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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一年多的时间，书记市长双双落马，把南京推上了这一轮反腐的风口浪尖。
南京，是一座充满了矛盾的城市。
它号称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具有虎踞龙盘的帝王之相，如今却因为大拆大建，历史遗存几乎荡然无存;它是东部最富裕省份的省会、省内唯一的特大城市，经济总量却长期被同省的苏州、无锡甩到身后;它是中国科教资源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但每年有超过70%的发明专利得不到转化，如何释放如此巨大的科技潜能，至今仍是困扰着它的一道难题。
这种种矛盾，时常令南京人唏嘘不已，也让这座城市的主政者备感压力。他们或绞尽脑汁，发展经济;或大兴土木，改造城市;或另辟蹊径，试图弯道超越。但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近些年来，城市规划和产业战略的频频变动，使得南京与周边城市的差距不降反升。
以工业总产值为例，2004年南京与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的差距分别为9472亿元、4095亿元、1345亿元、1167亿元、477亿元;三年后，这个差距分别扩大到15777亿元、9984亿元、3159亿元、2243亿元、1615亿元。
如今市长、书记相继被抓，南京官场动荡不安，更加重了外界对这个城市的疑虑。
有人说，南京在经济追赶的激流中迷失了方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它的城市定位摇摆不定，从“国际化大都市”到“现代化江滨城市”，再到“现代化国际人文绿都”，却没有一个给外界留下了印象。
在区域合作中，南京也是纠结不清。它的周边有上海、苏南、苏北、安徽、江西、杭州等多个经济体，但到底该向哪个方向发展，至今仍没有共识。长三角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宁镇扬板块龙头城市、长江经济带四大中心城市……都是它用过的标签。
南京到底在哪里？
江北开发再度受挫
杨卫泽主政南京期间力推的江北开发，在他被调查后似乎放慢了脚步。2014年南京曾发布过一份地铁建设规划，计划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修建10条新线，其中的11号线和4号线二期都与江北紧密相连。
但杨卫泽落马后才几天，就有消息称，上述两条地铁的建设暂缓。当地媒体从南京地铁建设指挥部获悉，11号线和4号线二期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南京上报给国家发改委的方案中。这无疑是给江北的发展泼了一盆冷水。
规划中的南京地铁4号线二期与一期贯通后将成为一条跨江地铁，而11号线又称为江北轻轨线，连接雄州、长芦、大厂、桥北、珠江、桥林等地。国内交通规划设计领域知名专家、南京市人大代表杨涛认为，江北中心区开发建设最需要的就是地铁11号线。
“已有的3号线、10号线都是尽端线，只有11号线将这两条尽端线串联起来，并与其北端的宁天城际贯通起来，才能更好发挥江北新区轨道交通线网整体效能，最大限度吸引和服务客流，也才能真正有效带动江北新区中心地段的土地开发。”杨涛表示。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卫泽对江北情有独钟。他到南京的第二年就把江北从规划的南京“副城”上升到“江北新区”，并成立江北新区领导小组，亲自出任组长，还兼任江北新区党工委（筹）书记。
杨卫泽的目标是想把江北新区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填补南京至今没有国家级新区的缺憾。这个目标一旦实现，南京江北新区将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甘肃兰州新区、广州南沙新区、陕西西咸新区、贵安新区之后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为了冲刺国家级新区，在2013年7月南京召开的江北新区规划编制动员大会上，杨卫泽要求在青奥会前，除了在建项目和已经出让的土地外，江北新区暂时停止审批和出让其他项目和土地，重点做好规划和拆迁工作。
用他的话说，就是要“用一年时间重点做好这一片区的规划定位”。
如今，青奥会已经结束，杨卫泽自己却落下马来。他曾大力推动的江北新区何去何从？似乎也陷入了迷茫。
事实上，由于南京在空间拓展方向上的徘徊，江北的开发已经不是第一次受挫了。
南京虽然是一座具有近2600历史的古城，但由于秦淮河、紫金山和长江三大天然屏障的限制，长期以来城市建设始终局限在明城墙之内。这片面积仅43平方公里的区域，集中了南京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商业街区，超过130万的人口使这里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如何跳出明城墙，拓展南京的发展空间，一直是南京主政者需要破解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初，南京将长江以北的浦口一带作为突破口，希望能够建成如同武汉、重庆那样的跨江鼎立之市。为了推动江北发展，南京将当时市里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放到江北的浦口区，同时动员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一批高校搬迁过江。
主政者乐观地认为，浦口将成为“南京的浦东新区”，用“从秦淮河到扬子江”来形容江北发展规划。但遗憾的是，浦口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江北城市的繁荣，南京人只把它看作一个大厂区，即便在那里上班的人，也习惯下班后回到江南主城区。
到上世纪末，与南京主城区相比，江北发展仍严重滞后，GDP总量只占全市GDP总量的13.3%，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57.1%，财政收入只占全市财政收入的6.5%。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浦口校区也很快结束了短暂的历史。
第一轮江北开发就这样也不了了之了。
很多人将那轮江北开发的失利归咎于交通。虽然南京同武汉、重庆一样紧靠长江，但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很宽，地质情况复杂，修建跨江通道并不容易。事实上，到2000年之前，南京一直只有一条跨江通道——建设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 河西，还是江北？
