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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即将来临之际，本刊邀约十几位读书人谈谈自己想在新的一年里读些什么书。鉴于出版行业不甚景气，为免给我们认真的出版家增添不必要的苦恼，故日“读书梦”：是耶非耶，说梦而已！
A先生：希望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我的本行——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古典文学是一门学问，它的研究应当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不要一会儿受冷落，一会儿又被当作“传统文化”来片面宣扬。人们提出的有些要求，其实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能够承担的。把古典文学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宣传活动，我们当然常常得到意外的荣宠，但也有想不到的顾虑。我有个朋友搞魏晋玄学和文人心态。研究完成后，他很顾虑，不敢出书，怕有人说他的研究有影射之嫌。其实，他的稿子里无非讲到两汉时国力较强，文人对政治有亲近感，比较拥护。到东汉后期，宦官外戚把持政权，政权腐败，文人批评宦官外戚，便老受打击，逐渐地，文人对政权从亲近感转为疏离。为寻找出路，又转向自我，超脱现实。一个学者为真正研究学问而写的东西，如果读的人受其他方面的影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那是读的人的事。我以为这位学者的顾虑不必要，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读到他的新著，以及其他类似论著。中国不乏真正的严肃的学者，有严正的学风。陈寅恪解放前对国民党政治不满，解放后他也有不满，可他的不满主要从诗词中反映出来，在搞学问写学术文章时，还是尽量不把自己的政治情绪加到里面去。这是一种好的传统。
E先生：同西方学者对话，现在是时候了。
在新的一年里，我想读到中国学者写的跟西方学者对话的书。我没发现现在有太多这方面的书。即使有，也不太有份量。而从哲学领域来看，这几年我们还是有相当的一批有才能的学者可以写这样的书，特别是年轻学者，他们一开头就接触新东西，很有接受和批判能力。西方学者写了不少大部头书，我们要写我们的书来和他们讨论。这几年已经有了这个基础。最近有一位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荷兰学者来作讲演，谈的是伽德默尔。他的讲演一完，马上有好几个人同时指出，他所介绍的已不完全是伽德默尔，而是受了利科的影响。这很不容易。如果退回去不说十来年，就是五、六年，谁也不会听出这一点。现在因为我们已有相当基础了，可以感觉出来他讲的伽德默尔变了形，因此可以说，无论对西方学说吸收还是排斥，现在都有了基础。学术研究要讲究这个基础，不能搞“大呼隆”。比方萨特，有人批判过，有人鼓吹过，闹了半天。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萨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有人说他的“绝对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其实照我看来，人家恰恰是说，正是有自由，才有责任，不是要人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说我做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规定好了的，命定了的，那么还谈得上什么责任？而萨特说的是你是自由的，这是说别人不能确定你会怎么做，因为你是活的人。但无论你怎么做，你都要负责，逃脱不了这个责任。从这点说，这个自由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宁可不要这个自由，最好不要这个自由，但不可能，人就注定了要自由。人家说的是这么一套，要批评他可以，但得把人家的那些东西弄清楚，然后理出自己的意见来。同西方学者对话，就包括批评。对他们不可没有批评，也不是没有可批评的地方。连他们自己也在互相批评。
C先生：不要限于读一本书或一类书。
我希望大家在一九九一年里放开眼界，开阔读书的范围，而不要仅限于读某一本或某一类书。以经济学来说，多年来我们常常习惯于拿一本书打仗。最早是拿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觉得它包罗万象，凭藉此书，即可找出对策。改革开放后，读了些西方经济学的初级教程，不是一本，而是一类，但读书的目的也还是找对策。现在想起来，单读一二本书是不行的。读书的面要广。以研讨经济学来说，就不仅要研究资源的配置理论，而且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亚当·斯密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学说，了解他们怎样把政治因素考虑了进去。