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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民国教科书开始选编白话选文，使得现代白话文进入教育领域。本文以《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等民国教科书为例，从文体角度进行细致科学地分析，探讨白话选文文体变化的表现和成因，以期佐证民国教科书白话选文对现代白话文变革和发展的作用及意义。
关键词：民国教科书；白话选文；文体
自1920年民国教育部正式赋予了白话文法定身份后，民国教科书选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先驱为了实现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意图与构想，对教科书白话选文进行了积极探讨。各类体式新、内容新的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作为第一套系统的文白混编的教科书，影响深远；傅东华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选文经典，流行甚广，堪称19世纪 30年代的代表。分析民国教科书白话选文文体的变化，既有利于探求教科书白话选文对现代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又对当前语文教材的革新具有借鉴意义。
白话文进入民国教科书之初，对选文的思想性的重视远大于形式。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四册，共收入129篇白话文作品，其中现代白话文80余篇，选文大都为“有关新道德、新智识、新思想的文字”，尤以反映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评论居多。1923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沈镕编著的《国语文选》共6册120篇，选文以科学、道德、人生等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问题为中心，重学术，思想性强。
而胡适校订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则充分展示了现代白话纯文学的多样性。胡适主张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白话文。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书中，他强调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带文学的性质”，并指出其内容应该包括“至少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小说，除了古代白话小说，还应有翻译的如《侠隐记》和其他白话的短篇小说。此外，白话的戏剧、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也应收录在教科书中。
《国语》编辑者如朱经农，也赞同纳入小说作为初中国语课程中的一项，并提出要对介绍给学生看的小说进行一番选择和整理；叶绍钧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也提出国文教材的普遍标准要“具有文学趣味”；周予同认为，“将十三四岁的儿童，不发展他固有的天才，给他人生应有的艺术，而迫他入狭义的职业……这是不人道的”，固然这是对狭义的职业教育的反对，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
在1922年10月的一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胡适发表了《再论中学的国文》的演讲，对国文教材的分类提出了新的主张，即“小说”“戏剧与诗歌”“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古白话文学选本”和“国语文的文法”5项。这里将“古白话文学选本”单独列出，可见“小说”“戏剧与诗歌”和“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专指现代白话作品而言。尤其是明确提出诗歌进入中学语文的必要，这无疑是他的现代白话诗歌理论的相对成熟和新詩创作实践取得成绩后的深刻思考。他对小说在白话文普及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与后来《白话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主张殊途同归。胡适的文体理论推动了教科书的发展，这在他参与校订的《国语》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从《国语》整体的白话选文来看，现代白话文占了多数，除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胡适的《什么叫做短篇小说》《文学的方法》《国学季刊宣言》等学术性强的文章入选外，更多新文学作品进入了这套教材：小说有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汪敬熙的《雪夜》，谢寅的《希望》，叶绍钧的《伊和他》《晓寒的琴歌》《祖母的心》《阿菊》等；散文方面有洪白蘋的《天亮了》、谢婉莹的《笑》，周作人的《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徐志摩的《泰山日出》等；并且收录了胡适、郑振铎、俞平伯、傅斯年、郭沫若、刘延陵等人的白话新诗10首。这是对新诗的极大肯定，在当时的中学国文教材中难能可贵，《国语》白话选文的文学性由此凸显。
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适宜入选的优秀作品尚不丰富，编辑者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白话文的积极性，不仅收录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还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选取了英、俄、德、法等国的翻译作品34篇，仅翻译南非的作品就入选了3篇。《国语》不仅选取的翻译作品是多国的，体裁也是多样的，有议论性的学术文，有抒情性的小说等，比如刘文典翻译的《佛兰克林自传》、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航海》等，小说尤以短篇为多。周予同论及白话选文时说：“小说如周作人译的《点滴》，胡适译的《短篇小说集》，很可作范本。”他编辑的《国语》中就收入了《短篇小说集》里的《最后一课》《决斗》《二渔夫》《一件美术品》等篇，以及《点滴》里的《卖火柴的女儿》《沙漠间的三个梦》《黄昏》《铁圈》等篇。大量翻译作品的入选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得以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科书的白话文体，增加了学生对现代白话的接触，在客观上影响了白话文的发展，使包括语法在内的欧化现象不可避免。