跨江发展受阻后，南京开始背对长江，东扩、南延，城市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时至今日，南京仍然是一座“靠江而不近江”的城市，没有摆脱“城中不见江，江上不见城”的尴尬局面。
河西，成为南京此后城市空间拓展的新目标。
位于外秦淮河以西、长江以东的河西，面积约55.7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明城墙以内的南京城。虽然属于南京主城区，但由于靠近长江，地势低洼、土质松软，河西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基本以农田为主。
2001年10月，中共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确立了“一城三区”城市建设的战略构想，所谓“一城三区”就是指河西新城和东山、仙林、江北三个新市区。河西新城的建设，成为这个战略的重中之重。
按照规划，南京将用5到10年的时间，把河西建成一个集商务、商贸、文体三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新城区。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对河西寄予了厚望，他曾说：“古都金陵看老城，现代化新南京看河西！”
他还以美国曼哈顿为例，鼓励南京官员说，“（曼哈顿）面积与河西差不多，全是摩天大楼，便利的公路和五座大桥沟通进出，成为世界著名的商贸胜地，完全可以参照美国曼哈顿的成功例子，将河西新城建设成一个商贸城。”
后来，李源潮曾对美国规划协会政策主任苏解放回顾说：“2001年下半年，我兼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正值全国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新阶段。对于换届后的市委、市政府来说，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怎样搞好南京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南京城市发展的定位，选择城市发展道路。”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南京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长期滞后，与其城市地位不相称，省委非常着急，几次听取南京市的专门汇报，想要重点抓南京的发展。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李源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的。
也正是在2001这一年，南京获得了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的承办权。李源潮抓住这一时机，将十运会主场馆选址落户河西，希望借助大型赛事加快河西的发展。那段时期，河西建设工地最显眼的标语就是“以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区迎接十运会的召开”。
十运会的到来，不仅促成了河西新城的崛起，更让被城墙束缚了600年的南京全身筋骨都舒展开来。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河西的开发使南京第一次跳出了明城墙，在老城之外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李源潮之于南京发展的影响，没有随他的调走而远去。他的继任者罗志军仍把河西作为城市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河西新城的框架就是在李、罗主政南京期间打下的。
罗志军的继任者朱善璐虽然把青奥会的主会场仍放在河西，但他的兴奋点显然不仅仅是这里。在朱善璐主政期间，南京市委市政府一口气规划确立了包括河西新城、南部新城、浦口新城、江心洲在内的十大功能板块，计划在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时间里，投资1200亿元用于改善城市面貌。
据说，朱善璐刚到南京时，曾带着秘书，骑着自行车绕着江心洲进行考察。后来他在一次会上说：“南京下一轮的发展有一个新的思路，如果说几千年来是背靠长江建设新南京，现在应该转过身来，拥抱长江，背靠紫金，建设南京。长江经济、长江文化就是现在新的时代经济、时代文化下南京的又一个响炮。”
遗憾的是没等到“炮响”，朱善璐就离开了南京。他的继任者杨卫泽对河西似乎更没有兴趣。杨卫泽上任不久，就提出“十三五”期间南京的发展重点应从河西向江北转移。
作为建设江北新区的急先锋，杨卫泽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江北原先副城的定位，无论是发展内涵，还是发展要求都不能适应如今的需求，南京要对江北的战略定位重新发掘，形成与江南主城相对均衡独立的新区。
对杨卫泽的这一看法，很多南京人并不认同。反对者认为，目前大规模开发江北的条件仍不成熟，河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刚刚有所起色，应该乘势发力，青奥会不应是河西发展的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
一位要求匿名的南京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在区域发展规划上摇摆不定，无法做到像上海那样十几年如一日地开发浦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更换过于频繁，政策缺乏持续性。
2000年至今，南京更换了4任书记;市长换的频率更快，在1980年至今的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11任市长，平均每位市长任期不到3年。
有学者曾对南京市1992年至1997年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特征做过分析，发现这期间市区城市建设的重心在东北至西南方向上来回振动，而主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的重心移动轨迹类似环形，空间扩展的主导方向不是很明朗，表明这些年来主城的城建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呈四处出击、全面开花的局面。
22年的“苏小三”
刚刚过去的2014年，对南京来说可能具有特殊意义。这一年，南京在追赶了十几年后，GDP终于反超无锡，甩掉了“苏小三”的帽子。
