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的维度凝视世界电影版图，欧洲电影的地位不需赘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欧洲电影的历史进程和璀璨成就，一步步使电影从“娱乐”和“技术”层面突围，强调并凸显了其本质的艺术性。比利时位于德法之间，邻荷兰，与英国隔海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几乎可以算是处于欧洲电影文化的中心地带。诚然，它的电影艺术的确得益于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电影文化奠基的土壤，却也像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处于夹缝至之间——比利时电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走进世界电影的视野，不为人所知。20世纪90年代，一批比利时新锐电影作者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雅克·范·多梅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第一部电影长片《小英雄托托》一举拿下了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摄影机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并在当年的欧洲电影节上斩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四项大奖起，多梅尔就以编导一体的电影作者姿态，相继创作了《第八日》《无姓之人》《超新约全书》。24年创作四部作品的多梅尔绝非高产型创作者，但仅凭四部电影，属于多梅尔的电影艺术体系已然建立，其独特的电影艺术风貌足以令世界影坛瞩目。
　　一、精神世界：故事的第二维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疾病医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基于精神疾病临床诊疗经验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对人的精神活动进行了研究阐述——在人的外在行为之外，内在的活动，如欲望、冲动、思维、幻想、判断、决定、情感等也在另一个层面发挥着作用。弗洛伊德提出了“深层心理学”，他认为，人的精神层面活动有严密的作用体系，会在不同的意识层次里发生和进行，即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无意识）三个层次。意识，即人精神活动的最表层次，它表现为人们能够自我感知的观念、情感等心理活动;而人类的本能冲动，包括被压抑的欲望等，却深藏于人类精神的最深层次，这就是潜意识层。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虽然代表人的本能，通常情况下却不能通过人的行为展现出来，甚至不为人自我所发觉。因为潜意识层的本能并不与社会道德环境和符合社会行为逻辑的理智世界相容，而对于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类而言，潜意识的本能处在长久的压抑状态下。在一个遭受审查制度影响和阻抗的精神系统中，感情是最不受影响的[1]。当人类的意识层面显现出弱化倾向时，潜意识就会“抬头”。
　　在多梅尔的电影世界中，精神分析理论的内涵暗藏其中，多梅尔对于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梦境被弗洛伊德看作人类潜意识的出口——当人的批判力松懈时，潜意识层的意念就会浮现到意识里，梦境可以看做是这种“不被希望的意念”引发的“视觉和听觉上的幻象”[2]。多梅尔的电影中也着重强调与精神分析理论相吻合的内容：如无理性、梦境意义、人的情绪、性本能等。《无姓之人》，化用了“盗梦空间”式的时空结构，讲述了尼莫·娄博迪纵横交错的多重人生。因为人生选择的不同，娄博迪的人生在不同的节点通向不同的方向，而当他以世界上最长寿命的自然衰老人类存在未来世界时，原本平行空间的生命体验忽然集聚到一维的记忆中，使得娄博迪同时拥有纵横交错的生命记忆。电影中，未来世界的医生为娄博迪催眠，娄博迪的记忆也在梦境和现实之间被唤醒，这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印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解释此事实：睡眠使梦得以进行是因为精神内涵的审查制度减弱的结果[3]。催眠状态下，人的理性意识趋于薄弱，潜意识得以通过梦境暴露出来。《超新约全书》中，上帝之女以雅，为反抗自己昏庸暴戾的父亲，将死亡期限的秘密发放给人类，并来到人间招募新的信徒，撰写新的《新约全书》。在找到新的信徒之后，她为他们“造梦”，正是在梦境里，以雅还原他们最真实的欲望和自我。多梅尔的作品中所涉及的精神分析理论包括性本能，正如弗洛伊德在自己的著作《性学三论》中将人的本质欲望归结为性意识一样;而《无姓之人》中提到，未来世界中，“性”被废除了，自然衰老也被技术“治愈”，娄博迪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性经验的人。多梅尔通过这一设定抛出了一个问题：当人的本质欲望和躯壳被剔除，人是否还能被称之为人？
　　二、超现实主义技法：电影的艺术探索
