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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构“话语中国”的背景下，本文关注的焦点为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及汉外翻译中的策略和实施环节，并结合实例提出了几点想法。
关键词：话语；汉外翻译；多元系统；策略；模因
作者简介：刘沁卉，山东青岛人，现为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德语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3
一、绪言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权利论”自诞生以来，备受关注，“话语权”一词在人文社科研究当中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下至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上至关乎民生、民族命运的国家大计，“话语”无处不在，话语所承载的建章立制、构建文明、传播理念的功能在其交际功能之外成为另一个受到关注的焦点。
就“话语中国”而言，它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声音，意味着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带有鲜明传统特色和独特时代风貌的中国话语元素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而从目前来看，我们距离这一目标无疑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通过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针战略及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但伴随而来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所谓“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无疑是多方面的，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与中国崛起的经济、军事实力产生巨大反差的文化、理念输出困境，及与之相应的薄弱的“话语实力”。因为在应对“既不能不顾及他国顾虑而一味提升自身‘硬’实力，又不能为打消他国顾虑而止步不前”这一困境时，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取得更多的“文化话语权”无疑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文化输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活动恐怕非汉外翻译莫属，那么在如今中国已经作为大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汉外翻译又能够为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争取更多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做些什么呢？本文将试图结合实例，对这一问题作出几点思考。
二、近代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削弱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军事、科技与现代化的突飞猛进，闭关锁国、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国落伍了。从严复以文言文体翻译《天演论》到“白话文运动”中鲁迅、瞿秋白等将“德谟克拉西”、“赛恩斯”、“尖头鳗”等“先生”请进汉语殿堂，短短二十余年，中国文化原本稳定的多元系统在外来冲击下轰然崩塌，译介的外来文学和语篇由边缘迅速进入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以至于中文暂时无对应语汇的概念以纯音译的极端异化方式走进读者视野。西方列强“击碎了国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以世界中心为自诩的梦呓，……国人进而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1]。中国文化逐渐转变成了“求教文化”，同时成就了西方对东方居高临下的“指教文化”，成就了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与之相应，中国文化在他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多元文化体系中退至绝对边缘，对欧美国家高达100：1以上的文化贸易（涵盖书籍与影片的引进与出口）逆差清晰地映出了一个萎缩的中国形象[2]。一方面，欧美等国家的受众在面对中国文化产品时，或因西方舆论的片面导向而拒绝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或因东西文化差异巨大而怀有陌生感、神秘感，造成接受障碍；另一方面，当中国有意识地对外宣传、译介自己的文化时，在选题方面缺乏策略与受众研究，文化自信不足又导致译介过程无法产出有强感染力、传播力的中国话语。
以文学译介为例，2015年12月初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现状与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龔迎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部欧阳韬等资深出版人及中外著名文学译者、学者就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德译介现状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仍未摆脱“文化引进大户”这一身份，相对于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中国显然还未能为自己的“文化亮相”做好准备，西方的受众亦是如此。德国出版社受模糊的市场预期影响在中国图书版权购买方面慎之又慎；而热爱并有丰富的汉语文学德译经验的德国译者队伍，也仅有不足十人。我国近年来部分机构策划的外宣图书选题，成书后较为普遍地留存于驻外使领馆中，真正进入市场销售、触及文化消费者的寥寥无几。可见，至少就德国文化市场而言，中国文化产品仍是挣扎在边缘的，而整个欧洲范围内，除法国的情况略好之外，也是大致如此。