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自从1992年被无锡超过后，GDP一直落后于同省的苏州和无锡，仅位列江苏的第三。因此，被坊间戏称为“苏小三”。 南京市统计局2014年发布的“三季报”显示，前三季度，全市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220.2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1%。同期，无锡实现GDP6122.04亿元，同比增长8.2%，被南京反超已成定局。
南京与无锡的差距主要形成于“八五”期间。那几年，无锡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重推动下，迅速崛起，从落后南京9%变为领先29%，赶超了38个百分点。到“八五”末的1995年，无锡GDP已是南京的近1.3倍。
此后，南京虽奋力追赶，但始终难以翻身。江苏省社科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王树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去年南京之所以能够反超无锡，与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他说：“无锡主要以工业为主，而且是外向型经济为主，其出口所占的比例在2008年以前非常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外贸出口受阻，地方经济也受到较大冲击。而南京是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主要面向内需市场，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小。”
同时，王树华认为去年在南京举办的青奥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举办青奥会不仅加快了南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而且明显拉动了服务业的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1.2%，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到13%。”
解放前，南京是一个特殊的消费城市。根据1946年6月的统计，南京市135万人口中真正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工人、农民，只占总人口的10%，而其他大部分人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吏、公教人员、警察、眷属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仆役。这种状况当时在全国人口逾百万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9年解放后，南京开始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南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随着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炼油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等一批大型企业的布局，南京成为一座重工业城市，“化工、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度高达70%。”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南京已经形成了以机械工业、电子仪表、建材水泥、轻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工业为主要支柱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这期间，南京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排名中稳居前十。
但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这座古老的城市开始跟不上节奏了。1982年，南京第一次被挤出了全国城市经济总量前十名。
自“八五”被苏州、无锡赶超之后，南京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的排名一直在十六七名徘徊，整个“九五”期间，也毫无起色。这让南京市领导十分着急，他们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十五”中放手一搏。
2001年，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工业经济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市里启动实施了“工业第一方略”战略，将工业提升到全市经济发展的第一高度。
这一战略的提出使南京制造业的规模和从业人员大幅度扩张，第二产业的比重在经历十多年的小幅下降之后很快得到新的提高，工业总产值在此后的几年中一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南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贡献率始终保持在70%左右。
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罗志军曾将“扩大有效投入”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作“工业第一方略”战略的两个轮子。他回忆说，有一次赴山东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回来后，市委、市政府连夜决定将全年的工业投入从530亿元提高到600亿元，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工业发展的后劲。
罗志军认为，南京“十五”期间工业持续20%以上的增速也正得益于投入的逐年增加，“投入是核心的核心”。
据悉，从2001年至2005年，南京工业投入形成了“1、2、3、4、5”的增长轨迹，即平均每年增加一个百亿元的规模，5年总投入突破了1800亿元。扬子65万吨乙烯、金陵石化原油改造、乐金飞利浦等一批重大项目都是在这期间上马投产的。
在工业发展的强劲推动下，南京的经济也开始发力。到2005年，南京在全国城市经济总量的排名也上升到第13位，但与苏州、无锡的差距仍然很大。
