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得过的人—— 忆吴晗同志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郭沫若同志为闻一多全集作序时引用的一句诗。他说：“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我想这句诗对于吴晗同志来说也是适用的。
　　许多朋友都知道：当年在昆明民主运动中，闻一多和吴晗都是深受青年敬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暗杀于昆明街头，吴晗则被林彪、“四人帮”诬陷死于冤狱之中。一代学人，含冤而逝，“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
　　吴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他的夫人袁震同志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多年病残，也遭毒手，女死儿散，真是家破人亡。如今，党中央拨乱反正，吴晗同志的沉冤也得昭雪，学界是非，文坛功过，重得分明，老晗你可以瞑目了。
　　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专攻明史，著述甚多，学术上造诣很高，学生时代已露头角。他在解放后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在解放前，更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了周围的师生朋友从事民主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一位好党员、好战士，竟被诬为“黑帮”“反共文人”，是非倒置，莫此为甚！
　　吴晗同志抗战以前和我同在清华，相识甚早，但彼此过从渐多而成为知己，则是20世纪40年代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他那光明磊落，爽朗刚直的性格，对敌人英勇无畏的神情，深深地印在许多朋友们的心中。而尤其令我难忘的是他在当年昆明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
　　当时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多数人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都少了解，大家主要是从爱国主义出发，要求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希望祖国经过抗战能得繁荣富强，但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特务横行，贪污腐化，广大工农惨遭剥削压榨，知识分子也备受摧残，许多人被都弄得衣食不周，有的甚至濒于饥寒交迫之境。人们都祈求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这国破家危、民不聊生的时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开展民主斗争。但怎样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把党的号召变成我们大家的行动，要有一些理解和熟悉知识分子的人来起个桥梁作用，把党和知识分子紧密联系起来，吴晗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本身是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个知名的教授，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之中，熟悉周围的人和事，同大家有共同的语言，便于利用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联系各种类型的群众，传达贯彻党的意图和方针政策，也能准确地把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汇报给党，作为制定战略策略的依据。同时也由于他的学问、文章和行义，在师友学生中有相当影响，组织上充分发挥了他的这些长处，因此他能做别人一时难以做到的事情，起别人一时难起的作用。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派竭力阻塞党和群众的联系，一般从事教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是不容易和黨接触的，而大家又是多么希望见到党啊！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敬爱的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相继来到昆明参加指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让我们直接听到党的声音，一些学习讨论活动我们多是经由吴晗联系。有些同志需要有公开身份便于参加活动，找到有关的人都是勇于承担风险的，如华岗同志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书，就是由吴晗同志引荐的，彼此都以能为党做点事情而感到荣幸。
　　吴晗和进步青年的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看到不少学生都乐于找他“谈天”或出主意，他支持和鼓励了许多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是当年昆明青年敬重的一位民主教授。西南联大被誉为“民主堡垒”，其中自然有他的一份辛勤劳动。解放初成立全国青联，他被选为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也正表明他和青年运动的关系。
　　当时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协同组织和青年学生一道，做了团结老一代教授的工作，像张奚若、潘光旦等老师，都同他有深厚的友谊，还有像邵循正、费青、向达等和我这样一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他同闻一多烈士的亲密交往，共忧患，同战斗，在师生中更留有深刻的印象。
　　对于一些暂时被认为是所谓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有的人怕麻烦，不愿做耐心争取的工作，吴晗和闻一多等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毅然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尽量利用原来的关系，让大家增多联系互相帮助，还特地找了一些朋友，办了《时代评论》周刊，给大家增辟一个说话的论坛，推动更多的人参加民主运动。他们两位生活都很艰苦，仍不辞辛苦奔走筹集经费，开办之初没地方印刷，又是他们联系地下印刷所支持承印。刊物虽然只出了18期就被反动派封禁了，但经过这番努力，的确增加了不少朋友，使敌人更加孤立。吴晗和闻一多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指示，谦虚诚恳，团结群众，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以后复员回清华，我们曾在一起组织过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等问题的学术讨论，尽管讨论中有些观点不尽恰当，有的研究水平不高，他从不以高明自居，总是用商量探讨的态度，把多年精湛的研究心得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毫无保留地摆出来，通过讨论引导大家提高学习革命理论的兴趣。从长期的接触中，可以看出吴晗同志不仅中国历史知识丰富，而且对马列主义也下过刻苦的功夫。他还有一个好的文风，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所要讨论的观点。文字简洁明快，更是文如其人。
