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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传介绍：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主要学术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及关于明代典章制度、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永乐大帝》、《明太祖朱元璋》。
晚明的政治变化
晚明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改变。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万历十七年
万历十七年的年初就出了一件事情。年初有一个官员去顺天府考试的时候作弊，这个考生是官员子弟，文理不通，写的东西水平很低，可是也通过考试了，就有人把这件事举报了，一时之间社会的舆论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再考一次，万历皇帝不同意，说问题归问题，哪能有问题就重考啊。可内阁大学士就劝皇帝，他说你老人家没关系，我有压力。最后只好派调查组去调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才慢慢压下去。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晚明那样一个君主专制时代，舆论说有问题，有官商勾结、作弊，政府就得派工作组去调查，还写出报告给大家公布，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允许？但是晚明就发生了，这就是政治上的进步，这就是变化！这件事情虽然在明朝的历史上是污点，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明朝变化了。
万历十七年末还有一件新鲜事，一个司法中层干部写了奏折骂皇帝。骂皇帝的雒于仁只是个中层干部，他说我进京当官一年多，见了你不过三回，你整天一会儿疲软、一会儿动火，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成问题，皇宫里有那么多的名医给你开药，你怎么病都没好？你的病医生给你治不了，我给你治，你的病就是因为喝酒溃胃，好色耗精，贪财乱神，伤气损肝造成的，你就是这病，我给你写了一个《酒色财气四箴》，这上面写着好的帝王怎样处理国家和个人生活，你就和坏的皇帝隋炀帝一样，你多念念就好了。万历皇帝自己申辩，他说这人说我爱喝酒，你们在家里谁不喝点酒啊？说我好色，你们知不知道郑贵妃对我有多好？说我贪财，你们家里面不理财，日子能过下去吗？说我怄气打人，你们家里的仆人、儿子、孩子惹你生气，你不打？你看这个情况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就像两人打架要找一个公道人做主。你是皇帝，却让大臣给主持公道，哪朝哪代有这种事情？
万历皇帝无端让人给骂了一顿也很窝火，他说你们这几个大臣是我的爱卿，我让这小子给骂了，你们得给我出气。大臣们说皇上这样可不成，这小子可坏了，前朝海瑞骂了皇帝买了口棺材，这小子才不这么干，他在家里等着您的反应，您只要有反应他就出名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传达、不反应、不理会，看他怎么折腾。于是从这天开始明朝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叫做“奏书留中”，是指上来的奏书皇帝不满意就不理你，搁置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大臣骂了皇帝，皇帝却都不敢反应。结果慢慢地这留中的奏折就越来越多。所以晚明在政治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官员与皇帝的对立，在对立的过程中也有了心态的变化。所以说这反映了明朝君主专制的制度已经松动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这是许国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怪现象，就是上级领导一张嘴，基层干部就批判上级领导不能随便乱讲。晚明时小臣骂大臣的话什么都有。这反映了旧的秩序的混乱，新的秩序没有形成。如果说这种混乱好的地方，就是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主体政治观发生了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内阁大学士王锡爵遇见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顾宪成就问了，王大人从京城来，这京城可有新鲜的事否？王锡爵讲了，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和我们这些大臣们，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天下老和我们唱反调。顾宪成把脸一拉，说王大人此言差矣，“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政治能不变化吗？所以晚明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说它的经济、文化甚至生活发生了变化，它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政治主体价值观念变了。
（三）私议朝政
沈一贯曾经当过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大学士，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过去批评政府，就是在街头巷尾，传小道消息。如今成什么样子：通衢闹市，公众之间，说书唱词，公然编成套路，掌剧谈，什么都敢讲，这成什么样子了。讲的都是朝廷的错误，而且还有群众基础还有市场，很受欢迎。
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反映了这些“众怀怨愤”的人有了话语权，过去是没有话语权，但现在有了话语权了。这个变化多大啊，这个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从传统政治角度来看，是好，它打破了原来非常刻板、非常严格的规定；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因为会把整个社会的导向弄乱了，老百姓没有明确的标准选择了。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形成了政治上的茫然的状态。
晚明的人文主义特征