三、翻译与话语权
翻译与话语权的紧密联系，在我国近代几次翻译“高潮”中已尽显无疑。西方的话语体系正是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个个文化及学术领地。而今，当中国的崛起奏响时代强音的时候，我们依然要通过翻译展示和推进中国理念、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步构建文化领域的中国话语。然而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牵涉到赞助人、委托人、译者、读者等诸多环节、受制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外在框架制约的、多途径、多层面的复杂活动；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也绝非仅凭一厢情愿的盲目呈现与文字表层的简单操作能够完成的工程；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制定以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撰文阐述中国文化输出的总体设想以及翻译中的权利策略[3]，却少有提及宏观大略之下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也未明确指出文化话语权建构可行的步骤和实施路径，这也正是本文从翻译角度出发试图关注的焦点。
（一）作为动态进程的翻译
翻译是一项创造性活动。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存在唯一或“最终”的译文版本。翻译史上无数的实例证明，越是经典的文本，其译本版本往往就越多，而当我们将某一作品诞生于不同历史时代的版本相比较时，往往会看到，各版本所属时代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译者本人的主体性及历史局限性对译文的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及部分明清小说，自十九世纪初开始便不断出现各种德译、英译本，其中多数为节译。在这些译本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作品首先被关注和译介的是故事情节，甚至只是其中的某个能够引起西方读者兴趣和共鸣的主题。除此之外，作品在译者的笔下被删节、改写得可谓“面目全非”。以《西游记》为例：在德语区国家，《西游记》先后出版过四个版本，书名分别被译作“Monkeys Pilgerfahrt”（猴子的朝觐之路，1947）、“Die Pilgerfahrt nach dem Westen”（西行朝觐，1962）、“Der Rebellische Affe”（反叛的猴子，1972）、“Monkeys Pilgerfahrt，1983”（猴子的朝觐之路）；2016年，其最新全译本即将在瑞士面世，定名“Die Reise in den Westen”（西游记）。仅从书名的翻译就不难看出，各时代译者的策略在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同时也有从“归化”逐步走向“异化”，即：从首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或为契合本国时代背景而“取其所需”片面夸大作品某个主题[4]，到更加注重忠实再现汉语原文风貌、保留和传递中国文化元素。 也就是说，以翻译途径实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走出去与有效传播，不是一厢情愿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顺应多元文化系统内部运动的规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对外译介的初期，正如资深出版人、自由文化策展人Jing Batz女士在上文提到的研讨会上所言，中国当代文学尚需在德国读者中建立一种“信任”，需要一位川端康成、村上春树那样的为本国文学树立形象的开路者。在这一阶段，翻译的选题不能急于宣传我们自己认定的“核心”、“精髓”，而是在研判外国受众期望值和心理上多下工夫。西方读者普遍对中国“禁书”的好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带有“宣传”和“禁书”标签的中国文化产品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完全是冰火两重天。最近，中国青年作家徐则臣的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德国取得了不俗反响，众多读者评论当中纷纷提到了很耐人寻味的一点：该书的主人公乃是一群挣扎在中国社会底层、映射出社会阴暗角落的“京漂”年轻人，这样题材的作品扉页上，居然没有打上“禁书”标记，反而是“鸣谢新闻出版署的翻译赞助”，这在德国读者看来是一个亮点。这说明中国官方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一味宣扬社会的阳光与美好，类似这样触及草根和“自曝家丑”的作品同样被鼓励译介到国外。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外国读者对“中国式宣传”的偏见和抵触，而只有逐步建立了信任，作品才能真正得以走入读者内心，形成话语传播开来，否则仅在翻译文字上做文章，恐怕收效有限。待中国文化产品逐渐“叫响”之后，我们可以再进行二次、三次译介，同时转变策略，推动越来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与话语输出和传播。
（二）受众分析研究
要叩开国外读者的心扉，自然应当对他们的人群组成、心理、阅读动机、知识背景、 阅读反馈等等作出一番梳理和考究。然而目前此类研究，在文学、翻译学、跨文化学各研究领域里都少之又少。诚然，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要做到有普遍代表性、有说服力，是殊为不易的，需要出版、销售、传播等各方面的配合；但就目前而言，至少读者的书评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可行的切入点。如果我们对书评进行长期的、细致的、大量的收集与筛选，而后进行分析比较，最终至少能够生成一个读者群体概貌，并对各读者群体的心理预期、审美取向等作出相应的研判。虽然作家不可能为迎合读者而进行“定制”创作，但这样的调研结果会为我们在输出文化产品时的对象遴选提供一个参照依据，而避免盲目的、一厢情愿的输出。目前，被译介并在国外赢得读者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由外国译者或出版机构选中的，如在英国首次被纳入“企鹅经典文丛”的麦加的《解密》等作品；而我们着意要向外推介的书目，虽可能含有更经典更特色的内容，但在完全不考虑受众接受意愿的情况下，几乎都在国外市场上举步维艰。
