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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9个人中，就有1个正在忍饥挨饿;有2000万人直面饿死的威胁，8亿人深受“慢性饥饿”的摧残。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以及连年战乱、政治腐败、粮食投机活动、社会分配不公等是导致严峻饥饿问题的主要原因。
阿莎·哈姆说，雨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期，因为爱随雨水降临村庄。人们在雨季举办婚礼，所有人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宰杀肥美的山羊，也有足够的骆驼用来下聘礼。骄傲的牧民阿莎·哈姆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喜欢回忆饮食充裕的雨季时光，尽管对于如今努力求生的她而言，这种回忆十分痛苦。
阿莎·哈姆穿着一件绿色长袍，提着一个空空的水桶，站在费奇阿尤比尘土飞扬的土地上，这是索马里北部索马里兰地区的一片居民区。阿莎从沙漠赶来，因为她听说这个小村还能打到水。
地上躺着一些布满灰尘的动物尸体：腐烂的骆驼，小腹裂开、里面可见塑料袋的山羊——这是它们临死前找到的最后一餐。最近几个月，多达1000多万匹动物被活活渴死了。阿莎说：“牲畜死了，接下来就轮到人了。”
以前，一年有两次雨季，分别在春天和秋天来临，但是近两年来只剩下干旱。
阿莎表示，第一次干旱来临时，很多人都靠以往的储备活了下来;第二次干旱时，储备用尽;而现在，面对这第三次干旱，索马里兰地区靠饲养牲畜为生的人中有75%破产了。阿莎原本有50头山羊，现在只有5头还活着。“我们四处寻觅，只想找到点能果腹的食物，”她说，“但总是一无所获。”
这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牧民都来到了费奇阿尤比，因为有家援助组织在这里分发水。村民人数翻了4倍，牧民们在村庄边缘支起褪色的帐篷。
“来吧。”阿莎·哈姆说着，匆匆走进她的帐篷，指着地上一口空空的罐子，一个装有一点奶粉的盘子。帐篷外，仅剩的5头坚强的山羊待在用荆棘围成的羊圈中。“我们既没有肉，也没有奶，”她说，“一天吃一顿米饭，我的孩子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已经不再期待降雨。“山羊太虚弱了，如果天气变化，它们会死。”阿莎·哈姆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
到2030年，世界上将不再有阿莎这样悲惨的命运——如果联合国粮食署定下的“零饥饿”目标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自1990年以来，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已经减少了200多万。
然而遗憾的是，近来，“零饥饿”的目标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见遥远了。
在索马里、南苏丹、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超过2000万人可能饿死，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正是现在。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斯特芬·奥布莱恩警告，世界将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7月，在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富裕国家如何帮助贫穷国家再次成为重要议题。而本周之内可能饿死的2000万人，還只是问题的可见部分，紧急的饥饿危机表现在很多视觉效果震撼的图片上，问题的更大部分却隐藏在这一数据之后——8亿人：2017年，地球上仍然有这么多人在挨饿，这是1/9的世界人口。
为何人类连饥饿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谁该对此负责？谁能从中获益？最重要的是：究竟要如何战胜饥饿？《明镜周刊》派出一组成员去寻求答案。记者们来到索马里北部和南苏丹，还去了饥饿问题程度较轻但持续时间长久的海地和印度。
索马里兰城市布劳的医院中严重饥饿的孩子，已经无力哭喊。
在索马里兰地区城市布劳的医院里，医生玉苏福·阿里站在一个一岁三个月的小男孩面前。他叫哈姆萨，身形消瘦得可怕。村民在路上拦截下一个救助组织的车队，请求他们将这个小男孩带往下一个城市。
现在哈姆萨无精打采地躺在母亲怀里。阿里医生摸了摸他的胃部，然后温柔地抚摸孩子身体上的伤疤。就在这个男孩变得异常虚弱之时，他的家人将燃烧的木头按在他的皮肤上，期待火焰赶走诅咒。这家人不愿相信，威胁哈姆萨生命的并不是诅咒，而是饥饿。
在索马里，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上次史无前例的大干旱才过去6年，那时饿死了26万人。联合国估计，如今约有700万索马里人需要帮助——多于总人口的一半。为此需要13亿欧元捐助资金，但是如今只筹募到了这个数额的1/3。
这个国家北部的索马里兰地区于1991年宣布独立，但是并不被世界所承认。和索马里其他地方不同，索马里兰有个民主选出的政府，军方和警方垄断了武力，当地有自己的货币、国旗，甚至还举办过书展。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战地之一，这里有能够继续正常运行的公共机关，实属难能可贵。然而情况仍不容乐观。
