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使科技由生产领域中获得并进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也获得了话语霸权,科技超越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导致科技的意识形态化。科技意识形态化有助于整合技术,实现科技开发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但是,科技意识形态化会使政治、经济职能混淆,加剧了技术霸权主义,导致经济竞争失序,存在诱发或恶化经济危机等风险。
关键词:科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03
一、 科技意识形态化
科技意识形态化,是指科技理性被过度崇拜、被赋予过高地位,乃至于上升为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成为特定社会组织、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理性工具的过程和结果。科技意识形态化,提高了科技转化效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意想不到的风险。科技被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利用并作为其推卸责任和逃避风险的工具,成为科学理性泛滥的新形式,蕴含巨大风险。
(一)科技对于生产领域的话语霸权
人们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发展科学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推动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法宝,科技已经成了人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兴邦强军的重要战略。
发展科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本增值,资本增值的无限要求又刺激科技进步,如此循环,以实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成为增值的最有利手段,成为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有效手段,从而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最有利手段。科技从支持生产的功能转化为维护社会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功能,科技特殊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使它取得了自身也始料未及,其他生产要素无可匹敌的话语权。
(二)科技对于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的取得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主宰力量。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之外的和政治一样奴役人和统治人的社会功能,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不断增生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以至于后来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社会中为一定群体定向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其目的是同化人们的意识,为现存政治做辩护,表现为科技、商品、大众文化等。它们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和经济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心理控制形式[1] 。
(三)科技意识形态化
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关键环节是“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2]。科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科技促进生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功能是否就会因其角色转换而弱化?而科技一旦被改造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被强化为政治工具时,那么人是否会沦为科技的工具,被科技奴役?科技是否会使人成为科技的牺牲品?在科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今天,急于就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出简单的答案,是不现实的。
批判的武器远远滞后于武器的批判。生化武器的试验和使用,核打击,核摧毁,利用对高科技产品的垄断,搞政治联合、军事同盟,搞话语霸权,经济制裁,科技垄断等等,其背后的潜台词中有一个名词叫科技霸权。
不难想象,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为什么会对国民使用生化武器,为什么美国国会多次拒不执行《京都议定书》。资本和科技相结合,以无限增值为目的,就会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3] 。
科技、资本、政治三个不同角色联合,提高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这三个角色不同领域的混合,加速了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使之扩展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征服人的感觉器官,改变人的认知心理,混淆真理标准和意义标准,乃至上升为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成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理性工具。科技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科技被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利用并作为其推卸责任和逃避风险的工具,是科学理性泛滥的新形式,它蕴含着巨大风险。
二、科技与政治联姻导致经济风险叠加
科技理性被政治利用,充当政治的工具,比科技理性与资本联姻更隐蔽,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资本与科技联姻,科技从资本那里获得基础性支持,而资本从科技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资本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作为自身价值的体现,科技以提供给资本快速增值的力量而体现出价值,如此在各自追求自身价值的活动中形成同盟。这种同盟在继续合作的同时,都在谋求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即如何获得更加巩固的保障,如何防止单方面生变而导致同盟瓦解。这时,政治出来了,政治以“担保公司”的身份出来了。资本与政治联姻,可以减少资本运作成本,减少中间费用,并在失控时获得政治保护。而科技与政治联姻,科技可以经过转化为生产力所需要的市场检验环节,通过政治获得其合理性,可以减少质疑,可以以真理的面目昂首阔步。与政治联姻的科技,可以廉价获得统治地位,而科技若不与政治联姻,常常会被列入有待检验的行列而遭致冷落。对科技先存质疑,笔者认为倒是合乎理性的。而一旦省却了质疑、检验等环节,轻而易举地获得统治地位后,科技不再表现为一种认识或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而转变为一种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
