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氛围，应该从什么角度去了解？
　　仅就对生活的看法而言，上层是隐形的，中产是沉默的，只有下层是喧嚣的。下层的喧嚣往往是因为受损，受损的人才想表达。所以对于职业观察者而言，通过下层方便地切入，然后分析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中产与上层，这可能是最现实的方式。
　　作为本刊“调查与记录”的一名写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的观察者、记录者，这事实上也是注定的方式。
　　观察社会氛围，大而化之地说，是把所有社会个体的看法加权组合之后，表现为积极还是消极。既然是从下层遭受的不公入手，对社会的看法就是基于现存的不公事实，对其范围和程度的判断。
　　积极者会说，所有的不公都是局部的;消极者则称，所有的局部都不公。
　　这是一年“走基层”式的调查下来之后的一篇手记，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我所见到的，更多的是这个社会在氛围上的消极一面。当然，正视消极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更积極。并没人喜欢沉浸在消极里，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走出来。

圈子的保护机制

　　人口的地域流动，行业与职业的分化，人在社会中被按照各种标准无形定级，给了我们一个日益碎片化的社会。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分成越来越多的圈子，以圈子为基础，把人的身份大致固定下来。圈子与圈子之间的交流很少，也很难。一般认为，信息化无远弗届的发展更利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综合了解自己所处的大社会，但事实往往不如人意。
　　在《环卫工的黄昏》（见本刊第20期）中，我们发现这些环卫工大部分都是做了一辈子的环卫工，他们最羡慕的收入和工作状态就是另一个街道的环卫工，区别在于工资多1000元，有社保，有法定节假日。他们从没有想象过另一种可能性，从他们朴素的叙述中，听不到任何超脱环卫这个圈子的事情。
　　这叫“安分”。事实上做环卫工的收入远不足以维系生存，他们就用牺牲休息时间打零工的方式来补足，如果不遭受侵害，他们就没有怨言。幸福感来得太容易，虽然同时也很易碎。这种安分，让他们在无侵害的条件下保持着内心的平静。
　　也有许多圈子内的下层，不安分，或者欲安分而不可得，这带来的往往是痛苦。以地域、技能、知识水平、阶层背景等为标准，人们大致被动获得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位置。

　　如果把社会结构比喻成一个不断旋转的轮盘，那么有些人因为上述标准，注定被甩到轮盘的边缘，身处边缘者，没有社会存在感，也无意关心作为整体的这个社会。他们出现在公共视野的时候，一般而言就是不公爆发或者悲剧发生的时刻。
　　社会轮盘旋转的离心力，就是一种排斥力，中心排斥外围，而且人们能够感觉到，轮盘的旋转是在不断加速的。滚出去越来越容易，爬进来越来越艰难。所以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往往能获得一种“认命”的感受，其实是在无奈状况下从心理上接受了这种排斥的正当性。
　　“认命”是接受当前的生活状态，不能有所进展不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认命”之后仍然无法安宁。身处社会边缘，维持当前生活仍受到种种限制，或者在特定的时候连人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障。
　　对于被排斥的下层而言，因为无法了解也没有工夫和兴趣去了解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那么一次强烈的侵犯，所获得的沮丧感就代表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所有看法，局部的不公之于他们就是整个社会的不公。
　　人们难以互相信任，也难以信任社会，这就表现出情绪上的消极。

