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起草者对性别平等的认知立场迥异,导致这份2003年出台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性文书出现了性别盲区,进而引发了性别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的边缘化。这种背离于社区文化传承中多样、活跃的性别实践现状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文化参与的性别失衡与将性别等同于女性的简化认知倾向。学界对这种背离引发后果的持续批评,以及2008年后性别议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体战略框架中所占权重的改变,促使教科文组织在相关的国际文书中开始强调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也使缔约国在申报各类名录时开始突显保护实践中的性别关注。国际文书性别关注的转换及缔约国申报实践的调整,带来的是《公约》精神与社区实践之间更为复杂的性别博弈。因此,需要学者深入思考的,已不仅是作为国际准则的性别平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与文化、资本、政治等多重权力关系有着复杂纠葛的性别议题,如何权衡社区利益与全球利益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