科技由认识变为思想,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科技就演变为政治的工具。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过去一直将科学和技术看做是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5]科学技术与政治联合,为政治提供支持,比如,为社会局势稳定、社会集团利益等提供保障或支持。政治上所需要的风险判断、风险认知、风险应对等,都可以借用科技来完成。政治还可以借用科技来进行社会心理引导,使社会心理朝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所谋求的方向发展。
科技理性的政治化与科技理性的经济化密切关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经济的眼光看待风险,得到了政治的默许、引导和鼓励,即使是科学确认某些行为事件存在风险,在政治行动中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消除”也显得比较容易。
科技理性联姻政治,首先它以政治附庸的地位出现。当科技理性与政治的合作关系密切到一定程度时,科技就取得与政治意识同等的地位,成为特定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科技的意识形态化开始形成。特定组织或社会集团或者抬高科技理性,赋予科技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对待风险问题上,它通过舆论媒介的广泛宣传,左右社会民众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机会、认知态度,从而实现影响或左右民众心理的目的。在风险事件来临之时,或者利用科技的局限为特定群体开辟逃避风险的通道;或者利用科技的巨大作用吸引社会大众卷入到风险事件中来以分担风险的苦果。在这里,科学既成为小部分人赢利的工具,也成为大部分人受害的陷阱。
三、科技与意识形态相互利用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具有非政治化的倾向,但当它用来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政治化了,从而它也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品格。
政治直接影响科技的应用及应用模式。有什么样的政治,科技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功能和作用模式。火药可以用来开山劈石,造福人类;但是也被用来劫杀生灵,毁灭文明。器官移植技术可以为众多患者带来福音,但是,活体器官买卖也因此泛滥起来。科技成果的出现,无疑增加了政治管理成本,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政治的权利。比如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枪支弹药管理条列》就是火药技术的副产品,同样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就是器官移植技术带来的副产品。火药或器官移植技术,使人们陷于前所未有的风险境地。而是否能够将新技术限于发明该技术的原本意图内使用,与政治团体的动机、利益、目的、旨趣密切相关。
在阶级社会里,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往往采取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式控制科技发明和科技应用,拢合科技人才。这种公共利益显然是虚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各个个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被统治阶级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其实是特殊利益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因此,当政治担负协调利益群体之间冲突功能的时候,毫无疑问,它导致了新的风险,它在协调旧的利益冲突和建立新的利益关系的双重阻难。政治行动,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实践形式,因其规模大,涉及面广,对利益的触及比较直接,它比实践的其他形式更容易凸显矛盾的长期性和隐蔽性,因而更具风险性。核制裁与核竞赛同样具有风险性,理由就在于此。
政治决策和执行,很多是以特殊利益团体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特定的政治目标决定特定的科技需要。符合特定政治目标的科技会被突出,而不符合特定政治目标的科技会被闲置或弱化。
以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行为,对于己有利的风险,采取或默许,或纵然,或鼓噪的态度。而对于己不利的风险,采取或选择性失音、选择性失聪,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1997年,各国政府达成了旨在减少气体排放遏制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然而这份一致认可的议定书在美国迟迟得不到美国议会的一致通过,其原因就是美国执行《京都议定书》会削弱美国经济。
经济对于科技的依赖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经济是科技借以证明自身力量的最佳载体。
科学早就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数据、程序和生产的基础之上。当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联系,科技被视为达至经济增长目标的最佳手段时,科技发展就被当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在狭隘近视的唯生产力论者那里,科技发展成了社会进步的代名词。
当科学被奉为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理性就自然被政治家们看中并利用为政治行动的工具。政治家们看到了科技对于生活改善、社会稳定、信息集结、政治动员、政策认可的重要性,更看重了科技对于失败结果的宽大胸怀,看中了人们对于科技的高度迷信,找到了政治前途中最忠实的将士,它进可攻,退可守,居功不自傲,甘当替罪羊,科技的这个品性,能为政治家所利用。科技理性的政治化与科学理性的经济化,彼此在面对风险、危机时可以相互推诿,有功可以同享,有难则可以全身而退。在风险事件中,科学的局限能够为特定的社会主体成功地并且冠冕堂皇地逃避风险责任提供通道。科学关于真理的判断被转换成为关于正义的判断。
经济增值,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需要科技的支持,而当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到显著位置上来的时候,科技包括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就会被政治力量集中起来并为一定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服务。这时,科技成果不再属于人类大众,也不再服务于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公共利益,它已经属于少数人,服务于相当于私人利益的金融寡头或寡头政治。
