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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泉映月》让国人记住了创作国乐的大师华彦钧（阿炳），也记住了记录国乐的大师杨荫浏。天籁之音已成传统的象征、举世公认的经典和“孤本绝唱”。止此一事就足以见得杨荫浏要把所有值得珍藏的传统保存起来的业绩，所以人们也就把他认为值得保存的东西与他的业绩一起保存起来。人们尊重怀念一位学者，就是因为他发现珍宝的目力。
杨荫浏之前，没有人把民间音乐当作一门正儿八经的学问看待。如同王国维把戏曲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戏曲学”，如同郑振铎把俗文学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民间文学”，如同顾颉刚把民间传说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中国民俗学”，杨荫浏也认认真真地把民间音乐当作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态度转变就是学科诞生的机缘，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行动，就是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的前提。杨荫浏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以一己之力把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研究，提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而且推至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业绩都收录在１３卷本的《杨荫浏全集》中。历经八年编辑，《全集》终于在采访阿炳６０周年（１９５０年）的日子（２０１０年）面世，其中包括作者从１９２５年发表文章至１９８４年去世期间的全部著述和记录的大量曲谱，时间跨度也是６０年。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学界以内容丰厚而骄人的学者，这是音乐出版史上从未有过的瑰丽无比的巨册，《全集》几乎囊括了音乐学的所有门类：音乐史、乐律学、古谱学、乐器学、琴学、考古学、乐种学、戏曲学、曲艺学、语言音乐学、西方宗教音乐、译著、诗歌、创作等，足见其视野广泛，学殖渊深。
一代宗师不是以一本书享誉学界而是以系列著述支撑学科大厦的人。１９４９年后，作者以连续每年数种著述的高产，让学界震惊，产量大、质量高、而且持久，这个速度和耐力独步天下。写作论文与记录乐谱，相伴相生，书中带谱，谱中带论，谱论相和，交相辉映。他是音乐界写作字数、记录乐谱、整理文献最多的人，密集时几篇文章、数种乐谱同时在写作和排版，数量占到当时音乐学成果的三分之一，无疑是不争事实。何谓大匠？翻翻《全集》目录就知道了。超量著述，让一代宗师的桂冠当之无愧。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集约了千声万律，百万雄文，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音乐学界要以整支队伍与其抗衡。
《全集》让人看到了文化清理者一生记录的超量音乐，那是一个个音符、一首首曲牌、一套套乐曲积累而成的惊天财富。杨荫浏一生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破国亡邑，诸夏鼎沸，清王朝衰落、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乱、１９４９年以来诸种观念的交锋。面临文化生态的急速转型，他清醒地意识到，农业文明以及连带的传统文化，是一笔不应与封建制度一起被抛弃的财富。他知道家乡有什么，扛着沉重的钢丝录音机回乡时，确信可以满载而归。他果然满载而归，带回了《二泉映月》！成为以录音记录历史而享誉终身的第一位学者。这次采访不过是惊鸿一瞥，接下来的系列采风更让人吃惊：定县子位村笙管乐、智化寺京音乐、西安鼓乐、单弦牌子曲、湖南音乐普查等等。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栖息家园，埋头苦干，硕果累累，粲然可观。不但是他的见识，而且是他的幸运，处于传统文化生态最佳时段的收集者盆满钵盈。可以说，即使后来有同样勤奋者，也不可能见到只有当时才能看到的原生文化景观，收集如此海量、永不复生的传统。那是历史巨变期百年一遇的回光返照式的蔽天光焰，甚至可以说，铺开谱纸，仅仅记录就能名垂青史。任何传统音乐的研究者都要感谢数个乐种、曲种的调查由他独立完成、以及由他的团队一起参与完成的记录。
此前，没人知道音乐学家是干什么的，更没人重视这个行当，没有记录民间艺人的曲谱和录音，更没有左一声右一声呼唤保护民间音乐的学术行为和政府行为。《二泉映月》让社会知道了这些扛着录音机的人是干什么的。一曲奏罢，全都改变了！他让民众知道了一个古老而又其命维新的学科到底有没有用。