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大家说人文主义老早就有了墨子、荀子、孟子，孟子还让朱元璋给封杀了呢，但那些思想都只是停留在思想上，真正在所有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是到晚明才有的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晚明时候，一个官员到另外一个官员的家里拜访，两人喝茶聊天。因为天气太热，主人就找了两个仆人来给他们扇扇子，凉风习习，舒服多了。过了一会儿主人觉得不太对，转身一看，发现仆人搬了一个凳子坐着扇扇子，就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扇扇子不会吗？”扇扇子的仆人立刻理直气壮地反驳：“你管我站着扇还是坐着扇呢，给你扇凉快不得啦？” 我在史料里看到这个故事，真是震惊了，晚明的时候人文主义已经产生了，大家在心中很自然地接受这些变化，过去的等级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家的认识转变了，已经由精英思想转变而为大众的行为。
晚明有一位大文人陈继儒，他的《陈眉公小品》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貌多情的妓女杜韦，与士家子弟范牧之相爱。当官府为保护士家声誉而刑罚杜韦时，牧之居然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以身体回护。官府无奈而将杜韦卖掉时，牧之又得内线的消息，派人扮作西商，买得杜韦，二人随即外出蜜月旅行而去。不幸牧之途中染肺炎而死，杜韦将其灵柩护送归家，并以身殉情。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而他们间的情人关系不仅得到了当时名流的认可，甚至得到了牧之家人的认可。据陈继儒讲，他为牧之作此传，乃是出于牧之子之请。我们看看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多开阔，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禁”的观念，我们能看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看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娘子，这些烟花女子一类的人物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还得到很高的评价。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
当代西方学者对明中叶后的思想遗产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文主义思想是肯定的。他们的观点有：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寻找儒家本质；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等。
晚明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对个性自由的主张，从王阳明到李卓吾都为人们追求个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时代，人们没有个性，不谈自我价值，从晚明开始人们讲自我价值。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曾经评价晚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如此，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晚明。很多著名的文人都想做晚明人。关心文学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的源头也是从晚明文学发展过来的，可这么好的时代怎么又灭亡了？晚明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
晚明的历史思考
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畸形的社会风气，其次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明朝没有能够把这些社会矛盾解决好，国家权力异化，国家权力成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机器，人文精神缺失。如果我们追查晚明灭亡的历史原因，发现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悲的是明朝灭亡以后，大家去找原因的时候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包括顾炎武、王夫之这么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只有黄宗羲没有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一）畸形社会风气
首先我们来讲明朝的社会风气的问题。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过，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卖鸡的摊位生意很火爆，一群人围着买，他凑到里面看个究竟，发现原来后面有很多人忙碌地给鸡注水，卖的是注水鸡。我看到这条材料，心里很沉重，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和人类一样是有遗传基因的。我们具备了最优秀的中华文明基因，但中华民族也有这种不良基因，比如注水鸡这种事。我们是小农经济，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碰到商品经济时就会出问题。晚明的时候，江浙首先被商品经济冲击了，做假售假屡见不鲜。杨梅用大棕刷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拔了毛插上野鸡翎就充当野鸡卖，全是干这个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二）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
明朝的医生乱收费现象也非常普遍。当时有位很了不起的儿科医生，他的朋友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孩子不过是出水痘，好好保护水痘症过去了就好了，可是所有的医生都把它说得不得了，都开大药方赚钱，挣完了钱也不能说出真相，以免砸了同行的饭碗。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这些问题光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只有整个社会全面地解决才可以。
（三）国家权力的异化
晚明时期，地方苛捐杂税的征收非常严重。你看看岭南收税的情形：“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虽然根据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一致，因此才会有当道者见之，心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的现象。国家公权力异化了，成为为少数利益集团而服务的了。万历皇帝就曾经派太监到各地大肆收税。