了解到马歇尔后，政治经济学如何变成了纯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又将这些问题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如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都可一读。回过头来想这几年改革所走过的道路，为什么许多的政策在现实中行不通，都和制度的结构有关，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所以，还要多读些这方面的书。据说上海三联书店新出一本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实证性地分析了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很有兴趣。经济理论界过去理想主义占上风。一方面想着目标模式，另方面带着个人的价值判断、情感色彩去判断。现在我希望通过读书，想一想现实与方案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实中必然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怎么改。首先必须先知道怎么样，才能知道怎样去改。否则，行不通。走弯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用经济学的原理说就是很不经济，成本耗费更大。所以不如慢些、稳些更经济。
D先生：要读可爱而又可信的论著。
前几年出书不少，尤其是理论著述，但是正如一位先生所说，它们中不少“可爱而不可信”。在一九九一年，我个人就希望读一些既可爱又可信的书。这些书现在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写书的人读书太少，底子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气度。作者底子不厚，又少气度，写成的书往往有小家子气，缺少大家风范。我现在在读伽德默尔与德里达的论战的集子，论战最先开始于八四年。八四年伽到巴黎去演讲，德里达听了后回去想了半天，就给伽德默尔提了三个问题，伽德默尔回答他的质询。这种学术论战，读了以后十分开眼界。无论什么学问，总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也应当允许别人反驳，提不同意见。最近又看到卡尔.波普的一些文章。波普老了之后，只写小文章，不写大文章了。他的小文章写得好漂亮，最近我读了两篇，一篇叫《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再就是《我如何看哲学》，讲他赞成什么观点，不赞成什么观点。人老了，不能像年轻时写得那么有论战性，简单说我的对，你的不对。他虽也认为自己的主张对，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无所谓，似乎是你爱信不信没关系。这种豁达态度按中国学术传统应当最为具有。我们文化底子厚，人才又多，应当不怕人家来驳。中国学者应当有这种信心。让我们有更多的具有大家风范的可爱又可信的论著问世，这是我们搞学问的最大期望！
E先生：不为赶潮流而读书。
我的读书观是：读书就是读书，不要搞成什么潮流。读书是为了长远地增长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读书就像蜜蜂酿蜜一样，各处采一点花粉，酿成蜜，不是什么急用先学，赶快拿本书来为赶上什么潮流。这样的读书，才能心平气和，从容不迫。从这种读书观出发，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一些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书。让这些书告诉我们：历史上碰到过什么情况，古人怎么解决他们的难题；曾经有些什么解决难题的方式；某种思维方式是怎样来看待这种问题的。要探讨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供我们选择合用的方式、方法而不至手忙脚乱。当然，现在书很难出，要亏本。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实行十七、八世纪德国或威尼斯的那些公国的方式，请有些对文艺感兴趣的大公来资助文化包括出版，不必非挂着艺术独立的遮羞布不可。用这办法可出些有价值的书。不久前读了些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报告文学，发现这是一种全景式的报告文学，非常耐读。但如果没有“大公”们帮忙，现在谁也不会想去出它，某个财团和文人结合起来做件好事，这还是可以的，也不必羞羞答答，只要做的是好事，就行了。
J先生：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想给做读书梦的朋友唱些反调：希望我们有便的话。去“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刚从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回来，在那里呆了半年。下去的时候带了些书，一是想读经，另外想搞近现代思想史。但是，到了下面，看看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情况，在读经、读思想史的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本很可读的活的“书”。