“这里有100万人口，我们却只有6辆救护车，而且没钱买汽油和雇佣司机。” 布劳的医生阿里说。
孩子大部分能在医院待两周。墙上挂着老鼠和鲜花的图画，孩子们躺在病床上，大部分需要通过导管获取营养，他们没有力气哭喊。“最糟糕的是寂静。”阿里医生说。
饥饿的人停止摄入食物后没几天，身体就转入节能模式。机体消耗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原，以便为大脑提供葡萄糖，然后消耗身体储存的脂肪，最后是肌肉和器官中的蛋白质。饥饿的人行事糊涂，充满恐惧，大脑效率降低。很多人开始腹泻，出现感染，陷入昏迷，有些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孩子容易出现水肿，肚子膨胀起来。死亡大概在20-60天内降临。
要拯救饥饿的人，紧急救助是必须的，但是为了避免未来再次出现饥饿灾难，像索马里兰这样的地区需要一个长期的策略。
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问题极端化，气温上升，人和动物就需要更多饮用水，热浪比以往更频繁毁掉全部庄稼。气候变化大部分是由富裕的发达国家导致的，深受其害的却是最贫穷的国家。
长期以来，索马里兰被认为是非洲成功模式的典型代表。然而实际上政府缺乏资金来战胜这样规模的饥荒，而索马里兰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导致它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
就这样，灾难蔓延。一直以来，传统畜牧业是索马里兰唯一的经济支柱。在经济好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年能出口400万头山羊、绵羊、骆驼和牛到阿拉伯国家。政府预算的75%都来自出口这些动物创下的税收，而干旱撼动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基础。有出路吗？
“我們必须转变人民的生活模式。”索马里兰环境部长、国家干旱委员会成员舒克里·班达尔说。班达尔是个智慧而自信的女人，目前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班达尔知道她的人民必须放弃传统，寻找新的出路，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会太过干旱，不再适合畜牧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从畜牧业经济中解放出来。”班达尔说。她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乐观一些，虽然她一再使用“必须”这个词。“我们必须扩大渔业，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必须让收入来源多样化。”索马里兰有石油资源，还有柏培拉港。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实现。
班达尔热烈谈论着石洞壁画和沙滩，梦想着旅游业蓬勃发展。但是索马里兰无法独自达成保护环境的目标。就在班达尔办公室附近的医院里，还不断有挨饿的孩子前来寻求救治。
《巴黎气候协定》规定，支持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协定的决定，是对抗饥饿斗争中的一次倒退。
索马里、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面临的威胁，在南苏丹已经成为了现实：联合国官方宣布于2013年底爆发内战的南苏丹部分地区陷入饥荒，拉响了最高级别的5级警报。大约一半南苏丹居民，即550万人正在挨饿。
一架小小的联合国运输机停在尼阿尔的机场跑道上。一眼看去这里并没有饥荒的痕迹，相反似乎一切丰腴肥沃，树木和灌木丛郁郁葱葱，牛看起来十分健康，由尼罗河水滋润的土地也显得非常湿润。
在南苏丹，要对饥饿问题负责的并不是气候，而是战争。自2011年成立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一直受到国际慈善组织资助，而且其国内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实际上这里不该有人饿死。
南苏丹团结州的叛军：腐败、好战的政治家将饥饿变成武器。
在尼阿尔的一家病院中有16个床位，其中只有5个床位上躺着病人。“我们无法找到在战争中逃到沼泽深处的人。”一个护理人员说。其中一个床位上坐着20岁的尼亚夸克娜·加特尤沃，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一个新生的婴儿步行来到尼阿尔。
“一些穿着制服的男人来到我们的村庄，杀死了很多人。”她吞吞吐吐地叙述道，“我抱着孩子在沼泽中走了很多天。”
约10万人逃到了尼阿尔，很多援助者却因为担忧自身安危选择了离开。目前，尼阿尔只能坐飞机抵达。随处可见烧毁的军用飞机，无数房子被摧毁。两年前，政府军队最后一次尝试夺回尼阿尔，结果被叛军成功防御。而现在，战争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腐败、好战的政治家将饥饿变成了战斗武器，有两个男人尤其要对此负责：萨尔瓦·基尔和里克·马察尔。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总统萨尔瓦·基尔是个丁卡人，他曾经的副手里克·马察尔是个努尔人。2011年独立后，他们打响了一场以种族敌对为特点的权利斗争。硝烟弥漫的战事也使得援助人员很难接触到需要帮助的民众。
而援助组织虽然帮助了挨饿的人，但也延长了战争，至少首都朱巴的独立咨询机构苏德学会的主任约克·约克是这样认为的。约克本人就是一名发展援助人员，写过多本关于苏丹的书。“为民众提供食物的人，也养肥了武装力量。”他说。因为很多食物要么被转运到军队，要么分给了家里有士兵的家庭。