20世纪30年代，语文教科书的代表《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中共237篇选文，其中现代白话文128篇，文艺性质的作品60余篇。小说有巴金的《狮子》、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鲁迅的《鸭的喜剧》等；诗歌有周作人的《画家》、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歌》、朱自清的《记游》、陈衡哲的《定河与扬子江》、刘大白的《卖花女》等，以及散文诗《生机》（沈尹默）和《自然的微笑》（刘大白）；散文数量最多，如黄炎培的《热河》、徐志摩的《想飞》、郑振铎的《海燕》、许地山的《春底林野》、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之十》和《慰冰湖畔》、茅盾的《红叶》和《卖豆腐的哨子》、王鲁彦的《雪》、陈西滢的《哀思》、傅东华的《山胡桃》和《火龙》等，其中仅周作人就有7篇入选。
因应用文无论从语言上还是思想上皆缺少美感，对于其是否入选，各家持不同态度。周予同则反对教授国文提倡绝对的、即时的实际应用，而抛弃一切所谓国故的概要和文学的涵养。但张文昌认为《国语》“然于实用文方面，实太缺少”。梁启超曾表示，中学的目的不在培养专门的文学家，因而教科书应以应用文为主、美文为辅。20世纪30年代以来教育界对中学生国文程度展开讨论，其中就有中学阶段重视应用文的倡议。叶圣陶认为如果只偏重纯文学，这样的教学思路与传统的国文教学并无二致，国语教科书的选文除文学作品外还应该包括普通文即“记叙文”“论说文”和“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出于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的兴趣、熟悉现代白话文体的目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教科书白话选文不仅艺术性突出，文体更加多样，特色鲜明。如《国文》中有日记、游记、传记、书札、宣言、演说辞等，选文类型就十分丰富。这一类认识为白话文使用领域的扩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白话的发展和成熟。 虽然应用文选文受到重视，但新文学作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余冠英对当时坊间出现的部分过于偏重应用类选文的教科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欣赏文艺能够使学生得到“陶养性灵，扩展想象，了解人性物态等益处”，而白话选文更容易“培养欣赏文艺的兴趣”，所以中学国文教科书应将文艺做主要的教材，“文艺作品应该在选文里占大多数”，并在文中进一步表示：
注重了文艺，并非就是放弃了应用。“应用”的意义不能看得太狭，学生有了用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就能应用。应用文在文理通顺的人只要晓得格式无不能做。晓得格式并不是难事，另有专书备查，不必一一在国文教本里陈列出榜样来……应该赶快腾让腾让给文艺。
李广田也发表了《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文章，后收录在《中学国文的道路》一书中。他主张选小说、新诗和戏剧为教材，且“应以散文为多数”，“用了这种新颖的，与实际生活切近的，最易接受，最富感染力的文艺性教材，我相信可以引起学生对于国文一科的兴趣，因而可以使之增高对于国文一科的重视，因而可以渐渐把国文程度提高起来”。
译文是否当选入教科书也备受争议。余冠英认为如果“译笔精洁可读”，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先生的翻译是值得选录的，尤其“所译都是名家杰构，就更有意义了”。但继孟宪承《初中读文教学之研究》一文发表后，阮真也表示了对浅近的翻译文学盛行于国语文教科书的不满，“拿外国的翻译文学来代替中国文学，占了中学国文教材的重要地位，在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教材的位置看来，都是很不应该的”。与《国语》相反，《国文》中编辑大意里即明确表示“译品一概不收”。
教育先驱关于语文教育中白话文的构想指导着教科书的编订，并获得了实践的充分检验；也正是通过白话作品进入教科书这种渠道，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新文学的具体风貌，丰富了他们关于白话文学的想象，新文学由此迅速传播开来，拥有了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创作队伍也得以发展壮大，新的创作如海潮般不断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胡适等人对现代文体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了新文学文体意识的建构。
参考文献：
[1]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學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J].国文月刊，1932（2）.
[2]叶绍钧.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221.
[3]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565-579.
[4]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5]张文昌.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国文[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221.
[6]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
[7]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730-739.
[8]李广田.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740-757.