中国乡村经历了传统社会的瓦解，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变化非常大。承包制后，农村基层组织近乎解体。名义上区、乡和村组织都存在，实际上它们对农民已没有多大制约力，而且过去的道德和信念也解体了，这样就导致了乡村中的无序现象。现在各级组织对乡村事务的干预，实际上还是靠搞运动来进行的。运动老是要变，变来变去就容易造成政策上的不稳定。怎样完善乡村秩序，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伴随道德、信念解体而来的“诸神复活”。我所在的县，这两年建了六百三十多座庙，五花八门，有佛教、道教、天主教，有巫婆、神汉，有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天主教徒，家里供着巫婆、神汉。一个区特别贫困，人均口粮只有十三斤，没有电。县里动员他们集资拉一条线来通电，农民不肯。可他们自己集资建了两座全县最大的庙，给庙通了电，还修了二三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架了一座桥，为的是便于人们到庙里去进香。由于乡村组织缺乏对秩序的维系能力，实际上变成谁家人多就势大。这就压缩不了人口。至于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等等，更不去说它了。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基层干部，拚命在工作。非常好的与非常恶劣的干部混杂在一起，正好像我们社会里非常健康、向上与非常低俗、卑劣的现象交织在一起一样。这样一些情况，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是非常隔膜的，更不要说能真正提出什么有效的方案了。这么一本“书”值得我们一读。当然，也可以由一些人把这些写成书，加以必要的分析，这会更好。不过，照目前的出书难，我担心这本书更难读到。要读这么一本记述、分析中国社会的著作，更会是一个“梦”想。
K先生：梦想多读到一些港台学术论著。
我想做的读书梦是：有机会多读到一些港台的学术论著。
香港、台湾的出版物，现在我们开始有所接触。我得直说，其中有些实在不敢恭维，但也很有一些值得一读，有的却真是给人启发。大陆书市上见到的，非常奇怪，就我辈书呆子的眼光来看，不敢恭维的居多。值得一读的，反而少见。这是现实情况。今天既然是说“梦”，我想也不必去分析它，留待有机会分析现实时再说。
不久前，转辗借到台湾出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王作荣先生著。我看了以后，相当入迷。这本书篇幅不大，但谈的相当具体。我们现在都知道，台湾的经济有一定成绩，信息和电子化方面据说居世界第一。这是怎么来的？据说那里也曾有过痛苦、艰难的改革。那里权贵资本排斥私人资本，起飞也是困难的。七十年代，台湾发生了著名的王(作荣)蒋(硕杰)论战。争论的焦点：是稳定中求增长，还是增长中求稳定。通过争论，经济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了解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外债等等。我们现在看王作荣的这本《走向现代化之路》，再结合看王作荣和蒋硕杰的论战集《走出通货膨胀的战略选择》，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台湾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台湾经济发展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台湾经济有些进步，是不是一切顺畅了？事实不然，问题还很多。前一阵朋友推荐我读两册杭之先生写的《一苇集》，也使我们颇多启发。《一苇集》正续编主要揭示台湾经济发展后产生的问题，写得相当犀利精辟。特别对污染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很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台湾过于重视发展经济，是有弊端的，必须对精神文化予以相当的重视。把上面这些书合起来看，认识更可全面一些。
我不是台湾问题专家，所读到和想读的书，绝非新问世的名著。这里所说，免不了贻笑大方。好在只不过略抒一个穷文人之胸臆，并非要影响现在出版业的运作，大家视为说梦即可。
L女士：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