２０世纪前半段，西方音乐铺天盖地，从事西方音乐的人，十分吃香，弹钢琴、拉提琴，讲肖邦、论老贝，头罩光环，身披霞光，处处被人仰视，从事国乐者，土头土脸，自惭形秽。遭遇一室，前者趾高气昂，后者不声不吭。但在音乐学领域，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学者，地位却大不一样。判若两境的区别，就是因为有杨荫浏、吕骥这样的一流学者和领导人撑腰。有这个立点与没这个立点很不一样！有了杨荫浏，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学者就能摆出一副架势，不但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雄赳赳、气昂昂，一副引领学术前沿的态势。这就是杰出学者的力量，把原来让人看不起、在西方音乐一统天下的大语境中土生土长的学科，抬到令人仰视的地位。毋庸置疑，力量来自研究者的丰硕成果。看看音乐学家的书架，中国人研究国乐的成果，比起中国人研究西乐的成果，不啻数百倍：３０多部中国音乐史（不完全统计），数百种民族音乐学专著，无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以及像长城一样码开的五大《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琴曲集成》（３０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个背景大家想过没有，这批成果让后人研究的起点站得很高，腰杆子很硬！
杨荫浏的最大贡献和最高成就，当然是中国音乐史。若问《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前与之后有何区别？学术界的回答斩钉截铁：天壤之别！杨荫浏对于历史的关注、判断和书写，彻底超越了从文献到文献的旧籍模式，让沉默的哑巴史唱出了欢畅大曲。他一生写了两次音乐史，１９４９年前写了《中国音乐史纲》，１９４９年后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历史观也因此划为两个时段：１９４９年前，采用科学世界观，傍依西学乐律；１９４９年后，采用唯物历史观，定位音乐实践。两次转向，第一次借助科学，第二次借助哲学。作者完成了从世界观到史学观的转变，也完成了古代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把从具体研究到整体系统自我升级的起点和支点，建立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因而日新月异，德望素隆。自幼学习乐器和昆曲的实践，使他轻而易举跨越了史学窠臼，一步迈进实践空间。西方科学思想，又使他借助现代手段，把古老的乐律学带入科学实验。可以说，当杨荫浏修史时，一颗鲜活的灵魂，开始跳动，他用音乐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双浆，荡起史学巨舟，从此，沉闷的音乐史充满传统音乐的朗朗声韵。一系列采访，就是新型史学家为构筑有声历史积累鲜活材料的一个个立点和触面。
修史是项长期思考才能完成的艰巨事业，既非一春，也非十秋，需要毕生守持，乐此不疲，非如此不足以成大业。一旦树立起宏伟目标，就会建构前无古人的蓝图，凡有如此超拔精神者，都要耗尽毕生精力，“终身不可变异”（章学诚语）。杨荫浏好像天生是为音乐史而生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是少见的将个人意志贯穿到底的性格坚定者。班固撰《汉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约８２年）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范晔《后汉书》）顾炎武《日知录》道：“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以此转赠杨荫浏的音乐史大致不错。
杨荫浏与同辈站在同一领域，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研究条件，同样的时代氛围，加上同样的社会规则和生活背景，所有这一切都告诉后人，学术地位一如公平竞争的足球，杨荫浏做出了同代人没能做出的业绩，就是因为一生对活态音乐不弃不离的态度，他在音乐史中储存了一世激情，铸就了无愧于一生一世情有独钟的音乐和历史的壮丽史籍。