（三）译者队伍与宏观策略意识
由外语译入母语一直是翻译行业通行的做法。我们的文化产品，从古籍经典到当代文学，被译介的“命运”也一直掌握在外国汉学家手中。古籍自不必说，笔者单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以上文提到的“不足十人”的德国译者队伍成员之一马海默为例，他是一位广受好评与认可、经验丰富的著名译者、汉学家与文学家，译介了姜戎、刘震云、徐则臣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多部作品。而当我们仔细研读马海默的译著，便不难发现他首要考虑的是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预期和文学传统，因而常会对原著进行局部的、颇有力度的“小手术”：将描写转为对话、将环境与心理描写语句进行大段调整、甚至“补写”原文没有的情景。这些翻译手法的确赋予了德语译文更高的可读性，从而赢得更多读者，但同时仍然不可避免的折损了原文的风格：诸如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借景抒情这样的常见手法，经译者的微调之后重组成为符合德文连贯特征的语篇，中国文学特有的手法也便无从体现。如果我们将话语当作某种思维方式、感知和见解的体现，那么经此一译，中国文学的话语是荡然无存了。
因此，在我们国家制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伟战略、积极鼓励中华典籍外译的大背景下，就译者队伍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新的尝试。翻译史上，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的背后还有劳乃宣——这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亲自为卫礼贤讲授《易经》，从而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原著思想内涵的正确解读。劳乃宣虽未直接参与译本产出，但对卫礼贤每日所做的第一稿译文回译汉文进行了严格把关和进一步修正，因而说《易经》乃二人合译实不为过。 这种“一中一外”的译者“结对”，形成搭档的工作模式，应当说既能发挥外国译者的母语表达优势、又能通过中国译者的参与产生更多积极对话，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保留与传递。
这一设想将使中国译者面临更新的挑战：首先需要明确的宏观策略意识。通过译介来传播中国文化话语是终极目标，那么按照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的学说，就应当形成鲜明的策略并使一切语言层面的操作服从于这个目的。两种差别悬殊的语言文化中，无法找到对应表达的例子比比皆是，对于这些表达，译者究竟要费尽心思地进行解释，还是可以有其它更简洁的选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生活会上使用了“不折腾”一词，口译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次直接音译为“bu zeteng”，这样的“零翻译”随后引来众家热议。笔者无意在此评判此种策略的优劣得失，但正如施燕华等所言，“这个口语化的词，在这里含义深刻，且表现力强。真正从历史的层面以及当前形势的需要解释清楚这个词的含义，一篇文章甚至更多文章也不为过”[5]。因而“考虑到‘折腾’的确切含义并不明確，直接采用音译作为其正式英译文似可看作中文政治类词汇翻译中的一个策略”[6]。不得不说，译者们将此种策略纳入考虑范围是需要一番考量和勇气的，然而与之相对的保守的归化策略显然更加无异于中国话语信息的传递。其次，如何从文化语篇中识别并聚焦关键表述，进而通过与工作伙伴的沟通找到适宜的传译方案，也同样考验译者的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汉语言文化的模因研究及翻译中的创造性运用
模因论是一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模因如同基因一样，是一种表现形式非常丰富的、以非遗传方式传播的文化信息单位。在语言的传播与复制过程中，那些相对稳定、具有可复制、传播和变异属性的言语便构成了语言模因。这其中可以包括语言的实体，也可以包括语言使用方式。翻译属于语言模因的外部复制形式，与模因的生成和传播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以汉德两种语言为例，表层结构虽差异巨大，内部的模因组成、结构也迥异，但基于人对生存环境和大千世界的共同感知、相通的情感共鸣和普世观念，译者总能够找到“以模因译模因”的操作空间，并在选择的译入语模因当中搭载来自源语的新信息，利用模因感染性强、传播力强的特点，将源语的内涵有效传递出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汉语言文学与翻译学关注的研究领域。 四、结语
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凭借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而走上了今日的腾飞之路。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为“话语中国”的振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契机。文化话语权作为“润物细无声”的软实力，更能够于无形处让世界了解、接纳、赞同和仰慕中国，成就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形象。为了有效地进行文化输出，我们在推动经典外译或其它汉外翻译活动时不应一味追求数量、无的放矢，而是应当全面顾及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挖掘和优化。本文中提出的几点是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汉德文学翻译谈的几点粗浅想法，希望对汉外翻译的策略与步骤实施有所启发。
注释：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2]参见马文丽.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5）：687-690.
