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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近代作家金裕贞以非线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殖民背景下农民不切实际的欲望，暗示着人在被非理性欲望支配的状态下，所作所为会违背传统的伦理道德。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且极度贫困的殖民地韩国，对人的欲望和道德需要有别于传统视角的新评判。
关键词：金裕贞;雷阵雨;道德;欲望;叙事
一、引言
金裕贞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韩国文坛的小说家，被评价为1935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乡土性的语言和诙谐幽默的表达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文学创作风格也起到承接转型期韩国文坛前后的桥梁作用，在韩国文学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雷阵雨》是金裕贞步入韩国文坛的亮相之作，讲述的是农民春浩因歉收债台高筑，带妻子逃至小山村却无工可做，妄想通过赌博翻身，将妻子送去卖淫以赚取赌资的故事。本文将探讨小说《雷阵雨》交织的欲望与道德，并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的变化轨迹，以及读者情感错杂的原因，对于理解人物行为和殖民时代惨况有重要意义。
二、欲望与道德
欲望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来源，是一种不能辨别是非对错的、真实自然的非理性存在。欲望本身有好坏之分，由欲望引起的行为有善恶之别。欲望若臣服于理性，行则向善，反之则倚向恶。而善恶是道德世界永恒的议题。
古今中外各大家对欲望都有做详细阐释，并对理与欲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古代中国，先秦各家早已开辟论述理欲的先河，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老子认为情欲与物欲是人的自然需求但不宜过度，强调“少私寡欲”。儒家倡导欲不能无，节之为善，孟子以人性为善，称“欲”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人要体道必须“养心寡欲”;荀子以人性为恶，将人之自然情欲视为恶的根源，提出节欲而近善。此外，古代也曾出现过极端的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魏晋时期《列子·杨朱》篇“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以人死后不过一堆白骨来促使人们在世时尽情享乐。佛教则认为人生皆苦，而其根源在于“求不得”，倡导无欲。到宋明时期理欲呈现紧张的二元对立状态，二程认为天理与人欲难一;朱熹认为“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此退则彼胜，无中立不进退之理”。但陈亮主张道存在于人的欲望之中，认为得其正的欲望并不损害道德;王夫之倡导人们的物质生活“协以其安”以达到理欲统一，明确指出人的欲望不可无限泛滥。
西方学者对理欲亦众说纷纭。柏拉图认为激情和低贱的身体欲望应屈从于理性之下。基督教主张人的原罪来源于欲望，倡导人要用信仰征服欲望;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强调每个人的欲望或欲求具有利己主义倾向;斯宾诺莎宣称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认为人需要理性指导生活以免被欲望所吞噬而改变本性。巴特勒认为所有的自然欲望都出自于自爱和善意，但每一种肉体欲望在特定情形下都可能与自爱相冲突，所以理性的自爱不仅应当制约其他的冲动反应还应制约其自身。
纵观古今中外各学者对欲望的论述，可概括为：欲望是人自然存在的本能，作为非理性的欲望对人的行为有明确的指向性且易向‘恶’倾斜，因此需要理性来把控，否则恶行滋生，道德败坏。
