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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对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对各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带来严峻挑战。为维护和巩固执政安全，国外许多国家执政党纷纷启动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改革，它们的命运也因此而起伏跌宕。
外国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成因与背景
内外交困的执政形势迫使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走上改革之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建立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随着形势的变迁使得其弊端日显。政治上高度集权、执政方式僵化，执政效率低下，执政能力衰竭；经济长期发展滞后，生产效率很低，基本供应短缺，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攀升，广大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社会陷入一触即发的局面。同时，这些国家执政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党内人心涣散，腐败孳生，党和国家的官僚阶层蜕化变质，这也给西方的思想渗透特别是和平演变提供了土壤。
苏东剧变导致越朝老古等现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内外执政环境恶化。这些党多年来脱离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经济发展出现战略性失误，经济社会形势空前严峻，加上一些党内也出现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现象，更由于物质产品匮乏，失业人数增多，导致人民群众不满。美国等西方国家乘机加紧对四国实施和平演变政策，支持反对派势力制造混乱，给四国执政党执政带来严重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也在全球化形势下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理论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其体制弊端及社会后果日显。自90年代以来，先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金融危机，致使此前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二是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遭遇挑战，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其传统的权力掌控模式造成重大挑战，甚至危及执政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三是一些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重重。尤其是威权治党、派系斗争、腐败问题和传统的领导、组织体制制约着大党、老党的发展，乃至因此丧权，不少新生执政党又经验不足，甚至昙花一现。
发达国家执政党也在全球化、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面临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并出现了许多的复杂难题。一是经济增长乏力，传统发展模式遭到空前挑战，这在西欧国家更为典型。二是一些国家决策体制僵化，办事效率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三是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由于税收高、工资高、福利高的“三高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带来了财政困难加剧、就业岗位减少及产业“空心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四是传统执政党社会基础萎缩，政治影响力下降，组织动员能力削弱，甚至造成了其主导社会发展的协调和管理能力的弱化，导致许多社会现实问题难以解决。
国外一些执政党以改革谋求 执政安全的举措和经验教训
1、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改革失控最终蜕变为“改向”。改革理念与目标逐步背离初衷，最后走向了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类党在改革之初推动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克服传统模式弊端，使生产关系能够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进而增强体制与制度活力，为人民谋利益。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之初确实有此意愿，但在经济改革受挫后，苏共在改革理念和目标上发生显著变化。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理念，以“民主化”、“公开性”为原则，将改革目标转向政经体制乃至制度，认为靠小修小补已不行，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多数东欧国家执政党在苏共影响下，也把“民主社会主义”视为革新方向，把融入西方世界作为改革的目标。
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大都经历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由有控制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向激进改革的演变。改革之初，苏东各国总体上能坚持共产党领导，有步骤地、渐进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苏东各国执政党的改革变成改向：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自动放弃党的领导和法定的执政地位，允许反对派势力兴风作浪；在经济上，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急速转向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并推动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变革；在社会上，实行多元化和民主化，从高度控制转向全面放手，推行言论、新闻、出版的绝对自由，默认乃至纵容街头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主动倒向西方世界甚至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这时期，苏东执政党已无法自主掌控改革的方向、节奏，在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裹胁下，后期的改革多以激进乃至极端方式进行，由极少数人鼓动和推进，进而出现在经济改革中的“500天计划”等现象，执政党的消亡，国家的“变色”，社会的转向也是在数月乃至更短的时间里完成。