[3]参见王岳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4]如1972年版的《反叛的猴子》正是一个典型代表。1972年，轰轰烈烈的欧洲大学生运动稍渐平息，其突出主题便是对传统、权威的质疑与反叛.
[5]施燕华等. "不折腾"英译大家谈[J].中国翻译，2009（2）.
[6]朱纯深、张峻峰. "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J].中国翻译，2011（1）.
参考文献：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2]河清.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根本前提[J].美术观察， 2014， （1）：18-19. DOI：10.3969 / j.issn.1006-8899.2014.01.010.
[3]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 2005， 4（6）：54-64.DOI：10.3969 / j.issn. 1671-9484.2005.06.006.
[4]洪溪珧.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的新视野[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0（2）：169-171. DOI：10.3969 /j.issn.1673-2219.2009.02.054.
[5]蒋朝莉，李凌.以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探索， 2013， （1）：18-20，31.DOI：10.3969/j.issn.1007-5194.2013.01.004.
[6]马文丽.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5）：687-690.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7.05.025.
[7]施燕华等. "不折腾"英译大家谈[J].中国翻译，2009（2）.
[8]王岳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9]朱纯深、張峻峰. "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J].中国翻译，2011（1）.
关键词：话语；汉外翻译；多元系统；策略；模因
作者简介：刘沁卉，山东青岛人，现为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德语翻译学。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3
一、绪言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话语权利论”自诞生以来，备受关注，“话语权”一词在人文社科研究当中也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下至普通公民的社会生活，上至关乎民生、民族命运的国家大计，“话语”无处不在，话语所承载的建章立制、构建文明、传播理念的功能在其交际功能之外成为另一个受到关注的焦点。
就“话语中国”而言，它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声音，意味着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带有鲜明传统特色和独特时代风貌的中国话语元素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而从目前来看，我们距离这一目标无疑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通过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针战略及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但伴随而来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即所谓“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无疑是多方面的，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与中国崛起的经济、军事实力产生巨大反差的文化、理念输出困境，及与之相应的薄弱的“话语实力”。因为在应对“既不能不顾及他国顾虑而一味提升自身‘硬’实力，又不能为打消他国顾虑而止步不前”这一困境时，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取得更多的“文化话语权”无疑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与文化输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活动恐怕非汉外翻译莫属，那么在如今中国已经作为大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汉外翻译又能够为促进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争取更多的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做些什么呢？本文将试图结合实例，对这一问题作出几点思考。
