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为丰富歌曲艺术表现手段,本文对“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唱情感表现”进行探讨,即结合歌曲实例和有关理论,通过对歌曲歌词内涵挖掘、歌曲演唱前期案头工作、演唱情感表现的分析论述,得出“朗读歌词,理顺情感、发现戏剧冲突,明确角色”,讲好“故事”,表“情”歌曲”,是“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曲情感表现”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本文是对歌曲演唱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歌曲演唱理论的深入探讨,对于歌曲演唱者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歌曲歌词情感
演唱好一首歌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音乐、文化修养,对词曲作者的了解,对作品的理解与风格的把握,嗓音条件,声乐技巧,对生活的感触,演绎水平,社会阅历,甚至形体训练等因素,都影响着歌唱情感的表现。“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唱情感表现”,是歌唱艺术实践中,解决歌唱情感表现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歌词与曲调相辅相成,互为载体,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缺失其一,都将使歌曲的成立失去意义。歌词配上曲调使其具有了音乐属性,曲调附属在歌词这个载体上,情感表现由歌唱者唱“字”得以实现。在演唱者的二度创作中,歌词所提供的思想内涵与丰富的想象空间,成为演唱者把握歌曲情感表现的重要形象思维工具。演唱者依据歌词赋予的合理想象,把握住歌曲的艺术、思想内核以后,就为成功地表现好一首歌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朗读歌词,理顺情感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构思和创造也始终是伴随着情感的激动过程”。离开了情感因素,艺术便成为了败落的花朵,不再有诱人的芳香。
清代,王纯晖、徐沆澂合著的《顾误录·度曲十病》中有这样的论述:“字到口中须要停顿,落腔要简洁,曲之刚劲处,要有棱角,柔软处要能圆滑,细细体会,方成绝唱。”作为一个歌唱者,“字”在歌曲中是用来传情达意的,唱准、唱好每一个字是必需的,要想使歌唱感人,做到“字里传情,字里含形”,就一定要在语言的处理上做足功课。
要处理好语言,应首先通晓歌词全篇,甚至每一句、每一词、每一字的含义,在表“情”歌曲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不任意为之。如“你好吗?”三个字,分别做重音,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意思。而运用不同的感情色彩,即使强调同样的重音,也会有不同的感情表达。因此,我们只有找准其中一种适合的表达方式,才能准确表达情感意图。歌唱者在理解歌词的时候,要通览全文,咬文嚼字,认真对待每一词、每一字,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确定其艺术表现的真正含义,为歌唱情感表现准备好确切的艺术思想依据。
多朗读歌词,是理解歌词含义的有效途径。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一些成功的歌唱家,借鉴了曲艺界“要言之有物,才能使听者动情动容”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演唱效果。如著名歌唱家姜嘉锵,正是汲取了这些名族的艺术精髓,才成就了大量优秀古诗词演唱作品。而这些艺术家们达到这些艺术要求的方法,就是上百遍,甚至上千遍的诵读台词后再去演唱。
朗读、处理语言的过程就是理顺情感的过程。通过朗读歌词、查阅资料等手段,仔细揣摩每一句、每一字的含义,理解正确了,歌唱的情感表现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发现戏剧冲突,明确角色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基本要素,是激起观众强烈情感反应的重要手段。对于歌曲而言,是否也存在戏剧冲突呢?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说过,“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这一论述中不难发现,我们必须从物资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冲突中去解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因此,我们当然可以用戏剧冲突来解释歌曲中情感的发展。
