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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七世纪初叶松赞干布弱冠嗣位以来，吐蕃王朝的军队一直实行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军事指挥官战时统兵，平时主政，士兵战时出征，平时牧农。吐蕃早期的军队多与部落组织有关，其特色是全民皆兵，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相结合，军事行为与生产行为相结合。由于寓兵于民，吐蕃军队在兵员征集、应征待遇等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制度。迄今为止，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吐蕃军队兵役制度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男女老少全民皆兵
众所周知，在藏王松赞干布改革军事制度以前，吐蕃军队的兵役制是一种源于原始社会的旧有部落兵役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掠夺、抢杀、血亲复仇为目的，建立在原始经济上的落后、野蛮的军事制度。这种军制毫无战斗力，出则整个部落窝蜂而上，男女老少全民皆兵，既无纪律约束，也无任何军事训练，更谈不上前后方的密切配合，军备的储存或军需的供应，是一种弊端很多的军事制度。然而这种军事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却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微弱，甚至是表不遮体、食不果腹。所以只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才能维持生命。而在集体生产劳动、打猎、采集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遇到猛兽等其他动物的袭击，因此只有整个集体部落的所有成员一起出动，与之搏斗才能保全自己。即使是原始社会的部落之间发生争斗时，也是倾巢出动，共同对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这时的征兵方法必然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男女老少人人皆兵。吐蕃是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政权，原始的部落兵制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兴的政治和军事需要。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适应时代趋势，仿照唐王朝的府兵制度，革除吐蕃原来的旧有部落兵制，建立了“五茹六十一东岱”的军事组织，使改革后的吐蕃军队成为一支兵民合一，集生产、训练、出征于一体的新型军队。
《通鉴吐蕃史料》记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吞食他国，士宇广大，胜兵数十万。贞观十二年（638）八月，吐蕃进攻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万屯松州西境……寻进攻松州。开元二年（714）八月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开元二年（714）十月，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开元二十九年（741）六月。吐蕃四十万入寇，至安仁军。大历三年（768）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大历十二年（777）九月，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已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贞元四年（788）五月，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贞元十八年（802）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吐蕃动辄出兵数以万计。最多达四十万，原因在于吐蕃军队并不都是脱离生产的，而是生产、战斗两不误。平时下马为民，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上马为兵，建立武功。而且一旦有战事爆发，吐蕃部落的基本群众立即按固有番号组成茹和东岱成为战斗人员。“人有所隶之军，军有所统之将。”平时的狩猎成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式。这也是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以后的吐蕃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
