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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人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传统上，我们往往认为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或者是一个人情社会，它的特点是人情关系浓厚，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宗族具有相当的自治权力，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石。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方方面面的社会制度再一次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由于原有的宗族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几乎被完全打破，家庭与家庭之间联系十分松散，造成许许多多的家庭、个人乃至于组织感觉自己在社会中就像一个个在空气中飘零的分子，找不到组织，找不到依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在通过各种形式重新组织起来。从现代社会学的某一个视角看，在中国社会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自组织结构。这种自组织结构，以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为依托，以人情为纽带，将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进一步连接成网，形成了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力的组织网。
“自组织”的社会学意义
这种自组织结构弥补了中国行政体制相对统一严密、层级分明、纪律严格而导致的灵活性不足、适应性欠缺、僵化呆板的弊端，也弥补了中国社会民间活力欠缺、民间组织发育不健全的不足，使得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自治空间。
所谓“自组织”，是指在一个系统内，成员之间基于自愿而组织到一起，自定规则，自我管理，集体行动。自组织这一概念，发源于物理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水滴聚而成云、研究复杂的热力学耗散系统中，发现许许多多的原子、分子结构，通过自组织的形式有组织的聚合到一起，乃至于形成生命。
与自组织相对的是“他组织”，他组织往往是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并赋予某些特定任务。他组织结构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行政系统、各类企业内部。而自组织结构则较多地涌现为企业内的自我导向团队（Self-directed Team），企业间联盟。
自组织的产生包括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一群个体聚集到一起。在当代中国社会，从先天来分析，同一血缘、同一宗族、同一地域乃至于同姓都可能成为共同聚集在一起的原因；后天的层面，则有学缘型（同学）、业缘型（战友、同事）、爱好型（驴友俱乐部）、经历型（知青）等。总而言之，都讲究有这么一个缘分，让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一起。其次，这些有缘聚在一起的个体相互之间通过长期的、紧密的交流沟通，建立良性的、稳定的信任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至今仍然十分浓厚。因此，往往许许多多的个体又通过人情、关系的经营，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联系。
最后，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体需要组织起来，产生共同的目标，形成分工协作，集体开展行动，集体自我管理。只有当小团队开始自我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集体行动，才能成为自组织。否则，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个体，还谈不上组织。例如，当年刘邦与樊哙、萧何等人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能算自组织。但是之后一同拉起一支部队反秦，则算形成了自组织。
商界中的“自组织”
当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民间私营企业的增多，这种自组织优势愈发明显。
在“人单合一双赢”的模式下，海尔把企业划分为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每个经营体都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是我目前看到的，可能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现代管理发展出来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在管理学界也被称作内部网络（Internal Network），因为这种企业内治理模式会从层级结构变成网络结构。
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小米的社群战略，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香港利丰集团的小约翰·韦恩制度，台湾宏碁集团施振荣的“群龙无首”管理哲学，其实都是中国人自组织的典范。在我看来，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自组织的前提都是强调放权。同时，又要避免一放就乱，也就是既不伤害你的积极性，让你有裂土封侯的感觉，又要明确哪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在“放”与“不放”之间把握平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裂土封侯是中国人的本能。而从经营的角度看，中国人同样擅长自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企业采取的挂靠、承包、分兵突围等模式，都属于自组织。但缺点是未经过现代管理的洗礼，很容易陷入“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死循环。
具体而言，自组织在中国，特别是在商界，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普遍存在的形态有：挂靠、承包、外包、商帮等。
“挂靠”指的是某一独立的组织，在名义上接受某一单位、组织的统一管理，并以所挂靠单位的名义开展一些工作，但仍然保留着自身独立的组织结构和经营体系。这些独立的组织甚至在很多对外交往中以自己的名义，仅仅是必要的时候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开展工作。
“承包”则是另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形态。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建设项目，很多都是靠承包来完成的。而承包模式也不仅仅存在于建筑行业，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承包的影子。
“外包”是将企业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别的专业公司负责。“外包”已经非常常见，从软件外包到人事外包，从境内到离岸，已经成为了许多企业共同的选择。这样企业就可以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不必为非核心业务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组织结构形态是商帮。例如，温州商帮、晋商等，他们以地缘为纽带，通过商会等形式，企业间自发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甚至于拥有紧密的业务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开拓市场。
随着近些年的变迁，自组织的另外一种形式——“内部创业”，在企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如香港利丰集团，除了拥有过强大的供应商网络这种外包网络的自组织形式之外，还拥有内部创业这种自组织形式。他们推行的是“小约翰·韦恩”制度。
一般而言，组织化的兵团模式总是优于单枪匹马的单兵作战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呼吁“要团结起来”的原因。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基础、组织框架、组织结构在过去一百年中多次被打碎，但人们对组织化的需要始终没有变。