一般来讲,叙事性的歌曲,矛盾较为鲜明突出,易于发现。如《魔王》中,父亲、儿子与魔鬼间构成的鲜明矛盾冲突;再如《三套车》中,赶车人与财主之间因老马产生的矛盾。这些都是可以从作品中显而易见的。
有的作品,从表面看戏剧冲突并不明显。但细细品味,就可发现其矛盾所在。这些作品的矛盾,存在于作品本身的各种社会因素、历史矛盾冲突中。
如《我的祖国妈妈》,这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它的戏剧冲突是漂泊海外的游子,有家难回和对祖国与日俱增的思念之情的强烈矛盾冲突,是歌曲表现的主要着眼点。歌曲即是围绕这个情感主线,让游子直抒胸臆,叙述自己的漂泊经历,抒发对祖国母亲热爱之情。
再如《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于1964年,当时外国专家所谓的“贫油论”与神州大地的百业待兴,国家发展建设急需石油与石油工人艰难困苦的工作条件,均形成了激烈的碰撞,这也正是作品的矛盾冲突所在。而解决的办法是石油工人以热情豪迈、勇敢坚定的形象,唱出了为祖国和人民的石油事业以苦为乐、奋战奉献的无私精神和不怕困苦、迎难而上的信心和决心。
类似这类作品,就属于社会因素间矛盾冲突的体现,往往以某人直抒胸臆的形式出现。
又如《社会主义好》,唱出了翻身解放后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进的喜悦心情。这不正是新旧两种制度,人民与反动派长期矛盾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吗?也正是这些矛盾构成的戏剧因素,才有亿万中国人当家作主后的心声,“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而由衷地振臂高呼“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
这类作品即属于历史间的矛盾冲突所致。
再一类作品,是由某人对某人有所为,而后者又诉之于前者,二者间构成戏剧冲突的。如《重归苏莲托》、《负心人》、《嘎哦丽泰》等,都是由痴情男子与负心姑娘间所致的戏剧冲突,其构成了一个个爱情故事发展的主线,成为供以歌唱者演绎情感的依据。
总之,矛盾是时时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发现矛盾的存在,怎样去发现矛盾。
发现了矛盾冲突后,下一步应明确作品中的角色,并给其定位。如:《我的祖国妈妈》里的思乡游子;《我为祖国献石油》里奋发向上的石油工人;《三套车》里郁闷的赶车人和热心的乘车人;《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历经苦难,又备受党恩的“我”,等等。
角色定位后,歌唱者可利用歌词给予的合理想象,通过戏剧冲突所提供的情感因素,去抓住角色的思想内核,把握定位,塑造好角色,从而艺术地表“情”歌曲。
三、讲好“故事”,表“情”歌曲
“说法现身”是姊妹艺术曲艺表演的模式,即演员有叙有表,在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时扮演第三人称的角色去表现作品。歌曲的戏剧冲突使其具备了故事要素,也给歌唱者像讲故事一样演唱歌曲提供了必备条件。同时,歌曲作品中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说法部分,扮演角色的代言——现身部分,给歌唱者运用“说法现身”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再以《三套车》为例,演员对场景描述的“说法”部分,与进入角色后问答的“现身”部分,就形成了一个“说法现身”的模式。其中有乘车人对赶车人垂头丧气的疑问,即第一次戏剧冲突出现。紧接着赶车人回答,道出了赶车人与财主间因为“可怜的老马”所致的更为强烈的矛盾。歌唱者把握住这种基调说好“法”,成功“现身”塑造好两个角色,再结合声乐表现技巧,就可以声情并茂地演唱这首歌曲了。
叙事性的歌曲,大多具备了“说法现身”的模式,例如《魔王》、《跳蚤之歌》、《牧羊姑娘》等。大多数的抒情歌曲,则没有这么复杂。演员只要明确在歌曲表现中的角色定位,考虑到歌曲的戏剧冲突点,并使之置身于相应故事情节的规定情景之中,以特定身份去直接“现身”,塑造好角色就可以了。“说法”则成了整个歌曲表现幕后工作的一部分。如《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等,都是歌唱者置身于歌曲规定情境之中,然后以一个有着满腔爱国热情的人物出现,去讴歌伟大的祖国母亲。再如《父亲》,是一个儿子面对慈祥老父的真情告白;《再见吧,妈妈》,是一个年轻战士奔赴战场前,对祖国母亲的真情表白,等等。