2006年，南京在继续推进“工业第一方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十大产业链”战略，希望以产业链的发展作为新时期提升工业产业整体优势的突破口。
罗志军在一次调研中说，过去南京工业发展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依靠大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偏少，二是传统产业企业多，高新技术企业少。他认为，产业链所特有的高效率配置资源和高水平增值功能，正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但正当南京奋力追赶时，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它的步伐。再加上之前工业发展过快，一些结构性矛盾开始显现，这座城市不得不面临经济转型。这也成了对罗志军的继任者朱善璐最大的考验。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专业的朱善璐，习惯于“一分为二”看待问题。对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他认为，虽然使得经济发展进入低潮期，却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低谷期可以选取合适的领域推进改革。也正是基于这样考虑，朱善璐提出了利用金融危机，实现南京发展的“弯道超越”。
“滑冰的弯道至关重要，弯道技术与过人是滑冰的关键环节点。滑冰的特点是弯道超越，直道的超越机会少，硬拼不太容易，要拼就到弯道，弯道有更多的技巧和技术。”朱善璐认为南京当时就处在弯道，正逢超越的绝佳时机，而超越所需的技巧就是创新。
中国的波士顿？
南京，是中国科教与人才资源的重镇，云集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近30多所高校。每年有超过25万大学生、研究生从这里毕业。
“如何释放这些科教资源的能量，把它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历届南京市领导都面临的一个难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长期从事科教工作的朱善璐，肯定更看重这一点。他就任南京市委书记后调研的第一站就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南京分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据当时一位在场的学者回忆，朱善璐最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转化在南京落地的比例、成果、真正形成了哪些产业。
南京当地媒体曾报道说，2008年朱善璐在率队去苏锡常三地调研时，就反复问随行的南京官员，“别人资源、人才少，却取得了成功，而我们资源就在家门口，为什么没有别人做得好？原因在哪里？”
朱善璐认为，一个城市发展驱动力和模式的选择，要从自身特点出发，扬长避短。对南京而言，就是如何走出一条“富科教资源下”的独特创新之路。
但遗憾的是，南京这条路走得并不顺畅。在朱善璐主政期间，南京GDP再次下滑，在城市排名中仅位列第十七八位。
朱善璐离开后，主政过苏州、无锡的杨卫泽成为南京新的市委书记。
上任不久，杨卫泽就在一次市委全会上对过去的发展思路提出了批评。他说，“南京特殊的城市性质决定，不可能以生产型为代表，南京不是一个拼GDP的城市，也不是拼生产的城市。三十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南京拼GDP拼生产是拼不过别人的。只能越比越灰心，反而把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丧失。”
接近杨卫泽的人说，他的目标是把南京建成一座历史名城兼全球知名的高教重镇。在他心目中，南京与上海的关系，应该像波士顿与纽约的关系。
这一点，杨卫泽2012年2月在南京市属的南京工业大学上的演讲袒露无遗：“南京这座城市迫切需要一批斯坦福式的大学，在与城市发展的融合互动中推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我心目中，南工大有斯坦福的影子。”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回忆说，杨卫泽在考察市社科院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他到南京就抓两件事：科技和文化。
“他说的科技其实指的就是创新。”这位领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杨卫泽已经意识到，南京必须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才能赶超苏州、无锡。
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才，而科技人才资源是南京得天独厚的“城市之长”。杨卫泽曾对身边的人说，相对于有形资源的短缺，人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不过，杨卫泽也认识到，拥有人才资源并不等于可以轻易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半成品”理论：如果从“产品”的角度讲，我们南京生产的主要是“半成品”。南京每年毕业的25万大学生研究生是“半成品”，他们必须到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去锻造，成为能够创造财富、造福社会的人才，才能算是“成品”。每年产生的大量科研成果也是“半成品”，科研成果只有通过创业、通过企业进而变成产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算是“成品”。
为了把“半成品”转化为“成品”，杨卫泽开始在南京各地大量修建“孵化器”——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
“现在南京绝大多数的孵化器、科技园、开发区等，都不具备真正的科技创业孵育功能。”他解释道，“为此，我们必须像改革开放之初搞经济特区那样，按照国际标准，营造一种适宜创业创新的功能载体和制度环境，提升创业孵化的成活率和企业培育的成功率。”
在他的推动下，全市各区县纷纷大兴土木修建科技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南京除了20家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外，市级以上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已超过200家。