不久前，南苏丹政府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厚颜无耻要求援助者支付1万美元才能获得工作许可，这笔费用是原来的100倍。面对强烈的抗议，它虽然做出了让步，但仍然让士兵在成百上千个检查点向援助者收过路费，以此获得收入。
约克说起援助者的永恒两难境地：“紧急救助能拯救生命，但也会阻碍政治解决方式的出台，使得造成饥荒出现的根源无法去除。”他呼吁调整对南苏丹的救助策略：“苏丹政治家需要自己思考解决方案。”
很多发展援助人员都在拿生命冒险：在过去的3年半时间内，南苏丹已经有超过100名援助者遇害。尼阿尔一位紧急救助组织成员将一个男孩放在秤上称重，后者的体重远远达不到年龄正常值，肚子鼓鼓的。“我们必须和当地当权者谈判，我们没有选择，”他说，“这是必须履行的人道主义责任。”
索马里和南苏丹的饥荒都是由人类自身导致的，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共同努力，遏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冲突。但是在那些不存在战争和经济气候灾害的国家，为何也有人挨饿呢？很少得到专注的那8亿挨饿者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海地东南部一个村庄的教堂中，女人们和她们的一个或几个孩子坐在长凳上。前面的黑板上写着“预防营养不良”几个字，这是发展援助人员们马上就要发表的演讲的主题。
33岁的依弗朗西亚·拿破仑看不懂黑板上的字，她从未上过学。她和快满两岁的小女儿路德加吉娜坐在第一排。她们4点起床，快10点才到教堂。依弗朗西亚什么都没有吃，也没有什么能给孩子吃。 海地几乎没有孩子因饥饿而面临生命危险。和索马里兰或南苏丹不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饥饿：日日夜夜，慢性发生。每两个海地人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
“我们本该有足够的食物，”一位援助人员这样开始自己的演讲，“而且应该是洁净的食物。”在海地，不洁净意味着被霍乱细菌污染。这位援助人员建议人们每天吃肉、蔬菜和米饭这3类食物，保持营养均衡。
依弗朗西亚并不是不知道应该给她的孩子们吃什么。除了路德加吉娜，她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11岁的智力低下的儿子。当他像如今的路德加吉娜这么大时，才2公斤重。她背着他坐了约5小时的货车来到首都太子港，这段路程对她来说极其遥远，就像一场环球旅行。那里的医生救下了男孩的性命，但他大脑的损伤却是不可逆转了。
在海地，发展援助组织的目标就是，避免两岁以下的孩子出现营养不良，因为由此產生的大脑损伤是长期不可逆的。演讲结束后，援助人员登记下每个女人的名字，并测量孩子的上臂围。
依弗朗西亚来到这里，是为了避免路德加吉娜重复她哥哥的命运。这个女孩的皮肤和妈妈一样黑，头发却不是黑色，而是棕色的，对于黑皮肤的人来说，这是营养不良的标志。为了买到足够的食物，依弗朗西亚需要一份收入。有些日子她会做将木炭装进袋子的零工，可以得到约70欧分钱。没有木炭可装的时候，路德加吉娜就不吃东西。
长期以来，海地一直是发展援助组织活动的重镇，可为何情况还是如此严峻呢？
在这里，全球气候变化也起着一定作用。它就像个坏脾气的幽灵，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它带来暴雨，使得当地突然进入雨季。北部干旱，南部洪水，海平面上升，土地盐碱化。人们为获得木炭非法砍伐森林，从而导致泥石流。而这一切使得农民根本无法种植土地，进步被摧毁，项目被暂停。而海地依赖于食物进口，又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农业。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处理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很少有国家像海地这样脆弱。它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农业，政治腐败吞噬了绝大部分国家收入。好消息是，在几十年的政治动乱之后，这里没有了战争，自二月以来甚至还有了一个政府：在一年半的国内动乱后，若弗内尔·莫伊兹掌权了。进入光头党之前，莫伊兹靠出口香蕉挣钱。他将数百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便建立起自己的香蕉帝国。
如果期待这个新领导解决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和饥饿问题，未免太过乐观。但是发展援助人员再多，也不能代替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毕竟他们无法保证数百万人长期摄入足够的营养，只能试着短期避免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一位援助人员宣布，所有女人一周后再带上两个空袋子来装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食物。预算还够3个月——没有饥饿，孩子可以正常发育的3个月。依弗朗西亚只能再领一个月粮食了。那之后，路德加吉娜就满两岁，不符合领取条件了。
印度贾坎德邦的母亲和孩子们：世界上最昂贵的粮食项目之一
穷人将他们70%的钱都花在购买食物上，如果大米、小麦或玉米的价格上涨，对于依弗朗西亚这样的人来说很快就会威胁到生命。在交易所投机活动的全球游戏中，投机家积累了财富，而他们则成为了牺牲品。