政治问题转变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转变为政治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四、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风险
意识形态化的科技,具有掩盖社会风险,转移焦点的功能,其结果是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的同时,增加或扩大了现实风险,扩大了危害性。而且,科技与政治意识形态合作,促使某种意识形态扩展,或形成新的舆论导向,或由物质性风险转变为非物质性风险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的扩展。
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国际间的政治行为,也总是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发展需要。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反映。甚至政治同盟和军事打击,都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动机的。国内的政治风波都可以追溯到国内的资本关系,而国际间的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全球的资本关系。经济动机和资本侵略,常常以科技合作的形式出现,高科技使得资本输出更隐蔽,更具风险性。
科技意识形态化,促进技术主义膨胀。技术主义凭借其创造巨大物质则富的功能先占有人的感觉器官,后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技术思维方式。“技术思维方式,是一种对象性思维,它把人降格为技术工作人员,把事物降格为单纯、本身无本质的原材料和可持存物,把一切东西齐一化、功能化。例如,土地被限定为矿床,莱茵河水被规定为水压,从而剥夺了事物的特性。这种状况是主客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主体把自己从客体中超拔出来,把事物当作可谋划、可加上的对象。
科技意识形态化,会促使人的本质异化。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受科技意识形态化影响,背离学术道德,以真理之名,行政治之实,与政治合谋,为权力服务,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混淆视听,误导方向,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
科技意识形态化帮助政治野心家将政治目的、政治行为进行科技包装,依靠科技与经济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控制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以科技服务之名,行政治控制之实,是软暴力的一种新形势。
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占有人的感觉器官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一句话,它由人使唤的工具变成使唤人的工具。
科技占有人的感觉器官,但不能解决意义问题,不提供价值判断指南。意识形态化的科技主义,更是误导方向,曲解意义,误导民众。
社会风险有其存在论根源,不可能离开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分裂去抽象地思考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刘英杰.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两种语境分析[J].长白学刊,2006(2):50-52.
[2]赫伯特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8.
(责任编辑 易 明)
关键词:科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N0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6.003
一、 科技意识形态化
科技意识形态化,是指科技理性被过度崇拜、被赋予过高地位,乃至于上升为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成为特定社会组织、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理性工具的过程和结果。科技意识形态化,提高了科技转化效率,但同时,也增加了意想不到的风险。科技被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利用并作为其推卸责任和逃避风险的工具,成为科学理性泛滥的新形式,蕴含巨大风险。
(一)科技对于生产领域的话语霸权
人们对于效率的追求,对于利润的追逐,催生了日益严重的科技理性崇拜。发展科学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推动劳动生产率不仅仅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法宝,科技已经成了人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生活,兴邦强军的重要战略。
发展科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资本增值,资本增值的无限要求又刺激科技进步,如此循环,以实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成为增值的最有利手段,成为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有效手段,从而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最有利手段。科技从支持生产的功能转化为维护社会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功能,科技特殊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使它取得了自身也始料未及,其他生产要素无可匹敌的话语权。
(二)科技对于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的取得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主宰力量。马克思早就看到了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之外的和政治一样奴役人和统治人的社会功能,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认为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后,科学技术不断增生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以至于后来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社会中为一定群体定向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其目的是同化人们的意识,为现存政治做辩护,表现为科技、商品、大众文化等。它们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和经济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心理控制形式[1] 。