《全集》中的许多文稿，从未刊诸枣梨，许多曲谱一直保留着首次面世时的面貌——由作者手刻蜡板、油印装订。其中首刊的重要文稿当属《国乐概论》（成书于１９４３年６月），这是２０世纪专业音乐院校的第一部传统音乐教材，之所以被漠视，不是因为内容而是书名。１９４９年后，大陆一律避开了与“国民政府”相关的“国学”、“国立”、“国乐”等字眼（像章太炎《国学概论》等难免不遭此厄），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沿用“前朝”概念，扼杀于襁褓中的教科书。篇幅上与《中国音乐史纲》相仿佛的《国乐概论》，把传统记谱法，全部捉置一处，博征典实，反覆沉潜，务求名实之变而后可。工尺谱解读、减字谱规律、文字谱来源、框格谱、唐宋“大字谱”，被二百余页的概论轻轻点破，可谓“乐谱学”的第一次系统叙述。写于６７年前的教科书，放在今天，读者会不会觉得“过时”？现在看来，如同沉默了４７年的《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１９８９年《中国音乐学》第４期）重新发表引起的学界震动一样，它也许会让人大吃一惊，油印于６７年前的教科书与隔绝了４７年的论文一样，将重新进入音乐学的关注视野。
编辑体例上，编委会把作者编辑成册、单独出版、独立成卷的著作，遵循原例，汇为一卷。第１卷，《中国音乐史刚》、《国乐概论》；第２、３卷《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卷）。论文分为“传统音乐”与“乐律学”两大类，按发表时间排序。第４卷是传统音乐论文，第５卷是乐律学论文。部分论文曾辑为《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写于１９４９年前的短文，赖之以存，也为成卷提供方便。作者最杰出的学术思想和体现技术分析能力的篇目，都集中于此，如乐律学集大成者《三律考》，乐器学范文《笙—竽考》等，已被学界视为２０世纪的经典。
第６卷“乐种研究”，辑录了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乐种《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智化寺京音乐资料》、《陕西的鼓乐社和铜器社》和工具书《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除《管乐曲集》于１９５２年出版过，其他三种都未正式出版，尤其《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是被压了太长的工具书，不是没人了解，而是“技术至上”受批判的时代不许出版。但它是认真做事做出来的奠基性成果，提供田野考察和乐种研究的杰出范例。且不说由此改编的《民间音乐普查手册》成为五大音乐《集成》出台的第一扶手和推手，就是后来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依然离不开这个底本。其实，从未出版的油印本，一直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外出采访随身携带“备稽检而供采择”的手册，当然也是首选教材。
第７卷，有１９４９年前作者整理的大量曲谱《雅音集》（第一集、第二集），１９４９年后翻译古谱的典范《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和著名的《阿炳曲集》。第８卷《苏南十番鼓曲》、《十番锣鼓》，是作者下功夫最多的家乡乐种的调查与曲谱记录。第９卷，收录了曲艺音乐的第一次全面记谱《单弦牌子曲资料》、《单弦牌子曲资料集》。
第１０卷，包括戏曲、曲艺、器乐、民歌四类，汇聚了《〈闲叙幽音〉琵琶谱》、《三弦谱》、《五台山僧寺流传宋时乐谱》、《昆剧吹打曲牌》、《关汉卿戏剧乐谱》、《西厢记四种乐谱选曲》、《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拾残寻谱》、《内蒙曲集》、《民歌曲集》。这些乐谱，大部分没有正式出版，特别是杨荫浏亲自抄录、收藏、在研究宋代词人姜白石俗字谱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五台山僧寺流传宋时乐谱》，几乎是所有音乐史研究者渴望一睹的珍贵资料，《〈闲叙幽音〉琵琶谱》也是杨荫浏抄写的竖写工尺谱，为提供参考，保持原貌，影印出来，以飨读者。
第１１卷，有民族器乐《文板十二弦谱》、《变体新水令》、《民间器乐曲选》，古琴类《古琴曲汇编》、《潇湘水云》、中英文对照的《琴谱》。１９５６年，中国音乐研究所进行第一次大面积音乐普查，并于１９６０年出版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由于禁忌，宗教音乐类的重要文献《宗教音乐》、《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仪式音乐》均未收录，加盖上“内部资料”的“定语”，内部油印。杨荫浏在普查期间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浏阳县祭孔仪式音乐，隔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可以把学界频繁引用的全文出版，来圆杨荫浏４０年前的残梦。可以安慰记录者的是，改革开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孔子的家乡又恢复了祭孔仪式，谁也没见过的仪式用乐，或者说唯一可以依据的音乐资料，就是他记录的“丁祭”仪式报告。同样经历过战争的韩国、越南同行，也在恢复祭孔时，把他的记录奉为圭臬。