　　正因为他既讲原则，又有耐心，熟悉情况，又真诚正直，热心助人，所以深受大家欢迎。他既能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也是大家信得过的人。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工作十分繁重，大家看到他还兼顾着许多社会活动，无论在学术研究上，在文化交流上，或科学普及和通俗读物的组织推动上，吴晗都力所能及地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团结了一些同志，调动了一批写作力量，还培养了一些人才。“四人帮”妄图把吴晗同志搞臭，真是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
　　重新回顾这些往事，思绪万千，他为写海瑞而遭千古奇冤，他的性格却也真和海瑞有些相似;他主张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我们也将深切地怀念他的战斗的一生，而他的学术研究和工作经验，也都有不少内容值得珍视，希望能得到整理和印行！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老晗你安息吧！

旅途读巴金《随想录》

　　昨晨离北京，午前飞抵南京，今天下午动身，傍晚到无锡。无锡是这次南下农村专题调查的第一站，这两天是在旅途中。
　　当我一早离家时，我的女儿问我要不要带几本书在路上解解闷？这是我的老习惯。这次出门似乎过于紧张了一些，到临行前一晚才编完天津人民出版社要我早日交卷的选集，由我女婿整理的行装都没有过眼。经女儿一提，连忙伸手向她要书，她顺手把最近为她女儿买的一套巴金的随笔，塞进手提包里。书薄本小，便于插入口袋，有零散时间都能翻阅。
　　说来也惭愧，我对巴金慕名已久，但自从在中学里读过他的《家》之后，并没有读完过一本他所写的其他小说。我想我一定曾和他在什么公共场合下握过手，但不记得有任何一次曾和他通名请教，更说不上交谈了。我对他一向有很好的印象，可以用得上尊敬二字。那是从师母冰心女士口上得来的。我不只一次听到她说起这位“说真话的人”。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里，肯说真话，而且敢于把真话，怕口说无凭，用黑字印在纸上的实在不多。我按着手指计算，两只手已经够用。物以稀为贵，人亦应以稀为尊。至于他说了哪些真话，我却没有问过。
　　我上面说的这段话，也应当可以说是真话，如果我不因潜意识的干扰，记忆不致有误的话，事实是如此。真话够不上，也可说是实话。真话是心口如一，实话是言而有据。巴金自己谦虚不敢自立于作家之林，不称自己的作品为文艺。这是真话，但不是实话。我对文艺不敢高攀，非不好也，而是走不上这条路子。年轻时也喜看文艺作品。在清华住校时，枕头底下老是放着一册袖珍本的《战争与和平》，睡前不时翻出来读几段。同房的那位读地质学的朋友爱看《红楼梦》，我们还时常相互“对考”，一人读上一句，另一人就得接下一句。我那本翻得烂熟的《石头记》是在英国回来时，在船上送了人的。当时估计，既到后方投身抗日，这类书无须跟我了。
　　从此，我真的没有看完过一本长篇小说，倒并不是冒烽火上前线顾不得这些，而是在后方当教授，柴米油盐已够把业余时间消耗精光，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品赏文艺。解放后，新小说我不爱看，旧小说又看不得，所以和文艺也就疏远了。
　　这次上路带上了巴金的《随想录》，从北京看起看到南京，从南京看起看到无锡。薄薄一小本看了足足有五个多小时。看书的速度没有平时快，不是因为旅途上有干扰，这样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时候近年来是不易多得的;而是因为阅读时常常走思出行，引入了自己的重重往事。惊醒时，又得重找移神的断头。这是老相吧，年龄到了，思想难于控制，不易专一了。这自然是个生物原因。看来更切实的可能是这本书写下的好像不仅是作家自己的随想，还把我的思绪也带着织了进去，我身在空间向前移动，而思想却在时间里倒流。真是“芳草茵茵年年绿，往事重重阵阵烟”。
　　我当然不敢自比巴金。他长我近十岁，我永远也追不上他。但毕竟共同经历了三个时代，而且还同样莫名其妙地从这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明白怎么会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这20年反常岁月里活了过来。正因为有这一点相同，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这些语言埋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的心里，很少写成文字。有人不会写，有人不敢写。一有人写了出来，这些人必然感到痛快。痛是难免的，谁没有伤疤？痛得愉快，这些话埋在肚里会发霉，伤人心骨。
　　巴金是个善心人，他想通过他的笔，把他经历过的那些使他痛心的事，暴露在太阳底下晒晒，杀杀菌，让别人可以不致再受同样的祸害。这番心意令人起敬。但愿他那片心能感动“上帝”，真话发生实效。心有余悸的人自然还会害怕事与愿违，但这是今后之事，事虽难说，善心人终必有善报，是人类想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坚持的信条。让我为巴金老人祝福。
　　旅途总有尽头，火车按时进站。车停时，我刚刚看完《随想录》的最后一页。把书插入口袋，睁眼四顾，似乎回到了这个现实的世界。像电视机上扭入了另一频道，音响色彩全变了样。
　　热闹的场面结束后，回到房里。关上灯，向窗外望了一时太湖的夜景。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梁漱溟先生是当代中国一位卓越的思想家。我学生时代就读过他的书，虽然没有全都读懂。但梁先生的确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我们称他为思想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先生在他自己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的第27页这样说：“我曾多次自白，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好一个“好用心思”，好一个“误打误撞”！这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穷，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梁先生是一生中身體力行地用心思。
　　我正是从梁先生的做学问和他的为人中，看到了一个思想家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缘由。他的思想永远是活的，从不僵化。他可以包容各种学科，各科学说，从前人用心思得到的结果中提出新问题，进行新思考，产生新学问。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惟上、惟书、惟经、惟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文化有多厚，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梁先生不仅是个论文化的学者，而且是个为今后中国文化进行探索的前锋。