道德在人类生活中是一种价值维度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产物。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道德主要是关于人的行为实践价值，其评价标准是好与坏、或者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等。道德生活是谓善生活或好生活（good life），包纳于社会生活之中，受各种利益关系调配和约束。因此道德不仅具有个人价值向度，还有社会道义规范，即道德既有满足自我价值需求的一面，也有满足社会人际交往需求的一面。然而无论是哪一面，都是立足于利益之上，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与人的利益内在相关。
道德与个人自然欲望、社会客观现实紧密相连，故衍生出理欲之辩。至此，可以试图梳理出欲望与道德的关系：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道德是为实现个人价值、处理人际关系而人为创造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任由欲望吞噬，道德则会遭到侵蚀，一是损害自身人格、二是破坏社会道义，而后与“善生活/好生活”渐行渐远。
《雷阵雨》中春浩和春浩妻都有各自的欲望，他们在欲望和道德的交叉作用下行动。作者关于欲望的叙事，包括欲望本身、欲望的起源、欲望的扩大并非平铺直述，而是采取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读者情感层层叠加，产生复杂交错的情感体验，引发读者对人物行为的思考，进而上升至对欲望和道德两个母题的思考。
三、非理性欲望的迸发
现代叙述学理论告诉我们，叙事文本和故事本身存在差异。故事是独立于文本的事件，而叙事文本是作者对故事素材的艺术处理后呈现于读者的文字。《雷阵雨》的叙事顺序和故事顺序并不一致，将文本叙事顺序和故事顺序分别用字母和数字表示，重新整理后如下：
A④.春浩打骂妻子，索要两元钱，妻子跑出家。
B②.妻子谋生艰辛、劳工繁重。
C⑤.春浩妻遇上李老爷，两人发生关系。
D①.贫农春浩因债台高筑背井离乡到小山村，无活可干。
E③.春浩动起靠赌博翻身的念头，想要赌博本金两元。
F⑥.妻子回到家再受打骂，坦白有办法赚取两元钱。
G⑦.春浩转变态度，夫妻温馨度过一夜后春浩为妻子梳妆打扮送去见李老爷。
由此可见，故事顺序和叙述顺序后两部分相同，前五部分不同，即故事中的安排与素材的时间顺序之间存在差别，被称为时间顺序偏离（chronological deviation）或“错时（anachronies）”。若将视角聚焦故事素材，可知①②③部分在说明夫妻两人的生活背景，后面四部分则是叙述现状，前者可看作是后者的缘由。以上是从时间角度对文本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从叙事人角度看文本也有全新发现。以叙事时间为基准，A、F、G是春浩夫妻共同经历的叙事时间段，而B、C和D、E则是分别以春浩妻和春浩的视角来书写的经历和背景回忆，穿插在文本之间。B又是C的起因，D、E则是A的缘由，这样既有顺叙又有倒叙的背景说明，让小说富有变化。如此，对文本叙事做一个总结：小说采用非线性的叙事和视角转换的叙事技巧，使得读者高居敘事上方全景观看人物行动和心理并跟随其变化而变化。接下来将逐一分析，以非线性和双重视角叙事为基础作者笔下出现的欲望和道德主题及两者的联系。 首先，作为小说叙事开头的第④部分是什么内容？是春浩“2元钱”的欲望，全文正是围绕“两元钱”展开的。
他再次试着央求妻子，不过，那语气却颇具威严。
“我说，你想咋给我弄那两元钱啊？”
小说伊始便直指春浩的欲望——“两元钱”，刻画出一个向妻子索要两元钱，甚至侮辱、棍打妻子的丈夫形象。在此并未提及两元钱的用途，抑或说春浩为何需要妻子给自己两元钱，因此引起读者对打骂妻子、向妻子伸手要钱的丈夫春浩的反感，同时也埋下疑问的种子。
欲望是实践活动的来源，人在欲望的影响下行动。若试图理解小说人物的行为，首先要分析其欲望。春浩的欲望呈现横跨小说故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于小说的叙事是非线性的，对于春浩的欲望叙述并非自然递进式，而是由“两元钱”开始，但春浩最初的欲望却是想在乡下踏实做农活。可他作为外乡人，既没有地租也没有雇佣活儿干，为生存发愁之时发现后山摆着赌博摊子，因此打算靠赌博翻身，梦想到首尔后妻子主管家务自己干活，过上好日子。
作者利用错时中的外在式追述描绘春浩的欲望①，以说明“两元钱”这一欲望的起源和用途，这便给读者带来一层反转，使读者了解春浩向妻子索要两元的原因在于他自己无法靠劳力赚取两元钱。“可妻子总是耍滑头不听他的话，这使他着实恼怒不已”，他便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发泄愤怒。至此，作者针对春浩索要金钱及暴力行为释疑，让读者知晓春浩的悲惨经历和艰苦的现实生活，不禁联系时代背景生出无奈之感。然而，反转仍未结束。
