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总书记居安思危的高度政治责任感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封建社会贞观之治等盛世皆因如此，正处于中国崛起的当下更应这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的方式也不断改变。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不断“易发多发”的腐败案件，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不断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产生“消极腐败的危险”的主要原因，通过改革，才能真正做到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果说，把参加《东方红》排练和游行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展示的是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同志的精神追求；如果说，2002年12月，十六大闭幕才半个月，刚当选的胡锦涛总书记就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冒着漫天飞雪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核心成员面向21世纪“赶考精神”的再出发；那么，今年的“七一”讲话，展示的则是胡锦涛同志担任九年总书记居安思危的高度政治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大危险”才“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因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制度反腐为何难以破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政权，还是执掌全国政权，反腐败不仅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这九十年间，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主要以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运动反腐（主要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为载体）、权力反腐（主要以领导者的认识、决心、关注度和手中的权力为载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旧的载体——战争已经远去，群众运动不再采用；而新载体——制度，却因改革滞后而未能成为有效载体。因此，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已成为历次中纪委全会报告以及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中越来越频发的严重腐败案件，但是，很少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出来的！于是，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宽，纠风的事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疲于奔命。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在目标锁定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靠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难以持续发展。反腐败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须加减乘除并用。
为此，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战略思维的创新，是反腐体制的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实现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民主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党内民主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党的生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责编/王慧 美编/李祥峰）
延伸阅读
近年反腐败成果：数据中的隐忧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居安思危既是一个清醒的执政者应有的基本素质，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应有的政治责任。封建社会贞观之治等盛世皆因如此，正处于中国崛起的当下更应这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政府把反腐败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进行谋划和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方略不断完善，但是腐败的方式也不断改变。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不断“易发多发”的腐败案件，不断突破民众承受底线，不断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研判产生“消极腐败的危险”的主要原因，通过改革，才能真正做到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如果说，把参加《东方红》排练和游行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题为《上了生动的一课 毛泽东思想的颂歌——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座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发表在1964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展示的是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同志的精神追求；如果说，2002年12月，十六大闭幕才半个月，刚当选的胡锦涛总书记就率领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冒着漫天飞雪前往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核心成员面向21世纪“赶考精神”的再出发；那么，今年的“七一”讲话，展示的则是胡锦涛同志担任九年总书记居安思危的高度政治责任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四大危险”才“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因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
制度反腐为何难以破局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的历程中，无论区域性执掌政权，还是执掌全国政权，反腐败不仅是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党长期执政的重要政治任务！这九十年间，先后经历过战争反腐（主要以血与火的战争为载体）、运动反腐（主要以广泛发动群众开展运动为载体）、权力反腐（主要以领导者的认识、决心、关注度和手中的权力为载体）。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旧的载体——战争已经远去，群众运动不再采用；而新载体——制度，却因改革滞后而未能成为有效载体。因此，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已成为历次中纪委全会报告以及向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惯用词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很有成效，并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卷进腐败的金额之巨、人员之多，职权之重，级别之高，以及占据的时间之长、空间之大的历史之最纪录，也不断地被刷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么多年来，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越来越成为腐败的高危岗位，尽管地方各级“一把手”中越来越频发的严重腐败案件，但是，很少是由同级纪检监察机关检举揭发出来的！于是，30年来反腐败形势的总体结论和评价还是四个字：仍然严峻！
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反腐败战略的顶层设计，无法实现宏观层面的体制、制度突破，只好抓中观层面的机制突破，以便通过巡视、派驻使同体监督有所改观。中观层面不便深入，就不断把工作向微观操作层面铺开。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纪委，工作细微到上马路检查乱收费，下矿井察看矿难事故，到基层监察效能情况……纪委查办的案件越来越多，教育的面越来越宽，纠风的事越来越细，也越来越疲于奔命。而监督的缺位、虚位和不到位改进不大。于是，8小时内的监督明显受阻，有的就转向抓8小时外的监督；对官员本人难以监督，有的就转向监督其配偶、子女、秘书；查处窝案、串案容易影响稳定，有的就搞定点清除、量体裁衣，而不再深入查处顺藤摸瓜……
在目标锁定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靠投入更多财力物力人力的高成本反腐方式，难以持续发展。反腐败不能再采用高投入高成本的方式了。不能只用加法，必须加减乘除并用。
为此，要跳出反腐困境，最需要的是反腐战略思维的创新，是反腐体制的创新，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党内权力结构，实现党内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党内民主就能有存在的空间，党内民主就能有发展的时间，党内民主就能真正成为党的生命。健全的党内民主，就能真正并有效地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民主也就能真正由党的生命成为社会主义的生命。
（作者为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责编/王慧 美编/李祥峰）
延伸阅读
近年反腐败成果：数据中的隐忧
2003年，中纪委第一次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落马。七年后，2010年全年共有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被处以重刑。
2003年，13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419万元；2010年，11名腐败高官人均受贿贪污金额983万元，是前者的2.35倍。说明腐败高官的犯罪金额的增幅，远高于并快于经济的增长速度。
2003年13人中，判处死缓以上3人（含死刑1人），占23%； 2010年11人中，判处死缓7人，占63.6%。说明死刑已经难以震慑腐败高官。
2003年13人中，一把手7人，占53.7%； 2010年11人中，一把手8人，占72.7%。说明一把手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岗位。
2003年13人中，京城高官仅2人，占16.4%； 2010年11人中，京城高官增至5人，占45.4%。说明在政治生态较好的京城，权重较轻的部委，腐败的易发多发也在滋长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