另外,歌者还要通过分析歌词,来体验、剖析角色“这样做”时的心态,深刻挖掘其潜台词,并根据作品提供的戏剧冲突——“这个故事发展脉络去丰富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歌唱的每一个字赋予火样的热情,附着在每一个音符上去感动听众的心灵,最终达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生动、形象”是衡量艺术表现水平的标尺,是所有艺术家的共同追求。塑造意境,表现情感,是音乐艺术的功能所在。正如波兰美学家奥索夫斯基所说:“基础情感的力量,在很早以前也有时被看作审美价值的一个尺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种(情感状态的启示)类型的审美经验才可以被强烈感觉到,正像对于一出悲剧或一个动人的小说的感受那样。”英国音乐家戴里克·柯克也认为:“无论一首表情的音乐作品的曲式是如何复杂,它仍然只不过是作曲家把有意义的次序用在表情的术语上,从而表现对待生活情感态度的方法。”以上论述,无不强调情感力量在音乐表现中的突出地位。
正因为如此,对于歌曲这个文学与音乐的孪生儿,作为音乐的个例,歌唱者有必要把“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曲情感的表现”作为重要的艺术手段。如此,那些授权“情”化的语言,会给音符也插上情感翅膀,像美丽的百灵鸟飞翔在音乐的蓝天,用美妙的歌喉去揭示音乐殿堂的玄妙与幽美。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孔令华.声乐入门[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3]于林青.曲艺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4]刘洪滨.魂系鸳鸯版[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
[5]顾雪珍.歌唱艺术知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6]周忠厚.美学教程[M].济南:齐鲁书社,1988.
[7]陶钝.陶钝曲艺文选[M].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8]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说唱艺术简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9]周复三.大学音乐教程[M].青岛,青岛海洋出版社,1991.
[10]梅学明,张晴朗.歌唱的理论基础[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11][波]奥索夫斯基.美学基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
[12][英]戴里克·柯克.音乐语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6.
[13]杨春忠.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综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关键词: 歌曲歌词情感
演唱好一首歌曲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音乐、文化修养,对词曲作者的了解,对作品的理解与风格的把握,嗓音条件,声乐技巧,对生活的感触,演绎水平,社会阅历,甚至形体训练等因素,都影响着歌唱情感的表现。“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唱情感表现”,是歌唱艺术实践中,解决歌唱情感表现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歌词与曲调相辅相成,互为载体,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缺失其一,都将使歌曲的成立失去意义。歌词配上曲调使其具有了音乐属性,曲调附属在歌词这个载体上,情感表现由歌唱者唱“字”得以实现。在演唱者的二度创作中,歌词所提供的思想内涵与丰富的想象空间,成为演唱者把握歌曲情感表现的重要形象思维工具。演唱者依据歌词赋予的合理想象,把握住歌曲的艺术、思想内核以后,就为成功地表现好一首歌曲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一、朗读歌词,理顺情感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构思和创造也始终是伴随着情感的激动过程”。离开了情感因素,艺术便成为了败落的花朵,不再有诱人的芳香。
清代,王纯晖、徐沆澂合著的《顾误录·度曲十病》中有这样的论述:“字到口中须要停顿,落腔要简洁,曲之刚劲处,要有棱角,柔软处要能圆滑,细细体会,方成绝唱。”作为一个歌唱者,“字”在歌曲中是用来传情达意的,唱准、唱好每一个字是必需的,要想使歌唱感人,做到“字里传情,字里含形”,就一定要在语言的处理上做足功课。