苏东国家执政党的改革改变了江山本色，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还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有的还引发了内战。改革未能使百姓受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受益的仅是极少数的政治钻营者、投机者以及反对派势力。但这不是改革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些执政党推行错误的改革政策与方法所致，特别是党的最高层领导在改革中的政治失误，其中最致命的是方向性错误。
2、越、朝、老、古执政党在吸取苏东教训时稳妥推动改革。它们在改革中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通过改革维护执政安全。越共六大表示，革新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之路。只有推动革新才能胜利地对付一切挑战。老党八大强调发展是新时期改革的第一要务。古共、朝党则认为改革的核心和首要目标是确保政权稳定。古共认为，古巴最大的国情是毗邻亡古之心不死的美国，因此，改革应当慎之又慎，应毫不犹豫地将稳定放在第一位。朝党则突出“先军政治”，认为军事强大才能捍卫政权，进而发展经济。
四国执政党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各有特点。越共和老人革党致力于通过推进改革来稳固政权。首先是解放思想，在全党统一思想认识，为革新开放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是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又积极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其三是改革从经济入手，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并大力发展非公经济，逐渐深化经济体制革新，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四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方式，调整党政关系，努力改变以党代政的执政体制，加强法制建设，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其五是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两党都致力于加大减贫力度，增加社会投入，增加就业，并妥善处理民 族、宗教问题。其六是主动推进党的自我革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改革党的领导与组织机制，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其七是推行全方位外交，改变“一边倒”的传统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总体来讲，两党的改革还是取得较好成效。
古共、朝党稳步谨慎推进改革，注意防范执政风险。一是在理论建设问题上坚持自身特色。古共主张利用市场，但明确表示不搞市场经济。朝党以“先军政治”为主导，把巩固政权置于首位。两党都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适度下放权力，鼓励个体经济的某些发展，并在局部领域进行调改。其次是在执政体制和方式上有所调整。古共在卡斯特罗生病后开启了权力交接进程，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朝党实行以军事体制统领国家的方式，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其三是加强党的各项建设，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本地化。古共调整了党的领导体制，恢复中央书记处，允许宗教人士入党，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古共还重视廉政建设，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密切党群关系。朝党重视整肃领导干部队伍，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注意利用基层组织来维护政权。其四是设法调整对外关系，改善生存环境。两党都把突破对美国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调整的重心，朝党还曾以“拥核”为手段，寻求与美国对话。古共也释放同美改善关系的意愿。但两国较严峻的外部环境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3、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改革路径各异、效果不尽相同。多数党重视在维护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推动体制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举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实施私有化改造，发展私营经济，放宽政府管制，扩大市场调节力度，努力吸引外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90年代，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执政党还深化了金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受挫后，新上台的执政党又进行政策回调，加强宏观调控，削弱外国资本控制，保护民族经济；调整发展战略，泰国泰爱泰党提出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因素的“双向型”发展战略，马来西亚巫统提出综合发展战略。阿尔及利亚民阵党重新执政后，放弃“唯石油发展战略”，突出发展第三产业。印度人民党推行了以发展信息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社会领域的调整以建立和完善基本保障体系为核心。加大政府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公共开支，改善教育、医疗、就业条件；实施扶贫计划，加大减贫力度，如智利中左政府的“团结智利”计划，巴西劳工党的“零饥饿运动”等。
在政治领域的调整主要在于缓解执政压力。一些执政党为此借用西方多党制与民主模式，主动修改宪法、选举法，适度开放党禁，扩大不同民族、种族和政治派别的参与权；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差额选举，放宽议会准入“门槛”，给予反对党一定的政治资源，加强选举监督。同时也注意结合本国国情实行对从西方引入的有关制度的改造，一些党在多党制框架内努力建立“一党主政、多党参与”的格局。
执政党加强自身改造，提高执政能力，扩大包容性。有的党吸纳、合并小党，增强实力，有的党与其他政党组建联盟，扩大执政资源，许多党重视在政策上吸引中产阶级，以扩大执政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和制度建设，逐步调整以党代政的体制，由党的精英分子掌控国家政权，实现党对国家的管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中央权威并重，致力于基层组织建设，保证政令畅通，严肃党纪，惩治腐败；密切党群关系，大力宣传党的执政业绩，解决民众实际问题，注意听取并采取民众意见。