那些想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带动粮食价格飙升。而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导致从2010年夏天到冬天有4400万人的生活水平滑落到贫困线以下。无数的援助组织，甚至连教皇都呼吁停止粮食投机活动，然而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印度：分配问题
印度原本有很好的条件养活它饥饿的人民，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快。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数据，5年后，印度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国民经济体。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在过去几十年翻了番，有大米和牛肉可供出口;有个运行良好的政府，中产阶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然而事实是：印度的营养不良人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达1.95亿。在5岁以下的婴幼儿中，由于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占到约40%。这些数字让人难受，也很难理解。
苏库尔穆尼·马兰迪生活在贾坎德邦，这是印度东部的一个贫困邦。此时，她所在的村庄正经历一场暴风雨，雨水漏入屋内。自丈夫去世后，35岁的她就开始独自养育5个孩子。她上一次能买得起一个鸡蛋，还是一个月前，要买得起市场上的芒果和瓜更是不敢奢望。
马兰迪是个筑路工，每天能赚150印度卢比，约合2欧元。她10岁的大女儿刚上完五年级，却还不会读写。现在她得待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她以后的日子可以预见：和母亲一样很早结婚，生出超过她抚养能力的数量的孩子。在印度，饥饿以这种方式延续着。
实际上，这个女孩有上学的义务，但是她没去上学，也不会有人管。她的弟弟妹妹应该上托儿所，自1975年以来印度成立了数十万座托儿所，孩子们本应在那里吃到一顿温暖的正餐。印度并没有无视民众的死活，这个国家很早就布下了营养保障网，但是其管理非常混乱，像马兰迪这样的人直接被无视了。
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上涨到17亿。在印度，全球变暖带来的恶果也很明显。印度劳动人口中一半是农民，他们常常抱怨收成不好。
印度饥饿问题的原因在于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公：低等种姓比高等种姓，女儿比儿子更容易频繁挨饿。“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如此多，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却投入得如此少。”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让·德雷茨说。
德雷茨参与了印度国家粮食安全行动，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粮食项目之一：印度支出约200亿美元，为8.2亿公民提供大米、小麦和小米，然而实际上约有1亿人得不到自己应得的份额。
“印度政治家对移民火星计划热情满满，”德雷茨说，“对本国的饥饿问题却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由于资源匮乏，而是由于政治意愿缺乏。
只要人们还打仗并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零饥饿”就永远只是个梦想。但是饥饿问题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为此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根本不难。
如果说数亿人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不得不挨饿，相反也可以说，保护环境就是在和饥饿问题战斗。单单这层关系就该激励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遵守《巴黎气候协定》。
而面对战争和恐怖主义导致的饥饿问题，则需要理清责任，在国际层面重视起来。只要像苏丹那样腐败、残暴的政权仍然能够毫无节制地出售石油，购买武器，情况就不会改善。在腐败当权者剥削人民的国家，援助不应终止，反而应该比以往力度更强，同时施以政治压力。
世界人口增加不一定会导致更严重的饥饿问题。全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100亿甚至120亿人口，但是其中1/3都在收获、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流失了，或是被扔到家庭的垃圾桶里浪费了。仅仅在德国，每年浪费的粮食就多达2800万吨。
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约1/3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此外还有运输和冷冻食物的能耗。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改变粮食生产的方式：农业工业对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缺乏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环境污染物质、化学肥料和重机械的大量使用威胁森林、水和生物的健康，因此也会危及整个粮食供应的基础。
