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公共行政学家
　　朱敏：考虑到人均GDP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二的背后，无疑蕴含着纷繁复杂的改革和利益诉求。
　　竹立家：没错。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如果考虑第二次分配情况，现状也不容乐观。中国的二次分配不公现象也比较严重，“社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朱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
　　竹立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可以说，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改革确实已到“深水区”。
　　朱敏：也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经济改革成果要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并进一步推进发展，还需要从制度改革上加以解决。
　　竹立家：是的，未来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较第一个三十年要严重得多。能不能在现有发展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民众幸福和尊严，让人们满意。
　　未来三十年，中国改革步入一个新阶段，踏上一个新台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任务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我们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制度逻辑决定的，不以人的愿望和意志为转移。对发展的片面认识或自我陶醉都是对社会、对民族和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
　　因此，对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
　　朱敏：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改革期”，无疑需要从深层次去寻找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是什么？
　　竹立家：我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五个具有颠覆性的社会问题，即：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腐败和特权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社会诚信问题。这五大问题，既是未来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稳定的“燃点”问题，也是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要重点关注的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中国改革突围的关键环节和突破口。只有这五大问题从制度安排上得到根本解决，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和制度平台，也才能有效地解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问题，让民众满意和具有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