要处理好语言,应首先通晓歌词全篇,甚至每一句、每一词、每一字的含义,在表“情”歌曲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不任意为之。如“你好吗?”三个字,分别做重音,就会有三种不同的意思。而运用不同的感情色彩,即使强调同样的重音,也会有不同的感情表达。因此,我们只有找准其中一种适合的表达方式,才能准确表达情感意图。歌唱者在理解歌词的时候,要通览全文,咬文嚼字,认真对待每一词、每一字,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确定其艺术表现的真正含义,为歌唱情感表现准备好确切的艺术思想依据。
多朗读歌词,是理解歌词含义的有效途径。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就是这个道理。一些成功的歌唱家,借鉴了曲艺界“要言之有物,才能使听者动情动容”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演唱效果。如著名歌唱家姜嘉锵,正是汲取了这些名族的艺术精髓,才成就了大量优秀古诗词演唱作品。而这些艺术家们达到这些艺术要求的方法,就是上百遍,甚至上千遍的诵读台词后再去演唱。
朗读、处理语言的过程就是理顺情感的过程。通过朗读歌词、查阅资料等手段,仔细揣摩每一句、每一字的含义,理解正确了,歌唱的情感表现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发现戏剧冲突,明确角色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基本要素,是激起观众强烈情感反应的重要手段。对于歌曲而言,是否也存在戏剧冲突呢?回答是肯定的。
马克思说过,“物资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这一论述中不难发现,我们必须从物资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冲突中去解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因此,我们当然可以用戏剧冲突来解释歌曲中情感的发展。
一般来讲,叙事性的歌曲,矛盾较为鲜明突出,易于发现。如《魔王》中,父亲、儿子与魔鬼间构成的鲜明矛盾冲突;再如《三套车》中,赶车人与财主之间因老马产生的矛盾。这些都是可以从作品中显而易见的。
有的作品,从表面看戏剧冲突并不明显。但细细品味,就可发现其矛盾所在。这些作品的矛盾,存在于作品本身的各种社会因素、历史矛盾冲突中。
如《我的祖国妈妈》,这是一首典型的抒情歌曲。它的戏剧冲突是漂泊海外的游子,有家难回和对祖国与日俱增的思念之情的强烈矛盾冲突,是歌曲表现的主要着眼点。歌曲即是围绕这个情感主线,让游子直抒胸臆,叙述自己的漂泊经历,抒发对祖国母亲热爱之情。
再如《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于1964年,当时外国专家所谓的“贫油论”与神州大地的百业待兴,国家发展建设急需石油与石油工人艰难困苦的工作条件,均形成了激烈的碰撞,这也正是作品的矛盾冲突所在。而解决的办法是石油工人以热情豪迈、勇敢坚定的形象,唱出了为祖国和人民的石油事业以苦为乐、奋战奉献的无私精神和不怕困苦、迎难而上的信心和决心。
类似这类作品,就属于社会因素间矛盾冲突的体现,往往以某人直抒胸臆的形式出现。
又如《社会主义好》,唱出了翻身解放后的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胜利前进的喜悦心情。这不正是新旧两种制度,人民与反动派长期矛盾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吗?也正是这些矛盾构成的戏剧因素,才有亿万中国人当家作主后的心声,“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而由衷地振臂高呼“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
这类作品即属于历史间的矛盾冲突所致。
再一类作品,是由某人对某人有所为,而后者又诉之于前者,二者间构成戏剧冲突的。如《重归苏莲托》、《负心人》、《嘎哦丽泰》等,都是由痴情男子与负心姑娘间所致的戏剧冲突,其构成了一个个爱情故事发展的主线,成为供以歌唱者演绎情感的依据。
总之,矛盾是时时存在的。关键在于,是否发现矛盾的存在,怎样去发现矛盾。
发现了矛盾冲突后,下一步应明确作品中的角色,并给其定位。如:《我的祖国妈妈》里的思乡游子;《我为祖国献石油》里奋发向上的石油工人;《三套车》里郁闷的赶车人和热心的乘车人;《唱支山歌给党听》中历经苦难,又备受党恩的“我”,等等。
角色定位后,歌唱者可利用歌词给予的合理想象,通过戏剧冲突所提供的情感因素,去抓住角色的思想内核,把握定位,塑造好角色,从而艺术地表“情”歌曲。
三、讲好“故事”,表“情”歌曲
