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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张爱玲的《小团圆》有一段时间了，我却迟迟没有翻开它，找了很多借口，诸如——“装帧设计太新锐，没有从前作品的那份古意”、“封皮太硬”、“这是张爱玲原本要销毁的作品，一定有让人非常不满意的地方”等等，总之就是不想读，也是在这一刻，我才惊觉：原本那么崇拜的作家，在我心底，已变成旧爱。
想当初，我在还没有爱上男孩子之前，就“爱”上了张爱玲，若论那一腔无处倾诉的狂热爱恋。绝不逊于痴情的阿黛尔-雨果。且不说读了多少部她的小说散文，摘抄了多少页她的连珠妙语，买下了多少本她的正版盗版著作，为了她，我甚至铤而走险，成为一名“盗书贼”。
当年，学校图书馆有一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流言》”的复印本，我爱不释手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到期还了它，过两天再借回来，不仅如此，还将《流言》上的文章一字字、一篇篇抄到本子上，仿佛玩玉的人盘玉一样，那些文字经由我手的触摸后，便很难再忘记。
毕业前夕，终于不能再借这本《流言》了，我很难受，仿佛耍与它永别，翻来覆去地摩挲，实在不舍得，终于做出一个决定：不还了，等离校时交罚款吧!然后，这部珍贵的书，就陪伴我至今。这件事我原本想悄悄藏起来，谁也不告诉的，但有一天，我从许知远为《李普曼传》所作的序中读到一句话：“偷书，就像看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我顿时释然，人许知远还是北大的高材生呢都有如此念头，我那点儿小心思又算啥?!
许知远“偷”的书就是《李普曼传》：“……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它一直静悄悄地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真想隔着书页拍一拍他的肩：“知远，知音啊!”
许知远形容他与《李普曼传》的关系就像“一段恋情”，我与《流言》又何尝不是?但捧读这本《流言》，每每翻到扉页看到母校深红色的藏书章。我还是羞愧地低下头。随后，又将羞愧化为动力，更加发奋地研读起张爱玲来。
我曾偷偷地将张爱玲的短篇《心经》改写成电影剧本，至今仍记得结尾的话——“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篱笆，几条青藤努力向上爬着，而篱笆的那端，阳台的外面，是空落的、无所凭依的夜色。”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用这样张爱玲式的怅惘的语气，去品味人生，虽然天色清明也不肯快乐，以为青春就该如此。
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到张爱玲和萧红，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在香港的街头擦肩而过。醒来以后，我不停琢磨：萧红1940年的春天从重庆飞抵香港，而1940年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第二年，她们不是没可能相遇的。然后又勤奋地查阅起资料来，寻找她们可能相遇的蛛丝马迹，意外发现，张爱玲和萧红竟十分相像：萧红也姓张，她的父亲张廷举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廷众，都十分顽固专制，她们都有～个弟弟，都有过两次婚姻，她们流转着两只风格迥异的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并蒂莲。
张爱玲最令我佩服的是她的文字功力，《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宝初见娇蕊，觉得她“一条一条，一寸寸都是活的”，那也是张爱玲的文字带给我的感觉。记得林斤澜曾说过：“写小说便是写一种文字”，张爱玲写小说，一定程度上就是在“秀”她凄艳苍凉、深具魔力的文字。张爱玲极善于选用动词，比如“眼角弯弯地，撇出两道鱼尾纹”，“眼角向上剔着…‘(高领)斜斜地切过两腮…‘撮尖了嘴唇口嗤口嗤吹着”这样单音节动词如散金洒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如琉璃子般脆亮，掷地有声，使平板的句子充满动势。
张爱玲对颜色极敏感，落于笔端，她文字的用色也极有特点，偏冷色调，浓郁沉厚，辅以叠词。制造出～种“魅艳的荒凉”，仅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在山路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地，早有一撇月影”“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黑郁郁的山坡子上，乌沉沉的风卷着白辣辣的雨”等等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文章鬼气缭绕，想是很得其用词的色彩吧。
张爱玲还很会用比喻，在她的小说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地设置上比喻，为她黯淡阴晦的文字底色涂上一块块亮色。张爱玲的比喻，本体、喻体的关系十分新鲜，像“那车子像一只很好的灰色皮鞋”，“玉清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刚铺好的床。加上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亚里士多德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张爱玲就是一位文字天才。
从前的我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沉溺于张爱玲文章字、词、句、话之间的起伏跌落，但今天的人们看张爱玲，看重的已不再是这些，李安版的《色·戒》，还有《小团圆》中据说“张爱玲自跳脱衣舞”，让原本骨骼清奇的她忽然变得性感起来。
当熟悉的张爱玲变得陌生起来时，我也渐渐远离对她文字的迷恋，现在的我欣赏的是呆在家里的王小妮，她说：“让我们忘记字，忘记笔画笔顺。忘记语法……人类尝试一下没有文学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而我也收拢纸笔，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做饭或者擦地板，手上沾着淘米的浊水”，偶尔忆起从前迷恋张爱玲的日子，笑着想：真是一场小团圆。
想当初，我在还没有爱上男孩子之前，就“爱”上了张爱玲，若论那一腔无处倾诉的狂热爱恋。绝不逊于痴情的阿黛尔-雨果。且不说读了多少部她的小说散文，摘抄了多少页她的连珠妙语，买下了多少本她的正版盗版著作，为了她，我甚至铤而走险，成为一名“盗书贼”。
当年，学校图书馆有一本“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流言》”的复印本，我爱不释手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到期还了它，过两天再借回来，不仅如此，还将《流言》上的文章一字字、一篇篇抄到本子上，仿佛玩玉的人盘玉一样，那些文字经由我手的触摸后，便很难再忘记。
毕业前夕，终于不能再借这本《流言》了，我很难受，仿佛耍与它永别，翻来覆去地摩挲，实在不舍得，终于做出一个决定：不还了，等离校时交罚款吧!然后，这部珍贵的书，就陪伴我至今。这件事我原本想悄悄藏起来，谁也不告诉的，但有一天，我从许知远为《李普曼传》所作的序中读到一句话：“偷书，就像看高年级女生的大腿一样，是我们大学时光中永远难以压制的欲望”。我顿时释然，人许知远还是北大的高材生呢都有如此念头，我那点儿小心思又算啥?!
