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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似乎只属于农民的疾病，而他们正是最难抗击病祸灾难的一群人。
即使大难当头，不少人仍然不敢踏进医院的大门。
从机耕道下来，穿过一个荷塘，竹树掩映着韦祖芝的家。
家就是一片老屋的一间，一架破旧的木板床边，两只狗、两只兔子和几只半大的鸡在午睡或是觅食。邻居说，自从与儿女分开后，韦祖芝夫妇就在这里与牲畜同住，既是陪伴，也是生活费的重要来源。
韦家的一头老母猪和它生的9头小猪、4头大猪则寄养在别人家里。大约7月16日，母猪突然病倒了，接着6头小猪和4头大猪也在几天内陆续病死，此外还有几只兔和鸡。
连吃了猪血的邻家的两只狗也未能幸免。记者到访时，一只不知何时死去的小鸡还躺在韦家屋檐下的阴沟里。
韦祖芝舍不得全扔，把大约200来斤好猪肉腌了起来，还请来左邻右舍摆了两桌吃了一顿在内江市资中县板栗桠乡，和四川农村大多数地方一样，死了牲畜通常自己吃掉，或者以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上门收购的专收死猪狗的贩子。早些年，韦的母亲还曾把已经埋掉的死猪挖出来吃。
本轮疫情中，迄今没有资料显示有城里人染病，此病似乎专与农民关联。而调查显示，发病的大多数人曾宰杀、烹食过病死牲畜。这不仅在四川，在中国一些农村都是普遍的习惯。
“还不是因为穷。”韦的儿媳杨怀英说。
对于1998年爆发于江苏的那次疫情，江苏省卫生防疫站的胡晓抒回忆说，“我们甚至不得不派民兵站岗看护死猪掩埋场。否则农民真的会挖出来吃了。”
同样的习惯后面，是同样上演的悲剧。
为看病而破产的农民
几天后，63岁的韦祖芝就不太对劲儿了。24日，当板栗桠乡群众村卫生室的张甫康医生接到请求上门出诊时，他已经躺在床上下不来了，三天未进粒米。
张按上呼吸道感染给韦打了针，开了药农民们如果有小病通常是以此治疗。
25日上午，张接到通知去镇里开会，会上通报了已发生人-猪链球菌疫情。
25岁的张甫康中专医科毕业后，在群众村开了这个小小的诊所，他也是那里惟一的执业医生。张还是资中县防疫保健站确定的“防保人员”之一，每月从政府手中领取60块钱，负责这个拥有1300多人的村庄的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韦祖芝因病情恶化再次来诊所输液时，引起了张甫康的警觉，他建议韦到板栗桠乡卫生院诊断，随后韦又被送到了资中县人民医院。在县医院，他的病情诊断上被写上了“人—猪链球菌感染待诊？”并被要求入院观察。但韦的家属身上只带了50元钱，几天前看病已花掉了他家仅有300元钱的大部分。当他们发现仅验血又花去37元后，偷偷地溜掉了。
事实上，如果让韦个人承担治疗费用，这个农民就得破产。
如果韦到乡卫生院住一次院，平均花费是525元；如果到县里的医院，平均花费1920元；如果到更高一级的医院，则可能花费4905元。而就目前来看，“人-猪链球菌病”的治疗花费平均5000元以上。
而这个拥有117万农民的农业大县，2003年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62元。
较早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披露，中国农村有近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
惧于高额的费用，农民们很难有勇气踏进医院的门槛，在染上人-猪链球菌病时也不例外农民们多数将其看作是重感冒。
本刊的调查显示，在本轮疫情中，一些农民是在病发后不愿去医院看病，而导致病情加重乃至死亡。
不仅是贫穷的资中，成都附近的农民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成都三环路外几公里的十陵镇太平村一个叫林家老房子的地方，50岁的李桂芳烹食邻人的死猪内后发病，与韦祖芝一样，李从个体诊所到区县院几经辗转两天后，于22日晚上来到川大华西医院求治。但临入院时，她和亲属打了退堂鼓，半夜溜回了家。直到次日被村镇干部找到再次送医。
从已查知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过程是大多数“人猪链球菌病”患者所经历的。
如何搭救患病农民
政府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资中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英说，“人-猪链球菌病”，也可以纳入医疗合作的报销范围。
但是，在资中，迄今有75%的农民并不在这个体系中，其中包括韦祖芝。
按照这项制度，每年农民出10元(其中8元用于日常门诊，2元用于大病统筹)，中央出10元，省市县三级政府合出10元。但刘建英说，她最初也没有想到，只够城里人打一次出租车的10元钱，不少农民也拿不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端于2002年，在非典之后成为中央力推的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国有约7000万农民参加。但至少在资中，却遇到很大的阻力。
刘建英说，农民是讲实惠的，根据资中县筹资状况制定的政策，农民住院医疗费用平均补偿比例不到25%在全国，这一数据是27%。加上其他因素，有时几万元的大病花费只能报几千块钱，使得农民对这项制度缺乏信心。