第１２卷《普天颂赞》。读者多半会震惊且感动于这部厚厚的赞美诗歌集，这是作者花了十年时间（而且是最年富力强的十年）投入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另一面。其实，杨荫浏对现代音乐史做出的最主要贡献，可能是这部一个时期学术界无法谈论因此避而不谈的赞美诗，比起只有学术界欣赏、印数不过数万册的中国音乐史，这部乐谱的印数不啻高过数百倍，传播范围遍及整个华人世界。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就没有统一定版的赞美诗乐谱，从此有了符合汉语四声字调的翻译和定腔定字，满足了社会需求，某种程度上还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统一，默默发挥着作用。
第１３卷，包括基督教音乐的介绍文章、翻译文章以及作者唯一的诗集《心声》，部分创作歌曲。最后附录华蔚芳整理编辑的《杨荫浏年表》，拍摄于不同年代、颇能反映作者于不同时期风采的照片。
有些单独发表并收入集册的论文，如《工尺谱的翻译问题》，单独发表于《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后收编于《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为保持完整性，收入《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每篇文章末，附上初次发表的刊物名称、年代、期数，转载于哪家刊物的名称和时间，收入各种文集和选集的，也一并列出。可以确定写作年代的，附记写作年代。作者与其他人合作的，篇末写上“署名：某某”。
整理持续６０年的著述，无论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记谱方式（减字谱、横排、竖排、斜写的工尺谱、俗字谱、律吕谱、框格谱、简谱、五线谱）还是２０世纪初期流行的标点符号、演奏、表情符号等，均属不易，《雅音集》第二册简谱下，全部排列琵琶演奏记号；《文板十二曲》的工尺谱旁，也标有演奏记号，五线谱下面采用四线记录演奏符号。这类符号，已经退出历史，只能影印。古琴减字谱，如原书清楚，也扫描影印，五线谱与简字谱合璧式的，也都予以保留。部分乐谱，重新制版，当然，这项工作须靠种种技术支撑。为了把《国乐概论》无所不包的乐谱忠实再现，温州大学的陈克秀教授，在计算机上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文字乐谱相间的，采取结合方式，《工尺谱浅说》原为竖排，为方便读者，文字部分横排，工尺谱保持竖排。影印乐谱涉及的繁体字，因无法改动，一仍其旧。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排版技术的难堪，许多乐谱和演奏符号，反不如刻版时代方便。当然，大部分乐谱重新排印了。
需要解释的是，《全集》中的许多资料，并非杨荫浏一人所为，身为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他主持了许多项目，由研究和资料人员共同完成，特别是与之终生搭档的曹安和。可以说，曹安和参与了杨荫浏著述大量乐谱和资料的整理工作，没有两人的默契合作，难以达到现有数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同事们共同合作，不计名分，自然无从分辨谁记录、记谱、整理、执笔（即使有像单弦牌子曲注明文彦记谱），虽经杨荫浏校对，但都是多人合作的结果。这好比杨荫浏把思路交给搭档曹安和，搭档曹安和又把任务布置给同事们，经过共同提炼，又把终审权传回杨荫浏。“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力。”（王子渊《四子讲德论》）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诸如此类，说不清谁是谁的。讲究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完全独立的成果，既不可能也不可信，团队保证了有效产出，其中包含了默默无闻又彼此融洽的合作。尊重历史，当是后人理解这类文本的前提。自然，原书中有参与者署名的，都予以保留。
今天有条件汇总全集，出版刊行，使后人对一代宗师有整体性仰视，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学术界要感谢为“杨荫浏基金”捐资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他们使得杨荫浏的著作，能以完整面貌呈现于世，嘉惠学林，梯航后学。
这绝非是一套时髦的书，而是经久耐读、慢慢品味的著作，不会有人一口气读完，也不可能一下子读懂，但一定会有人继续去读。对于持续６０年写作的《全集》，编辑者坚信：再过几百年还会有人读。音乐学将伴随《全集》与作者同行，并因阅读而更加丰富、更加冷静、更能视破肤浅与假象，让时间的长河和时间艺术的长河，考验我们的编选。