二、近代中国文化话语权的削弱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军事、科技与现代化的突飞猛进，闭关锁国、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国落伍了。从严复以文言文体翻译《天演论》到“白话文运动”中鲁迅、瞿秋白等将“德谟克拉西”、“赛恩斯”、“尖头鳗”等“先生”请进汉语殿堂，短短二十余年，中国文化原本稳定的多元系统在外来冲击下轰然崩塌，译介的外来文学和语篇由边缘迅速进入多元文化系统的中心，以至于中文暂时无对应语汇的概念以纯音译的极端异化方式走进读者视野。西方列强“击碎了国人自以为是、孤芳自赏、以世界中心为自诩的梦呓，……国人进而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自卑心理”[1]。中国文化逐渐转变成了“求教文化”，同时成就了西方对东方居高临下的“指教文化”，成就了西方世界的话语霸权。与之相应，中国文化在他国，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多元文化体系中退至绝对边缘，对欧美国家高达100：1以上的文化贸易（涵盖书籍与影片的引进与出口）逆差清晰地映出了一个萎缩的中国形象[2]。一方面，欧美等国家的受众在面对中国文化产品时，或因西方舆论的片面导向而拒绝摘下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或因东西文化差异巨大而怀有陌生感、神秘感，造成接受障碍；另一方面，当中国有意识地对外宣传、译介自己的文化时，在选题方面缺乏策略与受众研究，文化自信不足又导致译介过程无法产出有强感染力、传播力的中国话语。
以文学译介为例，2015年12月初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现状与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龔迎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编部欧阳韬等资深出版人及中外著名文学译者、学者就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德译介现状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在国际图书市场上仍未摆脱“文化引进大户”这一身份，相对于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崛起，中国显然还未能为自己的“文化亮相”做好准备，西方的受众亦是如此。德国出版社受模糊的市场预期影响在中国图书版权购买方面慎之又慎；而热爱并有丰富的汉语文学德译经验的德国译者队伍，也仅有不足十人。我国近年来部分机构策划的外宣图书选题，成书后较为普遍地留存于驻外使领馆中，真正进入市场销售、触及文化消费者的寥寥无几。可见，至少就德国文化市场而言，中国文化产品仍是挣扎在边缘的，而整个欧洲范围内，除法国的情况略好之外，也是大致如此。
三、翻译与话语权
翻译与话语权的紧密联系，在我国近代几次翻译“高潮”中已尽显无疑。西方的话语体系正是在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中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个个文化及学术领地。而今，当中国的崛起奏响时代强音的时候，我们依然要通过翻译展示和推进中国理念、中国文化的传播，逐步构建文化领域的中国话语。然而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牵涉到赞助人、委托人、译者、读者等诸多环节、受制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外在框架制约的、多途径、多层面的复杂活动；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也绝非仅凭一厢情愿的盲目呈现与文字表层的简单操作能够完成的工程；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制定以来，国内已有不少学者撰文阐述中国文化输出的总体设想以及翻译中的权利策略[3]，却少有提及宏观大略之下的具体问题和解决方案，也未明确指出文化话语权建构可行的步骤和实施路径，这也正是本文从翻译角度出发试图关注的焦点。
（一）作为动态进程的翻译
翻译是一项创造性活动。对于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存在唯一或“最终”的译文版本。翻译史上无数的实例证明，越是经典的文本，其译本版本往往就越多，而当我们将某一作品诞生于不同历史时代的版本相比较时，往往会看到，各版本所属时代译出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译者本人的主体性及历史局限性对译文的面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的许多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及部分明清小说，自十九世纪初开始便不断出现各种德译、英译本，其中多数为节译。在这些译本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作品首先被关注和译介的是故事情节，甚至只是其中的某个能够引起西方读者兴趣和共鸣的主题。除此之外，作品在译者的笔下被删节、改写得可谓“面目全非”。以《西游记》为例：在德语区国家，《西游记》先后出版过四个版本，书名分别被译作“Monkeys Pilgerfahrt”（猴子的朝觐之路，1947）、“Die Pilgerfahrt nach dem Westen”（西行朝觐，1962）、“Der Rebellische Affe”（反叛的猴子，1972）、“Monkeys Pilgerfahrt，1983”（猴子的朝觐之路）；2016年，其最新全译本即将在瑞士面世，定名“Die Reise in den Westen”（西游记）。仅从书名的翻译就不难看出，各时代译者的策略在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同时也有从“归化”逐步走向“异化”，即：从首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或为契合本国时代背景而“取其所需”片面夸大作品某个主题[4]，到更加注重忠实再现汉语原文风貌、保留和传递中国文化元素。 