从前些年文学批评的情况看，主要问题是不少评论家理论准备差，缺少规范化的基本学术训练。但这种情况正在过去。这些年出了不少域外的文学理论书籍，比如精神分析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批评、叙事学、神话原型理论、女权批评等，对大家有帮助，但也有囫囵吞枣的毛病。不能否认，有的文艺批评作品幼稚、片面。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几年努力，已有一些批评家能从对象出发，兼融各家理论，应用的能力比较强。比如孟悦、戴景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比较成功。他们使用了多种理论方法，而又没有与传统的社会批评脱节。他们对每个时代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很注重，过去这种社会分析往往落在物质生活状况上，而他们是落实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有这么一些开始，使我有一种信心：在一九九一年里必然会读到更多的，不是空对空的而是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的文艺批评论著。
我们创作上成果不少，需要下扎实的功夫来研究。首先，当代创作还没有十分精良的选本。应该让我们读到一个能突出作品真正价值的精选本，这是系统、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一。另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我们的理论研究应当有更广大的视野。所以我们不能不要求读到更多域外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书。出版这些书，并不等于要读者全盘接受这些东西。甚至可以说，有时出版的目的正是为了批评它们。我们还应当有关于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专著，分清现代派小说究竟有多少是受影响的，多少是本土的。其中又有多少是技巧，多少是世界观的，多少是方法论的。希望有新的论著，把这些问题弄清。不弄清这些东西，就没法准确地评价文学创作，结果捧也是稀里糊涂，批也是稀里糊涂。
M女士：我们还想多读点有益的闲书。
各位宏儒硕彦就自己的专业谈了不少，到这结束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好说了。我只能说说自己的一个小梦：希望读到一些有益的闲书。
这几年的出版物中，怕就是闲书出得多，不过好的有益的却说不上多少。有的闲书，闲得太离奇，太荒唐，太离谱。它们据说一印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看来自有读者。搞文化学的人叫它们“次文化”，也有人认为这是发展的正道。这些事咱们不去争论，总之我不会把一个月一共一二百大洋的劳动所得，往这上面扔。我想要的闲书，其实在有关专业工作者说来，不是闲书，而是本行的专著，只不过写得比较浅显明白而已。譬如我是学哲学的，却喜欢看讲围棋的书，以此作为消遣。我不是国手，到不了几段，但是读黑格尔读累了，就会抄一本陈祖德他们的专业书——围棋谱来读，让这来解乏。我又喜欢读音乐著作。《读书》杂志上辛丰年先生的文章，他写的《乐迷闲话》，我都爱读。我的一个朋友爱读武侠小说，这也许是闲书中的“末流”吧。不过他告诉我：除了金庸等少许人，实在很少能入他的眼。原来，武侠小说中，也确实有些能启迪智慧，有的却是胡闹而已。
所以说，从我们这些文人角度看，读闲书也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消闲。眼下闲书虽多，这类有益的闲书却日见其少。譬如说，英国的散文，几年前还能读到，现在却没人敢出了——怕赔本。让我们做个小小的美梦：多读到一些真正有益的闲书。
临了儿，我们别忘了一本闲书：《读书》杂志。我们也梦想它能越办越好，长命百岁！
A先生：希望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几本扎实的学术著作，特别是我的本行——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古典文学是一门学问，它的研究应当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不要一会儿受冷落，一会儿又被当作“传统文化”来片面宣扬。人们提出的有些要求，其实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能够承担的。把古典文学研究仅仅当作一种宣传活动，我们当然常常得到意外的荣宠，但也有想不到的顾虑。我有个朋友搞魏晋玄学和文人心态。研究完成后，他很顾虑，不敢出书，怕有人说他的研究有影射之嫌。其实，他的稿子里无非讲到两汉时国力较强，文人对政治有亲近感，比较拥护。到东汉后期，宦官外戚把持政权，政权腐败，文人批评宦官外戚，便老受打击，逐渐地，文人对政权从亲近感转为疏离。为寻找出路，又转向自我，超脱现实。一个学者为真正研究学问而写的东西，如果读的人受其他方面的影响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那是读的人的事。我以为这位学者的顾虑不必要，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读到他的新著，以及其他类似论著。中国不乏真正的严肃的学者，有严正的学风。陈寅恪解放前对国民党政治不满，解放后他也有不满，可他的不满主要从诗词中反映出来，在搞学问写学术文章时，还是尽量不把自己的政治情绪加到里面去。这是一种好的传统。
E先生：同西方学者对话，现在是时候了。
