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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菲利普·罗斯的“朱克曼”系列最后一部小说《鬼退场》描述朱克曼11年后重返纽约的生活片段。在过去的研究中，从他的犹太身份可以分析出他的坚定的性格，小说中的犹太大屠杀的文化背景，以及他所体现出来的男子气概等。这篇文章将从多重伦理身份的角度对爱美·贝丽特进行分析，以此论证爱美·贝丽特不仅是一个文学角色，而且是朱克曼多重伦理身份的一部分。
关键词：伦理身份；朱克曼；鬼退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鬼退场》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朱克曼”系列最后一本，在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200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中书籍版面专门刊文报道了该书的出版，该报道标题为“朱克曼最后的欢呼”——“菲利普·罗斯的出版商，同时也是该书在霍顿米夫林成人贸区的发行人——珍妮特·银说《鬼退场》将是罗斯的第九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以朱克曼为主题的小说。她说，在该书中，朱克曼将被描绘成一位在马赛诸塞农村居住超过十年后，重返纽约的老人。[1]当代菲利普·罗斯研究的权威之一——D·P· Royal博士在2000年从普渡大学博士毕业时，将博士毕业论文定题为：“不仅对犹太人受到的伤害进行了解读，而且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的后现代特征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罗斯的作品不仅集中展现了犹太裔美国人的身份结构，而且作品本身体现出了后现代的民族主体性。”[2]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人的身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3]一个人可以同时兼有多重伦理身份，一位作家，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位评论家、一位读者、一位具有更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伦理身份是不同社会活动的参与身份。朱克曼在《鬼作家》中作为一名求教者的伦理身份出现在E·I·洛诺夫家，当时他的带着一种无比激动的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尊敬和崇拜之情。在作者笔下朱克曼的内心更是盡显无遗：“即使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我是多么迫切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和为什么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因为你瞧，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E·I·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帮助，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得到他的支持和钟爱的神奇庇佑。”[4]从此处内心活动可解读出朱克曼是崇拜着E·I·洛诺夫的。在中国有句俗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精神上的儿子”，指代朱克曼与E·I·洛诺夫的师生伦理关系。从学生这一伦理身份进行分析，朱克曼和爱美·贝丽特是相似的，E·I·洛诺夫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在罗斯的作品解读中，关于性的分析一直分析热点之一。朱克曼第一次在E·I·洛诺夫家里过夜时听到了E·I·洛诺夫与妻子霍普太太的谈话，霍普太太说“她已不再是个学生了——她是个女人！你完全有权要她，你把她从默默无闻中救了出来，你不仅仅有权：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4]在此时，爱美·贝丽特与E·I·洛诺夫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伦理关系。在爱美·贝丽特摆脱了过去的伦理环境后，新的伦理环境带给她新的伦理选择。爱美·贝丽特无法选择她的犹太伦理身份，但现在新的伦理环境给予她某种意义的新生，她有了选择新的伦理身份的权利。她过去的犹太身份是不可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现在新的伦理选择则可能带给她不一样的生活。当她对E·I·洛诺夫讲述关于她的故事时：“过了一阵子后，我觉得我根本不是在假装了，我已经变成了我本来要做的那个人。我要我的新的生命。新的肉体、洗涤干净，不受污染。”[4]爱美·贝丽特在这里将这次新的伦理选择看做一次伟大的新生，她满腔怨恨，希望借此新生为曾经整个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复仇。