也就是说，以翻译途径实现中国文化元素的走出去与有效传播，不是一厢情愿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顺应多元文化系统内部运动的规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对外译介的初期，正如资深出版人、自由文化策展人Jing Batz女士在上文提到的研讨会上所言，中国当代文学尚需在德国读者中建立一种“信任”，需要一位川端康成、村上春树那样的为本国文学树立形象的开路者。在这一阶段，翻译的选题不能急于宣传我们自己认定的“核心”、“精髓”，而是在研判外国受众期望值和心理上多下工夫。西方读者普遍对中国“禁书”的好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带有“宣传”和“禁书”标签的中国文化产品在国外的接受和传播完全是冰火两重天。最近，中国青年作家徐则臣的作品《跑步穿过中关村》在德国取得了不俗反响，众多读者评论当中纷纷提到了很耐人寻味的一点：该书的主人公乃是一群挣扎在中国社会底层、映射出社会阴暗角落的“京漂”年轻人，这样题材的作品扉页上，居然没有打上“禁书”标记，反而是“鸣谢新闻出版署的翻译赞助”，这在德国读者看来是一个亮点。这说明中国官方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一味宣扬社会的阳光与美好，类似这样触及草根和“自曝家丑”的作品同样被鼓励译介到国外。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外国读者对“中国式宣传”的偏见和抵触，而只有逐步建立了信任，作品才能真正得以走入读者内心，形成话语传播开来，否则仅在翻译文字上做文章，恐怕收效有限。待中国文化产品逐渐“叫响”之后，我们可以再进行二次、三次译介，同时转变策略，推动越来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与话语输出和传播。
（二）受众分析研究
要叩开国外读者的心扉，自然应当对他们的人群组成、心理、阅读动机、知识背景、 阅读反馈等等作出一番梳理和考究。然而目前此类研究，在文学、翻译学、跨文化学各研究领域里都少之又少。诚然，这项调查工作的开展，要做到有普遍代表性、有说服力，是殊为不易的，需要出版、销售、传播等各方面的配合；但就目前而言，至少读者的书评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可行的切入点。如果我们对书评进行长期的、细致的、大量的收集与筛选，而后进行分析比较，最终至少能够生成一个读者群体概貌，并对各读者群体的心理预期、审美取向等作出相应的研判。虽然作家不可能为迎合读者而进行“定制”创作，但这样的调研结果会为我们在输出文化产品时的对象遴选提供一个参照依据，而避免盲目的、一厢情愿的输出。目前，被译介并在国外赢得读者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由外国译者或出版机构选中的，如在英国首次被纳入“企鹅经典文丛”的麦加的《解密》等作品；而我们着意要向外推介的书目，虽可能含有更经典更特色的内容，但在完全不考虑受众接受意愿的情况下，几乎都在国外市场上举步维艰。
（三）译者队伍与宏观策略意识
由外语译入母语一直是翻译行业通行的做法。我们的文化产品，从古籍经典到当代文学，被译介的“命运”也一直掌握在外国汉学家手中。古籍自不必说，笔者单就当代中国文学而言，以上文提到的“不足十人”的德国译者队伍成员之一马海默为例，他是一位广受好评与认可、经验丰富的著名译者、汉学家与文学家，译介了姜戎、刘震云、徐则臣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多部作品。而当我们仔细研读马海默的译著，便不难发现他首要考虑的是德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预期和文学传统，因而常会对原著进行局部的、颇有力度的“小手术”：将描写转为对话、将环境与心理描写语句进行大段调整、甚至“补写”原文没有的情景。这些翻译手法的确赋予了德语译文更高的可读性，从而赢得更多读者，但同时仍然不可避免的折损了原文的风格：诸如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借景抒情这样的常见手法，经译者的微调之后重组成为符合德文连贯特征的语篇，中国文学特有的手法也便无从体现。如果我们将话语当作某种思维方式、感知和见解的体现，那么经此一译，中国文学的话语是荡然无存了。
因此，在我们国家制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宏伟战略、积极鼓励中华典籍外译的大背景下，就译者队伍而言，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新的尝试。翻译史上，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翻译的《易经》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他的背后还有劳乃宣——这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亲自为卫礼贤讲授《易经》，从而极大程度上保证了原著思想内涵的正确解读。劳乃宣虽未直接参与译本产出，但对卫礼贤每日所做的第一稿译文回译汉文进行了严格把关和进一步修正，因而说《易经》乃二人合译实不为过。 这种“一中一外”的译者“结对”，形成搭档的工作模式，应当说既能发挥外国译者的母语表达优势、又能通过中国译者的参与产生更多积极对话，促进中国语言文化特色的保留与传递。