(三)科技意识形态化
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关键环节是“技术的合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2]。科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科技促进生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功能是否就会因其角色转换而弱化?而科技一旦被改造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被强化为政治工具时,那么人是否会沦为科技的工具,被科技奴役?科技是否会使人成为科技的牺牲品?在科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今天,急于就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出简单的答案,是不现实的。
批判的武器远远滞后于武器的批判。生化武器的试验和使用,核打击,核摧毁,利用对高科技产品的垄断,搞政治联合、军事同盟,搞话语霸权,经济制裁,科技垄断等等,其背后的潜台词中有一个名词叫科技霸权。
不难想象,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为什么会对国民使用生化武器,为什么美国国会多次拒不执行《京都议定书》。资本和科技相结合,以无限增值为目的,就会肆无忌惮,无恶不作。“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3] 。
科技、资本、政治三个不同角色联合,提高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这三个角色不同领域的混合,加速了对科技理性的过度崇拜,使之扩展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征服人的感觉器官,改变人的认知心理,混淆真理标准和意义标准,乃至上升为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成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理性工具。科技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科技被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利用并作为其推卸责任和逃避风险的工具,是科学理性泛滥的新形式,它蕴含着巨大风险。
二、科技与政治联姻导致经济风险叠加
科技理性被政治利用,充当政治的工具,比科技理性与资本联姻更隐蔽,更虚伪,更具欺骗性。
资本与科技联姻,科技从资本那里获得基础性支持,而资本从科技那里获得丰厚的回报。资本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作为自身价值的体现,科技以提供给资本快速增值的力量而体现出价值,如此在各自追求自身价值的活动中形成同盟。这种同盟在继续合作的同时,都在谋求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计划,即如何获得更加巩固的保障,如何防止单方面生变而导致同盟瓦解。这时,政治出来了,政治以“担保公司”的身份出来了。资本与政治联姻,可以减少资本运作成本,减少中间费用,并在失控时获得政治保护。而科技与政治联姻,科技可以经过转化为生产力所需要的市场检验环节,通过政治获得其合理性,可以减少质疑,可以以真理的面目昂首阔步。与政治联姻的科技,可以廉价获得统治地位,而科技若不与政治联姻,常常会被列入有待检验的行列而遭致冷落。对科技先存质疑,笔者认为倒是合乎理性的。而一旦省却了质疑、检验等环节,轻而易举地获得统治地位后,科技不再表现为一种认识或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而转变为一种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
科技由认识变为思想,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科技就演变为政治的工具。社会学家吉登斯说过:“过去一直将科学和技术看做是政治之外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也已经变得过时了。”[5]科学技术与政治联合,为政治提供支持,比如,为社会局势稳定、社会集团利益等提供保障或支持。政治上所需要的风险判断、风险认知、风险应对等,都可以借用科技来完成。政治还可以借用科技来进行社会心理引导,使社会心理朝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所谋求的方向发展。
科技理性的政治化与科技理性的经济化密切关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经济的眼光看待风险,得到了政治的默许、引导和鼓励,即使是科学确认某些行为事件存在风险,在政治行动中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消除”也显得比较容易。
科技理性联姻政治,首先它以政治附庸的地位出现。当科技理性与政治的合作关系密切到一定程度时,科技就取得与政治意识同等的地位,成为特定社会组织和社会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科技的意识形态化开始形成。特定组织或社会集团或者抬高科技理性,赋予科技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在对待风险问题上,它通过舆论媒介的广泛宣传,左右社会民众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机会、认知态度,从而实现影响或左右民众心理的目的。在风险事件来临之时,或者利用科技的局限为特定群体开辟逃避风险的通道;或者利用科技的巨大作用吸引社会大众卷入到风险事件中来以分担风险的苦果。在这里,科学既成为小部分人赢利的工具,也成为大部分人受害的陷阱。
三、科技与意识形态相互利用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具有非政治化的倾向,但当它用来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政治化了,从而它也获得了意识形态的品格。
政治直接影响科技的应用及应用模式。有什么样的政治,科技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功能和作用模式。火药可以用来开山劈石,造福人类;但是也被用来劫杀生灵,毁灭文明。器官移植技术可以为众多患者带来福音,但是,活体器官买卖也因此泛滥起来。科技成果的出现,无疑增加了政治管理成本,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政治的权利。比如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枪支弹药管理条列》就是火药技术的副产品,同样耗费巨大社会资源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就是器官移植技术带来的副产品。火药或器官移植技术,使人们陷于前所未有的风险境地。而是否能够将新技术限于发明该技术的原本意图内使用,与政治团体的动机、利益、目的、旨趣密切相关。