兵员是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兵员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吐蕃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其兵众有限，战争消耗是不可避免的。长此以往，吐蕃本族人随时都会出现无兵可征、无人可战的局面，因此吐蕃军队统帅必须保证其兵源的充足。所以吐蕃在被征服地征兵就理所当然了，吐蕃获取士兵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征用本土士兵。实际上，吐蕃本土适于服兵役的适龄男子，全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动员起来服兵役。而男子“参军或服役”，因健康或其他原因要求免去服役时，他可出一个代替人，也可由欠债人代替；城堡中的在编人员或者其他受雇人员可以更换或调部。二是征用其他少数民族。广德元年（763）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大历十一年（776）正月，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贞元四年（788）九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元和十四年（819）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史料告诉我们，吐蕃发兵时，都把藩属的士兵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编入自己的军队以解决自身兵员的供给。三是征用在蕃唐人。所谓的在蕃唐人就是因各种原因停留或长期生活在吐蕃境内的而又对吐蕃军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并且是吐蕃兵力的重要来源的人。在蕃唐人按没蕃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于战争失败或在战争中被打散而没蕃的唐军将士，第二类是被吐蕃军队掳来的平民百姓，第三类是因其地沦陷而为吐蕃属民。这些在蕃唐人不但是吐蕃普通士兵的兵源，而且由于他们对中原环境、气候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所以吐蕃军队往往在对唐战争中用作军事向导，军事间谍甚至军事参谋。“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末，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从史料分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陷唐京师长安，仓皇出逃与降蕃唐人泾州刺史高晖作向导有着直接的关系。
吐蕃军队兵员的供给和补充不可能完全靠吐蕃本土，原因有二：一是路途遥远，补给困难。青藏高原海拔高，地形复杂，缺氧，一千多年前交通非常落后。兵贵神速，一旦战事发生就需要有足够的兵力，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靠吐蕃本土提供兵员根本不可能。二是兵员数量巨大。吐蕃对外作战，一次动用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如此强大的兵力无论从人口还是财力来讲，吐蕃本土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在被征服地征集兵员就成为吐蕃的一项基本政策。
在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下，吐蕃军队的主力当然是成年男性，但妇女、老人、小孩均在征兵范围之内。不但吐蕃本土的女性在征兵范围之内，唐人妇女作为吐蕃军队的奴婢充当后勤人员，即庸”。《沈下贤集》云：“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所以在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下，女性也必须服役。吐蕃军队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秋高气爽，牛肥羊壮的季节发动进攻，军队行进时赶着牛和羊，整个部落老少妇孺一起行动。敌方城堡坚固难攻，他们便大人小孩齐抓麻雀，在麻雀脖子上和尾巴上拴上草火绳带到城根，然后点着放飞。麻雀烧灼发急，飞往城墙里面，落在木房和草房上，燃着房子。乘城内上下正忙于救火之际，吐蕃军队突然发动进攻。这就是吐蕃军队火攻的军事思想。大人小孩齐抓麻雀，表明吐蕃军队中大人小孩均存在行军阵营中，充当军队的军营勤务兵或是后勤辎重人员。 二、应征人员的待遇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兵法严，而师无馈粮，以虏获为资。”《册府元龟》记载：“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有战伐吞并。往必成功。”这是汉文史料关于吐蕃军队行军作战粮草兵马武器装备必须自理的记载。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军队尚保留部落兵制的特征，出兵不带军粮，依靠掳获的东西度用。即使是在平定贵族勾结部属地方势力的叛乱，稳定本土政局的情况下，在战争中的给养还是要求士兵自行解决。