这一设想将使中国译者面临更新的挑战：首先需要明确的宏观策略意识。通过译介来传播中国文化话语是终极目标，那么按照目的论和功能主义的学说，就应当形成鲜明的策略并使一切语言层面的操作服从于这个目的。两种差别悬殊的语言文化中，无法找到对应表达的例子比比皆是，对于这些表达，译者究竟要费尽心思地进行解释，还是可以有其它更简洁的选择？2008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学习生活会上使用了“不折腾”一词，口译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次直接音译为“bu zeteng”，这样的“零翻译”随后引来众家热议。笔者无意在此评判此种策略的优劣得失，但正如施燕华等所言，“这个口语化的词，在这里含义深刻，且表现力强。真正从历史的层面以及当前形势的需要解释清楚这个词的含义，一篇文章甚至更多文章也不为过”[5]。因而“考虑到‘折腾’的确切含义并不明確，直接采用音译作为其正式英译文似可看作中文政治类词汇翻译中的一个策略”[6]。不得不说，译者们将此种策略纳入考虑范围是需要一番考量和勇气的，然而与之相对的保守的归化策略显然更加无异于中国话语信息的传递。其次，如何从文化语篇中识别并聚焦关键表述，进而通过与工作伙伴的沟通找到适宜的传译方案，也同样考验译者的敏感性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汉语言文化的模因研究及翻译中的创造性运用
模因论是一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模因如同基因一样，是一种表现形式非常丰富的、以非遗传方式传播的文化信息单位。在语言的传播与复制过程中，那些相对稳定、具有可复制、传播和变异属性的言语便构成了语言模因。这其中可以包括语言的实体，也可以包括语言使用方式。翻译属于语言模因的外部复制形式，与模因的生成和传播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以汉德两种语言为例，表层结构虽差异巨大，内部的模因组成、结构也迥异，但基于人对生存环境和大千世界的共同感知、相通的情感共鸣和普世观念，译者总能够找到“以模因译模因”的操作空间，并在选择的译入语模因当中搭载来自源语的新信息，利用模因感染性强、传播力强的特点，将源语的内涵有效传递出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汉语言文学与翻译学关注的研究领域。 四、结语
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凭借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而走上了今日的腾飞之路。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为“话语中国”的振兴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契机。文化话语权作为“润物细无声”的软实力，更能够于无形处让世界了解、接纳、赞同和仰慕中国，成就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形象。为了有效地进行文化输出，我们在推动经典外译或其它汉外翻译活动时不应一味追求数量、无的放矢，而是应当全面顾及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挖掘和优化。本文中提出的几点是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汉德文学翻译谈的几点粗浅想法，希望对汉外翻译的策略与步骤实施有所启发。
注释：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2]参见马文丽.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5）：687-690.
[3]参见王岳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4]如1972年版的《反叛的猴子》正是一个典型代表。1972年，轰轰烈烈的欧洲大学生运动稍渐平息，其突出主题便是对传统、权威的质疑与反叛.
[5]施燕华等. "不折腾"英译大家谈[J].中国翻译，2009（2）.
[6]朱纯深、张峻峰. "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J].中国翻译，2011（1）.
参考文献：
[1]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2]河清.中国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真正复兴的根本前提[J].美术观察， 2014， （1）：18-19. DOI：10.3969 / j.issn.1006-8899.2014.01.010.
[3]何自然.语言中的模因[J].语言科学， 2005， 4（6）：54-64.DOI：10.3969 / j.issn. 1671-9484.2005.06.006.
[4]洪溪珧.多元系统论——翻译研究的新视野[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0（2）：169-171. DOI：10.3969 /j.issn.1673-2219.2009.02.054.
[5]蒋朝莉，李凌.以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J].探索， 2013， （1）：18-20，31.DOI：10.3969/j.issn.1007-5194.2013.01.004.
[6]马文丽.传媒翻译：把握话语权——再谈后殖民主义译论语境下的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5）：687-690.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7.05.025.
[7]施燕华等. "不折腾"英译大家谈[J].中国翻译，2009（2）.
[8]王岳川.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4590.
[9]朱纯深、張峻峰. "不折腾"的不翻译：零翻译、陌生化与话语解释权[J].中国翻译，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