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鸿章作为晓清最具代表性的封建官僚，同时也被称为中国现代外交第一人，在当时的中国外交界活跃了30余年，代表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近代化外交思想必然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因此，在这里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有助于对晚清中国外交近代化的理解，本文拟对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社会背景简要论述。
　　【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社会背景
　　李鸿章的时代性是他的变局思想产生的背景，而他的变局思想，是他的外交思想不同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的所在，是他的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观念的出发点。在现实生活中要评价一个人物并不容易，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复杂人物。为了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必须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放回他那个时代的背景，这样看的话，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李鸿章是指导洋务运动的开明官员。不能否认，李和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还有第一支现代海军都是他的功劳，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李鸿章，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将会延迟几十年。因此，李鸿章在这方面是应该得到正面评价的。“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日本一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撤，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睢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在列强虎视耽耽之下，清政府亦强烈的感觉到“彼族深阴狡黯，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60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纤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1861年3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而李鸿章则更因在1862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而赞不绝口，视为“神技”。他为此也曾给曾国藩写信哀叹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转而愤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押处荤毅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撅至此，不函函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川在这里”，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地落后于西方，故转而欲继承早年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平定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护清朝的统治，二是要在与外国侵略者保持“和好”的条件下，徐图自强，免遭沦青。关于这一点李鸿章有过告白“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似当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总的来说，李鸿章之流就是要“讲求洋器”，平定發捻，自立自强，抵御外患，重点是放在购船、造炮、练兵等军事方面。“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指导思想就成为此些人等的大兴办理洋务的纲领，并历时三十余年而不衰。而正是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从19世纪60年代初始，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提倡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诸领域中，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走向近代的道路上跨出了较大的一步。但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愿意也不可能允许中国通过兴办洋务富强起来。因此他们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务的同时，又不断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侵略和控制。而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外国侵略者相安无事，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所以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在某种层次上是缓解了当时中国的困境，但是从长远角度考虑，这种外交思想只能把中国引入一个无底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