他曾听人讲乡下女人到首尔，即便做了小妾，几年后也能分得房屋家产，那靠的全是脸蛋漂亮…
回到现实，春浩知道妻子肯听话卖身赚钱后，他的欲望已超越两元钱扩大到“房屋家产”，实现方式则是妻子卖淫。这无疑是对春浩“妻子主管家务…自己出去干活”言辞的最大讽刺，狠狠将其虚伪面具撕下。作者通过欲望的倒叙，以现在、过去、未来的欲望呈现方式给予文本张力，让读者情绪跟随小说再三反转，读者看到春浩非理性的‘欲望’及其带来的荒唐后果。若说想要种田和干活儿的春浩的欲望依旧处于理性主导之下，那陷入投机陷阱的他已被非理性欲望掌控，因欲望得不到满足产生愤怒，以致做出殴打、辱骂妻子等丢失理性的行径。客观言之，希望通过赌博翻身的春浩显然是愚蠢无知的人物，欲望本身已是不当，由不当欲望驱使的暴力举动更是为人所不齿。道德层面上，春浩已无法创造个人价值且不具备掌控欲望的能力，凌驾于理性之上的欲望使他以言语侮辱、暴力强迫等伤害妻子的方式破坏夫妻道义。他道德在逐渐堕落，与他梦想的“好日子”看似逐步靠近实则渐行渐远。
四、道德伦理的出走与复归
小说对于春浩妻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均集中在她逃出家门到重新回家之间，在小说的叙事顺序中靠前。春浩妻因丈夫打骂逃出家门去找铁蛋妈的过程中，作者同样采用外在式追述描写春浩妻的辛苦劳作生活、对铁蛋妈的羡慕和嫉妒、错失攀上李老爷良机的懊悔和痛苦。尽管如此，春浩妻在此之前从未跨越伦理道德的界限做出不伦之事。她努力干活，挖山货换取口粮来支撑自己和“成天游手好闲的丈夫”的基本生活。可她的忍耐终究在无休止的暴力中到达极限。
然而，再怎么受苦受累，也总会比丈夫日渐狠毒的打骂强得多。
作为殖民地妇女，春浩妻遭受的是帝国主义秩序与本土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而致使春浩妻愿意用身体交换两元钱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春浩愈发残暴的打骂。只要能跟丈夫和和睦睦过日子，她就不会拒绝委身他人，尽管这令她无比羞耻。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剥削定然使春浩夫妻生存艰难，但若春浩不施以暴力，春浩妻便不会遭遇李老爷的羞辱，更不会主动献身给李老爷。最终她“精心策划”了一场成功的献身戏，丈夫停止了打骂，夫妻久违地拥有了温情的一夜。
妻子听从丈夫的话，早就幵始在梳头…妻子回想着与丈夫隔了很久才有过的温情，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喜悦。想着想着，自己还小声笑了起来。
第二天，妻子听从丈夫的话早起梳妆打扮准备赴约。在梳妆过程中，妻子想的不是自己终于可以过好日子，而是昨晚与丈夫难得的温情。这是描写春浩妻心理的最后一段话，短短一段话她又回归到撩裙摆之前那个单纯、顺从、传统的妻子形象。诚然，春浩妻亦同春浩一样想过吃饱穿暖的生活，也曾为李老爷没有成功侵犯自己而后悔，但最终她的失身是为夫妻关系和睦而计划的，不是自私地为自己。春浩妻的身体背叛了春浩，但心依然忠诚于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朝鲜底层女性的人格依然受男权制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束缚，男尊女卑下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伦理思想致使女性极度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纲常论是中国伦理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际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据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纲常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夫为妻纲隶属三纲之伦，三从四德是宋明后愈加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妇女以夫为尊，对于妇女来说身体不过是一具归丈夫所属的躯壳。