关键词：民国教科书；白话选文；文体
自1920年民国教育部正式赋予了白话文法定身份后，民国教科书选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育先驱为了实现自己对教育事业的意图与构想，对教科书白话选文进行了积极探讨。各类体式新、内容新的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作为第一套系统的文白混编的教科书，影响深远；傅东华编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选文经典，流行甚广，堪称19世纪 30年代的代表。分析民国教科书白话选文文体的变化，既有利于探求教科书白话选文对现代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又对当前语文教材的革新具有借鉴意义。
白话文进入民国教科书之初，对选文的思想性的重视远大于形式。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文范》四册，共收入129篇白话文作品，其中现代白话文80余篇，选文大都为“有关新道德、新智识、新思想的文字”，尤以反映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评论居多。1923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沈镕编著的《国语文选》共6册120篇，选文以科学、道德、人生等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问题为中心，重学术，思想性强。
而胡适校订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则充分展示了现代白话纯文学的多样性。胡适主张通过阅读小说来学习白话文。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书中，他强调中学语文教材“应该带文学的性质”，并指出其内容应该包括“至少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小说，除了古代白话小说，还应有翻译的如《侠隐记》和其他白话的短篇小说。此外，白话的戏剧、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也应收录在教科书中。
《国语》编辑者如朱经农，也赞同纳入小说作为初中国语课程中的一项，并提出要对介绍给学生看的小说进行一番选择和整理；叶绍钧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也提出国文教材的普遍标准要“具有文学趣味”；周予同认为，“将十三四岁的儿童，不发展他固有的天才，给他人生应有的艺术，而迫他入狭义的职业……这是不人道的”，固然这是对狭义的职业教育的反对，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文学在语文教育中的作用。
在1922年10月的一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胡适发表了《再论中学的国文》的演讲，对国文教材的分类提出了新的主张，即“小说”“戏剧与诗歌”“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古白话文学选本”和“国语文的文法”5项。这里将“古白话文学选本”单独列出，可见“小说”“戏剧与诗歌”和“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专指现代白话作品而言。尤其是明确提出诗歌进入中学语文的必要，这无疑是他的现代白话诗歌理论的相对成熟和新詩创作实践取得成绩后的深刻思考。他对小说在白话文普及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与后来《白话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主张殊途同归。胡适的文体理论推动了教科书的发展，这在他参与校订的《国语》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从《国语》整体的白话选文来看，现代白话文占了多数，除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胡适的《什么叫做短篇小说》《文学的方法》《国学季刊宣言》等学术性强的文章入选外，更多新文学作品进入了这套教材：小说有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汪敬熙的《雪夜》，谢寅的《希望》，叶绍钧的《伊和他》《晓寒的琴歌》《祖母的心》《阿菊》等；散文方面有洪白蘋的《天亮了》、谢婉莹的《笑》，周作人的《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徐志摩的《泰山日出》等；并且收录了胡适、郑振铎、俞平伯、傅斯年、郭沫若、刘延陵等人的白话新诗10首。这是对新诗的极大肯定，在当时的中学国文教材中难能可贵，《国语》白话选文的文学性由此凸显。
在新文学发展的初期，适宜入选的优秀作品尚不丰富，编辑者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白话文的积极性，不仅收录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还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地选取了英、俄、德、法等国的翻译作品34篇，仅翻译南非的作品就入选了3篇。《国语》不仅选取的翻译作品是多国的，体裁也是多样的，有议论性的学术文，有抒情性的小说等，比如刘文典翻译的《佛兰克林自传》、耿济之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航海》等，小说尤以短篇为多。周予同论及白话选文时说：“小说如周作人译的《点滴》，胡适译的《短篇小说集》，很可作范本。”他编辑的《国语》中就收入了《短篇小说集》里的《最后一课》《决斗》《二渔夫》《一件美术品》等篇，以及《点滴》里的《卖火柴的女儿》《沙漠间的三个梦》《黄昏》《铁圈》等篇。大量翻译作品的入选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得以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教科书的白话文体，增加了学生对现代白话的接触，在客观上影响了白话文的发展，使包括语法在内的欧化现象不可避免。