从目前操作来看，“大多数农民没有看到益处”，刘认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多大解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中国政府试图重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曾经称誉世界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于80年代中期几乎崩溃，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此后，农民看病的每一分钱，除了少量的救济之外，都是自己掏腰包，因此很多只能“小病拖，大病扛”。
刘建英和姜山说，前些年资中县的乡镇医疗机构也多数处于瘫痪或是分化解体状态，医疗人员流失或是解散。即使在现在，大多数乡镇卫生院仍然是靠租房、租设备开展业务。
不过，近两年来似乎看到一些转机。为配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央拨出了一笔专款用于乡镇卫生机构的重建和改善。在资阳，除县级医疗机构外，已经拥有32个乡镇卫院和700多个村卫生室，张甫康开办的群众村卫生室就是其中之一。
可能正是张甫康的警觉和负责，搭救了韦祖芝。
废墟上重建的公共卫生体系
27日下午7点钟，张甫康发现韦祖芝又来输液，立即给上级打电话。韦祖芝再度被送到资中县人民医院。同时入院的还有他的女儿韦菊。
韦祖芝不用为医疗费发愁了。上级政府已经将此定义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令对病人及时收治，费用先由政府解决。
资中县人民医院的感染科，是一幢古老而破旧的中式小楼。这是190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一位叫满里的传教士留下的遗产。多数时候，这里是空荡荡的，这次一下被26名人-猪链球菌病人挤满了。
韦祖芝不用为费用发愁，资中县人民医院却有点担心。每位病人的费用从一两千元到两万元以上，医政科科长姜山说，目前医院已垫支了15万元，而政府拨款仅到位5万元。按上级的要求，医院还应该添置价值百万的新仪器。而在上次非典中用于改造和新设隔离病区和增添设备所花掉的200万，还无处报账。
姜山说，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但在谁出钱的问题上，仍然难以落实。
从本次疫情来看，政府的应对似乎有了变化，姜山说，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前来检查防治工作，同时带来了给资中100万元的承诺。
这些可看作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一些积极变化。而“四川怪病”，正发生在新的公共卫生体系刚开始建立的之初。
当然，医疗有了保障的韦祖芝并不能就此放下心来。政府并不打算支付他住院期间的生活费，因此他只能靠病友多出来的或是在餐馆打工的外孙带来的饭菜生活。
即使大难当头，不少人仍然不敢踏进医院的大门。
从机耕道下来，穿过一个荷塘，竹树掩映着韦祖芝的家。
家就是一片老屋的一间，一架破旧的木板床边，两只狗、两只兔子和几只半大的鸡在午睡或是觅食。邻居说，自从与儿女分开后，韦祖芝夫妇就在这里与牲畜同住，既是陪伴，也是生活费的重要来源。
韦家的一头老母猪和它生的9头小猪、4头大猪则寄养在别人家里。大约7月16日，母猪突然病倒了，接着6头小猪和4头大猪也在几天内陆续病死，此外还有几只兔和鸡。
连吃了猪血的邻家的两只狗也未能幸免。记者到访时，一只不知何时死去的小鸡还躺在韦家屋檐下的阴沟里。
韦祖芝舍不得全扔，把大约200来斤好猪肉腌了起来，还请来左邻右舍摆了两桌吃了一顿在内江市资中县板栗桠乡，和四川农村大多数地方一样，死了牲畜通常自己吃掉，或者以几毛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上门收购的专收死猪狗的贩子。早些年，韦的母亲还曾把已经埋掉的死猪挖出来吃。
本轮疫情中，迄今没有资料显示有城里人染病，此病似乎专与农民关联。而调查显示，发病的大多数人曾宰杀、烹食过病死牲畜。这不仅在四川，在中国一些农村都是普遍的习惯。
“还不是因为穷。”韦的儿媳杨怀英说。
对于1998年爆发于江苏的那次疫情，江苏省卫生防疫站的胡晓抒回忆说，“我们甚至不得不派民兵站岗看护死猪掩埋场。否则农民真的会挖出来吃了。”
同样的习惯后面，是同样上演的悲剧。
为看病而破产的农民
几天后，63岁的韦祖芝就不太对劲儿了。24日，当板栗桠乡群众村卫生室的张甫康医生接到请求上门出诊时，他已经躺在床上下不来了，三天未进粒米。
张按上呼吸道感染给韦打了针，开了药农民们如果有小病通常是以此治疗。
25日上午，张接到通知去镇里开会，会上通报了已发生人-猪链球菌疫情。
25岁的张甫康中专医科毕业后，在群众村开了这个小小的诊所，他也是那里惟一的执业医生。张还是资中县防疫保健站确定的“防保人员”之一，每月从政府手中领取60块钱，负责这个拥有1300多人的村庄的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
韦祖芝因病情恶化再次来诊所输液时，引起了张甫康的警觉，他建议韦到板栗桠乡卫生院诊断，随后韦又被送到了资中县人民医院。在县医院，他的病情诊断上被写上了“人—猪链球菌感染待诊？”并被要求入院观察。但韦的家属身上只带了50元钱，几天前看病已花掉了他家仅有300元钱的大部分。当他们发现仅验血又花去37元后，偷偷地溜掉了。
事实上，如果让韦个人承担治疗费用，这个农民就得破产。
如果韦到乡卫生院住一次院，平均花费是525元；如果到县里的医院，平均花费1920元；如果到更高一级的医院，则可能花费4905元。而就目前来看，“人-猪链球菌病”的治疗花费平均5000元以上。