吐蕃王朝为巩固政权，频繁对外用兵，为保证每一战役的军需供应，以牛、驼、马等牲畜作为随军运输的工具。由各部落的奴隶赶运。士兵从占领地抢掠马匹、粮秣以作补充。在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下，吐蕃军队出征，基本没有后勤辎重供给，唯有依靠掳获的战利品度用，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死中求生、拼死一生的心理，不获胜利决不罢休，养成了战斗时“前队尽死，后队始进”的大无畏气概。当然军需问题的存在也有主客观双方面的原因，吐蕃军队以骑兵为主，以快速反应而见长，由于在马背上承载能力有限，因此吐蕃士兵自身携带的军需品较少，除武器装备外，仅有少量自备的粮秣。加上藏区特有的经济特点，物质财富缺乏。特别是缺少粮食，从而不能提供大量的军需品。这也是吐蕃军事制度的显著特点，那就是粮秣装备自理。
从汉文史料看，吐蕃将士除自带粮秣装备外，通常通过两个途径解决给养问题：一是缴获，二是劫掠。《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公元七世纪初叶，一个名叫韦·邦多日义策的部落首领父兄子侄七人与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于拉木、恰拉山中间之冲木地方盟誓，按照惯例，韦氏家族以半克青稞煮酒，奉献饮宴，并给朗日论赞献上十套犀皮铠甲和两把带鞘长剑。据说长剑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吐蕃军队出征时，不发给官兵给养，在战场上的一切缴获属于自己所有，以促使吐蕃大小将领和参加征战的部落首领勇于作战，拼死效力。
玄宗开元二年（714）“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彘之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乃毁其城而去。”“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杀人掠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贞元四年（788）“吐蕃三万余骑寇泾、宁、庆、鄜等州，俘掠人畜万计而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吐蕃将士为解决自己的军需给养，到处劫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吐蕃进行的扩张战争具有明显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这是不义之战的一种表现。
吐蕃军队兵役制度规定，军队里有四种人是不可缺少的，即作战将士、救护部队、后勤人员、从军的职业占卜者；《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记载：“吐蕃军队行军，是以骑兵为前锋，弓箭手、带短剑或短刀的士兵居中，披甲执矛者殿后。吐蕃军队中有一令人感兴趣的特点，它存在单独的救护部队。”可见，吐蕃武装力量都配备救护伤员的医师和神职人员，其职责就是抢救伤病员，超度阵亡将士。一旦有将士阵亡后，吐蕃军队将妥善处理其后事。第一，围尸痛哭。《太平广记钞》外臣部载，唐贞元中，唐蕃大战于青海，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阵亡，蕃军围尸痛哭，并为他举行特异的宗教仪式。第二，厚礼荣葬。《册府元龟》外臣部士凤三载，战死者，其墓周回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对战死者独辟营地，白泥封坟丘，确属殊遇。第三，军户甲门。《白史》西藏之古俗及姓氏章载，若一家多人战役，悬甲于门，以光荣。《新唐书·吐蕃传》载，重兵死，以累世战役为甲门。一家数人战死，或世代死于战场的民户，编入军户，其家门前竖立，以示荣崇。对于应征人员的待遇，吐蕃军队的军需来源的特点就是应征人员自理，但在战争中可以任意劫掠和缴获战利品，一旦阵亡，军队以特殊规格处理后事。
三、兵役制度的演变
任何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充足的兵源供应作保障都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吐蕃军队兵役制度是为吐蕃军事力量的维持壮大服务的，是一套灵活的、操作性强的、行之有效的兵役制度。在吐蕃本土，军队兵源的主要成分是介于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平民社会阶层。①在边疆被征服地部落，吐蕃建立了检阅军事实力、征集兵马、粮草、后备兵丁并划定负担范围的多特殊功能的“兵差役”大料集制度。在军事占领区，吐蕃则设立军镇，征集兵员，或者强迫占领区的异族人在战争中充当先锋。尽管吐蕃军队兵源广泛，但并不脱离生产，而是按氏族、部落、部族组合成一个准军事集团分散在各家各户，只有在训练或战时才按固有的番号集中起来组成将、东岱和茹。而集中的方式与数额因部落各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按被征服部落人数征集。