最关键的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生产效率，而是在需要的地方生产食物。因此穷国应该停止将土地租赁给外国农业跨国公司，转而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使得当地粮食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形成抑制饥饿问题出现的良性循环。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培育出在干旱或盐碱的土地上也能繁荣生长的农作物，而一条可行的道路——虽然也充满争议——就是转基因技术。需要强调的是，对抗饥饿的斗争可以分解为很多小步骤，而每一个小步骤都可能带来大改变。
阿莎·哈姆说，雨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期，因为爱随雨水降临村庄。人们在雨季举办婚礼，所有人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宰杀肥美的山羊，也有足够的骆驼用来下聘礼。骄傲的牧民阿莎·哈姆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喜欢回忆饮食充裕的雨季时光，尽管对于如今努力求生的她而言，这种回忆十分痛苦。
阿莎·哈姆穿着一件绿色长袍，提着一个空空的水桶，站在费奇阿尤比尘土飞扬的土地上，这是索马里北部索马里兰地区的一片居民区。阿莎从沙漠赶来，因为她听说这个小村还能打到水。
地上躺着一些布满灰尘的动物尸体：腐烂的骆驼，小腹裂开、里面可见塑料袋的山羊——这是它们临死前找到的最后一餐。最近几个月，多达1000多万匹动物被活活渴死了。阿莎说：“牲畜死了，接下来就轮到人了。”
以前，一年有两次雨季，分别在春天和秋天来临，但是近两年来只剩下干旱。
阿莎表示，第一次干旱来临时，很多人都靠以往的储备活了下来;第二次干旱时，储备用尽;而现在，面对这第三次干旱，索马里兰地区靠饲养牲畜为生的人中有75%破产了。阿莎原本有50头山羊，现在只有5头还活着。“我们四处寻觅，只想找到点能果腹的食物，”她说，“但总是一无所获。”
这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牧民都来到了费奇阿尤比，因为有家援助组织在这里分发水。村民人数翻了4倍，牧民们在村庄边缘支起褪色的帐篷。
“来吧。”阿莎·哈姆说着，匆匆走进她的帐篷，指着地上一口空空的罐子，一个装有一点奶粉的盘子。帐篷外，仅剩的5头坚强的山羊待在用荆棘围成的羊圈中。“我们既没有肉，也没有奶，”她说，“一天吃一顿米饭，我的孩子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已经不再期待降雨。“山羊太虚弱了，如果天气变化，它们会死。”阿莎·哈姆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
到2030年，世界上将不再有阿莎这样悲惨的命运——如果联合国粮食署定下的“零饥饿”目标能够实现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因为自1990年以来，全世界饥饿人口数量已经减少了200多万。
然而遗憾的是，近来，“零饥饿”的目标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见遥远了。
在索马里、南苏丹、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超过2000万人可能饿死，不是将来某个时候，而正是现在。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斯特芬·奥布莱恩警告，世界将面临自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7月，在汉堡召开的G20峰会上，富裕国家如何帮助贫穷国家再次成为重要议题。而本周之内可能饿死的2000万人，還只是问题的可见部分，紧急的饥饿危机表现在很多视觉效果震撼的图片上，问题的更大部分却隐藏在这一数据之后——8亿人：2017年，地球上仍然有这么多人在挨饿，这是1/9的世界人口。
为何人类连饥饿这一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谁该对此负责？谁能从中获益？最重要的是：究竟要如何战胜饥饿？《明镜周刊》派出一组成员去寻求答案。记者们来到索马里北部和南苏丹，还去了饥饿问题程度较轻但持续时间长久的海地和印度。
索马里兰地区：气候灾难
在索马里兰地区城市布劳的医院里，医生玉苏福·阿里站在一个一岁三个月的小男孩面前。他叫哈姆萨，身形消瘦得可怕。村民在路上拦截下一个救助组织的车队，请求他们将这个小男孩带往下一个城市。
现在哈姆萨无精打采地躺在母亲怀里。阿里医生摸了摸他的胃部，然后温柔地抚摸孩子身体上的伤疤。就在这个男孩变得异常虚弱之时，他的家人将燃烧的木头按在他的皮肤上，期待火焰赶走诅咒。这家人不愿相信，威胁哈姆萨生命的并不是诅咒，而是饥饿。
在索马里，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上次史无前例的大干旱才过去6年，那时饿死了26万人。联合国估计，如今约有700万索马里人需要帮助——多于总人口的一半。为此需要13亿欧元捐助资金，但是如今只筹募到了这个数额的1/3。