从结果上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所推行的改革结果各异。许多执政党风险防范意识较弱，盲目照搬西方“处方”推行改革，结果导致严重经济社会危机。一些执政党在改革中忽视政策的均衡和公正性，结果引发在改革中未能受益的诸多民众的强烈抵制而使改革夭折，甚至导致执政党本身下台。也有的党在政治改革上仓促推进，人为地制造和助长反对派势力，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为此结束了长达70多年的执政历史。也有一些执政党在党的自身改革中，思想混乱，急于求成，结果导致党内分歧增大，甚至带来分裂。同时，也有不少执政党通过改革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增强了经济实力，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并因此提高了党的威信，进一步稳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如突尼斯宪政联盟、马来西亚巫统、南非非国大。
4、发达国家执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改革创新。在执政理念上大都强调改革是当今社会的根本任务。这些执政党大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要抓住历史性的革新机遇，要以改革谋发展，要“勇于变革”，认为“改革无禁区”，谁也不能阻挠改革。执政党应当通过改革来激活现行的发展模式，增强国家的活力和效率，解决民众的现实问题，增强民众的安全感。西方中右翼执政党期望通过改革来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冷酷面孔”，塑造温和、亲民的政党形象。以社会党为代表的西方中左政党则希望通过改革来重振社会民主主义的魅力，增强同新自由主义的抗衡能力。
改革的内容与方式大体相近。主要包括：其一，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减少国家干预，加大市场调节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私有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其二，推进社会福利和劳动市场改革，尤其是西欧国家，主要是进行“减肥消肿”，降低福利水准，减轻国家负担，增强个人责任。灵活劳动市场制度，放宽雇用与解雇条件，日本自民党政府打破了终身雇用制。其三，推进政体及行政改革。像德国、意大利致力于推进宪政体制改革，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对上院改革与宪法改革，废除世袭制，下放中央权力。其四，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推动政党现代化进程。许多执政党都在不断革新思想观念，修改党章党纲，改革党的定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多以全民党自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组织、宣传与动员方式。调整领导机构，加强领袖权威，建立强有力的咨询和协调机构。加强党员的政治参与，扩大党内民主，实现党的最高领导的全党直选。灵活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主题支部”、“项目党员”制度，加强党与媒体的联系和互动，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增进党的领导与选民的直接交流。
发达国家执政党改革的方向总体是对的，但相关改革也引发了一些消极后果。部分执政党的改革初见成效，多数民众从中受益因而支持其改革进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国执政党的经济社会改革确保了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基本实现了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民众得到一定实惠，上述国家执政党大都因此而连续执政。一些执政党的改革政策不仅未达预期效果，反而因此带来较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导致一些国家部分传统产业的空心化，就业岗位因此减少。改革社会负担的分担不均，因此造成一些社会群体生活质量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党的自身改革在其党内引起思想混乱，权力斗争加剧，部分支持者流失，甚至引发党的分裂。同时，受轮流坐庄的多党制局限，多数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改革有急功近利之嫌，难以一以贯之，经常在左和右之间摇摆，影响了改革的长远社会效应。
(责任编辑：刘万镇)
外国执政党推行改革的成因与背景
内外交困的执政形势迫使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走上改革之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建立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随着形势的变迁使得其弊端日显。政治上高度集权、执政方式僵化，执政效率低下，执政能力衰竭；经济长期发展滞后，生产效率很低，基本供应短缺，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攀升，广大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社会陷入一触即发的局面。同时，这些国家执政党长期忽视自身建设，党内人心涣散，腐败孳生，党和国家的官僚阶层蜕化变质，这也给西方的思想渗透特别是和平演变提供了土壤。
苏东剧变导致越朝老古等现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内外执政环境恶化。这些党多年来脱离国情，照搬苏联模式，经济发展出现战略性失误，经济社会形势空前严峻，加上一些党内也出现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现象，更由于物质产品匮乏，失业人数增多，导致人民群众不满。美国等西方国家乘机加紧对四国实施和平演变政策，支持反对派势力制造混乱，给四国执政党执政带来严重挑战。
许多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也在全球化形势下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一是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理论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其体制弊端及社会后果日显。自90年代以来，先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金融危机，致使此前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二是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遭遇挑战，由于受西方意识形态及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对其传统的权力掌控模式造成重大挑战，甚至危及执政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三是一些国家执政党自身建设问题重重。尤其是威权治党、派系斗争、腐败问题和传统的领导、组织体制制约着大党、老党的发展，乃至因此丧权，不少新生执政党又经验不足，甚至昙花一现。