在新的一年里，我想读到中国学者写的跟西方学者对话的书。我没发现现在有太多这方面的书。即使有，也不太有份量。而从哲学领域来看，这几年我们还是有相当的一批有才能的学者可以写这样的书，特别是年轻学者，他们一开头就接触新东西，很有接受和批判能力。西方学者写了不少大部头书，我们要写我们的书来和他们讨论。这几年已经有了这个基础。最近有一位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荷兰学者来作讲演，谈的是伽德默尔。他的讲演一完，马上有好几个人同时指出，他所介绍的已不完全是伽德默尔，而是受了利科的影响。这很不容易。如果退回去不说十来年，就是五、六年，谁也不会听出这一点。现在因为我们已有相当基础了，可以感觉出来他讲的伽德默尔变了形，因此可以说，无论对西方学说吸收还是排斥，现在都有了基础。学术研究要讲究这个基础，不能搞“大呼隆”。比方萨特，有人批判过，有人鼓吹过，闹了半天。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萨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有人说他的“绝对自由”就是为所欲为，其实照我看来，人家恰恰是说，正是有自由，才有责任，不是要人随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说我做的一切都是这个世界规定好了的，命定了的，那么还谈得上什么责任？而萨特说的是你是自由的，这是说别人不能确定你会怎么做，因为你是活的人。但无论你怎么做，你都要负责，逃脱不了这个责任。从这点说，这个自由是战战兢兢的。我们宁可不要这个自由，最好不要这个自由，但不可能，人就注定了要自由。人家说的是这么一套，要批评他可以，但得把人家的那些东西弄清楚，然后理出自己的意见来。同西方学者对话，就包括批评。对他们不可没有批评，也不是没有可批评的地方。连他们自己也在互相批评。
C先生：不要限于读一本书或一类书。
我希望大家在一九九一年里放开眼界，开阔读书的范围，而不要仅限于读某一本或某一类书。以经济学来说，多年来我们常常习惯于拿一本书打仗。最早是拿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打。觉得它包罗万象，凭藉此书，即可找出对策。改革开放后，读了些西方经济学的初级教程，不是一本，而是一类，但读书的目的也还是找对策。现在想起来，单读一二本书是不行的。读书的面要广。以研讨经济学来说，就不仅要研究资源的配置理论，而且要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新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亚当·斯密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和分配学说，了解他们怎样把政治因素考虑了进去。了解到马歇尔后，政治经济学如何变成了纯经济学的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又将这些问题纳入了研究的范围。如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都可一读。回过头来想这几年改革所走过的道路，为什么许多的政策在现实中行不通，都和制度的结构有关，是利益冲突的结果。所以，还要多读些这方面的书。据说上海三联书店新出一本制度经济学的书籍，实证性地分析了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很有兴趣。经济理论界过去理想主义占上风。一方面想着目标模式，另方面带着个人的价值判断、情感色彩去判断。现在我希望通过读书，想一想现实与方案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现实中必然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应该怎么改。首先必须先知道怎么样，才能知道怎样去改。否则，行不通。走弯路会造成更大的浪费，用经济学的原理说就是很不经济，成本耗费更大。所以不如慢些、稳些更经济。
D先生：要读可爱而又可信的论著。
前几年出书不少，尤其是理论著述，但是正如一位先生所说，它们中不少“可爱而不可信”。在一九九一年，我个人就希望读一些既可爱又可信的书。这些书现在所以比较少，是因为写书的人读书太少，底子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气度。作者底子不厚，又少气度，写成的书往往有小家子气，缺少大家风范。我现在在读伽德默尔与德里达的论战的集子，论战最先开始于八四年。八四年伽到巴黎去演讲，德里达听了后回去想了半天，就给伽德默尔提了三个问题，伽德默尔回答他的质询。这种学术论战，读了以后十分开眼界。无论什么学问，总不要一个人说了算数，也应当允许别人反驳，提不同意见。最近又看到卡尔.波普的一些文章。波普老了之后，只写小文章，不写大文章了。他的小文章写得好漂亮，最近我读了两篇，一篇叫《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再就是《我如何看哲学》，讲他赞成什么观点，不赞成什么观点。人老了，不能像年轻时写得那么有论战性，简单说我的对，你的不对。他虽也认为自己的主张对，但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无所谓，似乎是你爱信不信没关系。这种豁达态度按中国学术传统应当最为具有。我们文化底子厚，人才又多，应当不怕人家来驳。中国学者应当有这种信心。让我们有更多的具有大家风范的可爱又可信的论著问世，这是我们搞学问的最大期望！