罗斯用朱克曼来指涉自己，不断地将自身的现实体验混入虚构世界，跨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读者能在人物的背后看到作家自身的经历。[5]年轻时的朱克曼是以E·I·洛诺夫为偶像的，从这个角度E·I·洛诺夫也可以看做是他的老师。此时朱克曼与爱美·贝丽特是有着共同的伦理身份的——E·I·洛诺夫的学生。爱美·贝丽特与E·I·洛诺夫长期同居而不婚的伦理选择与朱克曼与杰米长期的通奸的伦理选择是有着相似之处。爱美·贝丽特与朱克曼的相似性其实是朱克曼内心的真实的伦理选择。在罗斯笔下，朱克曼是既定的人物角色，当作者的创作开始展开，作为主角的朱克曼的伦理选择是有限的，而他被束缚的无法表达的伦理选择，就通过爱美·贝丽特这个角色表现出来。
阔别十多年后的重逢，朱克曼眼中的爱美·贝丽特是这样的：“她拄着拐杖走了进来，戴着早已褪色的红色雨帽，雨帽边缘压低，遮住了她的额头，给人一种不太符合当下主流的乡土气息”[6]此时贝丽特没有认出朱克曼。在后来的交谈中朱克曼知道贝丽特患上了脑肿瘤。朱克曼来纽约是为了治愈他的前列腺癌，此时他的人生是消极的：“他不参加晚餐聚会 ，他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他将自己设定处于一个没有打字机的时代，一个不知道万维网为何物的时代。”[6]在纽约的重逢，他们两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疾病和死亡。在《鬼退场》中，从作者的原文选词的时态上解读：爱美·贝丽特“将会在几年内死去”；事实上，朱克曼也说过“我将会死去”。[7]暗示出他们相同的命运。在《鬼作家》中，他们具有相似的伦理身份，直到《鬼退场》中他们依然逃不了彼此相似的命运。
爱美·贝丽特不仅是作者预设的小说角色，而且她是小说主人公朱克曼真实写照的一部分。相似的多重伦理身份，相似的伦理境遇。从菲利普·罗斯对爱美·贝丽特的设计解读，能理解作者对朱克曼的态度。如果朱克曼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么爱美·贝丽特就是小说伦理环境中的真实的“朱克曼”，如果小说中的朱克曼是作者刻意设计安排的角色，那么爱美·贝丽特就是小说伦理环境中顺应历史发展的真实的“朱克曼”的一部分。朱克曼作为该系列的主人公，他的多重伦理身份被作者精心设计的围绕主人公的其他角色一一展现出来。如果朱克曼是一个整体，作品其他角色就是这个整体中的部分体现。每一个角色都是朱克曼某种伦理身份的对应。作品中其他作品角色的设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主人公——朱克曼。
参考文献：
[1]http：//www.nytimes.com/2006/11/30/books/30roth.html？_r=0.
[2]D·P·Royal. More Than Jewish Mischief： Postmodern Ethnicity in the Later Fiction of Philip Roth [D].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2000.
[3]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P·Roth. Ghost Writer [M].New York： Farrar， Straus
关键词：伦理身份；朱克曼；鬼退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鬼退场》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朱克曼”系列最后一本，在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关注。200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中书籍版面专门刊文报道了该书的出版，该报道标题为“朱克曼最后的欢呼”——“菲利普·罗斯的出版商，同时也是该书在霍顿米夫林成人贸区的发行人——珍妮特·银说《鬼退场》将是罗斯的第九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以朱克曼为主题的小说。她说，在该书中，朱克曼将被描绘成一位在马赛诸塞农村居住超过十年后，重返纽约的老人。[1]当代菲利普·罗斯研究的权威之一——D·P· Royal博士在2000年从普渡大学博士毕业时，将博士毕业论文定题为：“不仅对犹太人受到的伤害进行了解读，而且对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的后现代特征进行了解读。他认为罗斯的作品不仅集中展现了犹太裔美国人的身份结构，而且作品本身体现出了后现代的民族主体性。”[2]
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人的身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3]一个人可以同时兼有多重伦理身份，一位作家，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位评论家、一位读者、一位具有更多不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活动参与者。伦理身份是不同社会活动的参与身份。朱克曼在《鬼作家》中作为一名求教者的伦理身份出现在E·I·洛诺夫家，当时他的带着一种无比激动的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尊敬和崇拜之情。在作者笔下朱克曼的内心更是盡显无遗：“即使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我是多么迫切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和为什么需要博得他的青睐。