而这个拥有117万农民的农业大县，2003年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62元。
较早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曾披露，中国农村有近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
惧于高额的费用，农民们很难有勇气踏进医院的门槛，在染上人-猪链球菌病时也不例外农民们多数将其看作是重感冒。
本刊的调查显示，在本轮疫情中，一些农民是在病发后不愿去医院看病，而导致病情加重乃至死亡。
不仅是贫穷的资中，成都附近的农民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成都三环路外几公里的十陵镇太平村一个叫林家老房子的地方，50岁的李桂芳烹食邻人的死猪内后发病，与韦祖芝一样，李从个体诊所到区县院几经辗转两天后，于22日晚上来到川大华西医院求治。但临入院时，她和亲属打了退堂鼓，半夜溜回了家。直到次日被村镇干部找到再次送医。
从已查知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过程是大多数“人猪链球菌病”患者所经历的。
如何搭救患病农民
政府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体制。资中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英说，“人-猪链球菌病”，也可以纳入医疗合作的报销范围。
但是，在资中，迄今有75%的农民并不在这个体系中，其中包括韦祖芝。
按照这项制度，每年农民出10元(其中8元用于日常门诊，2元用于大病统筹)，中央出10元，省市县三级政府合出10元。但刘建英说，她最初也没有想到，只够城里人打一次出租车的10元钱，不少农民也拿不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端于2002年，在非典之后成为中央力推的制度。到去年年底全国有约7000万农民参加。但至少在资中，却遇到很大的阻力。
刘建英说，农民是讲实惠的，根据资中县筹资状况制定的政策，农民住院医疗费用平均补偿比例不到25%在全国，这一数据是27%。加上其他因素，有时几万元的大病花费只能报几千块钱，使得农民对这项制度缺乏信心。
从目前操作来看，“大多数农民没有看到益处”，刘认为，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多大解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中国政府试图重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曾经称誉世界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于80年代中期几乎崩溃，到1985年，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陡降至5%。此后，农民看病的每一分钱，除了少量的救济之外，都是自己掏腰包，因此很多只能“小病拖，大病扛”。
刘建英和姜山说，前些年资中县的乡镇医疗机构也多数处于瘫痪或是分化解体状态，医疗人员流失或是解散。即使在现在，大多数乡镇卫生院仍然是靠租房、租设备开展业务。
不过，近两年来似乎看到一些转机。为配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央拨出了一笔专款用于乡镇卫生机构的重建和改善。在资阳，除县级医疗机构外，已经拥有32个乡镇卫院和700多个村卫生室，张甫康开办的群众村卫生室就是其中之一。
可能正是张甫康的警觉和负责，搭救了韦祖芝。
废墟上重建的公共卫生体系
27日下午7点钟，张甫康发现韦祖芝又来输液，立即给上级打电话。韦祖芝再度被送到资中县人民医院。同时入院的还有他的女儿韦菊。
韦祖芝不用为医疗费发愁了。上级政府已经将此定义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令对病人及时收治，费用先由政府解决。
资中县人民医院的感染科，是一幢古老而破旧的中式小楼。这是190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一位叫满里的传教士留下的遗产。多数时候，这里是空荡荡的，这次一下被26名人-猪链球菌病人挤满了。
韦祖芝不用为费用发愁，资中县人民医院却有点担心。每位病人的费用从一两千元到两万元以上，医政科科长姜山说，目前医院已垫支了15万元，而政府拨款仅到位5万元。按上级的要求，医院还应该添置价值百万的新仪器。而在上次非典中用于改造和新设隔离病区和增添设备所花掉的200万，还无处报账。
姜山说，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但在谁出钱的问题上，仍然难以落实。
从本次疫情来看，政府的应对似乎有了变化，姜山说，四川省卫生厅一位副厅长前来检查防治工作，同时带来了给资中100万元的承诺。
这些可看作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的一些积极变化。而“四川怪病”，正发生在新的公共卫生体系刚开始建立的之初。
当然，医疗有了保障的韦祖芝并不能就此放下心来。政府并不打算支付他住院期间的生活费，因此他只能靠病友多出来的或是在餐馆打工的外孙带来的饭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