E先生：不为赶潮流而读书。
我的读书观是：读书就是读书，不要搞成什么潮流。读书是为了长远地增长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做一个现代的文明人。读书就像蜜蜂酿蜜一样，各处采一点花粉，酿成蜜，不是什么急用先学，赶快拿本书来为赶上什么潮流。这样的读书，才能心平气和，从容不迫。从这种读书观出发，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多读到一些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书。让这些书告诉我们：历史上碰到过什么情况，古人怎么解决他们的难题；曾经有些什么解决难题的方式；某种思维方式是怎样来看待这种问题的。要探讨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供我们选择合用的方式、方法而不至手忙脚乱。当然，现在书很难出，要亏本。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实行十七、八世纪德国或威尼斯的那些公国的方式，请有些对文艺感兴趣的大公来资助文化包括出版，不必非挂着艺术独立的遮羞布不可。用这办法可出些有价值的书。不久前读了些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报告文学，发现这是一种全景式的报告文学，非常耐读。但如果没有“大公”们帮忙，现在谁也不会想去出它，某个财团和文人结合起来做件好事，这还是可以的，也不必羞羞答答，只要做的是好事，就行了。
J先生：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想给做读书梦的朋友唱些反调：希望我们有便的话。去“读”一下我们这个社会。
我刚从中国最贫困的地方回来，在那里呆了半年。下去的时候带了些书，一是想读经，另外想搞近现代思想史。但是，到了下面，看看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情况，在读经、读思想史的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本很可读的活的“书”。
中国乡村经历了传统社会的瓦解，到人民公社，再到改革，变化非常大。承包制后，农村基层组织近乎解体。名义上区、乡和村组织都存在，实际上它们对农民已没有多大制约力，而且过去的道德和信念也解体了，这样就导致了乡村中的无序现象。现在各级组织对乡村事务的干预，实际上还是靠搞运动来进行的。运动老是要变，变来变去就容易造成政策上的不稳定。怎样完善乡村秩序，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伴随道德、信念解体而来的“诸神复活”。我所在的县，这两年建了六百三十多座庙，五花八门，有佛教、道教、天主教，有巫婆、神汉，有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天主教徒，家里供着巫婆、神汉。一个区特别贫困，人均口粮只有十三斤，没有电。县里动员他们集资拉一条线来通电，农民不肯。可他们自己集资建了两座全县最大的庙，给庙通了电，还修了二三公里长的简易公路，架了一座桥，为的是便于人们到庙里去进香。由于乡村组织缺乏对秩序的维系能力，实际上变成谁家人多就势大。这就压缩不了人口。至于基层干部的贪污行为等等，更不去说它了。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基层干部，拚命在工作。非常好的与非常恶劣的干部混杂在一起，正好像我们社会里非常健康、向上与非常低俗、卑劣的现象交织在一起一样。这样一些情况，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是非常隔膜的，更不要说能真正提出什么有效的方案了。这么一本“书”值得我们一读。当然，也可以由一些人把这些写成书，加以必要的分析，这会更好。不过，照目前的出书难，我担心这本书更难读到。要读这么一本记述、分析中国社会的著作，更会是一个“梦”想。
K先生：梦想多读到一些港台学术论著。
我想做的读书梦是：有机会多读到一些港台的学术论著。
香港、台湾的出版物，现在我们开始有所接触。我得直说，其中有些实在不敢恭维，但也很有一些值得一读，有的却真是给人启发。大陆书市上见到的，非常奇怪，就我辈书呆子的眼光来看，不敢恭维的居多。值得一读的，反而少见。这是现实情况。今天既然是说“梦”，我想也不必去分析它，留待有机会分析现实时再说。