更严重的是，苛捐杂税导致了晚明的民变发生。晚明的民变，以前一直认为是阶级斗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民变不是反对朝廷，而是反对苛捐杂税的政策。明朝的这种民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当社会矛盾变化、利益群体变化时，整个社会的格局就变了。政府应该相应地改变政策，人们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朝廷知道了要改变政策，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社会就进步了。我认为民变的作用要大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推翻统治政权，自己做皇帝。民变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明朝没有解决好民变的问题。我在湖南发现了锦衣卫世家的宅子，上面有万历皇帝写的四个大字叫作“锦衣总宪”，这是很少见的，就是世世代代做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就是明朝皇帝的亲兵，鲜衣怒马，穿飞鱼服，挎绣春刀，骑着高头大马，老百姓一看是锦衣卫来了全都跑了，都躲避开他们。皇帝设置锦衣卫来监视百官，也没有使国家稳定。最后明朝出事，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已经遍布秦、晋、楚、豫的时候，只有江南是稳定的，没有动乱，因为这里发生过民变，国家调整了相应政策，所以这时江南是稳定的。大家看到这样的历史材料，就可以感觉到晚明本有一个可以从传统转变到近代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却与其失之交臂了，因为晚明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明朝不是被清朝灭亡的，而是被李自成灭亡的。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明朝它需要什么呢？明朝需要的是政治改革，可惜这个政治改革没有一个人做出来，不仅做不出来，还直接形成了党争。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黄宗羲，写了有关政治改革的东西，可惜晚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当然就是明朝不灭亡，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思想也未可知，所以明朝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历史借鉴，现在我们真的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今天的社会转型不仅有希望，而且一定会成功。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最优秀的基因，我们有这么好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事业做好。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央国家“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上的演讲整理编辑，有删节。）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主要学术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及关于明代典章制度、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论文。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永乐大帝》、《明太祖朱元璋》。
晚明的政治变化
晚明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改变。我们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万历十七年
万历十七年的年初就出了一件事情。年初有一个官员去顺天府考试的时候作弊，这个考生是官员子弟，文理不通，写的东西水平很低，可是也通过考试了，就有人把这件事举报了，一时之间社会的舆论压力非常之大，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就有人提出来是不是再考一次，万历皇帝不同意，说问题归问题，哪能有问题就重考啊。可内阁大学士就劝皇帝，他说你老人家没关系，我有压力。最后只好派调查组去调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事儿才慢慢压下去。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很正常，但是在晚明那样一个君主专制时代，舆论说有问题，有官商勾结、作弊，政府就得派工作组去调查，还写出报告给大家公布，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哪个朝代、哪个皇帝允许？但是晚明就发生了，这就是政治上的进步，这就是变化！这件事情虽然在明朝的历史上是污点，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明朝变化了。
万历十七年末还有一件新鲜事，一个司法中层干部写了奏折骂皇帝。骂皇帝的雒于仁只是个中层干部，他说我进京当官一年多，见了你不过三回，你整天一会儿疲软、一会儿动火，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成问题，皇宫里有那么多的名医给你开药，你怎么病都没好？你的病医生给你治不了，我给你治，你的病就是因为喝酒溃胃，好色耗精，贪财乱神，伤气损肝造成的，你就是这病，我给你写了一个《酒色财气四箴》，这上面写着好的帝王怎样处理国家和个人生活，你就和坏的皇帝隋炀帝一样，你多念念就好了。万历皇帝自己申辩，他说这人说我爱喝酒，你们在家里谁不喝点酒啊？说我好色，你们知不知道郑贵妃对我有多好？说我贪财，你们家里面不理财，日子能过下去吗？说我怄气打人，你们家里的仆人、儿子、孩子惹你生气，你不打？你看这个情况用咱们今天的话讲，就像两人打架要找一个公道人做主。你是皇帝，却让大臣给主持公道，哪朝哪代有这种事情？
