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众在灾难中的守秩序，究竟是出于对秩序的追求，还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深层恐惧？
　　
　　福岛核电事故泄露了日本民族的三大致命伤：日本中心的世界观、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以及举国心灵深处的恐惧感。这三点，颇值得中国参考。
　　先谈世界观。
　　在整个核污染危机中，日本政府及东电都以“处理内政”的意识在应急。他们的谈话、语气、表情、服饰、内容、数据，都仅在日本的框架下考虑。日本老百姓担心什么，他们就谈什么；日本老百姓对数据错误比较宽容，他们就不认为仓促公布数据是一桩罪；日本人对官商综合体下的官僚决策失误习以为常，他们就认为自己“不眠不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如果只发生地震、海啸，西方不会察觉日本人意识中其实还未真正加入世界，但，这次是会飘到全世界的核子辐射颗粒。危机的一个月中，日本已经展示，在紧急关头，它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的“第一反应”中，没有国际观、没有世界观。也许在事件缓和后日本会开始用国际的、世界的说词来争取谅解，但在一场核污染事件下那恐怕已经太迟了。
　　二战后的六十几年间，日本参与世界经济及文化的力度不可谓不深，西方人以为日本已经“国际化”、“现代化”了，到了此次核泄露事件，西方人才猛然警觉，到了紧要关头，日本还只是个内向的封闭意识国度。
　　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脱亚入欧”，力争国际化、现代化的日本，为何在将近150年之后，在如此富裕、经济早已世界化的条件下，竟然在危难时没有国际观、世界观？西方甚至怀疑，日本文化究竟在二战后学到了什么？是心胸的开放，还是更精致幽微的内向？
　　东北亚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经济重心，但是它离“世界公民”还有一段距离。许多人期望，东北亚在经济起飞后，它的文化能够突破“西方现代性”，成就某种更丰富的“世界现代性”。日本此次核灾中与世界打交道的模式，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经济上的国际化与生活上的现代化，并不足以真正让日本文化的心灵向世界开放。
　　日本民族对刚性秩序的固执，也警醒了世界。
　　福岛核危机中一些细节，让西方记者吓了一大跳。地震发生的十分钟内，各地政府就接到了民众的乐捐电话，但是，一直要到整整一个礼拜后，第一批来自民间的赠援物资才离开东京。为什么需要花上一礼拜？原来，几十个长官必须先开协商会议，如何集中？如何派送？决定仓储该放到哪里就花了整整半天，虽然两个相关单位就在楼上楼下；该怎么包装，又花了半天时间来回请示。好不容易物资入了仓，前来接货的卡车司机却拒绝接受成捆的尿片、口罩、方便面，他们坚持必须用正规的纸箱包装，这是规定。于是，负责的单位动员了500名志愿者，整整花了四天把所有物资按照规定，重新包装了一遍，第一辆卡车这才开动。
　　日本不是以“及时物流”（Just-in-time）闻名于世吗？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日本人按照手册办事，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他们就可以编手册了。
　　日本究竟是一个理性驱动的民族，还是一个恐惧驱动的民族？
　　日本民众在灾难中的守秩序，令世人震动。排队五小时领救灾物资，无一人插队；公路上逃难车辆形成长龙，无一人按喇叭。但回过头想，不禁开始怀疑，不插队、不按喇叭，是不是和卡车司机宁可灾民受饥也拒收包装不良的方便面、政府官员在大难临头时也必须走公文，同出一辙？
　　日本人的经济成就、精益管理理念，究竟是出自对秩序的追求，还是出于对失去秩序的深层恐惧？
　　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差异，有助于他国对日本的宏观政策制定。如果答案是前者，我们可以推论，无论冲突多大，日本会理性地从维持秩序的角度考虑对策。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可以推论，当事态混乱到超出日本既有的“手册”、“流程”范围时，日本的反应模式将基于恐惧而不是理性。
　　中日文化虽有本质差异，但亦有本质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威权式家长照顾作风、讲究刚性层级、家丑不可外扬、民族一致对外的传统。二者能否摆脱恐惧驱动，脱胎换骨成为理性驱动，将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编辑 谢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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