小说前段，春浩妻因自身欲望和无法忍受丈夫打骂，主动与李老爷发生关系之时，思想和身体已经不再贞顺，以传统视角而言是为“不守妇德”。读者即便同情春浩妻悲惨的遭遇，在看到她失去贞洁时依然无奈感叹道她最后没能守住道德底线，违背伦理。但到小说末尾，短短一段妻子对丈夫温情的回想揭露出她单纯的内心欲望——夫妻和睦。讽刺的是，春浩反以为喜，在他心中妻子愿意去赚钱是顺从的表现，他依旧享受着丈夫身份带来的权威地位和妻子身体的支配权。
春浩夫妻的屈服并不浮于表面道德的沦陷，它披露出的是殖民地的非常状况。道德是以传统为基础，属于应该被遵守的习俗范畴。在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运行上，道德是必不可少的。道德的堕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传统道德标准不再是绝对权威的存在;第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失去秩序。小说中春浩妻和铁蛋妈是当时卖淫求生存的妇女代表，金裕贞将农村妇女选作描写对象以反映在日本压榨剥削下日渐贫困的农村生活，说明殖民地人民在经济极度贫困时可摒弃伦理道德以谋求生存，这一悲惨的现实状况具有普遍性。彼时的日本将殖民地韩国视作粮仓，佃农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剥削的对象，收获的粮食上交后自身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必须寻找其他谋生手段，女性身体商品化则是其中之一。
被压迫的殖民地早已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传统道德规范无法作为绝对权威约束生存艰难的人民，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入侵的‘经济标准’，女性身体变成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至此对不贞洁的卖淫女的评价，不再仅仅是‘恶’或‘不当’，而是从 ‘出卖贞操的失德妇女’转向为‘奉献自己养家糊口的女性’，道德伦理的评判标准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不再固定，传统的话语逐渐失声。春浩妻由身体产生个人价值，并且在短期内能维护家庭人际交往即夫妻之间的和谐，走上理想中通向幸福生活的路。她的道德败于欲望与暴力之下，但同时也立于个人价值和家庭利益之间。
注释：
外在式追述：即时间起点和时间跨度在第一叙述层叙事时间之外，具有补充前事的说明功能。
参考文献
[1][韩]朴政伯.金裕贞研究[D].1976.
[2] [荷]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荷]斯宾诺莎.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英]亨利·西季威克.熊敏译.伦理学史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寇征.中国传統伦理思想对女性人格的构建及反思[J].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2003，（03）：66-68.
[6]罗炽，白萍.中国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金裕贞;雷阵雨;道德;欲望;叙事
一、引言
金裕贞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韩国文坛的小说家，被评价为1935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乡土性的语言和诙谐幽默的表达给予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文学创作风格也起到承接转型期韩国文坛前后的桥梁作用，在韩国文学领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雷阵雨》是金裕贞步入韩国文坛的亮相之作，讲述的是农民春浩因歉收债台高筑，带妻子逃至小山村却无工可做，妄想通过赌博翻身，将妻子送去卖淫以赚取赌资的故事。本文将探讨小说《雷阵雨》交织的欲望与道德，并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的变化轨迹，以及读者情感错杂的原因，对于理解人物行为和殖民时代惨况有重要意义。
二、欲望与道德
欲望是一种本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来源，是一种不能辨别是非对错的、真实自然的非理性存在。欲望本身有好坏之分，由欲望引起的行为有善恶之别。欲望若臣服于理性，行则向善，反之则倚向恶。而善恶是道德世界永恒的议题。