毋庸置疑，杨荫浏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学家，他使古老的音乐学另起炉灶，改弦更张，每一个从事该学科的后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看到他的影子，无法忽略开山者放射全域的影响。可以肯定：他的深度就是一个学科的深度，他的高度就是一个时代的高度。
参考文献
［１］{宋}演范晔撰、?眼唐?演李贤等注。
［２］《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
［３］王子渊《四子讲德论》，?眼梁?演萧统编、?眼唐?演李善注：《文选》。李培南、李学颍、高延年、钦本立、黄宇齐、龚炳孙标点整理，龚炳孙通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页。
张振涛 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
杨荫浏之前，没有人把民间音乐当作一门正儿八经的学问看待。如同王国维把戏曲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戏曲学”，如同郑振铎把俗文学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民间文学”，如同顾颉刚把民间传说当做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中国民俗学”，杨荫浏也认认真真地把民间音乐当作一门学问看待，于是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态度转变就是学科诞生的机缘，文化自觉的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行动，就是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的前提。杨荫浏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以一己之力把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研究，提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而且推至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业绩都收录在１３卷本的《杨荫浏全集》中。历经八年编辑，《全集》终于在采访阿炳６０周年（１９５０年）的日子（２０１０年）面世，其中包括作者从１９２５年发表文章至１９８４年去世期间的全部著述和记录的大量曲谱，时间跨度也是６０年。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学界以内容丰厚而骄人的学者，这是音乐出版史上从未有过的瑰丽无比的巨册，《全集》几乎囊括了音乐学的所有门类：音乐史、乐律学、古谱学、乐器学、琴学、考古学、乐种学、戏曲学、曲艺学、语言音乐学、西方宗教音乐、译著、诗歌、创作等，足见其视野广泛，学殖渊深。
一代宗师不是以一本书享誉学界而是以系列著述支撑学科大厦的人。１９４９年后，作者以连续每年数种著述的高产，让学界震惊，产量大、质量高、而且持久，这个速度和耐力独步天下。写作论文与记录乐谱，相伴相生，书中带谱，谱中带论，谱论相和，交相辉映。他是音乐界写作字数、记录乐谱、整理文献最多的人，密集时几篇文章、数种乐谱同时在写作和排版，数量占到当时音乐学成果的三分之一，无疑是不争事实。何谓大匠？翻翻《全集》目录就知道了。超量著述，让一代宗师的桂冠当之无愧。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集约了千声万律，百万雄文，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音乐学界要以整支队伍与其抗衡。
《全集》让人看到了文化清理者一生记录的超量音乐，那是一个个音符、一首首曲牌、一套套乐曲积累而成的惊天财富。杨荫浏一生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破国亡邑，诸夏鼎沸，清王朝衰落、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乱、１９４９年以来诸种观念的交锋。面临文化生态的急速转型，他清醒地意识到，农业文明以及连带的传统文化，是一笔不应与封建制度一起被抛弃的财富。他知道家乡有什么，扛着沉重的钢丝录音机回乡时，确信可以满载而归。他果然满载而归，带回了《二泉映月》！成为以录音记录历史而享誉终身的第一位学者。这次采访不过是惊鸿一瞥，接下来的系列采风更让人吃惊：定县子位村笙管乐、智化寺京音乐、西安鼓乐、单弦牌子曲、湖南音乐普查等等。他明白自己的使命，栖息家园，埋头苦干，硕果累累，粲然可观。不但是他的见识，而且是他的幸运，处于传统文化生态最佳时段的收集者盆满钵盈。可以说，即使后来有同样勤奋者，也不可能见到只有当时才能看到的原生文化景观，收集如此海量、永不复生的传统。那是历史巨变期百年一遇的回光返照式的蔽天光焰，甚至可以说，铺开谱纸，仅仅记录就能名垂青史。任何传统音乐的研究者都要感谢数个乐种、曲种的调查由他独立完成、以及由他的团队一起参与完成的记录。