这个国家北部的索马里兰地区于1991年宣布独立，但是并不被世界所承认。和索马里其他地方不同，索马里兰有个民主选出的政府，军方和警方垄断了武力，当地有自己的货币、国旗，甚至还举办过书展。作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战地之一，这里有能够继续正常运行的公共机关，实属难能可贵。然而情况仍不容乐观。
“这里有100万人口，我们却只有6辆救护车，而且没钱买汽油和雇佣司机。” 布劳的医生阿里说。
孩子大部分能在医院待两周。墙上挂着老鼠和鲜花的图画，孩子们躺在病床上，大部分需要通过导管获取营养，他们没有力气哭喊。“最糟糕的是寂静。”阿里医生说。
饥饿的人停止摄入食物后没几天，身体就转入节能模式。机体消耗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原，以便为大脑提供葡萄糖，然后消耗身体储存的脂肪，最后是肌肉和器官中的蛋白质。饥饿的人行事糊涂，充满恐惧，大脑效率降低。很多人开始腹泻，出现感染，陷入昏迷，有些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孩子容易出现水肿，肚子膨胀起来。死亡大概在20-60天内降临。
要拯救饥饿的人，紧急救助是必须的，但是为了避免未来再次出现饥饿灾难，像索马里兰这样的地区需要一个长期的策略。
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干旱问题极端化，气温上升，人和动物就需要更多饮用水，热浪比以往更频繁毁掉全部庄稼。气候变化大部分是由富裕的发达国家导致的，深受其害的却是最贫穷的国家。
长期以来，索马里兰被认为是非洲成功模式的典型代表。然而实际上政府缺乏资金来战胜这样规模的饥荒，而索马里兰不被国际社会承认，导致它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
就这样，灾难蔓延。一直以来，传统畜牧业是索马里兰唯一的经济支柱。在经济好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年能出口400万头山羊、绵羊、骆驼和牛到阿拉伯国家。政府预算的75%都来自出口这些动物创下的税收，而干旱撼动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基础。有出路吗？
“我們必须转变人民的生活模式。”索马里兰环境部长、国家干旱委员会成员舒克里·班达尔说。班达尔是个智慧而自信的女人，目前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班达尔知道她的人民必须放弃传统，寻找新的出路，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个国家会太过干旱，不再适合畜牧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从畜牧业经济中解放出来。”班达尔说。她努力让自己的话听起来乐观一些，虽然她一再使用“必须”这个词。“我们必须扩大渔业，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必须让收入来源多样化。”索马里兰有石油资源，还有柏培拉港。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几十年才可能实现。
班达尔热烈谈论着石洞壁画和沙滩，梦想着旅游业蓬勃发展。但是索马里兰无法独自达成保护环境的目标。就在班达尔办公室附近的医院里，还不断有挨饿的孩子前来寻求救治。
《巴黎气候协定》规定，支持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协定的决定，是对抗饥饿斗争中的一次倒退。
南苏丹：当饥饿成为武器
索马里、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面临的威胁，在南苏丹已经成为了现实：联合国官方宣布于2013年底爆发内战的南苏丹部分地区陷入饥荒，拉响了最高级别的5级警报。大约一半南苏丹居民，即550万人正在挨饿。
一架小小的联合国运输机停在尼阿尔的机场跑道上。一眼看去这里并没有饥荒的痕迹，相反似乎一切丰腴肥沃，树木和灌木丛郁郁葱葱，牛看起来十分健康，由尼罗河水滋润的土地也显得非常湿润。
在南苏丹，要对饥饿问题负责的并不是气候，而是战争。自2011年成立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一直受到国际慈善组织资助，而且其国内矿藏资源十分丰富，实际上这里不该有人饿死。
在尼阿尔的一家病院中有16个床位，其中只有5个床位上躺着病人。“我们无法找到在战争中逃到沼泽深处的人。”一个护理人员说。其中一个床位上坐着20岁的尼亚夸克娜·加特尤沃，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和一个新生的婴儿步行来到尼阿尔。
“一些穿着制服的男人来到我们的村庄，杀死了很多人。”她吞吞吐吐地叙述道，“我抱着孩子在沼泽中走了很多天。”
约10万人逃到了尼阿尔，很多援助者却因为担忧自身安危选择了离开。目前，尼阿尔只能坐飞机抵达。随处可见烧毁的军用飞机，无数房子被摧毁。两年前，政府军队最后一次尝试夺回尼阿尔，结果被叛军成功防御。而现在，战争随时可能再次爆发。
腐败、好战的政治家将饥饿变成了战斗武器，有两个男人尤其要对此负责：萨尔瓦·基尔和里克·马察尔。他们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总统萨尔瓦·基尔是个丁卡人，他曾经的副手里克·马察尔是个努尔人。2011年独立后，他们打响了一场以种族敌对为特点的权利斗争。硝烟弥漫的战事也使得援助人员很难接触到需要帮助的民众。
而援助组织虽然帮助了挨饿的人，但也延长了战争，至少首都朱巴的独立咨询机构苏德学会的主任约克·约克是这样认为的。约克本人就是一名发展援助人员，写过多本关于苏丹的书。“为民众提供食物的人，也养肥了武装力量。”他说。因为很多食物要么被转运到军队，要么分给了家里有士兵的家庭。