许知远“偷”的书就是《李普曼传》：“……这本书就这样进入我的生活，和绝大多数偶然到来、又匆匆离去的印刷品不同，它再也没离开我……它一直静悄悄地摆在我的从未条理分明过的书架上。7年前大学毕业时，我用赔偿10倍的方式，留下了它。”真想隔着书页拍一拍他的肩：“知远，知音啊!”
许知远形容他与《李普曼传》的关系就像“一段恋情”，我与《流言》又何尝不是?但捧读这本《流言》，每每翻到扉页看到母校深红色的藏书章。我还是羞愧地低下头。随后，又将羞愧化为动力，更加发奋地研读起张爱玲来。
我曾偷偷地将张爱玲的短篇《心经》改写成电影剧本，至今仍记得结尾的话——“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篱笆，几条青藤努力向上爬着，而篱笆的那端，阳台的外面，是空落的、无所凭依的夜色。”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用这样张爱玲式的怅惘的语气，去品味人生，虽然天色清明也不肯快乐，以为青春就该如此。
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到张爱玲和萧红，在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在香港的街头擦肩而过。醒来以后，我不停琢磨：萧红1940年的春天从重庆飞抵香港，而1940年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第二年，她们不是没可能相遇的。然后又勤奋地查阅起资料来，寻找她们可能相遇的蛛丝马迹，意外发现，张爱玲和萧红竟十分相像：萧红也姓张，她的父亲张廷举和张爱玲的父亲张廷众，都十分顽固专制，她们都有～个弟弟，都有过两次婚姻，她们流转着两只风格迥异的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并蒂莲。
张爱玲最令我佩服的是她的文字功力，《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宝初见娇蕊，觉得她“一条一条，一寸寸都是活的”，那也是张爱玲的文字带给我的感觉。记得林斤澜曾说过：“写小说便是写一种文字”，张爱玲写小说，一定程度上就是在“秀”她凄艳苍凉、深具魔力的文字。张爱玲极善于选用动词，比如“眼角弯弯地，撇出两道鱼尾纹”，“眼角向上剔着…‘(高领)斜斜地切过两腮…‘撮尖了嘴唇口嗤口嗤吹着”这样单音节动词如散金洒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如琉璃子般脆亮，掷地有声，使平板的句子充满动势。
张爱玲对颜色极敏感，落于笔端，她文字的用色也极有特点，偏冷色调，浓郁沉厚，辅以叠词。制造出～种“魅艳的荒凉”，仅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就有“在山路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地，早有一撇月影”“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黑郁郁的山坡子上，乌沉沉的风卷着白辣辣的雨”等等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文章鬼气缭绕，想是很得其用词的色彩吧。
张爱玲还很会用比喻，在她的小说中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地设置上比喻，为她黯淡阴晦的文字底色涂上一块块亮色。张爱玲的比喻，本体、喻体的关系十分新鲜，像“那车子像一只很好的灰色皮鞋”，“玉清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刚铺好的床。加上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亚里士多德说：“比喻是天才的标识”，张爱玲就是一位文字天才。
从前的我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沉溺于张爱玲文章字、词、句、话之间的起伏跌落，但今天的人们看张爱玲，看重的已不再是这些，李安版的《色·戒》，还有《小团圆》中据说“张爱玲自跳脱衣舞”，让原本骨骼清奇的她忽然变得性感起来。
当熟悉的张爱玲变得陌生起来时，我也渐渐远离对她文字的迷恋，现在的我欣赏的是呆在家里的王小妮，她说：“让我们忘记字，忘记笔画笔顺。忘记语法……人类尝试一下没有文学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而我也收拢纸笔，回到日常生活中去，“做饭或者擦地板，手上沾着淘米的浊水”，偶尔忆起从前迷恋张爱玲的日子，笑着想：真是一场小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