南京市一位曾参与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前期调研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几年，科技园在南京遍地开花，已经到了数不过来的地步，“仅秦淮河区，几乎每个街道都有一个”。
在推动创新的同时，杨卫泽也开始着手调整产业结构，整治“三高两低（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益、低产出）”企业，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2011年6月3日，中国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化）发生酸气泄漏，引发市民和媒体的强烈关注。
一个月之后，南京市政府在媒体上公布了首批173家整改企业名单，南化、锦湖轮胎等大企业都榜上有名。这些企业将一律先停产，再分别处理。中石化负责人为此还专程赶到南京“负荆请罪”，并答应投入5亿元，保证限期完成整改。
建成于2006年的南京溧水县观山化工园区，是一家市级工业园区。由于排污严重，前几任市领导一直有关停的打算，但考虑到它是该县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始终没有下决心。
但杨卫泽态度非常强硬，明确要求除了一家上市公司“海正药业”外，园区内其他19家企业必须限期关停或搬迁，同时取消观山化工园区的牌子。
时任南京市环保局的一位领导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为了落实整治目标，杨卫泽还要求市纪委牵头，联合经信委、环保等等部门，组成督查组负责督查，“先后处理了一批干部，包括一名副县长”。
但对南京来说，治污之路仍然漫长。由于历史原因，作为石化工业重镇的南京，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数百家化工厂，西南、东南、东北都是化工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被化工包围的城市。
去年，南京市委曾计划，用8-10年时间，对化工企业集中的金陵石化及周边、梅山、大厂地区、长江二桥至三桥沿岸等四大片区进行整体改造，包括搬迁南化、金陵石化等大型企业，实现工业全面推出。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一位在宁的“国字头”化工企业负责人曾私下说，即便投入100亿，也不要想搬动他们。
据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最新消息，去年重点监控的污染源企业仍有6家排放不达标，其中南化继2013年被通报后，再次上榜。
南京向何处去
2005年在成功举办“十运会”后，南京市官方曾对外表示：会前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因此未来城建将不会再有大动作。
但这番承诺并没有保持多久，随着“推土机市长”季建业2009年的上任，这座历史名城又上演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城建。这其中，引发南京市民议论最多的就是季建业亲自推动的雨污分流工程。
简而言之，雨污分流就是让雨污分道，前者入河，后者进厂。这样既能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又可以改善城市水环境。
事实上，南京也不是第一个启动该工程的城市。天津、昆明、广州、青岛、上海、无锡等地很早就开始搞分流管道。相对而言，南京还是落后的。南京城里雨污分流的区块一度少于30公里，污水管网不到无锡的五分之一。
2010年初，南京正式启动主城区的雨污分流工，计划4年内投资180多亿元，对主城226平方公里范围内实施雨污分流，铺设约500公里污水主次干管，完善约4000个住宅小区及企事业单位的污水支管。
由于是全城同时开工，因此一夜之间，整个南京主城区全陷入了拆迁、噪音、路面不平和交通拥堵之中，让市民们苦不堪言。
对于雨污分流工程，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宋林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是支持的，但“这么大的工程，应该一个区接一个区搞，一任接着一任干，不能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季建业）步子确实迈得太大了”。
2010年初，南京赢得了青奥会的举办权，更大规模的城建铺开了。南京当年同时开工了六条地铁路线，其中有四条承诺于四年内完工。
公开的报道显示，因筹备青奥会，南京市在3年内投入139亿元建设青奥村配套工程，而花在城市建设上的投入，仅2012年就高达680亿元。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那个时期南京城内标志着大规模建设的盾构机，只比上海少一台。
梧桐树是南京城内一道独特风景。80年前，美国建筑师墨非在对这座城市进行规划时，就将梧桐作为主要的行道树种，使它成为南京独特的元素。陵园大道和中山大道两旁最早的一批梧桐树，就是东南大学教授常宗惠于1929年6月从上海法租界购得的。
2011年，为修建地铁三号线，需要移植1000多株行道树，其中绝大多数是南京人钟爱的梧桐。这引起了市民极大的不满，最后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树保卫战”。不少人到市图书馆门前集合“散步”，以示抗议。
南京市民对大规模城建的不满，在政府拆除城西干道高架、改建隧道时达到了顶峰。
老城西干道始建于1996年，是南京主城区一条南北走向的交通大动脉，设计寿命50年。但通行不到十年，政府又要对其进行改造，将高架桥改为隧道。市民们纷纷表示愤慨，指责这是在为青奥会搞形象工程。不少人还猜测，力推改造的季建业从中谋取私利。
季建业被抓后，雨污工程很快也成了“污点工程”，被南京市全面叫停。市住建委负责人向市民表示，没有开工的雨污分流工程都已暂停，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整改，尽快将平静还给市民。
同时，随着“推土机市长”的落马，南京市也开始压缩城建规模。新市长缪瑞林一上任就砍掉103亿元的建设资金。他在2014年1月当选新市长后表示，当年南京城市的建设总规模，已经由原来初步计划755个亿，压缩为652个亿，并承诺“要严格控制新开工新建项目”。
在前任和搭档相继落马后，一贯低调的缪瑞林在一次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说，“不能就南京论南京，要跳出南京发展南京，协同发展就需要从更大的区域来审视南京，要把南京放在全国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