不久前，南苏丹政府以令人无法想象的厚颜无耻要求援助者支付1万美元才能获得工作许可，这笔费用是原来的100倍。面对强烈的抗议，它虽然做出了让步，但仍然让士兵在成百上千个检查点向援助者收过路费，以此获得收入。
约克说起援助者的永恒两难境地：“紧急救助能拯救生命，但也会阻碍政治解决方式的出台，使得造成饥荒出现的根源无法去除。”他呼吁调整对南苏丹的救助策略：“苏丹政治家需要自己思考解决方案。”
很多发展援助人员都在拿生命冒险：在过去的3年半时间内，南苏丹已经有超过100名援助者遇害。尼阿尔一位紧急救助组织成员将一个男孩放在秤上称重，后者的体重远远达不到年龄正常值，肚子鼓鼓的。“我们必须和当地当权者谈判，我们没有选择，”他说，“这是必须履行的人道主义责任。”
索马里和南苏丹的饥荒都是由人类自身导致的，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共同努力，遏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冲突。但是在那些不存在战争和经济气候灾害的国家，为何也有人挨饿呢？很少得到专注的那8亿挨饿者又是怎么回事呢？
海地：贫困常态
在海地东南部一个村庄的教堂中，女人们和她们的一个或几个孩子坐在长凳上。前面的黑板上写着“预防营养不良”几个字，这是发展援助人员们马上就要发表的演讲的主题。
33岁的依弗朗西亚·拿破仑看不懂黑板上的字，她从未上过学。她和快满两岁的小女儿路德加吉娜坐在第一排。她们4点起床，快10点才到教堂。依弗朗西亚什么都没有吃，也没有什么能给孩子吃。 海地几乎没有孩子因饥饿而面临生命危险。和索马里兰或南苏丹不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饥饿：日日夜夜，慢性发生。每两个海地人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
“我们本该有足够的食物，”一位援助人员这样开始自己的演讲，“而且应该是洁净的食物。”在海地，不洁净意味着被霍乱细菌污染。这位援助人员建议人们每天吃肉、蔬菜和米饭这3类食物，保持营养均衡。
依弗朗西亚并不是不知道应该给她的孩子们吃什么。除了路德加吉娜，她还有一个9岁的女儿和一个11岁的智力低下的儿子。当他像如今的路德加吉娜这么大时，才2公斤重。她背着他坐了约5小时的货车来到首都太子港，这段路程对她来说极其遥远，就像一场环球旅行。那里的医生救下了男孩的性命，但他大脑的损伤却是不可逆转了。
在海地，发展援助组织的目标就是，避免两岁以下的孩子出现营养不良，因为由此產生的大脑损伤是长期不可逆的。演讲结束后，援助人员登记下每个女人的名字，并测量孩子的上臂围。
依弗朗西亚来到这里，是为了避免路德加吉娜重复她哥哥的命运。这个女孩的皮肤和妈妈一样黑，头发却不是黑色，而是棕色的，对于黑皮肤的人来说，这是营养不良的标志。为了买到足够的食物，依弗朗西亚需要一份收入。有些日子她会做将木炭装进袋子的零工，可以得到约70欧分钱。没有木炭可装的时候，路德加吉娜就不吃东西。
长期以来，海地一直是发展援助组织活动的重镇，可为何情况还是如此严峻呢？
在这里，全球气候变化也起着一定作用。它就像个坏脾气的幽灵，一会儿出现在这里，一会儿出现在那里。它带来暴雨，使得当地突然进入雨季。北部干旱，南部洪水，海平面上升，土地盐碱化。人们为获得木炭非法砍伐森林，从而导致泥石流。而这一切使得农民根本无法种植土地，进步被摧毁，项目被暂停。而海地依赖于食物进口，又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农业。
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处理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很少有国家像海地这样脆弱。它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农业，政治腐败吞噬了绝大部分国家收入。好消息是，在几十年的政治动乱之后，这里没有了战争，自二月以来甚至还有了一个政府：在一年半的国内动乱后，若弗内尔·莫伊兹掌权了。进入光头党之前，莫伊兹靠出口香蕉挣钱。他将数百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便建立起自己的香蕉帝国。
如果期待这个新领导解决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和饥饿问题，未免太过乐观。但是发展援助人员再多，也不能代替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毕竟他们无法保证数百万人长期摄入足够的营养，只能试着短期避免发生最糟糕的情况。
一位援助人员宣布，所有女人一周后再带上两个空袋子来装世界粮食计划署捐助的食物。预算还够3个月——没有饥饿，孩子可以正常发育的3个月。依弗朗西亚只能再领一个月粮食了。那之后，路德加吉娜就满两岁，不符合领取条件了。
食物的游戏
穷人将他们70%的钱都花在购买食物上，如果大米、小麦或玉米的价格上涨，对于依弗朗西亚这样的人来说很快就会威胁到生命。在交易所投机活动的全球游戏中，投机家积累了财富，而他们则成为了牺牲品。
那些想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带动粮食价格飙升。而快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导致从2010年夏天到冬天有4400万人的生活水平滑落到贫困线以下。无数的援助组织，甚至连教皇都呼吁停止粮食投机活动，然而情况至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印度：分配问题