这是一种依据被征服部落人数多少来确定兵员人数的征兵方式。“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谷浑部落，数信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自没凌替送款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悉其种落，皆为猜阻。”《全唐文》的记载说明吐蕃在吐谷浑征集的兵马数量尽占本土军粮兵马的一半。在中国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简中简132号有“吐谷浑人户有多少？长住户若干？根据所计住户之数决定派来边隅斥候人数”的记载。简153号有“墀古啜尔之斥候缺于阗人一名”的记载。简186号有某驿站“驿吏为喀若部落之朗鲁顿。寮属为管仓部落之萨东鲁道。男伙夫为那雪部落之拆通玛。伙夫之仆役为恰拉部落之甲木萨肖”等记载。从吐蕃简牍记栽来看，吐蕃在被征服地部落中征集的兵员是依据该部落总人数多少来确定每一部落所出兵丁人数。
第二，按经济实力征集。这是一种针对兵员来自各茹和被兼并的属部，兵丁的多少根据财力的多寡而定的征兵方式。兵丁被登记在一种专门的“红册”中，战时则根据“红册”，通过会盟征集抽调来征集兵员。“
（公元743年）集会议盟。始作蕃地青壮兵丁征集事。冬，（赞普）牙帐驻于札玛。由大论穷桑，于南木，召集冬会议盟，实施征集青壮兵丁事。”从史料中可知，吐蕃军队的士兵，还有特殊的名册，称为“红册”，记载名字、年龄、财产等信息，而且还举行由大论主持的盟誓来实施征兵事宜，说明吐蕃统治者阶层对征集兵丁，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视程度。 第三，全民皆兵制。吐蕃军队的组成，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藏史载，吐蕃有卫茹大都（赞普直辖之地）、颇章大都（赞普民户）、雅隆索卡（麴氏、聂氏）、羊卓（雪家古仁五部）、秦瓦秦域（管氏、努氏）、恰乌关隘（章王五父姓）、哲雄巴（那囊氏）、查绒上下（蔡邦氏）、藏地上下（没庐琼保氏）、隆雪纳保（朱氏）、彭域（卓氏、玛氏）、娘若仲巴（折氏、杰氏）、象与列（齐日氏、刘氏）、大小雍瓦（勃阑伽氏）、夏康三部（论相之地）、南若卡贡（忱氏、恰氏）、当雪噶木（皮氏、若氏）、多甘思·安多（八大节度使）等“十八采邑”地区。吐蕃军队与氏族的统属关系说明了吐蕃王朝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为着某种共同的利益结成一定范围内的军事部落联盟，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务官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和征收赋税等事务，士兵平时耕作，战时参战。
第四、“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征兵制。藏族早在吐蕃武力强盛时就有较为严密的军事建制，即征兵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十人为什。十什为牌，十牌为寨，五寨至十寨为沟，沟则直属土官。什有长，牌有头，寨沟有主。当局地方土司、土官、寨主，均直接征调壮丁参战。于每年夏秋二季训练士兵，什、牌、寨、沟均须会操一次，及各自操练一个月，训练时无技术讲授和专人指挥，仅由所在地方之高级官临时指挥。于开阔场地，操练劈刺、射击、骑马等技术，旁边置有锣鼓爆竹，以助兴。壮丁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遇有战事即应召出征。在平靖内乱及对外作战紧急征调时，各部落首领以预刻之木符遣人驰至各沟交沟主，再转寨主击木梆，各牌依木梆击之缓急而定集合之时间。戎装持械，十什队伍集合后，由一人执牌旗前导，驰往寨所，由寨主率之，行至集合场与骑兵等队伍合并驰沟主所在地，再赴长官或土司之所，所候差遣，无爽约违命之事。战时，以战死为荣，对懦弱败阵者头系狐尾以示辱，为社会所唾弃，故吐蕃之强皆依其军事力量。当吐蕃兵役制度从全民皆兵制发展至此，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状态。
在吐蕃的军事力量中，有一支长期被诸多研究学者所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吐蕃的斥候。在新疆出土的吐蕃藏文简牍中，“斥候”一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斥候是每个部落乃至每个家庭必须负担的差役，由上级委派的”；吐蕃军队存在大量的斥候在吐蕃兵役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必须由人服斥候兵役。《吐蕃简牍综录》简牍139条：“乍夏志以上，甲仓慕堡以下，在南茹，有三名斥候，一名逃散。由士兵至各处设法搜捕。”又如简牍142条：“悉诺谢之驿吏向大兄赞巴报告。于阗山一名坐哨于十一日夜逃跑，哨口空阗。无人防守。”斥候逃跑的原因在于吐蕃军队对应征人员的待遇实行自理的政策，导致对斥候的给养不足，加之工作环境危险，生活艰苦，使斥候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也是对吐蕃兵役制度的一种消极反抗，更加说明吐蕃军队兵役制度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吐蕃军队实行的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一种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在这种兵役制度下，应征人员必须自理粮秣武器。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既有优势，也存在不足，主要经历了按被征服部落人数征集到全民皆兵制，再到“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征兵制的演变过程。