万历皇帝无端让人给骂了一顿也很窝火，他说你们这几个大臣是我的爱卿，我让这小子给骂了，你们得给我出气。大臣们说皇上这样可不成，这小子可坏了，前朝海瑞骂了皇帝买了口棺材，这小子才不这么干，他在家里等着您的反应，您只要有反应他就出名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传达、不反应、不理会，看他怎么折腾。于是从这天开始明朝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叫做“奏书留中”，是指上来的奏书皇帝不满意就不理你，搁置不处理，就当没这回事。大臣骂了皇帝，皇帝却都不敢反应。结果慢慢地这留中的奏折就越来越多。所以晚明在政治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官员与皇帝的对立，在对立的过程中也有了心态的变化。所以说这反映了明朝君主专制的制度已经松动了，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政治价值观的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这是许国的观点，这个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一个怪现象，就是上级领导一张嘴，基层干部就批判上级领导不能随便乱讲。晚明时小臣骂大臣的话什么都有。这反映了旧的秩序的混乱，新的秩序没有形成。如果说这种混乱好的地方，就是政治价值观念的变化，主体政治观发生了变化。
再举一个例子。当时内阁大学士王锡爵遇见了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顾宪成就问了，王大人从京城来，这京城可有新鲜的事否？王锡爵讲了，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皇上和我们这些大臣们，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天下老和我们唱反调。顾宪成把脸一拉，说王大人此言差矣，“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政治能不变化吗？所以晚明这个时代，我们不仅说它的经济、文化甚至生活发生了变化，它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政治主体价值观念变了。
（三）私议朝政
沈一贯曾经当过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大学士，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过去批评政府，就是在街头巷尾，传小道消息。如今成什么样子：通衢闹市，公众之间，说书唱词，公然编成套路，掌剧谈，什么都敢讲，这成什么样子了。讲的都是朝廷的错误，而且还有群众基础还有市场，很受欢迎。
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反映了这些“众怀怨愤”的人有了话语权，过去是没有话语权，但现在有了话语权了。这个变化多大啊，这个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从传统政治角度来看，是好，它打破了原来非常刻板、非常严格的规定；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因为会把整个社会的导向弄乱了，老百姓没有明确的标准选择了。它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形成了政治上的茫然的状态。
晚明的人文主义特征
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大家说人文主义老早就有了墨子、荀子、孟子，孟子还让朱元璋给封杀了呢，但那些思想都只是停留在思想上，真正在所有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是到晚明才有的事。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晚明时候，一个官员到另外一个官员的家里拜访，两人喝茶聊天。因为天气太热，主人就找了两个仆人来给他们扇扇子，凉风习习，舒服多了。过了一会儿主人觉得不太对，转身一看，发现仆人搬了一个凳子坐着扇扇子，就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扇扇子不会吗？”扇扇子的仆人立刻理直气壮地反驳：“你管我站着扇还是坐着扇呢，给你扇凉快不得啦？” 我在史料里看到这个故事，真是震惊了，晚明的时候人文主义已经产生了，大家在心中很自然地接受这些变化，过去的等级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大家的认识转变了，已经由精英思想转变而为大众的行为。
晚明有一位大文人陈继儒，他的《陈眉公小品》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美貌多情的妓女杜韦，与士家子弟范牧之相爱。当官府为保护士家声誉而刑罚杜韦时，牧之居然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以身体回护。官府无奈而将杜韦卖掉时，牧之又得内线的消息，派人扮作西商，买得杜韦，二人随即外出蜜月旅行而去。不幸牧之途中染肺炎而死，杜韦将其灵柩护送归家，并以身殉情。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而他们间的情人关系不仅得到了当时名流的认可，甚至得到了牧之家人的认可。据陈继儒讲，他为牧之作此传，乃是出于牧之子之请。我们看看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境界多开阔，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禁”的观念，我们能看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看到卖油郎独占花魁娘子，这些烟花女子一类的人物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还得到很高的评价。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思想。
当代西方学者对明中叶后的思想遗产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人文主义思想是肯定的。他们的观点有：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寻找儒家本质；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等。
晚明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对个性自由的主张，从王阳明到李卓吾都为人们追求个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时代，人们没有个性，不谈自我价值，从晚明开始人们讲自我价值。我的老师侯外庐先生曾经评价晚明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如此，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晚明。很多著名的文人都想做晚明人。关心文学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的源头也是从晚明文学发展过来的，可这么好的时代怎么又灭亡了？晚明的历史值得我们思考。
晚明的历史思考