爱国学者曾昭抡

　　从年龄上讲，我比曾先生差十年，晚他一代。他这一代人，我接触到了，可是我不属于他那一代人，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不容易看得清楚，我看曾昭抡先生，是小一辈看前辈。两辈人在历史里边的位置不同，发生的变化也很大。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来我这一代，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领略一代风骚。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
　　说老实话，我能看出来这一点，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很奇怪。比如讲曾昭抡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他已经很出名了，是系主任。因为潘光旦先生的关系，我同曾先生也比较熟识，经常听到说他的笑话。他这个人连鞋都穿不好的，是破的。他想不到自己要穿好一点的鞋，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最突出的是，下雨的时候，他拿着伞，却不知道打开。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批老头子是怪人。可是我们同情他们，觉得怪得有意思。不修边幅，这是别人的评价，是好
　　话。在他们的真实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他要追求一个东西，一个人生的着落。
　　我最近看了不少写上一代知识分子生平的书，比如陈寅恪，他一定要在明朝到清朝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他可以通话的人，所以写《柳如是别传》。他感到语言能通、能交流思想的人，还是在明清之交。志向不同，讲不了话的。代沟的意思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志不同也。现在，我们同下一代人交往，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志”在哪里。他也有他的志，有他追求的东西，有他生活的着落点，可是我们不能体会他。这和我们对老一代人一样，我对曾昭抡先生这一代人，包括闻一多先生，他们一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们理解起来就有困难。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他回到家里，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保姆很奇怪，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这是个笑话，也是真事，说明曾先生“志”不在家。
　　他的“志”在什么地方，我看得不一定对，但我看到了兩个主要的东西，第一个是爱国，这是我看上一代人首先看到的东西。他们的爱国和现在讲的爱国不同。他们真的爱国，这是第一位的东西。为了爱国，别的事情都可以放下。第二个是学术，学者要有知识，有学识。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是他一生唯一的任务。一是“爱国”，一是“学者”，曾昭抡先生身上这两个东西表现得很清楚。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曾昭抡先生对待化学，是和对待他爱人一样的。他创办化学学会会志，用的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不是人家要他拿钱，是他主动把工资拿出来办这个杂志。杂志比他的鞋重要。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我国把实验室办进大学里，据说他是第一个。通过实际获得科学知识，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抓住了要害。人生经历当中的有些东西，随着历史发展就过去了，像“六教授”，像“右派”，这些东西都过去了，不再讲了，可是实验室对于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是不会过去的。这是学习的需要。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在我心目中，曾昭抡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学者。
　　我们民盟也是从爱国这两个字上长出来的。我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进民盟，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爱国。当时我们觉得，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要当亡国奴了，要救亡，所以要加入民盟。不是想当官、想当部长才进民盟的。他后来被打成右派，官做不成了，他也不在乎。他觉得这样很好，编写了很多教材，培养了很多人才。他在的那个学校我去过，在珞珈山上，高高低低的路不大好走。他还是老样子，穿的还是破鞋子，走路碰在树上，碰破了头也不在乎。他心里边装的就是一个学科的发展，志在此也。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一生要做什么事情，他自己要知道要明白。现在的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没有志向。过去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代人没有志了，没有一个一生中不可移动的目标了。我觉得“志”是以前的知识分子身上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
　　现在科学院里的人，可以在一门学科的考卷上证明自己学得很好，分数考得很高，得到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得到各种各样的名誉，可是他并不一定清楚进入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比自己的老婆还重要。我对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了解，也不大理解。我这一代人不能完全理解上一代人，下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这一代人。相差十年，就有了不能理解的地方。我希望大家能互相地多理解一些。中国文化要是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科学界就不能缺曾昭抡这样的人。我希望有这一天。知识分子靠的是知识，国家发展也需要积累知识，这是根本。曾先生当部长的历史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他花钱办的化学杂志还存在，他拼命发展的学科还存在，他的“志”转化成的东西还存在。我不知道新的一代人心里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危险了。没有了“志”，文化就没有了底，没有了根本。我很担心。
　　（选自《人间，是温暖的驿站：费孝通人物随笔》/费孝通 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