不对等

　　社会排斥有许多原因，万变不离其宗者，就是基于利益的分配。
　　至今人们还会怀念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氛围，一种集体的精神积极状态。一方面，阶层和身份的分化还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发展几乎可以惠及所有愿意努力的人们。也就是说，那时的自发形成的分配方式，随意运行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
　　而当前社会处于阶层分化完成、阶层固化也接近完成的时期，不同阶层或圈子的权利、控制力级差已经成型，权利与控制力上的级差，早已成长为一种扭曲合理分配的手段。任何形式的优势权力和控制力，都可以变成对总量既定的蛋糕的切分能力。
　　北海涠洲岛被台风“威马逊”横扫过之后，就把这种社会状态以一个十分精彩的细部的形式赤裸裸地翻了出来。
　　在这个岛上的多日调查，给我两点最深刻的印象。
　　一是原本属于全体岛民的旅游资源，被以公司为外壳包装起来的利益集团全面垄断;二是岛民们如果试图分享旅游红利，比如进入旅游公司工作，那么就要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弱势的大部分人都与之无缘，任何试图以个人方式进入旅游领域的行为都受到苛刻的限制。
　　按常理理解，随着国民收入迅速增长，有良好的旅游条件的地方，应该迎来了自发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时代窗口，理应有一种普遍的福利增进。然而此时的社会运行规则早已被权力和控制力扭曲，一部分人有能力让数量更大的另一部分人颗粒无收，从而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从我们对旅游胜地丽江的社会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也能发现公共资源只能惠及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与旅游行业最大的获益者们豪奢的生活同时存在的是大面积的贫困。
　　至于我们更熟悉的工业社会，帕累托改进的困境更为突出。尤其是依赖于低要素成本的出口加工业聚集地，在其余要素价格已无法抑制地快速上升之后，劳动力价格是剩下唯一可控的“抓手”，资方与劳方为此甚至陷入零和博弈状态。今年发生的东莞裕元鞋厂停工事件，早已不再新鲜。不过，停工爆发是由于工人对以往并不在意的社保的关心，却是其新鲜的一面，这说明下层对于不公正的耐受力，已显著变弱了。 　　如果资方表现出良心的一面，让劳动力价格跟上形势，而从其他（比如完善设备）方面压制成本，又难免得到昆山中荣公司粉尘爆炸那样的结果，最终60多人丧命，这些人也全部是下层人。
　　一年之中我们调查了解过的医生对病人之间的知识权利优势、本地籍居民对代耕农的社会关系权利优势、利益集团对原子化存在的社会成员的话语和行政权力优势……这些不能尽举的不对等关系，最终都体现为利益分配的不对等结果。

“隔级”信任

　　这样的氛围，要么就是“认命”，要么就是争取。但当受损者决定争取的时候，会发现许多原来貌似敞开着的大门，其实关得严严实实。
　　有自组织能力、可以成系统的圈子，往往是封闭的，无论它的名称是多么的公共。患者杀医、伤医案件，在2014年呈现出爆发状态，我们也做过调查。排除一部分醉酒、精神问题、无理取闹的案例，大部分采取极端行为的患者，其实他们与医院或者地方卫生系统已经有过相当长时间的“扯皮”过程，四处碰壁与身体痛苦造成的精神压力互相加强，最后失控。
　　其他形式的社会矛盾所表现出的维权过程，事实上也大体相当。一旦出问题，社会的肌体就出现“毛细血管栓塞”，酿成更大的问题。
　　在应激反应条件下，权力“末梢”天然地有一种压制的冲动，这是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心态，其产生是基于一种集体的心理优势。表达诉求的人们如果被堵在门外，就会另想他法，一方面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从没有受过必要的政治训练，“它法”往往表现为不理智。
　　我们在“走基层”过程中能够感觉到的是，普通大众对于中央层面是十分信任且充满期待的，但对于基层权力则往往表现相反。所以，“信访不信法”仍然难以改变，因为人们希望越过不信任的基层，尽量接近他们信任的上层。
　　或者说，权力的层级越高，就越受普通人的信任。这种“隔代信任”的逐级递增，其实无形中成为一根十分必要的纽带，它维系着人们对社会乐观与积极的一面，它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在无风无浪的正常状态之下，它构成了一种宏观的社会自信，如果处于困境或者遭受侵害，则成为平衡他们内心冲突的重要慰藉。
　　普通人，同样也有一种“山高皇帝远”的心态—他们相信的是远处的美好，也愿意为通往美好而认真工作。
　　7月17日，在從贵阳去遵义的车上，我碰到了51岁的遵义县喇叭镇农民罗孝玉。一场大雨之后，他所在的建筑工地因被水淹没而停工一周，而家里待收割的水稻也被洪水冲倒，或被淤泥掩埋。趁着放假，他赶回家去，准备把稻子一根一根扶直，或者从淤泥里挖出来。他曾当过村长，那时他四处奔波，试图给自己所在的河边村子修一座桥，让乡亲们不用再绕几十里山路回家，但最终无果，因为镇里说没钱。
　　一路上，对改革其实有如盲人摸象的他，一直激动地讲述着中央反腐行动是如何的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