一、男女老少全民皆兵
众所周知，在藏王松赞干布改革军事制度以前，吐蕃军队的兵役制是一种源于原始社会的旧有部落兵役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掠夺、抢杀、血亲复仇为目的，建立在原始经济上的落后、野蛮的军事制度。这种军制毫无战斗力，出则整个部落窝蜂而上，男女老少全民皆兵，既无纪律约束，也无任何军事训练，更谈不上前后方的密切配合，军备的储存或军需的供应，是一种弊端很多的军事制度。然而这种军事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却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微弱，甚至是表不遮体、食不果腹。所以只有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才能维持生命。而在集体生产劳动、打猎、采集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遇到猛兽等其他动物的袭击，因此只有整个集体部落的所有成员一起出动，与之搏斗才能保全自己。即使是原始社会的部落之间发生争斗时，也是倾巢出动，共同对敌。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这时的征兵方法必然是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男女老少人人皆兵。吐蕃是奴隶主军事部落联盟性质的国家政权，原始的部落兵制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兴的政治和军事需要。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适应时代趋势，仿照唐王朝的府兵制度，革除吐蕃原来的旧有部落兵制，建立了“五茹六十一东岱”的军事组织，使改革后的吐蕃军队成为一支兵民合一，集生产、训练、出征于一体的新型军队。
《通鉴吐蕃史料》记载：“吐蕃在吐谷浑西南，近世浸强，吞食他国，士宇广大，胜兵数十万。贞观十二年（638）八月，吐蕃进攻党项、白兰诸羌，帅众二十万屯松州西境……寻进攻松州。开元二年（714）八月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开元二年（714）十月，坌达延将吐蕃兵十万屯大来谷。开元二十九年（741）六月。吐蕃四十万入寇，至安仁军。大历三年（768）八月，壬戌，吐蕃十万众寇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大历十二年（777）九月，吐蕃八万众军于原州北长泽监，己巳，破方渠，入拔谷。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已亥，吐蕃遣其将马重英帅众四万寇灵州。夺填汉，御史、尚书三渠水口以弊屯田。贞元四年（788）五月，吐蕃三万余骑寇泾、邠、宁、庆、鄜等州。贞元十八年（802）吐蕃遣其大相兼东鄙五道节度使论莽热将兵十万解维州之围。”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吐蕃动辄出兵数以万计。最多达四十万，原因在于吐蕃军队并不都是脱离生产的，而是生产、战斗两不误。平时下马为民，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上马为兵，建立武功。而且一旦有战事爆发，吐蕃部落的基本群众立即按固有番号组成茹和东岱成为战斗人员。“人有所隶之军，军有所统之将。”平时的狩猎成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式。这也是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制以后的吐蕃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
