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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将顾炎武“亡国”与“亡天下”的论述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其含义已与顾氏原义有了很大差别。顾炎武的原义实质上是政治哲学问题，强调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理论关切的具体内容和处世行为的政治社会意义，由此反对士大夫对佛老、玄学、心学甚至理学的理论喜好和士大夫处世的自由言行。梁启超则将国家振兴之希望，寄托于士大夫之自我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才能道德水平之提升，强调士大夫的社会担当职责。造成两者差异之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心学和现代启蒙思想背景，而顾炎武则基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现实关切和理论品格。今天，思考两者的差异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