不久前，转辗借到台湾出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王作荣先生著。我看了以后，相当入迷。这本书篇幅不大，但谈的相当具体。我们现在都知道，台湾的经济有一定成绩，信息和电子化方面据说居世界第一。这是怎么来的？据说那里也曾有过痛苦、艰难的改革。那里权贵资本排斥私人资本，起飞也是困难的。七十年代，台湾发生了著名的王(作荣)蒋(硕杰)论战。争论的焦点：是稳定中求增长，还是增长中求稳定。通过争论，经济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人们了解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外债等等。我们现在看王作荣的这本《走向现代化之路》，再结合看王作荣和蒋硕杰的论战集《走出通货膨胀的战略选择》，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台湾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台湾经济发展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台湾经济有些进步，是不是一切顺畅了？事实不然，问题还很多。前一阵朋友推荐我读两册杭之先生写的《一苇集》，也使我们颇多启发。《一苇集》正续编主要揭示台湾经济发展后产生的问题，写得相当犀利精辟。特别对污染问题、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有很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台湾过于重视发展经济，是有弊端的，必须对精神文化予以相当的重视。把上面这些书合起来看，认识更可全面一些。
我不是台湾问题专家，所读到和想读的书，绝非新问世的名著。这里所说，免不了贻笑大方。好在只不过略抒一个穷文人之胸臆，并非要影响现在出版业的运作，大家视为说梦即可。
L女士：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
从前些年文学批评的情况看，主要问题是不少评论家理论准备差，缺少规范化的基本学术训练。但这种情况正在过去。这些年出了不少域外的文学理论书籍，比如精神分析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批评、叙事学、神话原型理论、女权批评等，对大家有帮助，但也有囫囵吞枣的毛病。不能否认，有的文艺批评作品幼稚、片面。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几年努力，已有一些批评家能从对象出发，兼融各家理论，应用的能力比较强。比如孟悦、戴景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就比较成功。他们使用了多种理论方法，而又没有与传统的社会批评脱节。他们对每个时代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分析都很注重，过去这种社会分析往往落在物质生活状况上，而他们是落实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有这么一些开始，使我有一种信心：在一九九一年里必然会读到更多的，不是空对空的而是从批评对象的实际出发的文艺批评论著。
我们创作上成果不少，需要下扎实的功夫来研究。首先，当代创作还没有十分精良的选本。应该让我们读到一个能突出作品真正价值的精选本，这是系统、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一。另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我们的理论研究应当有更广大的视野。所以我们不能不要求读到更多域外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书。出版这些书，并不等于要读者全盘接受这些东西。甚至可以说，有时出版的目的正是为了批评它们。我们还应当有关于中国现代派小说的专著，分清现代派小说究竟有多少是受影响的，多少是本土的。其中又有多少是技巧，多少是世界观的，多少是方法论的。希望有新的论著，把这些问题弄清。不弄清这些东西，就没法准确地评价文学创作，结果捧也是稀里糊涂，批也是稀里糊涂。
M女士：我们还想多读点有益的闲书。
各位宏儒硕彦就自己的专业谈了不少，到这结束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好说了。我只能说说自己的一个小梦：希望读到一些有益的闲书。
这几年的出版物中，怕就是闲书出得多，不过好的有益的却说不上多少。有的闲书，闲得太离奇，太荒唐，太离谱。它们据说一印就是几万几十万的，看来自有读者。搞文化学的人叫它们“次文化”，也有人认为这是发展的正道。这些事咱们不去争论，总之我不会把一个月一共一二百大洋的劳动所得，往这上面扔。我想要的闲书，其实在有关专业工作者说来，不是闲书，而是本行的专著，只不过写得比较浅显明白而已。譬如我是学哲学的，却喜欢看讲围棋的书，以此作为消遣。我不是国手，到不了几段，但是读黑格尔读累了，就会抄一本陈祖德他们的专业书——围棋谱来读，让这来解乏。我又喜欢读音乐著作。《读书》杂志上辛丰年先生的文章，他写的《乐迷闲话》，我都爱读。我的一个朋友爱读武侠小说，这也许是闲书中的“末流”吧。不过他告诉我：除了金庸等少许人，实在很少能入他的眼。原来，武侠小说中，也确实有些能启迪智慧，有的却是胡闹而已。
所以说，从我们这些文人角度看，读闲书也是为了增长自己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消闲。眼下闲书虽多，这类有益的闲书却日见其少。譬如说，英国的散文，几年前还能读到，现在却没人敢出了——怕赔本。让我们做个小小的美梦：多读到一些真正有益的闲书。
临了儿，我们别忘了一本闲书：《读书》杂志。我们也梦想它能越办越好，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