兵员是军队的核心组成部分，兵员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吐蕃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其兵众有限，战争消耗是不可避免的。长此以往，吐蕃本族人随时都会出现无兵可征、无人可战的局面，因此吐蕃军队统帅必须保证其兵源的充足。所以吐蕃在被征服地征兵就理所当然了，吐蕃获取士兵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征用本土士兵。实际上，吐蕃本土适于服兵役的适龄男子，全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动员起来服兵役。而男子“参军或服役”，因健康或其他原因要求免去服役时，他可出一个代替人，也可由欠债人代替；城堡中的在编人员或者其他受雇人员可以更换或调部。二是征用其他少数民族。广德元年（763）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弥漫数十里。已自司竹园渡渭，循山而东。大历十一年（776）正月，辛亥，西川节度使崔宁奏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众二十余万，斩首万余级。贞元四年（788）九月，吐蕃发兵十万将寇西川，亦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元和十四年（819）是岁，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围盐州，党项亦发兵助之。史料告诉我们，吐蕃发兵时，都把藩属的士兵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编入自己的军队以解决自身兵员的供给。三是征用在蕃唐人。所谓的在蕃唐人就是因各种原因停留或长期生活在吐蕃境内的而又对吐蕃军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并且是吐蕃兵力的重要来源的人。在蕃唐人按没蕃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于战争失败或在战争中被打散而没蕃的唐军将士，第二类是被吐蕃军队掳来的平民百姓，第三类是因其地沦陷而为吐蕃属民。这些在蕃唐人不但是吐蕃普通士兵的兵源，而且由于他们对中原环境、气候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所以吐蕃军队往往在对唐战争中用作军事向导，军事间谍甚至军事参谋。“吐蕃之入寇也，边将告急，程元振皆不以闻。冬，十月，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之，遂为乡导，引吐蕃深入；过邠州，上始闻之。辛末，寇奉天、武功，京师震骇，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桥，仓猝不知所为，丙子，出幸陕州。从史料分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陷唐京师长安，仓皇出逃与降蕃唐人泾州刺史高晖作向导有着直接的关系。
吐蕃军队兵员的供给和补充不可能完全靠吐蕃本土，原因有二：一是路途遥远，补给困难。青藏高原海拔高，地形复杂，缺氧，一千多年前交通非常落后。兵贵神速，一旦战事发生就需要有足够的兵力，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靠吐蕃本土提供兵员根本不可能。二是兵员数量巨大。吐蕃对外作战，一次动用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如此强大的兵力无论从人口还是财力来讲，吐蕃本土都是无法承受的。因此，在被征服地征集兵员就成为吐蕃的一项基本政策。
在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下，吐蕃军队的主力当然是成年男性，但妇女、老人、小孩均在征兵范围之内。不但吐蕃本土的女性在征兵范围之内，唐人妇女作为吐蕃军队的奴婢充当后勤人员，即庸”。《沈下贤集》云：“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所以在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下，女性也必须服役。吐蕃军队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秋高气爽，牛肥羊壮的季节发动进攻，军队行进时赶着牛和羊，整个部落老少妇孺一起行动。敌方城堡坚固难攻，他们便大人小孩齐抓麻雀，在麻雀脖子上和尾巴上拴上草火绳带到城根，然后点着放飞。麻雀烧灼发急，飞往城墙里面，落在木房和草房上，燃着房子。乘城内上下正忙于救火之际，吐蕃军队突然发动进攻。这就是吐蕃军队火攻的军事思想。大人小孩齐抓麻雀，表明吐蕃军队中大人小孩均存在行军阵营中，充当军队的军营勤务兵或是后勤辎重人员。 二、应征人员的待遇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其兵法严，而师无馈粮，以虏获为资。”《册府元龟》记载：“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有战伐吞并。往必成功。”这是汉文史料关于吐蕃军队行军作战粮草兵马武器装备必须自理的记载。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军队尚保留部落兵制的特征，出兵不带军粮，依靠掳获的东西度用。即使是在平定贵族勾结部属地方势力的叛乱，稳定本土政局的情况下，在战争中的给养还是要求士兵自行解决。