古今中外各大家对欲望都有做详细阐释，并对理与欲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古代中国，先秦各家早已开辟论述理欲的先河，道家崇尚道法自然，老子认为情欲与物欲是人的自然需求但不宜过度，强调“少私寡欲”。儒家倡导欲不能无，节之为善，孟子以人性为善，称“欲”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人要体道必须“养心寡欲”;荀子以人性为恶，将人之自然情欲视为恶的根源，提出节欲而近善。此外，古代也曾出现过极端的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魏晋时期《列子·杨朱》篇“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以人死后不过一堆白骨来促使人们在世时尽情享乐。佛教则认为人生皆苦，而其根源在于“求不得”，倡导无欲。到宋明时期理欲呈现紧张的二元对立状态，二程认为天理与人欲难一;朱熹认为“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此退则彼胜，无中立不进退之理”。但陈亮主张道存在于人的欲望之中，认为得其正的欲望并不损害道德;王夫之倡导人们的物质生活“协以其安”以达到理欲统一，明确指出人的欲望不可无限泛滥。
西方学者对理欲亦众说纷纭。柏拉图认为激情和低贱的身体欲望应屈从于理性之下。基督教主张人的原罪来源于欲望，倡导人要用信仰征服欲望;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强调每个人的欲望或欲求具有利己主义倾向;斯宾诺莎宣称欲望是人的本质自身，认为人需要理性指导生活以免被欲望所吞噬而改变本性。巴特勒认为所有的自然欲望都出自于自爱和善意，但每一种肉体欲望在特定情形下都可能与自爱相冲突，所以理性的自爱不仅应当制约其他的冲动反应还应制约其自身。
纵观古今中外各学者对欲望的论述，可概括为：欲望是人自然存在的本能，作为非理性的欲望对人的行为有明确的指向性且易向‘恶’倾斜，因此需要理性来把控，否则恶行滋生，道德败坏。
道德在人类生活中是一种价值维度的存在，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产物。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解，道德主要是关于人的行为实践价值，其评价标准是好与坏、或者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等。道德生活是谓善生活或好生活（good life），包纳于社会生活之中，受各种利益关系调配和约束。因此道德不仅具有个人价值向度，还有社会道义规范，即道德既有满足自我价值需求的一面，也有满足社会人际交往需求的一面。然而无论是哪一面，都是立足于利益之上，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与人的利益内在相关。
道德与个人自然欲望、社会客观现实紧密相连，故衍生出理欲之辩。至此，可以试图梳理出欲望与道德的关系：欲望是人的自然本能，道德是为实现个人价值、处理人际关系而人为创造的行为规范，如果人任由欲望吞噬，道德则会遭到侵蚀，一是损害自身人格、二是破坏社会道义，而后与“善生活/好生活”渐行渐远。
《雷阵雨》中春浩和春浩妻都有各自的欲望，他们在欲望和道德的交叉作用下行动。作者关于欲望的叙事，包括欲望本身、欲望的起源、欲望的扩大并非平铺直述，而是采取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读者情感层层叠加，产生复杂交错的情感体验，引发读者对人物行为的思考，进而上升至对欲望和道德两个母题的思考。
三、非理性欲望的迸发
现代叙述学理论告诉我们，叙事文本和故事本身存在差异。故事是独立于文本的事件，而叙事文本是作者对故事素材的艺术处理后呈现于读者的文字。《雷阵雨》的叙事顺序和故事顺序并不一致，将文本叙事顺序和故事顺序分别用字母和数字表示，重新整理后如下：
A④.春浩打骂妻子，索要两元钱，妻子跑出家。
B②.妻子谋生艰辛、劳工繁重。
C⑤.春浩妻遇上李老爷，两人发生关系。
D①.贫农春浩因债台高筑背井离乡到小山村，无活可干。
E③.春浩动起靠赌博翻身的念头，想要赌博本金两元。
F⑥.妻子回到家再受打骂，坦白有办法赚取两元钱。
G⑦.春浩转变态度，夫妻温馨度过一夜后春浩为妻子梳妆打扮送去见李老爷。