发达国家执政党也在全球化、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面临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并出现了许多的复杂难题。一是经济增长乏力，传统发展模式遭到空前挑战，这在西欧国家更为典型。二是一些国家决策体制僵化，办事效率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三是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由于税收高、工资高、福利高的“三高模式”弊端日益凸显，带来了财政困难加剧、就业岗位减少及产业“空心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四是传统执政党社会基础萎缩，政治影响力下降，组织动员能力削弱，甚至造成了其主导社会发展的协调和管理能力的弱化，导致许多社会现实问题难以解决。
国外一些执政党以改革谋求 执政安全的举措和经验教训
1、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改革失控最终蜕变为“改向”。改革理念与目标逐步背离初衷，最后走向了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类党在改革之初推动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克服传统模式弊端，使生产关系能够主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进而增强体制与制度活力，为人民谋利益。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之初确实有此意愿，但在经济改革受挫后，苏共在改革理念和目标上发生显著变化。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理念，以“民主化”、“公开性”为原则，将改革目标转向政经体制乃至制度，认为靠小修小补已不行，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多数东欧国家执政党在苏共影响下，也把“民主社会主义”视为革新方向，把融入西方世界作为改革的目标。
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大都经历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由有控制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向激进改革的演变。改革之初，苏东各国总体上能坚持共产党领导，有步骤地、渐进地、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苏东各国执政党的改革变成改向：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自动放弃党的领导和法定的执政地位，允许反对派势力兴风作浪；在经济上，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急速转向市场经济，大搞私有化，并推动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变革；在社会上，实行多元化和民主化，从高度控制转向全面放手，推行言论、新闻、出版的绝对自由，默认乃至纵容街头政治；在对外政策上，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主动倒向西方世界甚至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这时期，苏东执政党已无法自主掌控改革的方向、节奏，在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裹胁下，后期的改革多以激进乃至极端方式进行，由极少数人鼓动和推进，进而出现在经济改革中的“500天计划”等现象，执政党的消亡，国家的“变色”，社会的转向也是在数月乃至更短的时间里完成。
苏东国家执政党的改革改变了江山本色，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还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有的还引发了内战。改革未能使百姓受益，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在下降，受益的仅是极少数的政治钻营者、投机者以及反对派势力。但这不是改革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些执政党推行错误的改革政策与方法所致，特别是党的最高层领导在改革中的政治失误，其中最致命的是方向性错误。
2、越、朝、老、古执政党在吸取苏东教训时稳妥推动改革。它们在改革中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强调通过改革维护执政安全。越共六大表示，革新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之路。只有推动革新才能胜利地对付一切挑战。老党八大强调发展是新时期改革的第一要务。古共、朝党则认为改革的核心和首要目标是确保政权稳定。古共认为，古巴最大的国情是毗邻亡古之心不死的美国，因此，改革应当慎之又慎，应毫不犹豫地将稳定放在第一位。朝党则突出“先军政治”，认为军事强大才能捍卫政权，进而发展经济。
四国执政党在改革的内容和方式上各有特点。越共和老人革党致力于通过推进改革来稳固政权。首先是解放思想，在全党统一思想认识，为革新开放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是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又积极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其三是改革从经济入手，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并大力发展非公经济，逐渐深化经济体制革新，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四是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方式，调整党政关系，努力改变以党代政的执政体制，加强法制建设，推动依法治国进程。其五是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两党都致力于加大减贫力度，增加社会投入，增加就业，并妥善处理民 族、宗教问题。其六是主动推进党的自我革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改革党的领导与组织机制，完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其七是推行全方位外交，改变“一边倒”的传统外交政策，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总体来讲，两党的改革还是取得较好成效。
古共、朝党稳步谨慎推进改革，注意防范执政风险。一是在理论建设问题上坚持自身特色。古共主张利用市场，但明确表示不搞市场经济。朝党以“先军政治”为主导，把巩固政权置于首位。两党都坚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适度下放权力，鼓励个体经济的某些发展，并在局部领域进行调改。其次是在执政体制和方式上有所调整。古共在卡斯特罗生病后开启了权力交接进程，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朝党实行以军事体制统领国家的方式，推动各项工作开展。其三是加强党的各项建设，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本地化。古共调整了党的领导体制，恢复中央书记处，允许宗教人士入党，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古共还重视廉政建设，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密切党群关系。朝党重视整肃领导干部队伍，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注意利用基层组织来维护政权。其四是设法调整对外关系，改善生存环境。两党都把突破对美国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调整的重心，朝党还曾以“拥核”为手段，寻求与美国对话。古共也释放同美改善关系的意愿。但两国较严峻的外部环境未能得到根本改变。