吐蕃王朝为巩固政权，频繁对外用兵，为保证每一战役的军需供应，以牛、驼、马等牲畜作为随军运输的工具。由各部落的奴隶赶运。士兵从占领地抢掠马匹、粮秣以作补充。在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下，吐蕃军队出征，基本没有后勤辎重供给，唯有依靠掳获的战利品度用，这就客观上形成了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死中求生、拼死一生的心理，不获胜利决不罢休，养成了战斗时“前队尽死，后队始进”的大无畏气概。当然军需问题的存在也有主客观双方面的原因，吐蕃军队以骑兵为主，以快速反应而见长，由于在马背上承载能力有限，因此吐蕃士兵自身携带的军需品较少，除武器装备外，仅有少量自备的粮秣。加上藏区特有的经济特点，物质财富缺乏。特别是缺少粮食，从而不能提供大量的军需品。这也是吐蕃军事制度的显著特点，那就是粮秣装备自理。
从汉文史料看，吐蕃将士除自带粮秣装备外，通常通过两个途径解决给养问题：一是缴获，二是劫掠。《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公元七世纪初叶，一个名叫韦·邦多日义策的部落首领父兄子侄七人与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于拉木、恰拉山中间之冲木地方盟誓，按照惯例，韦氏家族以半克青稞煮酒，奉献饮宴，并给朗日论赞献上十套犀皮铠甲和两把带鞘长剑。据说长剑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吐蕃军队出征时，不发给官兵给养，在战场上的一切缴获属于自己所有，以促使吐蕃大小将领和参加征战的部落首领勇于作战，拼死效力。
玄宗开元二年（714）“吐蕃大将坌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州及渭州之渭源县，掠群牧而去。”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城，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彘之父寿，尽取城中军资及仓粮，乃毁其城而去。”“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杀人掠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贞元四年（788）“吐蕃三万余骑寇泾、宁、庆、鄜等州，俘掠人畜万计而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攻陷唐之瓜州等城堡，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吐蕃将士为解决自己的军需给养，到处劫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吐蕃进行的扩张战争具有明显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这是不义之战的一种表现。
吐蕃军队兵役制度规定，军队里有四种人是不可缺少的，即作战将士、救护部队、后勤人员、从军的职业占卜者；《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记载：“吐蕃军队行军，是以骑兵为前锋，弓箭手、带短剑或短刀的士兵居中，披甲执矛者殿后。吐蕃军队中有一令人感兴趣的特点，它存在单独的救护部队。”可见，吐蕃武装力量都配备救护伤员的医师和神职人员，其职责就是抢救伤病员，超度阵亡将士。一旦有将士阵亡后，吐蕃军队将妥善处理其后事。第一，围尸痛哭。《太平广记钞》外臣部载，唐贞元中，唐蕃大战于青海，吐蕃大兵马使乞藏遮阵亡，蕃军围尸痛哭，并为他举行特异的宗教仪式。第二，厚礼荣葬。《册府元龟》外臣部士凤三载，战死者，其墓周回白土泥之，不与诸墓连接。对战死者独辟营地，白泥封坟丘，确属殊遇。第三，军户甲门。《白史》西藏之古俗及姓氏章载，若一家多人战役，悬甲于门，以光荣。《新唐书·吐蕃传》载，重兵死，以累世战役为甲门。一家数人战死，或世代死于战场的民户，编入军户，其家门前竖立，以示荣崇。对于应征人员的待遇，吐蕃军队的军需来源的特点就是应征人员自理，但在战争中可以任意劫掠和缴获战利品，一旦阵亡，军队以特殊规格处理后事。
三、兵役制度的演变
任何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充足的兵源供应作保障都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吐蕃军队兵役制度是为吐蕃军事力量的维持壮大服务的，是一套灵活的、操作性强的、行之有效的兵役制度。在吐蕃本土，军队兵源的主要成分是介于贵族与奴隶之间的平民社会阶层。①在边疆被征服地部落，吐蕃建立了检阅军事实力、征集兵马、粮草、后备兵丁并划定负担范围的多特殊功能的“兵差役”大料集制度。在军事占领区，吐蕃则设立军镇，征集兵员，或者强迫占领区的异族人在战争中充当先锋。尽管吐蕃军队兵源广泛，但并不脱离生产，而是按氏族、部落、部族组合成一个准军事集团分散在各家各户，只有在训练或战时才按固有的番号集中起来组成将、东岱和茹。而集中的方式与数额因部落各异，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按被征服部落人数征集。这是一种依据被征服部落人数多少来确定兵员人数的征兵方式。“苏毗一蕃，最近河北吐谷浑部落，数信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自没凌替送款事彰，家族遇害，二千余人，悉其种落，皆为猜阻。”《全唐文》的记载说明吐蕃在吐谷浑征集的兵马数量尽占本土军粮兵马的一半。在中国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简中简132号有“吐谷浑人户有多少？长住户若干？根据所计住户之数决定派来边隅斥候人数”的记载。简153号有“墀古啜尔之斥候缺于阗人一名”的记载。简186号有某驿站“驿吏为喀若部落之朗鲁顿。寮属为管仓部落之萨东鲁道。男伙夫为那雪部落之拆通玛。伙夫之仆役为恰拉部落之甲木萨肖”等记载。从吐蕃简牍记栽来看，吐蕃在被征服地部落中征集的兵员是依据该部落总人数多少来确定每一部落所出兵丁人数。
