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拟封禅泰山，命宰臣张说草拟封禅仪注，于内廷集仙殿宴请群臣。玄宗年轻有为，锐意进取，好学深思，与群臣讨论诗书，各尽其妙，更希望能够招徕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讨论讲学，进德修业，有益社稷民生。
　　宴饮欢娱之际，玄宗以为，神仙乃虚无缥缈之说，自古求仙，皆无实效，而治国理政，辅时及物，则非贤者不可，遂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以彰明求贤若渴、崇重贤能之义;并且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提高了书院官的地位，崇其声望，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宰相张说执掌书院事务，以右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玄宗皇帝特别任命张说为“大学士”，张说以为学士本无“大”之称，坚辞不受。
　　宴饮之时，按惯例，官重者先饮，张说推让不肯先饮，以为“学士之礼，以道义相高，不以官班为先后”，遂与众学士引觞同饮。参加雅集的张九龄为文记述：“候彼神人，事虽前载，传于方士，言固不经。遂改仙为贤，去华务实，且有后命，增其学秩。是以集贤之庭，更为论思之室矣。”君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而宰相及重臣谦退廉让，同心协力，务实求真，唯有如此，方能够开创礼乐文明的开元盛世。
　　张说是初盛唐之际的闻人，博闻强记，务实干练，文学优长，娴熟吏事，且为人处事颇有操守。武则天大周革命，招徕人才，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主持考试。年轻的张说对策文为天下第一，其警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武则天为夺权而任用酷吏，亲政之后，则宜改弦更张，宽以御众。策文很有针对性，有胆有识，却也说得委婉得体。武则天令抄写多本，颁示朝臣及蕃客，以光大国得贤之美。
　　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才人，正道直行，只要有合适的机遇，总会获得发展的空间，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张说敦守儒家礼义，熟读经典，擅长诗文，尤长于碑文、墓志、诏书制策，当代无能及者，号称大手笔。中书舍人陆坚自负文学，轻视同列，以为丽正书院或非其人，而有司所供太丰厚，遂宣言于朝列：“此辈于国家何益，如此虚费！”建议罢去丽正书院，遣散诸学士。一时间，同声附和者甚多，而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善于逢迎，随风俯仰，更是严加指责，要求罢去丽正书院，遣散学士，美其名曰裁抑浮华、崇尚实干。张说以为：“自古帝王功成，则有奢纵之失，或兴池台，或玩声色。今圣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今丽正书院，天子礼乐之司，永代规模，不易之道也。所费者细，所益者大。徐子（陆坚）之言，何其隘哉！”

　　在张说看来，丽正书院之设，聚集诸学士，讲学讨论，与皇帝共同刊正图书，学习、探讨，进德修业，商议国家大事，借鉴历史的经验，讨论政策的得失，群策群力，沟通信息，消弭暌隔，协和上下级以及同僚之间的关系，有益于国家。丽正书院，实乃一个公开议政、沟通信息之地，也是朝廷的议政之所，颇有点现代议政厅的功能，应该得到充实，继续发扬光大。因而，张说批评陆坚—“见识何其狭隘鄙陋啊”。
　　饱读诗书的张说，不但熟知历史的经验，而且有很强的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并非仅仅会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的陋儒。当初，李隆基尚为太子之时，张说乃东宫太傅，写有《上东宫讲学启》，提请太子注意学习、讲论，认为“安国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经天地，纬礼俗者，文教也”，而礼俗之兴，乃在于儒者之讲论、垂范，要“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整理刊定前代文化典籍，学习而发扬光大，“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而且要以和蔼可亲的态度，虚心学习、讨论，培养聪明，体察国情，从而使政治开明、臻于盛世。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议执政之善否，有人以为这样会损害政府的形象，对政策的执行产生不利的影响，建议毁乡校，使百姓不得议政。而郑国的执政者子产以为，乡校乃百姓议政之所：“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譬如治水，应该及时疏导，使上下沟通，自然流泻;而不应该壅塞，最终导致大水冲决堤岸，必然伤人甚多。因而，应该行忠善以减损怨怼，而不应作威福以防怨怒。故而，孔子称誉子产为“仁”。