“说法现身”是姊妹艺术曲艺表演的模式,即演员有叙有表,在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时扮演第三人称的角色去表现作品。歌曲的戏剧冲突使其具备了故事要素,也给歌唱者像讲故事一样演唱歌曲提供了必备条件。同时,歌曲作品中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说法部分,扮演角色的代言——现身部分,给歌唱者运用“说法现身”提供了形式上的可能。再以《三套车》为例,演员对场景描述的“说法”部分,与进入角色后问答的“现身”部分,就形成了一个“说法现身”的模式。其中有乘车人对赶车人垂头丧气的疑问,即第一次戏剧冲突出现。紧接着赶车人回答,道出了赶车人与财主间因为“可怜的老马”所致的更为强烈的矛盾。歌唱者把握住这种基调说好“法”,成功“现身”塑造好两个角色,再结合声乐表现技巧,就可以声情并茂地演唱这首歌曲了。
叙事性的歌曲,大多具备了“说法现身”的模式,例如《魔王》、《跳蚤之歌》、《牧羊姑娘》等。大多数的抒情歌曲,则没有这么复杂。演员只要明确在歌曲表现中的角色定位,考虑到歌曲的戏剧冲突点,并使之置身于相应故事情节的规定情景之中,以特定身份去直接“现身”,塑造好角色就可以了。“说法”则成了整个歌曲表现幕后工作的一部分。如《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等,都是歌唱者置身于歌曲规定情境之中,然后以一个有着满腔爱国热情的人物出现,去讴歌伟大的祖国母亲。再如《父亲》,是一个儿子面对慈祥老父的真情告白;《再见吧,妈妈》,是一个年轻战士奔赴战场前,对祖国母亲的真情表白,等等。
另外,歌者还要通过分析歌词,来体验、剖析角色“这样做”时的心态,深刻挖掘其潜台词,并根据作品提供的戏剧冲突——“这个故事发展脉络去丰富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歌唱的每一个字赋予火样的热情,附着在每一个音符上去感动听众的心灵,最终达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
“生动、形象”是衡量艺术表现水平的标尺,是所有艺术家的共同追求。塑造意境,表现情感,是音乐艺术的功能所在。正如波兰美学家奥索夫斯基所说:“基础情感的力量,在很早以前也有时被看作审美价值的一个尺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这种(情感状态的启示)类型的审美经验才可以被强烈感觉到,正像对于一出悲剧或一个动人的小说的感受那样。”英国音乐家戴里克·柯克也认为:“无论一首表情的音乐作品的曲式是如何复杂,它仍然只不过是作曲家把有意义的次序用在表情的术语上,从而表现对待生活情感态度的方法。”以上论述,无不强调情感力量在音乐表现中的突出地位。
正因为如此,对于歌曲这个文学与音乐的孪生儿,作为音乐的个例,歌唱者有必要把“深刻挖掘歌词内涵,丰富歌曲情感的表现”作为重要的艺术手段。如此,那些授权“情”化的语言,会给音符也插上情感翅膀,像美丽的百灵鸟飞翔在音乐的蓝天,用美妙的歌喉去揭示音乐殿堂的玄妙与幽美。
参考文献:
[1]王次炤.音乐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2]孔令华.声乐入门[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3]于林青.曲艺音乐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4]刘洪滨.魂系鸳鸯版[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
[5]顾雪珍.歌唱艺术知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6]周忠厚.美学教程[M].济南:齐鲁书社,1988.
[7]陶钝.陶钝曲艺文选[M].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
[8]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说唱艺术简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9]周复三.大学音乐教程[M].青岛,青岛海洋出版社,1991.
[10]梅学明,张晴朗.歌唱的理论基础[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
[11][波]奥索夫斯基.美学基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
[12][英]戴里克·柯克.音乐语言[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6.
[13]杨春忠.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综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