第二，按经济实力征集。这是一种针对兵员来自各茹和被兼并的属部，兵丁的多少根据财力的多寡而定的征兵方式。兵丁被登记在一种专门的“红册”中，战时则根据“红册”，通过会盟征集抽调来征集兵员。“
（公元743年）集会议盟。始作蕃地青壮兵丁征集事。冬，（赞普）牙帐驻于札玛。由大论穷桑，于南木，召集冬会议盟，实施征集青壮兵丁事。”从史料中可知，吐蕃军队的士兵，还有特殊的名册，称为“红册”，记载名字、年龄、财产等信息，而且还举行由大论主持的盟誓来实施征兵事宜，说明吐蕃统治者阶层对征集兵丁，保持军队战斗力的重视程度。 第三，全民皆兵制。吐蕃军队的组成，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全民皆兵制。藏史载，吐蕃有卫茹大都（赞普直辖之地）、颇章大都（赞普民户）、雅隆索卡（麴氏、聂氏）、羊卓（雪家古仁五部）、秦瓦秦域（管氏、努氏）、恰乌关隘（章王五父姓）、哲雄巴（那囊氏）、查绒上下（蔡邦氏）、藏地上下（没庐琼保氏）、隆雪纳保（朱氏）、彭域（卓氏、玛氏）、娘若仲巴（折氏、杰氏）、象与列（齐日氏、刘氏）、大小雍瓦（勃阑伽氏）、夏康三部（论相之地）、南若卡贡（忱氏、恰氏）、当雪噶木（皮氏、若氏）、多甘思·安多（八大节度使）等“十八采邑”地区。吐蕃军队与氏族的统属关系说明了吐蕃王朝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为着某种共同的利益结成一定范围内的军事部落联盟，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务官等官职，管理部落的生产、军事和征收赋税等事务，士兵平时耕作，战时参战。
第四、“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征兵制。藏族早在吐蕃武力强盛时就有较为严密的军事建制，即征兵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十人为什。十什为牌，十牌为寨，五寨至十寨为沟，沟则直属土官。什有长，牌有头，寨沟有主。当局地方土司、土官、寨主，均直接征调壮丁参战。于每年夏秋二季训练士兵，什、牌、寨、沟均须会操一次，及各自操练一个月，训练时无技术讲授和专人指挥，仅由所在地方之高级官临时指挥。于开阔场地，操练劈刺、射击、骑马等技术，旁边置有锣鼓爆竹，以助兴。壮丁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遇有战事即应召出征。在平靖内乱及对外作战紧急征调时，各部落首领以预刻之木符遣人驰至各沟交沟主，再转寨主击木梆，各牌依木梆击之缓急而定集合之时间。戎装持械，十什队伍集合后，由一人执牌旗前导，驰往寨所，由寨主率之，行至集合场与骑兵等队伍合并驰沟主所在地，再赴长官或土司之所，所候差遣，无爽约违命之事。战时，以战死为荣，对懦弱败阵者头系狐尾以示辱，为社会所唾弃，故吐蕃之强皆依其军事力量。当吐蕃兵役制度从全民皆兵制发展至此，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状态。
在吐蕃的军事力量中，有一支长期被诸多研究学者所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吐蕃的斥候。在新疆出土的吐蕃藏文简牍中，“斥候”一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斥候是每个部落乃至每个家庭必须负担的差役，由上级委派的”；吐蕃军队存在大量的斥候在吐蕃兵役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每个部落都必须由人服斥候兵役。《吐蕃简牍综录》简牍139条：“乍夏志以上，甲仓慕堡以下，在南茹，有三名斥候，一名逃散。由士兵至各处设法搜捕。”又如简牍142条：“悉诺谢之驿吏向大兄赞巴报告。于阗山一名坐哨于十一日夜逃跑，哨口空阗。无人防守。”斥候逃跑的原因在于吐蕃军队对应征人员的待遇实行自理的政策，导致对斥候的给养不足，加之工作环境危险，生活艰苦，使斥候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也是对吐蕃兵役制度的一种消极反抗，更加说明吐蕃军队兵役制度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吐蕃军队实行的是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男女老少全民皆兵的一种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在这种兵役制度下，应征人员必须自理粮秣武器。寓兵于民的兵役制度，既有优势，也存在不足，主要经历了按被征服部落人数征集到全民皆兵制，再到“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征兵制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