即使社会被打散到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各个个体又还在不断地聚合，形成一个个自组织结构。而且，这种组织化的规模越来越大，有些甚至已经拥有在某一行业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的能力，不得不让人惊叹、令人畏惧。
当乐见的“自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组织发展到极端，有可能演化为派系主义。现在中央反腐特别反对的、特别提防的即是这种所谓的“山头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组织向着派系方向发展，已经游走在了法律的边缘，乃至于违法违规。这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需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的问题。
[编辑 周慧陶]
E-mail：zht@chinacbr.com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方方面面的社会制度再一次经历了深刻的变革。由于原有的宗族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几乎被完全打破，家庭与家庭之间联系十分松散，造成许许多多的家庭、个人乃至于组织感觉自己在社会中就像一个个在空气中飘零的分子，找不到组织，找不到依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中国社会在通过各种形式重新组织起来。从现代社会学的某一个视角看，在中国社会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自组织结构。这种自组织结构，以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为依托，以人情为纽带，将中国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进一步连接成网，形成了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力的组织网。
“自组织”的社会学意义
这种自组织结构弥补了中国行政体制相对统一严密、层级分明、纪律严格而导致的灵活性不足、适应性欠缺、僵化呆板的弊端，也弥补了中国社会民间活力欠缺、民间组织发育不健全的不足，使得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自治空间。
所谓“自组织”，是指在一个系统内，成员之间基于自愿而组织到一起，自定规则，自我管理，集体行动。自组织这一概念，发源于物理学。物理学家在研究水滴聚而成云、研究复杂的热力学耗散系统中，发现许许多多的原子、分子结构，通过自组织的形式有组织的聚合到一起，乃至于形成生命。
与自组织相对的是“他组织”，他组织往往是由一个权力主体指定一群人，并赋予某些特定任务。他组织结构比较广泛地存在于行政系统、各类企业内部。而自组织结构则较多地涌现为企业内的自我导向团队（Self-directed Team），企业间联盟。
自组织的产生包括三个关键阶段：首先，是一群个体聚集到一起。在当代中国社会，从先天来分析，同一血缘、同一宗族、同一地域乃至于同姓都可能成为共同聚集在一起的原因；后天的层面，则有学缘型（同学）、业缘型（战友、同事）、爱好型（驴友俱乐部）、经历型（知青）等。总而言之，都讲究有这么一个缘分，让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到一起。其次，这些有缘聚在一起的个体相互之间通过长期的、紧密的交流沟通，建立良性的、稳定的信任关系。在中国，传统的人情、关系至今仍然十分浓厚。因此，往往许许多多的个体又通过人情、关系的经营，保持着长期稳定的联系。
最后，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个体需要组织起来，产生共同的目标，形成分工协作，集体开展行动，集体自我管理。只有当小团队开始自我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集体行动，才能成为自组织。否则，只是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个体，还谈不上组织。例如，当年刘邦与樊哙、萧何等人在一起吃喝玩乐，不能算自组织。但是之后一同拉起一支部队反秦，则算形成了自组织。
商界中的“自组织”
当代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民间私营企业的增多，这种自组织优势愈发明显。
在“人单合一双赢”的模式下，海尔把企业划分为2000多个自主经营体，每个经营体都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海尔的自主经营体，是我目前看到的，可能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现代管理发展出来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在管理学界也被称作内部网络（Internal Network），因为这种企业内治理模式会从层级结构变成网络结构。
阿里巴巴的生态系统，小米的社群战略，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经营，香港利丰集团的小约翰·韦恩制度，台湾宏碁集团施振荣的“群龙无首”管理哲学，其实都是中国人自组织的典范。在我看来，海尔的自主经营体和它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自组织的前提都是强调放权。同时，又要避免一放就乱，也就是既不伤害你的积极性，让你有裂土封侯的感觉，又要明确哪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在“放”与“不放”之间把握平衡。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裂土封侯是中国人的本能。而从经营的角度看，中国人同样擅长自组织。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企业采取的挂靠、承包、分兵突围等模式，都属于自组织。但缺点是未经过现代管理的洗礼，很容易陷入“一死就放，一放就乱”的死循环。
具体而言，自组织在中国，特别是在商界，大家比较熟悉、比较普遍存在的形态有：挂靠、承包、外包、商帮等。
“挂靠”指的是某一独立的组织，在名义上接受某一单位、组织的统一管理，并以所挂靠单位的名义开展一些工作，但仍然保留着自身独立的组织结构和经营体系。这些独立的组织甚至在很多对外交往中以自己的名义，仅仅是必要的时候用挂靠单位的名义开展工作。
“承包”则是另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形态。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类建设项目，很多都是靠承包来完成的。而承包模式也不仅仅存在于建筑行业，在各行各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承包的影子。
“外包”是将企业非核心业务委托给别的专业公司负责。“外包”已经非常常见，从软件外包到人事外包，从境内到离岸，已经成为了许多企业共同的选择。这样企业就可以聚焦于自己的核心业务，而不必为非核心业务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
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组织结构形态是商帮。例如，温州商帮、晋商等，他们以地缘为纽带，通过商会等形式，企业间自发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甚至于拥有紧密的业务联系，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开拓市场。
随着近些年的变迁，自组织的另外一种形式——“内部创业”，在企业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如香港利丰集团，除了拥有过强大的供应商网络这种外包网络的自组织形式之外，还拥有内部创业这种自组织形式。他们推行的是“小约翰·韦恩”制度。
一般而言，组织化的兵团模式总是优于单枪匹马的单兵作战模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呼吁“要团结起来”的原因。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基础、组织框架、组织结构在过去一百年中多次被打碎，但人们对组织化的需要始终没有变。
即使社会被打散到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各个个体又还在不断地聚合，形成一个个自组织结构。而且，这种组织化的规模越来越大，有些甚至已经拥有在某一行业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的能力，不得不让人惊叹、令人畏惧。
当乐见的“自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自组织发展到极端，有可能演化为派系主义。现在中央反腐特别反对的、特别提防的即是这种所谓的“山头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组织向着派系方向发展，已经游走在了法律的边缘，乃至于违法违规。这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需要慎重考虑、尽量避免的问题。
[编辑 周慧陶]
E-mail：zht@chinacb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