印度原本有很好的条件养活它饥饿的人民，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快。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数据，5年后，印度将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国民经济体。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在过去几十年翻了番，有大米和牛肉可供出口;有个运行良好的政府，中产阶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然而事实是：印度的营养不良人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多达1.95亿。在5岁以下的婴幼儿中，由于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占到约40%。这些数字让人难受，也很难理解。
苏库尔穆尼·马兰迪生活在贾坎德邦，这是印度东部的一个贫困邦。此时，她所在的村庄正经历一场暴风雨，雨水漏入屋内。自丈夫去世后，35岁的她就开始独自养育5个孩子。她上一次能买得起一个鸡蛋，还是一个月前，要买得起市场上的芒果和瓜更是不敢奢望。
马兰迪是个筑路工，每天能赚150印度卢比，约合2欧元。她10岁的大女儿刚上完五年级，却还不会读写。现在她得待在家里照顾弟弟妹妹，她以后的日子可以预见：和母亲一样很早结婚，生出超过她抚养能力的数量的孩子。在印度，饥饿以这种方式延续着。
实际上，这个女孩有上学的义务，但是她没去上学，也不会有人管。她的弟弟妹妹应该上托儿所，自1975年以来印度成立了数十万座托儿所，孩子们本应在那里吃到一顿温暖的正餐。印度并没有无视民众的死活，这个国家很早就布下了营养保障网，但是其管理非常混乱，像马兰迪这样的人直接被无视了。
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上涨到17亿。在印度，全球变暖带来的恶果也很明显。印度劳动人口中一半是农民，他们常常抱怨收成不好。
印度饥饿问题的原因在于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公：低等种姓比高等种姓，女儿比儿子更容易频繁挨饿。“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创造的财富如此多，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却投入得如此少。”印度著名经济学家让·德雷茨说。
德雷茨参与了印度国家粮食安全行动，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粮食项目之一：印度支出约200亿美元，为8.2亿公民提供大米、小麦和小米，然而实际上约有1亿人得不到自己应得的份额。
“印度政治家对移民火星计划热情满满，”德雷茨说，“对本国的饥饿问题却熟视无睹。”这并不是由于资源匮乏，而是由于政治意愿缺乏。
该如何做？
只要人们还打仗并造成全球气候变化，“零饥饿”就永远只是个梦想。但是饥饿问题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为此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根本不难。
如果说数亿人是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不得不挨饿，相反也可以说，保护环境就是在和饥饿问题战斗。单单这层关系就该激励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遵守《巴黎气候协定》。
而面对战争和恐怖主义导致的饥饿问题，则需要理清责任，在国际层面重视起来。只要像苏丹那样腐败、残暴的政权仍然能够毫无节制地出售石油，购买武器，情况就不会改善。在腐败当权者剥削人民的国家，援助不应终止，反而应该比以往力度更强，同时施以政治压力。
世界人口增加不一定会导致更严重的饥饿问题。全世界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100亿甚至120亿人口，但是其中1/3都在收获、运输和储存的过程中流失了，或是被扔到家庭的垃圾桶里浪费了。仅仅在德国，每年浪费的粮食就多达2800万吨。
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约1/3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此外还有运输和冷冻食物的能耗。也正因如此，我们要改变粮食生产的方式：农业工业对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缺乏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环境污染物质、化学肥料和重机械的大量使用威胁森林、水和生物的健康，因此也会危及整个粮食供应的基础。
最关键的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提高生产效率，而是在需要的地方生产食物。因此穷国应该停止将土地租赁给外国农业跨国公司，转而促进当地农业发展，使得当地粮食生产和消费相互促进，形成抑制饥饿问题出现的良性循环。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需要培育出在干旱或盐碱的土地上也能繁荣生长的农作物，而一条可行的道路——虽然也充满争议——就是转基因技术。需要强调的是，对抗饥饿的斗争可以分解为很多小步骤，而每一个小步骤都可能带来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