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畸形的社会风气，其次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明朝没有能够把这些社会矛盾解决好，国家权力异化，国家权力成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机器，人文精神缺失。如果我们追查晚明灭亡的历史原因，发现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悲的是明朝灭亡以后，大家去找原因的时候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包括顾炎武、王夫之这么了不起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如此，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只有黄宗羲没有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
（一）畸形社会风气
首先我们来讲明朝的社会风气的问题。葡萄牙传教士克路士在《中国志》里记载过，他在路边看到一个卖鸡的摊位生意很火爆，一群人围着买，他凑到里面看个究竟，发现原来后面有很多人忙碌地给鸡注水，卖的是注水鸡。我看到这条材料，心里很沉重，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和人类一样是有遗传基因的。我们具备了最优秀的中华文明基因，但中华民族也有这种不良基因，比如注水鸡这种事。我们是小农经济，没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碰到商品经济时就会出问题。晚明的时候，江浙首先被商品经济冲击了，做假售假屡见不鲜。杨梅用大棕刷墨染紫黑色，老母鸡拔了毛插上野鸡翎就充当野鸡卖，全是干这个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出现的必然现象。
（二）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
明朝的医生乱收费现象也非常普遍。当时有位很了不起的儿科医生，他的朋友抱着孩子来找他看病，他一看就明白了，这孩子不过是出水痘，好好保护水痘症过去了就好了，可是所有的医生都把它说得不得了，都开大药方赚钱，挣完了钱也不能说出真相，以免砸了同行的饭碗。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这些问题光靠政府是解决不了的，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哪一个部门的问题，只有整个社会全面地解决才可以。
（三）国家权力的异化
晚明时期，地方苛捐杂税的征收非常严重。你看看岭南收税的情形：“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小者属私家，如各埠各墟是也。各埠各墟，属之宦家则春元退舍，属之春元则监生、生员退舍，亦有小墟远于贵显者，即生员可攘而有之。近闻当道者行部，过一村落，见设有公座，陈刑具，俨然南面而抽税者。问为何如人，则生员之父也。当道一笑而去。”“大者属公室”，“小者属私家”，这里面的“公室”与“私家”成为向百姓勒索财物的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个共同利益集团，虽然根据掌握公权力的程度不同，其攫取社会财富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总体利益一致，因此才会有当道者见之，心知其违法，却一笑而去的现象。国家公权力异化了，成为为少数利益集团而服务的了。万历皇帝就曾经派太监到各地大肆收税。
更严重的是，苛捐杂税导致了晚明的民变发生。晚明的民变，以前一直认为是阶级斗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民变不是反对朝廷，而是反对苛捐杂税的政策。明朝的这种民变，目的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当社会矛盾变化、利益群体变化时，整个社会的格局就变了。政府应该相应地改变政策，人们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朝廷知道了要改变政策，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社会就进步了。我认为民变的作用要大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的目的就是推翻统治政权，自己做皇帝。民变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明朝没有解决好民变的问题。我在湖南发现了锦衣卫世家的宅子，上面有万历皇帝写的四个大字叫作“锦衣总宪”，这是很少见的，就是世世代代做锦衣卫指挥使。锦衣卫就是明朝皇帝的亲兵，鲜衣怒马，穿飞鱼服，挎绣春刀，骑着高头大马，老百姓一看是锦衣卫来了全都跑了，都躲避开他们。皇帝设置锦衣卫来监视百官，也没有使国家稳定。最后明朝出事，还是出在自己的身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已经遍布秦、晋、楚、豫的时候，只有江南是稳定的，没有动乱，因为这里发生过民变，国家调整了相应政策，所以这时江南是稳定的。大家看到这样的历史材料，就可以感觉到晚明本有一个可以从传统转变到近代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却与其失之交臂了，因为晚明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明朝不是被清朝灭亡的，而是被李自成灭亡的。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明朝它需要什么呢？明朝需要的是政治改革，可惜这个政治改革没有一个人做出来，不仅做不出来，还直接形成了党争。当时只有一个人，就是黄宗羲，写了有关政治改革的东西，可惜晚了，明朝已经灭亡了。当然就是明朝不灭亡，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思想也未可知，所以明朝留给我们的教训太多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期，我们看到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期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历史借鉴，现在我们真的是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今天的社会转型不仅有希望，而且一定会成功。我们中华民族拥有最优秀的基因，我们有这么好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的事业做好。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央国家“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上的演讲整理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