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乐人类学，是“Ethnomusicology”的直译，一直以来都与“民族音乐学”的概念相模糊。在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与学科成立价值上，学界一直都存有争议。本文中，笔者将对“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概念进行简单区分。以及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田野考察中的方法论问题，从而提升研究过程中的实践能力。
　　【关键词】音乐人类学；田野考察；音乐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
　　（一）概念界定与冲突
　　“Ethnomusicology”这一西方学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我国受到广泛推广和讨论。1980 年“南京会议”第一次正式启用了“民族音乐学”的称谓，这一决定被很多音乐学家所关注。同时，将Ethnomusicology直译为“民族音乐学”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魏廷格指出，“民族”一词本身就指向不明，中国音乐研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和文化背景。因此，他建议用“中国音乐学”替代非 EML（Ethnomusicology）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
　　到了九十年代，赵宋光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族音乐学”这词在欧洲语言中称为Ethnomusicology，而Ethno-的原意是“人种”，侧重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这里指“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也带有很浓重的人种音乐学成分，这与中国各民族文化与传统音乐的研究状态是完全不相符的。因为在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又主要偏重于人类文化性、语言学和民俗学范畴。因此，这样的直译显然是不客观的。之后又有了各种讨论，在此不一一详述。
　　（二）对于音乐人类学的概念认知
　　音乐人类学从学科创始起就一直面临学科定义与范畴无法明确界定，在学科名称上也存在歧见的局面，甚至连此学科的存在价值都受到过质疑。但随着各音乐学家以及学者们对音乐人类学的多年探索，其概念也从学科上的定义上升到了方法论上的引导与人类学带来的多面视角。
　　于是，音乐人类学在音乐学研究中的成熟表现，已然不再是以某种学科身份存在在其中，而是能够将人类学所包含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吸收性等跨学科性质在音乐学研究中发扬光大。试想，如果国内外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概念统一地有一个规定性的理解和定义，那么音乐学的研究也将具有更多的局限性。
　　（三）田野考察的人类学探索
　　随着音乐人类学的不断推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变化。“田野考察”的实践方式也开始广泛被各专家、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如音乐学家薛艺兵所说，历史音乐学者通过图书馆里的音乐文献研究遥远的过去；历史音乐人类学者则通过脚下田野中的鲜活音乐追寻历史的遗痕。相比之下，后者更接近于研究对象本体，也更接近于研究对象，从而在同一环境下对当地文化、音乐和习俗有更深入地理解。
　　由此可见，民族音樂学研究需要真正的将目光投向“人”，而非单纯地从文献材料中获取相关资料并作为一手材料来使用。不可否认，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和发展的积极趋势。
　　二、田野工作之记录——音乐民族志
　　（一）音乐民族志之概念引申
　　音乐民族志是基于田野调查之上的一种科学报告，也是融在民族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对音乐的记述方式。不仅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可以描述声音，而且还描述出了声音产生和运作的过程。
　　（二）步骤与解读
　　音乐民族志的写作大致分为逐渐深入的三个层面：描述、解释和理论。描述是最原始的一种考察记录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只需要客观地把调查对象的外在表现记录下来即可，但要避免因情感等主观因素导致产生的不客观内容，从而使文字所描写的内容能够尽量准确还原研究对象本身。对此，薛艺兵引出了“相对论”在音乐学中的概念，即任何客观的事物都并非绝对客观。也就会注意到，研究者往往会因为一些主观因素而使调查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因素，这样的情况也必然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客观分析和评价。
　　四、结语
　　总而论之，人类学视角下的音乐学研究，需要研究者有丰富的田野调查，客观理性的判断，有逻辑的思考以及深刻的总结与反思。在这些过程中，研究者要有足够的毅力，以及辩证的思考，才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在此情况下，所呈现出的研究成果才是相对客观和科学的。
　　参考文献
　　[1] 魏廷格.不单纯是Ethnomusicology的译名问题[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
　　作者简介：张淼（1994—），女，汉族，河南省博爱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