由此可见，故事顺序和叙述顺序后两部分相同，前五部分不同，即故事中的安排与素材的时间顺序之间存在差别，被称为时间顺序偏离（chronological deviation）或“错时（anachronies）”。若将视角聚焦故事素材，可知①②③部分在说明夫妻两人的生活背景，后面四部分则是叙述现状，前者可看作是后者的缘由。以上是从时间角度对文本进行的分析，除此之外从叙事人角度看文本也有全新发现。以叙事时间为基准，A、F、G是春浩夫妻共同经历的叙事时间段，而B、C和D、E则是分别以春浩妻和春浩的视角来书写的经历和背景回忆，穿插在文本之间。B又是C的起因，D、E则是A的缘由，这样既有顺叙又有倒叙的背景说明，让小说富有变化。如此，对文本叙事做一个总结：小说采用非线性的叙事和视角转换的叙事技巧，使得读者高居敘事上方全景观看人物行动和心理并跟随其变化而变化。接下来将逐一分析，以非线性和双重视角叙事为基础作者笔下出现的欲望和道德主题及两者的联系。 首先，作为小说叙事开头的第④部分是什么内容？是春浩“2元钱”的欲望，全文正是围绕“两元钱”展开的。
他再次试着央求妻子，不过，那语气却颇具威严。
“我说，你想咋给我弄那两元钱啊？”
小说伊始便直指春浩的欲望——“两元钱”，刻画出一个向妻子索要两元钱，甚至侮辱、棍打妻子的丈夫形象。在此并未提及两元钱的用途，抑或说春浩为何需要妻子给自己两元钱，因此引起读者对打骂妻子、向妻子伸手要钱的丈夫春浩的反感，同时也埋下疑问的种子。
欲望是实践活动的来源，人在欲望的影响下行动。若试图理解小说人物的行为，首先要分析其欲望。春浩的欲望呈现横跨小说故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于小说的叙事是非线性的，对于春浩的欲望叙述并非自然递进式，而是由“两元钱”开始，但春浩最初的欲望却是想在乡下踏实做农活。可他作为外乡人，既没有地租也没有雇佣活儿干，为生存发愁之时发现后山摆着赌博摊子，因此打算靠赌博翻身，梦想到首尔后妻子主管家务自己干活，过上好日子。
作者利用错时中的外在式追述描绘春浩的欲望①，以说明“两元钱”这一欲望的起源和用途，这便给读者带来一层反转，使读者了解春浩向妻子索要两元的原因在于他自己无法靠劳力赚取两元钱。“可妻子总是耍滑头不听他的话，这使他着实恼怒不已”，他便采取暴力的方式来发泄愤怒。至此，作者针对春浩索要金钱及暴力行为释疑，让读者知晓春浩的悲惨经历和艰苦的现实生活，不禁联系时代背景生出无奈之感。然而，反转仍未结束。
他曾听人讲乡下女人到首尔，即便做了小妾，几年后也能分得房屋家产，那靠的全是脸蛋漂亮…
回到现实，春浩知道妻子肯听话卖身赚钱后，他的欲望已超越两元钱扩大到“房屋家产”，实现方式则是妻子卖淫。这无疑是对春浩“妻子主管家务…自己出去干活”言辞的最大讽刺，狠狠将其虚伪面具撕下。作者通过欲望的倒叙，以现在、过去、未来的欲望呈现方式给予文本张力，让读者情绪跟随小说再三反转，读者看到春浩非理性的‘欲望’及其带来的荒唐后果。若说想要种田和干活儿的春浩的欲望依旧处于理性主导之下，那陷入投机陷阱的他已被非理性欲望掌控，因欲望得不到满足产生愤怒，以致做出殴打、辱骂妻子等丢失理性的行径。客观言之，希望通过赌博翻身的春浩显然是愚蠢无知的人物，欲望本身已是不当，由不当欲望驱使的暴力举动更是为人所不齿。道德层面上，春浩已无法创造个人价值且不具备掌控欲望的能力，凌驾于理性之上的欲望使他以言语侮辱、暴力强迫等伤害妻子的方式破坏夫妻道义。他道德在逐渐堕落，与他梦想的“好日子”看似逐步靠近实则渐行渐远。
四、道德伦理的出走与复归
小说对于春浩妻的行为和心理描写均集中在她逃出家门到重新回家之间，在小说的叙事顺序中靠前。春浩妻因丈夫打骂逃出家门去找铁蛋妈的过程中，作者同样采用外在式追述描写春浩妻的辛苦劳作生活、对铁蛋妈的羡慕和嫉妒、错失攀上李老爷良机的懊悔和痛苦。尽管如此，春浩妻在此之前从未跨越伦理道德的界限做出不伦之事。她努力干活，挖山货换取口粮来支撑自己和“成天游手好闲的丈夫”的基本生活。可她的忍耐终究在无休止的暴力中到达极限。
然而，再怎么受苦受累，也总会比丈夫日渐狠毒的打骂强得多。
作为殖民地妇女，春浩妻遭受的是帝国主义秩序与本土男权社会的双重压迫，而致使春浩妻愿意用身体交换两元钱的决定性因素正是春浩愈发残暴的打骂。只要能跟丈夫和和睦睦过日子，她就不会拒绝委身他人，尽管这令她无比羞耻。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剥削定然使春浩夫妻生存艰难，但若春浩不施以暴力，春浩妻便不会遭遇李老爷的羞辱，更不会主动献身给李老爷。最终她“精心策划”了一场成功的献身戏，丈夫停止了打骂，夫妻久违地拥有了温情的一夜。
妻子听从丈夫的话，早就幵始在梳头…妻子回想着与丈夫隔了很久才有过的温情，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喜悦。想着想着，自己还小声笑了起来。