此前，没人知道音乐学家是干什么的，更没人重视这个行当，没有记录民间艺人的曲谱和录音，更没有左一声右一声呼唤保护民间音乐的学术行为和政府行为。《二泉映月》让社会知道了这些扛着录音机的人是干什么的。一曲奏罢，全都改变了！他让民众知道了一个古老而又其命维新的学科到底有没有用。
２０世纪前半段，西方音乐铺天盖地，从事西方音乐的人，十分吃香，弹钢琴、拉提琴，讲肖邦、论老贝，头罩光环，身披霞光，处处被人仰视，从事国乐者，土头土脸，自惭形秽。遭遇一室，前者趾高气昂，后者不声不吭。但在音乐学领域，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学者，地位却大不一样。判若两境的区别，就是因为有杨荫浏、吕骥这样的一流学者和领导人撑腰。有这个立点与没这个立点很不一样！有了杨荫浏，从事中国音乐研究的学者就能摆出一副架势，不但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雄赳赳、气昂昂，一副引领学术前沿的态势。这就是杰出学者的力量，把原来让人看不起、在西方音乐一统天下的大语境中土生土长的学科，抬到令人仰视的地位。毋庸置疑，力量来自研究者的丰硕成果。看看音乐学家的书架，中国人研究国乐的成果，比起中国人研究西乐的成果，不啻数百倍：３０多部中国音乐史（不完全统计），数百种民族音乐学专著，无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以及像长城一样码开的五大《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琴曲集成》（３０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个背景大家想过没有，这批成果让后人研究的起点站得很高，腰杆子很硬！
杨荫浏的最大贡献和最高成就，当然是中国音乐史。若问《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之前与之后有何区别？学术界的回答斩钉截铁：天壤之别！杨荫浏对于历史的关注、判断和书写，彻底超越了从文献到文献的旧籍模式，让沉默的哑巴史唱出了欢畅大曲。他一生写了两次音乐史，１９４９年前写了《中国音乐史纲》，１９４９年后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历史观也因此划为两个时段：１９４９年前，采用科学世界观，傍依西学乐律；１９４９年后，采用唯物历史观，定位音乐实践。两次转向，第一次借助科学，第二次借助哲学。作者完成了从世界观到史学观的转变，也完成了古代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把从具体研究到整体系统自我升级的起点和支点，建立在音乐实践的基础上，因而日新月异，德望素隆。自幼学习乐器和昆曲的实践，使他轻而易举跨越了史学窠臼，一步迈进实践空间。西方科学思想，又使他借助现代手段，把古老的乐律学带入科学实验。可以说，当杨荫浏修史时，一颗鲜活的灵魂，开始跳动，他用音乐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双浆，荡起史学巨舟，从此，沉闷的音乐史充满传统音乐的朗朗声韵。一系列采访，就是新型史学家为构筑有声历史积累鲜活材料的一个个立点和触面。
修史是项长期思考才能完成的艰巨事业，既非一春，也非十秋，需要毕生守持，乐此不疲，非如此不足以成大业。一旦树立起宏伟目标，就会建构前无古人的蓝图，凡有如此超拔精神者，都要耗尽毕生精力，“终身不可变异”（章学诚语）。杨荫浏好像天生是为音乐史而生的，“敢直其身，敢行其意”，是少见的将个人意志贯穿到底的性格坚定者。班固撰《汉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约８２年）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范晔《后汉书》）顾炎武《日知录》道：“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以此转赠杨荫浏的音乐史大致不错。
杨荫浏与同辈站在同一领域，同样的研究对象，同样的研究条件，同样的时代氛围，加上同样的社会规则和生活背景，所有这一切都告诉后人，学术地位一如公平竞争的足球，杨荫浏做出了同代人没能做出的业绩，就是因为一生对活态音乐不弃不离的态度，他在音乐史中储存了一世激情，铸就了无愧于一生一世情有独钟的音乐和历史的壮丽史籍。
