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消息发布后，赵琳琳立马拨通了丈夫的电话。
　　“少抽烟、别喝酒，不能熬夜……”她一边告诫丈夫，一边打开电脑，网购了一批测排卵试纸，为孕育第二个生命做准备。
　　赵琳琳生于1983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年代。2008年，赵琳琳生下儿子，孩子长到2岁时，她开始强烈地想要第二个孩子。虽然在情感和经济上都有充分的二孩条件，但兑现二孩之愿却困难重重，因为她是重点初中的老师，丈夫是公务员。
　　为此，赵琳琳闹到了校长室，放弃了评职称和提干的前程，终换来一纸“准生证明”。
　　“单位同意生育，并保留了原岗位，已经是很好的结局了。”刘艳坦言。
　　赵琳琳和刘艳是我在采访时结识的，虽然刘艳是民营企业一线职工，但她和赵琳琳都曾面临同样的难题。
　　刘艳的二胎生产在2015年，赶上了“单独二孩”的政策。“证明免开了，但单位却把我调岗了。”刘艳回忆，当时自己是夜班部门主任，怀孕后申请调岗到白班，最后是如愿调到白班了，职位却降级了，工资自然跟着降了。
　　“通过调岗降薪、不保留崗位等方式，变相迫使怀孕或产后复工女职工主动离职，这在不正规的民企不难见到。”刘艳无奈地说。
　　她们的诉苦，让我记起我身边也有类似事情发生。我的一位男性同学，是一家民企人事经理，当女职工生产后，人事部多会用生育险“威胁”，以让其主动辞职。同学会上，每当有人“批评”他时，他还振振有词这是节约企业用工成本云云。结果年终，他妻子生产后还未出月子，也被单位“威胁”了。如今，他正四处维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