　　其实，陆坚等对议政持反对意见，乃囿于“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古语。“天下有道”，乃最高的政治理想。然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当允许庶人之议矣。民吾同胞，共处一国，共同在一族群团体之下，在上位者与庶民一起担当着福祸灾祥。在上位者应该制定政策，政治开明，治理好国家，以趋于大治大化，此乃在上位者之职责;而庶民无其位—事实上不可能人人皆为领导，则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议论政策、政治之善否，以期引起在上位者之关注，改进政策，开明政治，这也是庶民的权利。张说深谙此理，视丽正书院之讲学、议政、刊定图书的行为同于郑人之乡校，因而批评陆坚之狭隘鄙陋，宜哉！玄宗得知此事，因此而鄙薄陆坚。
　　可是，就是这个玄宗，在其政权稳固之后，也日益消殆，渐肆奢欲，自然就退出了丽正书院的学术及议政活动。柔佞多狡、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侦伺皇帝之意旨，曲意逢迎，投其所好，颇得欢心。没有了以往的听政议政之所，李林甫得以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竟然召集谏官，公开训示：“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马屁拍得真好！圣明睿智的皇帝在上，无所不能，做臣子的颂美尚且来不及，哪能提意见呢？仪仗队中的马，待遇很好，吃三品料，一旦鸣叫一声，即被斥去，训示谏官学聪明点，要三缄其口，为保自家的吃食而沉默，而颂美。
　　如此恶例一旦开始，更是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了。天宝六载，唐玄宗欲广求天下人才，下令能通一艺者皆至京师，参加选拔考试。专权甚久的李林甫，担忧草野之士放言无忌，在策文中发表激烈的抗议之辞，揭露其奸谋非自己权力所能控制。李林甫遂玩弄手段，混淆视听，说那些将参加举荐选拔的人没有见过世面，卑贱愚聩，恐怕会有一些粗俗鄙俚的言语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先进行甄别选拔，精加试练，进行一次筛选，灼然超绝者遂送往京师。在李林甫的安排下，虽然进行了考試，却无有一人及第，李林甫上表祝贺“野无遗贤”—大唐帝国竟然已经把有一点点才能的人都选拔尽了。这真是个天大的政治笑话。而此时的玄宗，养尊处优，远离诗书，玩物丧志，已经失去励精图治的雄心，老庸昏聩，对这个荒唐的谎言竟然深信不疑，在欺人与自欺中，暗自得意。千夫之唯唯，何来一士之谔谔，真是可笑，亦复可悯、可悲。这样的结局，自然更加导致了吏治的昏乱，离心离德，唐帝国之大厦，离倾颓不远了。
　　当然，张说死于开元十八年（730年），不会知道李林甫的所作所为了，更不会知道，他曾经忠心耿耿、穷尽心力辅佐的大唐帝国，在武宗时代出了一位“才人”，辅导皇帝，采取了和他完全相反的策略。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大宦官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的身份退休，一帮小宦官送其归于私邸。老宦官仇士良眨巴着昏花的老眼，说：“谢谢诸位对我这个老人这么尽心尽力。诸位想长保富贵荣华，要善侍奉天子，能听老夫一言吗？”诸宦官唯唯诺诺，一脸惶惑，仇士良说：
　　“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仇士良的策略乃玩物丧志之法：给皇帝广殖财货、珍宝奇玩，罗列眼前;盛设鹰犬骏马，每天以击球、打猎为事;多选美女歌伎，以声色蛊惑其心，极其奢靡，使皇帝喜悦而不知停息，如此则一定远离经书，头脑冬烘，所有的权力则握在宦官手中，如此，恩泽、权力无不为宦官所操持、享受！仇士良再三告诫诸宦官：“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这是仇士良为宦官、自私自利的心胸，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卑污的“心得”。仇士良杀戮两位王子、一位妃子、四位宰相，贪婪酷虐20余年，而恩遇不衰，正是以其所谓“智术”愚弄着一个昏庸的儿皇帝罢了。
　　张说，聪明睿智，崇重文化，以平等的心态辅佐李隆基，以丽正书院为讲求礼乐文化、学习探讨朝政得失之场所，对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并重的开元盛世的到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