3、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改革路径各异、效果不尽相同。多数党重视在维护经济主权的前提下推动体制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举措有：以市场为导向，以私有化、自由化为特征，推行经济结构改革。实施私有化改造，发展私营经济，放宽政府管制，扩大市场调节力度，努力吸引外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90年代，拉美和东南亚国家执政党还深化了金融、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改革。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受挫后，新上台的执政党又进行政策回调，加强宏观调控，削弱外国资本控制，保护民族经济；调整发展战略，泰国泰爱泰党提出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积极因素的“双向型”发展战略，马来西亚巫统提出综合发展战略。阿尔及利亚民阵党重新执政后，放弃“唯石油发展战略”，突出发展第三产业。印度人民党推行了以发展信息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
在社会领域的调整以建立和完善基本保障体系为核心。加大政府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公共开支，改善教育、医疗、就业条件；实施扶贫计划，加大减贫力度，如智利中左政府的“团结智利”计划，巴西劳工党的“零饥饿运动”等。
在政治领域的调整主要在于缓解执政压力。一些执政党为此借用西方多党制与民主模式，主动修改宪法、选举法，适度开放党禁，扩大不同民族、种族和政治派别的参与权；改革选举制度，实行差额选举，放宽议会准入“门槛”，给予反对党一定的政治资源，加强选举监督。同时也注意结合本国国情实行对从西方引入的有关制度的改造，一些党在多党制框架内努力建立“一党主政、多党参与”的格局。
执政党加强自身改造，提高执政能力，扩大包容性。有的党吸纳、合并小党，增强实力，有的党与其他政党组建联盟，扩大执政资源，许多党重视在政策上吸引中产阶级，以扩大执政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和制度建设，逐步调整以党代政的体制，由党的精英分子掌控国家政权，实现党对国家的管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中央权威并重，致力于基层组织建设，保证政令畅通，严肃党纪，惩治腐败；密切党群关系，大力宣传党的执政业绩，解决民众实际问题，注意听取并采取民众意见。
从结果上看，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所推行的改革结果各异。许多执政党风险防范意识较弱，盲目照搬西方“处方”推行改革，结果导致严重经济社会危机。一些执政党在改革中忽视政策的均衡和公正性，结果引发在改革中未能受益的诸多民众的强烈抵制而使改革夭折，甚至导致执政党本身下台。也有的党在政治改革上仓促推进，人为地制造和助长反对派势力，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为此结束了长达70多年的执政历史。也有一些执政党在党的自身改革中，思想混乱，急于求成，结果导致党内分歧增大，甚至带来分裂。同时，也有不少执政党通过改革找到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增强了经济实力，改善了民众生活水平，并因此提高了党的威信，进一步稳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如突尼斯宪政联盟、马来西亚巫统、南非非国大。
4、发达国家执政党在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改革创新。在执政理念上大都强调改革是当今社会的根本任务。这些执政党大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出要抓住历史性的革新机遇，要以改革谋发展，要“勇于变革”，认为“改革无禁区”，谁也不能阻挠改革。执政党应当通过改革来激活现行的发展模式，增强国家的活力和效率，解决民众的现实问题，增强民众的安全感。西方中右翼执政党期望通过改革来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冷酷面孔”，塑造温和、亲民的政党形象。以社会党为代表的西方中左政党则希望通过改革来重振社会民主主义的魅力，增强同新自由主义的抗衡能力。
改革的内容与方式大体相近。主要包括：其一，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减少国家干预，加大市场调节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私有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其二，推进社会福利和劳动市场改革，尤其是西欧国家，主要是进行“减肥消肿”，降低福利水准，减轻国家负担，增强个人责任。灵活劳动市场制度，放宽雇用与解雇条件，日本自民党政府打破了终身雇用制。其三，推进政体及行政改革。像德国、意大利致力于推进宪政体制改革，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对上院改革与宪法改革，废除世袭制，下放中央权力。其四，推进执政党自身改革，推动政党现代化进程。许多执政党都在不断革新思想观念，修改党章党纲，改革党的定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多以全民党自称，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组织、宣传与动员方式。调整领导机构，加强领袖权威，建立强有力的咨询和协调机构。加强党员的政治参与，扩大党内民主，实现党的最高领导的全党直选。灵活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主题支部”、“项目党员”制度，加强党与媒体的联系和互动，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增进党的领导与选民的直接交流。
发达国家执政党改革的方向总体是对的，但相关改革也引发了一些消极后果。部分执政党的改革初见成效，多数民众从中受益因而支持其改革进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国执政党的经济社会改革确保了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基本实现了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运行，民众得到一定实惠，上述国家执政党大都因此而连续执政。一些执政党的改革政策不仅未达预期效果，反而因此带来较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如导致一些国家部分传统产业的空心化，就业岗位因此减少。改革社会负担的分担不均，因此造成一些社会群体生活质量下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党的自身改革在其党内引起思想混乱，权力斗争加剧，部分支持者流失，甚至引发党的分裂。同时，受轮流坐庄的多党制局限，多数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改革有急功近利之嫌，难以一以贯之，经常在左和右之间摇摆，影响了改革的长远社会效应。
(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