　　精神分析理论被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石，其影响力从临床心理学深入至整个心理科学、现代医学、一定程度上成为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理论支柱。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刚刚进入大众视野，一批电影艺术家以探索者、先锋者的仪态对电影艺术的形式、内容等进行了探索，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法国印象派电影运动和德国表现主义电影运动，欧洲的一系列电影创作，发出了“艺术电影”的新声——使得众多评论者在主流商业电影和独特的艺术电影之间作出了区分[4]。而不管是印象派还是表现主义电影，它们的落点都是为打造整体的、独特的电影视觉效果，描绘世界的外部面貌和其中的故事。当特定的艺术电影在19世纪初变得不同于大众娱乐电影之时，一种更激进的电影创作风格出现了，这就是实验电影或独立先锋电影[5]。我们认为，欧洲先锋电影运动的兴起与当时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依据，先锋派电影人开始将电影的视点从现实、故事，转移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展现中去，开发出超现实主义的电影美学风格和创作技法，相比于讲述故事，更致力于展现人的精神与心理状态。
　　作为一位兼具法国和德国文化成长背景的电影导演，超现实主义的电影技法也是雅克·范·多梅尔电影的突出美学体征。早在他的处女作《小英雄托托》中，多梅尔就尝试在现实空间中开辟穿插的镜头，表现人物未付诸行动的意识想法。例如，当护士进门监督老年托马斯吃药，训斥他抽烟时，快速闪过了两个无声镜头——托马斯将药丸一股脑倒在手中，报复式地灌给了一旁的护士。而当这两个犹如剪辑意外的镜头结束之后，现实中的托马斯默默吃完药，并在护士出门后偷偷抽烟。观众在经历了“虚晃一枪”之后，恍然大悟，这两个镜头的表意，是托马斯的想象。影片以一个人的死亡开头，托马斯留存着婴儿时期在大火中被调换身份的记忆，一生都活在被阿尔弗雷德“偷走人生”的内心桎梏中。“盗贼”似乎永远站在托马斯的对立面，造成了父亲的死亡、家庭的离散、母亲的受辱、姐姐的悲剧，托马斯自己似乎总是在与敌人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不断失去、不断错过。从童年时期，甚至从婴儿时期建立的敌对关系，使得托马斯将这种对立异化为一种善恶的对立。所谓“小英雄托托”的含义，其中一层便是指托马斯针对阿尔弗雷德一家的英雄主义斗争性。电影使用了独立的镜头段落去表现托马斯“暗杀”阿尔弗雷德的场景，开篇明义的“死亡结果”，伴随着托马斯的“谋杀讲解”，加之纵贯全篇的“死亡暗示”，这场谋杀似乎已然成功。随着故事的进展，观众一直到影片结尾，才在这个回环结构中看到真相——所谓谋杀的“镜头”依然是在电影空间里对托马斯想象世界的现实迁移。最终，垂垂老矣的托马斯终于看到了属于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悲剧，并乔装为阿尔弗雷德的样子，面对其他暗杀者的枪口。他以死亡的方式实现了另一种和解式、拯救式的英雄主义。某种意义上，托马斯以死亡拿回了自己被偷走的人生。“英雄托托”是法国实时热播的谍战剧主角，小托马斯的英雄主义，便是由剧集的影响萌发的，在托马斯漫长的斗争人生中，电视剧人物“托托”的形象和相关情节一再出现在电影的叙事空间，无疑也是对托马斯想象世界的外化展示。《第八日》是多梅尔作品中最具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就算在《第八日》中，对人物精神世界的超现实主义呈现也不容忽视。在《小英雄托托》中，托马斯在公路上看到自己逝去的父亲和姐姐坐在前面车的货箱里，为自己吟唱儿时的歌谣。在《第八日》中，类似的情节被重现，乔治驰行在公路上，自己儿时最美丽的记忆出现在眼前——流行歌手在车前为自己歌唱，已逝的母亲则坐在车中抚摸着自己的面庞。《无姓之人》和《超新约全书》因其科幻电影的题材，超现实的技法就更為普遍。 　　三、存在主义：人的现实方向
　　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沉浸在战争尚未退却的阴影中，社会动荡、压抑。在经历了战争和战争失败的人民心中，西方社会原本作为精神指引的神学悄然瓦解，人民本身固存的“共同意志”骤然崩塌。另一方面，战争打破了世界发展的地域壁垒，科技、工业、文明的反扑式发展使人们陷入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大潮中，个体的迷茫与思索共生。在这种情况下，精英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存在主义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1926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自己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首次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概念，他指出“存在”是一切的基础，人在考虑“为什么存在”的前提，便是“存在”。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栖身在对“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存在是自明的概念”[6]。通过区分“存在”和“存在者”，他认为存在只能通过存在者而存在，在一切存在的事物中，只有人的存在最为独特，只有人的存在才能将存在的意义体现出来。其后，法国哲学家萨特被认为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发展者。他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自由选择”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精义。