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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兰亭集序》一课时，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个词反复出现多达三次——“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针对“俯仰”二字，课下注释简单解释为“意为一俯一仰之间，一生已过。比喻人生短暂”。难道是名家词穷，有重复之嫌？细细深思，恰由此生出许多意味来。这三处“俯仰”意蕴各个不同，不妨以此为抓手，不仅能更好地推动学生抓住本文的情感线索，领悟作者的哲学深思，还可探得文本背后魏晋时期文人的普遍心态与生命意识。
且先看第一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是一个高度凝练而又富有经典文化意义的动作。仰望偌大无穷的宇宙，俯察光怪陆离的万物，四顾茫茫，天地也无涯，反观自身，只能是彷徨而无所依归罢了。“俯仰”二字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这样一种“仰观俯察”的姿态，正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语码。叶嘉莹在《唐宋词十七讲》里曾反复强调语码的重要：“语言文字的符号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重要的，每一个语言符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作用……是一个code，敲响一个钮键，能够引起你一大片联想。”在这里，“俯仰”就是一个只有在相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人才能领悟其中深意的语码，即从天地万物中获取审美观照，从而达到“通德”“类情”的目的。
从孔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到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孟子·尽心上》里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情愫。山水不言，然“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东晋文人们苦苦寻觅的自得之乐、逍遥之趣、无形之美最终在会稽的佳山秀水中寻得了融通。《世说新语》饶有趣味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王羲之也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以“镜”为喻，其实就是内心情感之投射与对外物的审美观照最终达到了融通、虚静之境。故而即便是“无丝竹管弦之盛”，但见清境幽景，却特别能够体现出晋人那种简淡玄远的审美追求。反复研读，如见作者那萧爽飘逸的风神，文如其人，可见一斑。
第二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作者用精练凝重的文字展现了当时文人们的精神状态，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前者静，如王羲之本人沉湎于书法、陶渊明任情于自然；后者动，如阮籍“率意独驾、穷途而哭”，刘伶“恒纵酒放达”……他们或清谈或纵欲，实则是于混乱的局势下寻求自适。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大夫们还普遍怀抱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信条。到了魏晋时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政权更迭，建安时期的文人已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李泽厚《美的历程》）而生命愈是短暂，便愈值得人们珍惜。以曹操、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以其慷慨激昂、积极进取的风骨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筆后，士林弥漫的是更加浓烈而黑暗的死亡气息。司马氏在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对反对派的镇压极其严厉、残酷，“识者虑有危机”，人人自危，朝不虑夕。生命尚且没有保证，更遑论政治理想。很多文人有感于生命之脆弱，最后只能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与世俯仰，寻找慰藉，或酒色，或药石，或音乐，或山水。还有一些文人如山涛，则隐忍苟活，“与世俯仰，以求富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的“俯仰”并不是强调人生短暂，而是指与世事的周旋、进退，亦或是人生的顺与逆。
公元353年，五十岁的王羲之可曾遭遇过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呢？王羲之出身东晋名门琅琊王氏，东晋重臣王导是他的伯父，父亲王旷是司马睿的高参；小小年纪便因为长相清秀可爱聪明伶俐为大将军王敦所宠爱；十三岁时就因为周顗宴席间先割牛心炙给他而知名，十六岁时又被太尉郗鉴选为“东床快婿”；他的书法更是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时人称赞他的书法是“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一帆风顺：七岁时父亲率兵北伐，兵败失踪。不蒙父训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小时木讷，十三岁才表现出才华。长大后善辩，却又性情孤傲耿直。十六岁时被阮裕视为“王家三少”中的王承、王悦都已成为皇帝内侍，而王羲之却没有抓住机会。皇帝多次下诏征召他为官，皆不就。等到王羲之在朋友劝说下勉强为官，“既拜护军”，苦求宣城太守，不许；力阻殷浩北伐，不成；等到王述官显，求分会稽为越州又不得，“且行人失辞，又为时贤所笑”。王羲之只能“内怀愧叹，遂称病去郡”，彻底破灭了他的政治理想。当五十岁的王羲之颓然就坐于兰亭会，回想自己半生荣辱，又怎么会不悲慨人世之变迁、时光之短促呢？
这一悲情到了文末又变为沉痛，第三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极言时光短促，世事变化无常。面对时人所秉持的“一死生、齐彭殇”的想法，王羲之终于跳脱出一己的得失，而将目光放射到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与生活的宇宙，由对个体生命一时一景喜乐伤悲的感触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生命“悲”之体悟，营造出了千古同悲的哲学气韵。