……因为你瞧，我就是为了要想充当E·I·洛诺夫的精神上的儿子而来的，就是为了要祈求得到他道义上的帮助，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得到他的支持和钟爱的神奇庇佑。”[4]从此处内心活动可解读出朱克曼是崇拜着E·I·洛诺夫的。在中国有句俗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精神上的儿子”，指代朱克曼与E·I·洛诺夫的师生伦理关系。从学生这一伦理身份进行分析，朱克曼和爱美·贝丽特是相似的，E·I·洛诺夫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在罗斯的作品解读中，关于性的分析一直分析热点之一。朱克曼第一次在E·I·洛诺夫家里过夜时听到了E·I·洛诺夫与妻子霍普太太的谈话，霍普太太说“她已不再是个学生了——她是个女人！你完全有权要她，你把她从默默无闻中救了出来，你不仅仅有权：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事情！”[4]在此时，爱美·贝丽特与E·I·洛诺夫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伦理关系。在爱美·贝丽特摆脱了过去的伦理环境后，新的伦理环境带给她新的伦理选择。爱美·贝丽特无法选择她的犹太伦理身份，但现在新的伦理环境给予她某种意义的新生，她有了选择新的伦理身份的权利。她过去的犹太身份是不可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现在新的伦理选择则可能带给她不一样的生活。当她对E·I·洛诺夫讲述关于她的故事时：“过了一阵子后，我觉得我根本不是在假装了，我已经变成了我本来要做的那个人。我要我的新的生命。新的肉体、洗涤干净，不受污染。”[4]爱美·贝丽特在这里将这次新的伦理选择看做一次伟大的新生，她满腔怨恨，希望借此新生为曾经整个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受的苦难复仇。
罗斯用朱克曼来指涉自己，不断地将自身的现实体验混入虚构世界，跨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在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小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读者能在人物的背后看到作家自身的经历。[5]年轻时的朱克曼是以E·I·洛诺夫为偶像的，从这个角度E·I·洛诺夫也可以看做是他的老师。此时朱克曼与爱美·贝丽特是有着共同的伦理身份的——E·I·洛诺夫的学生。爱美·贝丽特与E·I·洛诺夫长期同居而不婚的伦理选择与朱克曼与杰米长期的通奸的伦理选择是有着相似之处。爱美·贝丽特与朱克曼的相似性其实是朱克曼内心的真实的伦理选择。在罗斯笔下，朱克曼是既定的人物角色，当作者的创作开始展开，作为主角的朱克曼的伦理选择是有限的，而他被束缚的无法表达的伦理选择，就通过爱美·贝丽特这个角色表现出来。
阔别十多年后的重逢，朱克曼眼中的爱美·贝丽特是这样的：“她拄着拐杖走了进来，戴着早已褪色的红色雨帽，雨帽边缘压低，遮住了她的额头，给人一种不太符合当下主流的乡土气息”[6]此时贝丽特没有认出朱克曼。在后来的交谈中朱克曼知道贝丽特患上了脑肿瘤。朱克曼来纽约是为了治愈他的前列腺癌，此时他的人生是消极的：“他不参加晚餐聚会 ，他不去电影院看电影……他将自己设定处于一个没有打字机的时代，一个不知道万维网为何物的时代。”[6]在纽约的重逢，他们两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疾病和死亡。在《鬼退场》中，从作者的原文选词的时态上解读：爱美·贝丽特“将会在几年内死去”；事实上，朱克曼也说过“我将会死去”。[7]暗示出他们相同的命运。在《鬼作家》中，他们具有相似的伦理身份，直到《鬼退场》中他们依然逃不了彼此相似的命运。
爱美·贝丽特不仅是作者预设的小说角色，而且她是小说主人公朱克曼真实写照的一部分。相似的多重伦理身份，相似的伦理境遇。从菲利普·罗斯对爱美·贝丽特的设计解读，能理解作者对朱克曼的态度。如果朱克曼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么爱美·贝丽特就是小说伦理环境中的真实的“朱克曼”，如果小说中的朱克曼是作者刻意设计安排的角色，那么爱美·贝丽特就是小说伦理环境中顺应历史发展的真实的“朱克曼”的一部分。朱克曼作为该系列的主人公，他的多重伦理身份被作者精心设计的围绕主人公的其他角色一一展现出来。如果朱克曼是一个整体，作品其他角色就是这个整体中的部分体现。每一个角色都是朱克曼某种伦理身份的对应。作品中其他作品角色的设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主人公——朱克曼。
参考文献：
[1]http：//www.nytimes.com/2006/11/30/books/30roth.html？_r=0.
[2]D·P·Royal. More Than Jewish Mischief： Postmodern Ethnicity in the Later Fiction of Philip Roth [D].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2000.
[3]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4]P·Roth. Ghost Writer [M].New York： Farrar， Stra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