第二天，妻子听从丈夫的话早起梳妆打扮准备赴约。在梳妆过程中，妻子想的不是自己终于可以过好日子，而是昨晚与丈夫难得的温情。这是描写春浩妻心理的最后一段话，短短一段话她又回归到撩裙摆之前那个单纯、顺从、传统的妻子形象。诚然，春浩妻亦同春浩一样想过吃饱穿暖的生活，也曾为李老爷没有成功侵犯自己而后悔，但最终她的失身是为夫妻关系和睦而计划的，不是自私地为自己。春浩妻的身体背叛了春浩，但心依然忠诚于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朝鲜底层女性的人格依然受男权制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束缚，男尊女卑下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伦理思想致使女性极度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纲常论是中国伦理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是千百年来中国人际道德关系的基本准则。据冯友兰先生的观点，纲常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夫为妻纲隶属三纲之伦，三从四德是宋明后愈加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妇女以夫为尊，对于妇女来说身体不过是一具归丈夫所属的躯壳。
小说前段，春浩妻因自身欲望和无法忍受丈夫打骂，主动与李老爷发生关系之时，思想和身体已经不再贞顺，以传统视角而言是为“不守妇德”。读者即便同情春浩妻悲惨的遭遇，在看到她失去贞洁时依然无奈感叹道她最后没能守住道德底线，违背伦理。但到小说末尾，短短一段妻子对丈夫温情的回想揭露出她单纯的内心欲望——夫妻和睦。讽刺的是，春浩反以为喜，在他心中妻子愿意去赚钱是顺从的表现，他依旧享受着丈夫身份带来的权威地位和妻子身体的支配权。
春浩夫妻的屈服并不浮于表面道德的沦陷，它披露出的是殖民地的非常状况。道德是以传统为基础，属于应该被遵守的习俗范畴。在社会生活的正常有序运行上，道德是必不可少的。道德的堕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传统道德标准不再是绝对权威的存在;第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失去秩序。小说中春浩妻和铁蛋妈是当时卖淫求生存的妇女代表，金裕贞将农村妇女选作描写对象以反映在日本压榨剥削下日渐贫困的农村生活，说明殖民地人民在经济极度贫困时可摒弃伦理道德以谋求生存，这一悲惨的现实状况具有普遍性。彼时的日本将殖民地韩国视作粮仓，佃农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地主剥削的对象，收获的粮食上交后自身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必须寻找其他谋生手段，女性身体商品化则是其中之一。
被压迫的殖民地早已失去正常的生活秩序，传统道德规范无法作为绝对权威约束生存艰难的人民，取而代之的是逐渐入侵的‘经济标准’，女性身体变成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至此对不贞洁的卖淫女的评价，不再仅仅是‘恶’或‘不当’，而是从 ‘出卖贞操的失德妇女’转向为‘奉献自己养家糊口的女性’，道德伦理的评判标准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不再固定，传统的话语逐渐失声。春浩妻由身体产生个人价值，并且在短期内能维护家庭人际交往即夫妻之间的和谐，走上理想中通向幸福生活的路。她的道德败于欲望与暴力之下，但同时也立于个人价值和家庭利益之间。
注释：
外在式追述：即时间起点和时间跨度在第一叙述层叙事时间之外，具有补充前事的说明功能。
参考文献
[1][韩]朴政伯.金裕贞研究[D].1976.
[2] [荷]米克·巴尔.谭君强译.叙述学：叙述理论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荷]斯宾诺莎.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英]亨利·西季威克.熊敏译.伦理学史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5]寇征.中国传統伦理思想对女性人格的构建及反思[J].中共山西省党校学报，2003，（03）：66-68.
[6]罗炽，白萍.中国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