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就是一个骷髅，背景是极其绚丽的蓝，美到你无法形容。”
　　“那纽约呢？”
　　“纽约是黑色的，在那些摩天高楼下穿行，人就像走狗！”
　　画家刘小东闲散地靠着沙发，眼皮向上翻翻，吐了个烟圈。
　　这些年，他走过很多地方，采访也从他对城市的印象展开。接着是他2014年初完成的画作《记忆树》，年中举办的影像展《儿时朋友都胖了》，年末出版的笔记《行动中的绘画》。
　　专访那日，刘小东摩挲着新书封面情不自禁地翻了起来：“我看自己的东西比看别人的东西有趣，我更愿意看自己的东西，自恋啊！”
　　刘小东写笔记和拍照一样，不顾文法但处处真切；他也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家伙。去年逗留韩国一个月，他在路上看完了《胡适口述自传》，“对胡适的评价各个时代不太相同，激进的人觉得他不够激进，温和的人又认为他太激进。他说社会学家把这个世界分成4类，一类超级社会，一类发达社会，一类发展中社会，一类待发展社会，美国就是super社会，欧洲、日本是发达社会，中国是第三类，第四类以非洲为主。这四类国家的意识形态难以沟通，甚至不可逾越。你不要以为你是艺术家，长在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跟第一世界去抗衡，没有的事！胡适坐在第三世界的船上，他不能跳到海里自己游到彼岸，他游不过去，在哪个世界就充分发挥资源把这个世界的问题处理得更好，不要整天想着把第一世界的问题带到这里来，那不实际。”
　　在北京待了三十余年，“金城小子”刘小东依然有着清晰可辨的东北口音。谈到艺术，他可以用大白话阐释拗口的专业问题，外加一些东北式的幽默。言谈中的风趣和绘画上的严肃在他身上形成鲜明对比。
　　从博客时代到微信时代，刘小东一直空缺，“绘画已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了。”在“架上已死”的今天，他仍带着最原始的画具——笔、色和布，足迹踏遍亚、欧、美、非各大洲，踏踏实实地写生，留下一批纯正饱满、生机勃勃的画作。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现代艺术运动一统天下，刘小东坚守自身对绘画的理念，将目光聚焦于日常生活与熟悉人物。默默无闻十多年，他坚持本分写实，着力表现普通人生存遭遇的独立与疏离，作品中直面现实的勇气令人称赏。
　　1990年，刘小东的首次个展掀起“新生代”艺术序幕；《三峡大移民》、《温床》、《楼顶泳池》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后，刘小东不仅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的作品也越发收到藏家热捧，2006年，巨幅油画《三峡新移民》拍出2200万天价，刘小东一夜“暴得大名”。“你发现这个社会对金钱那么刺激，往好处说，迅速拓宽你的知名度；往坏处说，你要不知道自己是刘小东，都不知姓甚名谁了。”
　　1994年至今，刘小东在中央美院做了整整20年老师，在校教书时，他常和同学们开玩笑：“画画就是用十管牙膏挤在毛料裤子上，然后扔了。”如今，他早不用为“牙膏”和“毛料裤子”这些基本需求奋斗了，现在关心的是最基本的绘画问题，难题也在于此。
　　现场绘画是刘小东与困难斗争后总结出来的创作方法，他认为，只有在现场，才可以还原最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好友陈丹青说，“刘小东的禀赋是如动物般观看世界”，“（他）使写实绘画无视国界、种族与文化属性，一切变得再简单不过：看与被看，画与被画……在曼谷、罗马、伦敦、东京、维也纳、哈瓦那、重庆、和田，还有刘小东的老家金城镇，他居然用巨大的画布做着本是摄影家与电影人的勾当。他如独裁的导演那样，强行组构现场（为了一幅画），像玩命的战地记者般随时搜索并下载讯息（为了一幅画）……他以大肆拍照而制伏摄影，同时，掌控电影，雄辩地扮演影片的主人：他身边的影像器械，他累积的无数照片，伺候他作成一件又一件强悍猛烈的画，然后，被遗弃，如画作吐出的渣。”
　　已过知天命的年纪，画家刘小东仍在现场行动。