它的内涵在于，主张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是绝对自由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人首先存在并与世界发生关系，形成反应，而人面对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人即自由”。对于人来说，人首先存在着，然后通过自己的选择去行动，正是自由选择和相应的行为决定了人的本质，也决定了个体的独特性。所以，人有绝对的自由，而与自由选择共生的，是选择的责任。“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7]作为孤立存在的人被抛到世界上，以“存在”去感受世界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存在主义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否定宗教和神学的存在或价值，而是以肯定人的价值为前提，提出一种“人类先于上帝而存在”的人文能动思想。
　　在雅克·范·多梅尔的电影中，存在主义的哲学表达也贯穿其中，其中《无姓之人》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影片中，以人生伴侣作为分界点，尼莫因为自己的人生选择经历了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而即便是同一伴侣的人生中，也会因为尼莫的选择而走向不同的人生分支。在父母分开的节点，选择追上母亲远去的列车，追随母亲一起生活，便会遇见挚爱安娜;留在父亲身边，就会与艾米丽结婚，但可能会最终走向妻子离家出走的婚姻悲剧;而选择与吉妮在一起，也许会终生无忧，但却始终无法体会爱情，在遗憾中选择死亡。人生的各种选择都是自由的，并且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对结果负责，就是个体自由选择需要承受的后果。在《无姓之人》中，自由选择性还体现在与他人的关系里。多梅尔用系列镜头呈现了“蝴蝶效应”式的广泛连锁反应，从巴西的昆虫导致尼莫父母的相遇;从尼莫选择牛仔裤，最终导致忽如其来的大雨将安娜的联系方式冲刷、恋人之间长久的分离等。多梅尔甚至对自由选择性进行了反向思考，尼莫说：“当你不做选择，所有的可能性就同时存在。”而安娜则为了等待尼莫，不与世界产生联系，在孤立的状态下避免承担能动行为产生的“责任”。《超新约全书》中，上帝是个以创造“人类普遍困境”为乐的恶趣味统治者，他暴戾、自大，甚至无能——所有的工作依赖一台电脑，“没有电脑，神什么也不是。”“死亡”在上帝的手里成了迫使人敬畏自己的工具，是神秘主义的命运绳索。而上帝之女以雅却向世人公布了“死亡日期”这一秘密，犹如还原人的存在，将命运还给人类。当上帝追着以雅来到人间，却没有人承认他的“神性”，从洗衣房“迎接”他的防狼喷雾，到街头混混的教训;从被扭送到医院，到在教堂里被神父殴打，“神”的权威一步步在人的力量面前被解构，朗基努斯之枪握在世人手中。从《故事新编》的执笔人，一个甚至无法正确拼写文字的流浪汉，到在死亡面前彻底解放自我的几位信徒——美丽却身体残缺的女孩奥雷丽、在工作中禁锢自己探险天性的克劳德、“色情狂”马可、心怀杀手梦的弗朗索瓦、爱上大猩猩的艾莲娜、跨性别男孩威利。以雅找到他們，并启迪他们自由选择，正是这些真实存在的个体自由选择生活的方式，才还原了他们的独特性，也成就了群体的多样性，形成了新的“福音”。其实，不仅是《超新约全书》，在多梅尔的作品中，对现实中底层人物，特殊群体的呈现和关注始终存在。如《小英雄托托》中平凡无力、在生活中节节败退的托马斯，《第八日》中的唐氏综合征患者乔治，《无姓之人》中被命运裹挟、被未来世界看作异端的娄博迪等。他们在社会中默默承受着痛苦，却仍然以自身的存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虽然都在为人类生活施加作用力，但如果没有人的存在，神不能成为神，生活也将不成为生活。
　　结语
　　在多梅尔的镜头下，梦境、现实、回忆、当下以及想象和未来交织存在，故事贯穿时空的每一个维度，从出逃的神到受难的人，人物得以超脱现实之外，却同时回归本质之中，人性在其中闪耀着独特的光彩。多梅尔的作品，从深入精神世界的内在视角出发，辅以超现实主义的电影表现手法，落脚于存在主义的人性哲思，电影，成为个人表达的综合艺术体。从多梅尔发现比利时电影、从比利时电影回溯欧洲电影文化，艺术电影的生命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3][奥德利]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周艳红，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1，2.
　　[4][5][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世界电影史[M].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31，218.
　　[2][奥德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3.
　　[6][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5.
　　[7][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喣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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