《全集》中的许多文稿，从未刊诸枣梨，许多曲谱一直保留着首次面世时的面貌——由作者手刻蜡板、油印装订。其中首刊的重要文稿当属《国乐概论》（成书于１９４３年６月），这是２０世纪专业音乐院校的第一部传统音乐教材，之所以被漠视，不是因为内容而是书名。１９４９年后，大陆一律避开了与“国民政府”相关的“国学”、“国立”、“国乐”等字眼（像章太炎《国学概论》等难免不遭此厄），大家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沿用“前朝”概念，扼杀于襁褓中的教科书。篇幅上与《中国音乐史纲》相仿佛的《国乐概论》，把传统记谱法，全部捉置一处，博征典实，反覆沉潜，务求名实之变而后可。工尺谱解读、减字谱规律、文字谱来源、框格谱、唐宋“大字谱”，被二百余页的概论轻轻点破，可谓“乐谱学”的第一次系统叙述。写于６７年前的教科书，放在今天，读者会不会觉得“过时”？现在看来，如同沉默了４７年的《国乐的前途及其研究》（１９８９年《中国音乐学》第４期）重新发表引起的学界震动一样，它也许会让人大吃一惊，油印于６７年前的教科书与隔绝了４７年的论文一样，将重新进入音乐学的关注视野。
编辑体例上，编委会把作者编辑成册、单独出版、独立成卷的著作，遵循原例，汇为一卷。第１卷，《中国音乐史刚》、《国乐概论》；第２、３卷《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下卷）。论文分为“传统音乐”与“乐律学”两大类，按发表时间排序。第４卷是传统音乐论文，第５卷是乐律学论文。部分论文曾辑为《杨荫浏音乐论文选集》，写于１９４９年前的短文，赖之以存，也为成卷提供方便。作者最杰出的学术思想和体现技术分析能力的篇目，都集中于此，如乐律学集大成者《三律考》，乐器学范文《笙—竽考》等，已被学界视为２０世纪的经典。
第６卷“乐种研究”，辑录了第一次被记录下来的乐种《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智化寺京音乐资料》、《陕西的鼓乐社和铜器社》和工具书《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除《管乐曲集》于１９５２年出版过，其他三种都未正式出版，尤其《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是被压了太长的工具书，不是没人了解，而是“技术至上”受批判的时代不许出版。但它是认真做事做出来的奠基性成果，提供田野考察和乐种研究的杰出范例。且不说由此改编的《民间音乐普查手册》成为五大音乐《集成》出台的第一扶手和推手，就是后来出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依然离不开这个底本。其实，从未出版的油印本，一直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外出采访随身携带“备稽检而供采择”的手册，当然也是首选教材。
第７卷，有１９４９年前作者整理的大量曲谱《雅音集》（第一集、第二集），１９４９年后翻译古谱的典范《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和著名的《阿炳曲集》。第８卷《苏南十番鼓曲》、《十番锣鼓》，是作者下功夫最多的家乡乐种的调查与曲谱记录。第９卷，收录了曲艺音乐的第一次全面记谱《单弦牌子曲资料》、《单弦牌子曲资料集》。
第１０卷，包括戏曲、曲艺、器乐、民歌四类，汇聚了《〈闲叙幽音〉琵琶谱》、《三弦谱》、《五台山僧寺流传宋时乐谱》、《昆剧吹打曲牌》、《关汉卿戏剧乐谱》、《西厢记四种乐谱选曲》、《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拾残寻谱》、《内蒙曲集》、《民歌曲集》。这些乐谱，大部分没有正式出版，特别是杨荫浏亲自抄录、收藏、在研究宋代词人姜白石俗字谱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五台山僧寺流传宋时乐谱》，几乎是所有音乐史研究者渴望一睹的珍贵资料，《〈闲叙幽音〉琵琶谱》也是杨荫浏抄写的竖写工尺谱，为提供参考，保持原貌，影印出来，以飨读者。
第１１卷，有民族器乐《文板十二弦谱》、《变体新水令》、《民间器乐曲选》，古琴类《古琴曲汇编》、《潇湘水云》、中英文对照的《琴谱》。１９５６年，中国音乐研究所进行第一次大面积音乐普查，并于１９６０年出版了《湖南音乐普查报告》。由于禁忌，宗教音乐类的重要文献《宗教音乐》、《佛教禅宗水陆中所用的音乐》、《仪式音乐》均未收录，加盖上“内部资料”的“定语”，内部油印。杨荫浏在普查期间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录浏阳县祭孔仪式音乐，隔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可以把学界频繁引用的全文出版，来圆杨荫浏４０年前的残梦。可以安慰记录者的是，改革开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孔子的家乡又恢复了祭孔仪式，谁也没见过的仪式用乐，或者说唯一可以依据的音乐资料，就是他记录的“丁祭”仪式报告。同样经历过战争的韩国、越南同行，也在恢复祭孔时，把他的记录奉为圭臬。
