与消费升级相关的领域也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什么是未来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呢？
　　根据与日本的经验，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下降与消费意愿回升息息相关，而中国不同部门之间杠杆率转移的同时也将伴随着居民储蓄的下降。从趋势上看，扩大消费规模，拉动消费产业具有比较大的确定性。储蓄率的下降空间决定了消费的空间。
　　居民收入是制约消费支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收入的分析通常更强调工资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二次分配与消费之间具有更显著的关联，尤其当一个经济体面临财税和社会保障改革时。


　　数据分析显示，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的增速之差和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正向相关性，当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扩张时，即使工资增长，亦难以形成对消费的强劲拉动。
　　与此同时，经过再分配后的国民收入增速与消费增速高度相关，而随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初次分配形成的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力度明显降低。因此，再分配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乃至经济增长情况。
　　我们不妨设想，很多人力资本方面的支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会体现为消费，例如养老、医疗、教育等发展性公共服务消费支出，以及通过扶贫助困维持社会底层居民生存的基本开支。进一步推演，财政支出对于消费的影响可能会逐渐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回顾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本，其工业化进程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与中国现阶段相似。1973年石油危机结束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社会保障制度进入了重建阶段。随着初次分配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再分配的力度亦随之加强，由80年代的10%左右上升到2011年的30%以上。在1980年至今日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再分配制度始终起到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的积极作用。
　　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向发展民生经济倾斜，一方面发展生活消费品生产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投资公共事业，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老龄化加速的开端，老人医疗与年金制度的扩充在完善社保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为日后保障支出负担的增长埋下伏笔。
　　收入再分配除了社会保障之外还有税收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引入税率为3%的消费税，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1996年，日本政府提出，在财政结构改革方面压缩财政预算支出，同时将消费税率继续提高到5%。人们在税率提高前大量提前消费，而此后民间消费支出的降低影响了经济增长，对经济产生了短暂的抑制作用。
　　到了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导致居民部门所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缩水，存量与增量财富的同时缩减使得家庭消费的意愿大大降低。日本政府此时没有缩减社保而是选择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国债的发行规模与日俱增。尽管这一时期日本的再分配效率仍在提高，社保再分配之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始终控制在0.4以下，但仍抵不上资产缩水的冲击，因此，不能据此而否定再分配改革对日本居民消费的正面意义。
　　直观上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于2008年左右达到0.49的峰值，尽管近年来有所回落，但仍然持续位于0.47以上的高位，国内仍然面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能否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是未来能否激发国内消费活力的关键因素。
　　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保障开支的不断增长是促进再分配效率提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国民消费的最主要手段。随着领取社会保障人数的增加，拓展财政资金来源、提高社会对于保障费用负担率的措施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