20世纪30年代，语文教科书的代表《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国文》中共237篇选文，其中现代白话文128篇，文艺性质的作品60余篇。小说有巴金的《狮子》、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鲁迅的《鸭的喜剧》等；诗歌有周作人的《画家》、胡适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歌》、朱自清的《记游》、陈衡哲的《定河与扬子江》、刘大白的《卖花女》等，以及散文诗《生机》（沈尹默）和《自然的微笑》（刘大白）；散文数量最多，如黄炎培的《热河》、徐志摩的《想飞》、郑振铎的《海燕》、许地山的《春底林野》、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之十》和《慰冰湖畔》、茅盾的《红叶》和《卖豆腐的哨子》、王鲁彦的《雪》、陈西滢的《哀思》、傅东华的《山胡桃》和《火龙》等，其中仅周作人就有7篇入选。
因应用文无论从语言上还是思想上皆缺少美感，对于其是否入选，各家持不同态度。周予同则反对教授国文提倡绝对的、即时的实际应用，而抛弃一切所谓国故的概要和文学的涵养。但张文昌认为《国语》“然于实用文方面，实太缺少”。梁启超曾表示，中学的目的不在培养专门的文学家，因而教科书应以应用文为主、美文为辅。20世纪30年代以来教育界对中学生国文程度展开讨论，其中就有中学阶段重视应用文的倡议。叶圣陶认为如果只偏重纯文学，这样的教学思路与传统的国文教学并无二致，国语教科书的选文除文学作品外还应该包括普通文即“记叙文”“论说文”和“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出于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的兴趣、熟悉现代白话文体的目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教科书白话选文不仅艺术性突出，文体更加多样，特色鲜明。如《国文》中有日记、游记、传记、书札、宣言、演说辞等，选文类型就十分丰富。这一类认识为白话文使用领域的扩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白话的发展和成熟。 虽然应用文选文受到重视，但新文学作品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余冠英对当时坊间出现的部分过于偏重应用类选文的教科书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欣赏文艺能够使学生得到“陶养性灵，扩展想象，了解人性物态等益处”，而白话选文更容易“培养欣赏文艺的兴趣”，所以中学国文教科书应将文艺做主要的教材，“文艺作品应该在选文里占大多数”，并在文中进一步表示：
注重了文艺，并非就是放弃了应用。“应用”的意义不能看得太狭，学生有了用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能力，就能应用。应用文在文理通顺的人只要晓得格式无不能做。晓得格式并不是难事，另有专书备查，不必一一在国文教本里陈列出榜样来……应该赶快腾让腾让给文艺。
李广田也发表了《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的文章，后收录在《中学国文的道路》一书中。他主张选小说、新诗和戏剧为教材，且“应以散文为多数”，“用了这种新颖的，与实际生活切近的，最易接受，最富感染力的文艺性教材，我相信可以引起学生对于国文一科的兴趣，因而可以使之增高对于国文一科的重视，因而可以渐渐把国文程度提高起来”。
译文是否当选入教科书也备受争议。余冠英认为如果“译笔精洁可读”，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等先生的翻译是值得选录的，尤其“所译都是名家杰构，就更有意义了”。但继孟宪承《初中读文教学之研究》一文发表后，阮真也表示了对浅近的翻译文学盛行于国语文教科书的不满，“拿外国的翻译文学来代替中国文学，占了中学国文教材的重要地位，在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教材的位置看来，都是很不应该的”。与《国语》相反，《国文》中编辑大意里即明确表示“译品一概不收”。
教育先驱关于语文教育中白话文的构想指导着教科书的编订，并获得了实践的充分检验；也正是通过白话作品进入教科书这种渠道，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新文学的具体风貌，丰富了他们关于白话文学的想象，新文学由此迅速传播开来，拥有了最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创作队伍也得以发展壮大，新的创作如海潮般不断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胡适等人对现代文体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了新文学文体意识的建构。
参考文献：
[1]黎锦熙.三十年来中等學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J].国文月刊，1932（2）.
[2]叶绍钧.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221.
[3]阮真.时代思潮与中学国文教学[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565-579.
[4]周予同.对于普通中学国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
[5]张文昌.中学国文教学底几个根本问题和实际问题国文[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221.
[6]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55.
[7]余冠英.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730-739.
[8]李广田.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A].李杏保，方有林，徐林祥，国文国语教育论典[C].北京：语文出版社，2014：74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