第１２卷《普天颂赞》。读者多半会震惊且感动于这部厚厚的赞美诗歌集，这是作者花了十年时间（而且是最年富力强的十年）投入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学贯中西的学者的另一面。其实，杨荫浏对现代音乐史做出的最主要贡献，可能是这部一个时期学术界无法谈论因此避而不谈的赞美诗，比起只有学术界欣赏、印数不过数万册的中国音乐史，这部乐谱的印数不啻高过数百倍，传播范围遍及整个华人世界。自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就没有统一定版的赞美诗乐谱，从此有了符合汉语四声字调的翻译和定腔定字，满足了社会需求，某种程度上还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统一，默默发挥着作用。
第１３卷，包括基督教音乐的介绍文章、翻译文章以及作者唯一的诗集《心声》，部分创作歌曲。最后附录华蔚芳整理编辑的《杨荫浏年表》，拍摄于不同年代、颇能反映作者于不同时期风采的照片。
有些单独发表并收入集册的论文，如《工尺谱的翻译问题》，单独发表于《民族音乐研究论文集》，后收编于《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为保持完整性，收入《业务参考资料十二种》。每篇文章末，附上初次发表的刊物名称、年代、期数，转载于哪家刊物的名称和时间，收入各种文集和选集的，也一并列出。可以确定写作年代的，附记写作年代。作者与其他人合作的，篇末写上“署名：某某”。
整理持续６０年的著述，无论是迄今为止出现过的记谱方式（减字谱、横排、竖排、斜写的工尺谱、俗字谱、律吕谱、框格谱、简谱、五线谱）还是２０世纪初期流行的标点符号、演奏、表情符号等，均属不易，《雅音集》第二册简谱下，全部排列琵琶演奏记号；《文板十二曲》的工尺谱旁，也标有演奏记号，五线谱下面采用四线记录演奏符号。这类符号，已经退出历史，只能影印。古琴减字谱，如原书清楚，也扫描影印，五线谱与简字谱合璧式的，也都予以保留。部分乐谱，重新制版，当然，这项工作须靠种种技术支撑。为了把《国乐概论》无所不包的乐谱忠实再现，温州大学的陈克秀教授，在计算机上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文字乐谱相间的，采取结合方式，《工尺谱浅说》原为竖排，为方便读者，文字部分横排，工尺谱保持竖排。影印乐谱涉及的繁体字，因无法改动，一仍其旧。我们不得不面对现代排版技术的难堪，许多乐谱和演奏符号，反不如刻版时代方便。当然，大部分乐谱重新排印了。
需要解释的是，《全集》中的许多资料，并非杨荫浏一人所为，身为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他主持了许多项目，由研究和资料人员共同完成，特别是与之终生搭档的曹安和。可以说，曹安和参与了杨荫浏著述大量乐谱和资料的整理工作，没有两人的默契合作，难以达到现有数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同事们共同合作，不计名分，自然无从分辨谁记录、记谱、整理、执笔（即使有像单弦牌子曲注明文彦记谱），虽经杨荫浏校对，但都是多人合作的结果。这好比杨荫浏把思路交给搭档曹安和，搭档曹安和又把任务布置给同事们，经过共同提炼，又把终审权传回杨荫浏。“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力。”（王子渊《四子讲德论》）英雄陈力，群策毕举，诸如此类，说不清谁是谁的。讲究集体主义精神的时代，完全独立的成果，既不可能也不可信，团队保证了有效产出，其中包含了默默无闻又彼此融洽的合作。尊重历史，当是后人理解这类文本的前提。自然，原书中有参与者署名的，都予以保留。
今天有条件汇总全集，出版刊行，使后人对一代宗师有整体性仰视，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学术界要感谢为“杨荫浏基金”捐资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他们使得杨荫浏的著作，能以完整面貌呈现于世，嘉惠学林，梯航后学。
这绝非是一套时髦的书，而是经久耐读、慢慢品味的著作，不会有人一口气读完，也不可能一下子读懂，但一定会有人继续去读。对于持续６０年写作的《全集》，编辑者坚信：再过几百年还会有人读。音乐学将伴随《全集》与作者同行，并因阅读而更加丰富、更加冷静、更能视破肤浅与假象，让时间的长河和时间艺术的长河，考验我们的编选。
毋庸置疑，杨荫浏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学家，他使古老的音乐学另起炉灶，改弦更张，每一个从事该学科的后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看到他的影子，无法忽略开山者放射全域的影响。可以肯定：他的深度就是一个学科的深度，他的高度就是一个时代的高度。
参考文献
［１］{宋}演范晔撰、?眼唐?演李贤等注。
［２］《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4页。
［３］王子渊《四子讲德论》，?眼梁?演萧统编、?眼唐?演李善注：《文选》。李培南、李学颍、高延年、钦本立、黄宇齐、龚炳孙标点整理，龚炳孙通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页。
张振涛 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