记忆树，红溪边上的舞蹈

　　“泰国是一个橘黄色的国家，火热，接近小乘佛教袈裟的颜色；印度尼西亚则不同，它更多是一种杂色，有点像深灰，还有一点伊斯兰教那种绿色和少许艳粉色。”
　　2014年，刘小东现场作画第一站是印度尼西亚，1月中旬至2月初，他在那个“鬼神多、潮热有蚊子飞翔”的地方逗留了一段日子。

　　“去印尼我要画一个家庭舞会，那是七八年前在一个大藏家家里party看到的景象。上了年纪的女人花枝招展，梳着高高的头发，穿着窈窕的旗袍。她们随着一个小伙子跳杰克逊的舞，老男人在一边走来走去，喝着酒，非常70年代的装束。”
　　印尼人与印尼华人的关系历经磨难，“印尼华人掌握经济，但不太和当地人往来，像生活在汪洋大海的超级豪华游轮里，出门有车，从不在戒备紧张的街道闲逛。”1月20日下午，刘小东抵达雅加达，“路边比台湾的摩托还多，像中国南方三级县城，很乱，城乡结合部的景象。乱糟糟景象的远方是CBD高楼。”
　　第二天正午，画室先后来了十多个贵妇，她们化好妆，拖着艳丽长裙走下楼，全身戴满珍珠、翡翠和钻石。在刘小东的“导演”下，女人们开始起舞，他开始作画：“我的眼睛在几种舞姿中选择合适的姿态，心中在寻找某种幻想。我想着印尼历史上的排华场景，也想着遭受劫难妇女们的无助和恐惧。”
　　最后，他选择了贵妇空抱舞伴的舞姿，为画作取名《记忆树》。“神鬼故事多发生在阴潮南国，树木的记忆是否正在借助神鬼诉说人间的幸与不幸。树是你的眼睛，你要有一双树的眼睛就会这样看待人世。”
　　《记忆树》系列，完成贵妇群像“红溪边上的舞蹈”后，刘小东接着又起稿了另两张画作：一张满地椰子，像满地骷髅；一张红溪河，一盏路灯插在水中。“傍晚绕红溪游走，19世纪荷兰人大量屠杀中国华裔，因为华人想闹独立，被屠50万。20世纪60年代印尼虐杀百万华人，加上98年排华大开杀戒，被砍死的华人都被扔进这条河里，河水染成了红色，就在市中心。”

　　在印尼期间，刘小东看了纪录片《我是杀人魔》。“英国人拍的，讲一个老头和他的朋友们年轻时如何虐杀“共产分子”。他用铁丝亲手勒死一千多个“共产分子”，有时还用桌腿压住“共产分子”的咽喉，几个人坐在桌上看窗外的足球，偶尔想起，一低头，人早已死了。他的朋友有的是杂志总编，就在总编室勒死大量华人，有的是青年团头目，有的还竞选副总统，他们说起当年杀人谈笑风生，当被拍者问，你就不怕荷兰海牙国际审判吗，他边开车边回答：强者为王，王者定规矩。这位老头表演复制着当年杀人的样子，也表演着被勒死的场面，他忽然感到了临死的恐惧，当他再回到那个勒死无数华人的阳台上时，他呕吐不止。影片结束在呕吐声中。”
　　“印尼反华与60年代“共产分子”活动有关，90年代又有排华，现在好多了，以前都不能使用汉字。这是对华人有一定危险性的国家，他们是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人口90%都信教。我去那里一个月前，雅加达20多个华人的庙险些被极端穆斯林全部炸掉。”
　　这些年，刘小东画了不少穆斯林，2008年在甘肃盐官镇画了当地一家穆斯林，2012年画了在新疆和田挖玉的穆斯林，2013年画了巴勒斯坦穆斯林，后来还在伦敦画了一家穆斯林饭馆，那次他差点遇上生命危险。
　　行走穆斯林多个地区，刘小东已有自己的判断：“我所见的穆斯林个体都很干净，越老越体面。居住区大都混乱贫穷。听到的教义是男女不一样，男性主导，两个女人也顶不上一个男人的智力和信誉。穆斯林守着几百年不变的教义，内部派别林立，争讨不休，非穆斯林世界早已朝代更迭，变化万千。”

社会在发福，儿时朋友都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