在阶级社会里,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往往采取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式控制科技发明和科技应用,拢合科技人才。这种公共利益显然是虚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各个个体的共同利益,而不是被统治阶级社会成员共同的利益,这种公共利益其实是特殊利益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因此,当政治担负协调利益群体之间冲突功能的时候,毫无疑问,它导致了新的风险,它在协调旧的利益冲突和建立新的利益关系的双重阻难。政治行动,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实践形式,因其规模大,涉及面广,对利益的触及比较直接,它比实践的其他形式更容易凸显矛盾的长期性和隐蔽性,因而更具风险性。核制裁与核竞赛同样具有风险性,理由就在于此。
政治决策和执行,很多是以特殊利益团体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特定的政治目标决定特定的科技需要。符合特定政治目标的科技会被突出,而不符合特定政治目标的科技会被闲置或弱化。
以特殊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行为,对于己有利的风险,采取或默许,或纵然,或鼓噪的态度。而对于己不利的风险,采取或选择性失音、选择性失聪,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1997年,各国政府达成了旨在减少气体排放遏制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然而这份一致认可的议定书在美国迟迟得不到美国议会的一致通过,其原因就是美国执行《京都议定书》会削弱美国经济。
经济对于科技的依赖性,是与生俱来的,而经济是科技借以证明自身力量的最佳载体。
科学早就不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数据、程序和生产的基础之上。当科学技术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联系,科技被视为达至经济增长目标的最佳手段时,科技发展就被当成了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在狭隘近视的唯生产力论者那里,科技发展成了社会进步的代名词。
当科学被奉为社会进步的代名词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理性就自然被政治家们看中并利用为政治行动的工具。政治家们看到了科技对于生活改善、社会稳定、信息集结、政治动员、政策认可的重要性,更看重了科技对于失败结果的宽大胸怀,看中了人们对于科技的高度迷信,找到了政治前途中最忠实的将士,它进可攻,退可守,居功不自傲,甘当替罪羊,科技的这个品性,能为政治家所利用。科技理性的政治化与科学理性的经济化,彼此在面对风险、危机时可以相互推诿,有功可以同享,有难则可以全身而退。在风险事件中,科学的局限能够为特定的社会主体成功地并且冠冕堂皇地逃避风险责任提供通道。科学关于真理的判断被转换成为关于正义的判断。
经济增值,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需要科技的支持,而当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被提到显著位置上来的时候,科技包括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就会被政治力量集中起来并为一定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服务。这时,科技成果不再属于人类大众,也不再服务于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的公共利益,它已经属于少数人,服务于相当于私人利益的金融寡头或寡头政治。
政治问题转变为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转变为政治问题,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四、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风险
意识形态化的科技,具有掩盖社会风险,转移焦点的功能,其结果是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的同时,增加或扩大了现实风险,扩大了危害性。而且,科技与政治意识形态合作,促使某种意识形态扩展,或形成新的舆论导向,或由物质性风险转变为非物质性风险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的扩展。
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集中体现。而国际间的政治行为,也总是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的发展需要。国际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实际上是国际间政治关系的反映。甚至政治同盟和军事打击,都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动机的。国内的政治风波都可以追溯到国内的资本关系,而国际间的关系都可以追溯到全球的资本关系。经济动机和资本侵略,常常以科技合作的形式出现,高科技使得资本输出更隐蔽,更具风险性。
科技意识形态化,促进技术主义膨胀。技术主义凭借其创造巨大物质则富的功能先占有人的感觉器官,后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技术思维方式。“技术思维方式,是一种对象性思维,它把人降格为技术工作人员,把事物降格为单纯、本身无本质的原材料和可持存物,把一切东西齐一化、功能化。例如,土地被限定为矿床,莱茵河水被规定为水压,从而剥夺了事物的特性。这种状况是主客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主体把自己从客体中超拔出来,把事物当作可谋划、可加上的对象。
科技意识形态化,会促使人的本质异化。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受科技意识形态化影响,背离学术道德,以真理之名,行政治之实,与政治合谋,为权力服务,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混淆视听,误导方向,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
科技意识形态化帮助政治野心家将政治目的、政治行为进行科技包装,依靠科技与经济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控制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以科技服务之名,行政治控制之实,是软暴力的一种新形势。
技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占有人的感觉器官时,也占有了人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占有就转变为对财富的占有,对资源的占有,对话语权的占有,进而转变为对他人关系的占有。一句话,它由人使唤的工具变成使唤人的工具。
科技占有人的感觉器官,但不能解决意义问题,不提供价值判断指南。意识形态化的科技主义,更是误导方向,曲解意义,误导民众。
社会风险有其存在论根源,不可能离开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分裂去抽象地思考科技意识形态化的风险。
[参考文献]
[1]刘英杰.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两种语境分析[J].长白学刊,2006(2):50-52.
[2]赫伯特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8.
(责任编辑 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