钱锺书先生一语道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振作，以求乐观。”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如此评《兰亭集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作此评价，当是看到了王羲之于动荡时代目睹生命既脆弱又美好的顿悟，看似大无奈的背后其实是对生命的一往情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更是人之性灵的觉醒。
（作者单位：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
且先看第一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这是一个高度凝练而又富有经典文化意义的动作。仰望偌大无穷的宇宙，俯察光怪陆离的万物，四顾茫茫，天地也无涯，反观自身，只能是彷徨而无所依归罢了。“俯仰”二字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这样一种“仰观俯察”的姿态，正是一种特定的文化语码。叶嘉莹在《唐宋词十七讲》里曾反复强调语码的重要：“语言文字的符号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重要的，每一个语言符号，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作用……是一个code，敲响一个钮键，能够引起你一大片联想。”在这里，“俯仰”就是一个只有在相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人才能领悟其中深意的语码，即从天地万物中获取审美观照，从而达到“通德”“类情”的目的。
从孔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到李白的《静夜思》“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从《孟子·尽心上》里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到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情愫。山水不言，然“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东晋文人们苦苦寻觅的自得之乐、逍遥之趣、无形之美最终在会稽的佳山秀水中寻得了融通。《世说新语》饶有趣味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季，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王羲之也说：“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以“镜”为喻，其实就是内心情感之投射与对外物的审美观照最终达到了融通、虚静之境。故而即便是“无丝竹管弦之盛”，但见清境幽景，却特别能够体现出晋人那种简淡玄远的审美追求。反复研读，如见作者那萧爽飘逸的风神，文如其人，可见一斑。
第二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作者用精练凝重的文字展现了当时文人们的精神状态，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前者静，如王羲之本人沉湎于书法、陶渊明任情于自然；后者动，如阮籍“率意独驾、穷途而哭”，刘伶“恒纵酒放达”……他们或清谈或纵欲，实则是于混乱的局势下寻求自适。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士大夫们还普遍怀抱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信条。到了魏晋时战乱频仍、瘟疫横行、政权更迭，建安时期的文人已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李泽厚《美的历程》）而生命愈是短暂，便愈值得人们珍惜。以曹操、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以其慷慨激昂、积极进取的风骨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筆后，士林弥漫的是更加浓烈而黑暗的死亡气息。司马氏在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对反对派的镇压极其严厉、残酷，“识者虑有危机”，人人自危，朝不虑夕。生命尚且没有保证，更遑论政治理想。很多文人有感于生命之脆弱，最后只能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与世俯仰，寻找慰藉，或酒色，或药石，或音乐，或山水。还有一些文人如山涛，则隐忍苟活，“与世俯仰，以求富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里的“俯仰”并不是强调人生短暂，而是指与世事的周旋、进退，亦或是人生的顺与逆。
公元353年，五十岁的王羲之可曾遭遇过人生的顺境与逆境呢？王羲之出身东晋名门琅琊王氏，东晋重臣王导是他的伯父，父亲王旷是司马睿的高参；小小年纪便因为长相清秀可爱聪明伶俐为大将军王敦所宠爱；十三岁时就因为周顗宴席间先割牛心炙给他而知名，十六岁时又被太尉郗鉴选为“东床快婿”；他的书法更是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时人称赞他的书法是“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然而他的仕途却并不一帆风顺：七岁时父亲率兵北伐，兵败失踪。不蒙父训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小时木讷，十三岁才表现出才华。长大后善辩，却又性情孤傲耿直。十六岁时被阮裕视为“王家三少”中的王承、王悦都已成为皇帝内侍，而王羲之却没有抓住机会。皇帝多次下诏征召他为官，皆不就。等到王羲之在朋友劝说下勉强为官，“既拜护军”，苦求宣城太守，不许；力阻殷浩北伐，不成；等到王述官显，求分会稽为越州又不得，“且行人失辞，又为时贤所笑”。王羲之只能“内怀愧叹，遂称病去郡”，彻底破灭了他的政治理想。当五十岁的王羲之颓然就坐于兰亭会，回想自己半生荣辱，又怎么会不悲慨人世之变迁、时光之短促呢？
这一悲情到了文末又变为沉痛，第三处：“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极言时光短促，世事变化无常。面对时人所秉持的“一死生、齐彭殇”的想法，王羲之终于跳脱出一己的得失，而将目光放射到整个人类存在的历史与生活的宇宙，由对个体生命一时一景喜乐伤悲的感触升华到对整个人类生命“悲”之体悟，营造出了千古同悲的哲学气韵。
钱锺书先生一语道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振作，以求乐观。” 清人吴楚材、吴调侯选注的《古文观止》如此评《兰亭集序》：“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作此评价，当是看到了王羲之于动荡时代目睹生命既脆弱又美好的顿悟，看似大无奈的背后其实是对生命的一往情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更是人之性灵的觉醒。
（作者单位：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