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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寺，原名龙盖寺。作为《茶经》作者陆羽的故居，已被世人所熟知。从唐末著名诗僧齐已的《过陆鸿旧居》，到明清时对“难能可桑苎楼”和“陆公祠”的多次维修即可证明，但它在《茶经》传播史的重要历史地位，却没引起今人应有的关注。本文试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西塔禅寺，素为传播茶经的殿堂
1、龙盖寺“真清稿本”是我国《茶经》单行本的祖本。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农历九月九日，鲁彭《茶经序》曰：“公再往。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披露了龙盖寺住持僧真清献出了自己编辑《茶经》手稿的史实。还日“兹乃复刻者，便览尔。刻之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清楚地讲明刻单行本的两个目的，因为此前，只能在丛刊书《百海学川》中见到《茶经》，且批注并不祥实。于是，在时任荆西道守柯公的支持下，诞生了世上第一版单行本《茶经》——“竟陵版”鲁彭刊本。流传到日本的“竟陵版”的《茶经》外集则源于该版的增修本。
2、新安吴旦的手稿证实了同样的问题。
同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新安吴旦”另写有刻茶经跋(图)也讲明了他所请人资助刊印的《茶经》其稿源同样来于龙盖寺住持僧真清。从该书的编目看，基本上与鲁彭本相似，这本被人称为“明嘉靖竟陵本”的刻本，现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中名为“明嘉靖二十一年新安吴旦刻本”。同年。同为新安人的汪世贤亦为之写有后序。
3、“龙盖寺遗经”对明代出版《茶经》影响深远。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王寅为孙大秋水斋《茶经》刊本序中写道：“茶经失而不传久矣，幸而羽之龙盖寺尚有遗经焉。”另外，张睿卿《茶经跋》文中也有类似之说：“《茶经》中，经旧刻入《百川学海》。竟陵龙盖寺有茶井在焉。寺僧真清嗜茶。复掇张欧浮槎等记并唐宋题咏附刻于，经……”。因此，这种“嘉靖竞陵本”被日本学者布目潮风认定为“它是明万历年间陆续刊行《茶经》的祖本。”
4、龙盖寺历来为文人祀陆颂“经”的场所，特别是明代重修寺院之后。
竟陵版《茶经》中有童承叙《陆羽赞》曰： “余尝过竟陵。憩羽故居，访雁桥，观茶井，概然想见其为人”。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嘉靖竞陵版”《茶经》的“外集”收录有唐宋诗6首，当朝诗18首。其中写陆羽的4首(含六羡歌)，写“茶井”的4首，写真清禅师的5首(含真清自题一首)，与龙盖寺(西塔禅院)有关的达11首。从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寺院与茶和茶圣的密切关系。如，序言作者鲁彭的《寻清上人因怀可公次韵》中的“春湖入古寺，画雨对虚能，徒倚论今昔，长歌感废兴。清风随挂锡，白日好传灯。茶井西偏路，提壶忆老僧。”如，何晓的《过龙盖寺清禅师》中的“谈经翻具叶，把酒面芳丛”等句。特别是《茶经外集》中还录有“梦野”(注：鲁彭)在西塔寺留下的《怀陆篇》，诗中有“我来访古一引泉，茶炉况在落花前。平生浪说煮茶记。此日却言永怀陆篇。”表达出了典型的“西塔寺情怀。”
《茶经序》有云： “余性嗜茶，喜吾友王子闲园枕西湖。其所筑仪鸿堂，竹木阴森，与桑苎翁旧址相望。月夕花展，余每丛过。常以西塔为遗怀之地，或把袂偕往，或放舟同济，汲泉煎茶，与之共酌于茶醉亭之上，吊季疵当年披阅其所著《茶经》。穆然想见其为人。……今秋奉命典试江南，复蒙恩旨，归籍省觐，得与王子焚香煮茗，共话十余载离绪，王子因出乎昔考订音韵，正其差伪，亲手楷书《茶经》一帙示予，欲重刻以广其传而问序于余。”序文清楚地记叙了《仪鸿堂版茶经》的诞生缘由。正是茶圣故居不断地激励着故乡官吏和文人尊陆重“经”的情怀，激励他们不断复兴和传承《茶经》。
西寺僧人，不愧尊陆颂“经”的知音
据已有存世资料来看，自明代嘉靖至民国三十年代，西塔寺历任住持和众多僧人都是陆羽的追随者和《茶经》的传播者。
先说真清禅师。我们可以从他主编的“景陵版茶经”的《茶经外集》来“认识”他。“外集”中有“陆泉张本洁”的《闻清公从新安来大新龙盖寺春日同梦野过访》，诗文为“古刹西湖上，经年到未能。一尊携偶过，千载喜重兴。茶井频添碗，松坛续见灯。徘徊飞锡处，因讶远来僧。”从诗题和诗文我们可以知道：僧从新安(今安徽歙县)来，时值古刹“重兴”之时(由“广教院”复名为龙盖寺并重修)。当地名士之所以惊喜。一是人气复旺了(茶井频添碗)；二是清公“资深”且尊陆爱茶。有他的自述为证： “十载传衣钵，沙门寄此身。种莲开白社，屏迹谢红尘。定起出生纳，经残月满津。却憐桑苎老，千古揖风神。”
桑苎庐藏版《陆子茶经》后的《县志考》，也有关于“明真清”的记载：“真清西塔寺僧歙县人，嗜茶梓陆羽《茶经》”。并附他们自题诗。还有他远谒匡庐、走白下募化，重修和兴建桑苎庐、藏经楼，以及请诸官吏修建茶醉亭的事迹。同时，还记载了寺僧觉岸谋建藏经阁，自往辰源采木死于途中，谭元春因此铭其日“足目皆正，志气不止；汝是沙门人日客死；何其谬哉?各触悲喜!……”，可见真清、觉岸一代僧人们的牺牲精神感人何其至深。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西塔寺僧常乐又重刻《陆子茶经》，写序曰：“邑之胜在西湖，西湖之胜在西塔寺。……寺东桑苎庐，陆子旧宅。野竹萧森，莓苔蚀地，幽为最也。游者无不憩，憩者无不问《茶经》。”“予心慨想，遂欲有《茶经》之刻。”体现了僧人对游客民意的尊重以及本人相同的志向。序文还日“予传陆子，不传无干於陆子者。予生长西湖，将老于西湖。知陆子而已。”并日“校成。偏质诸老宿名士，皆以为可遂石印而传之。”这便是石印本桑苎庐《陆子茶经》问世的缘起。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崇陆惜“经”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应当在今天的故里居士和寺院僧人们中提倡。
除了常乐僧，还应颂扬者当属新明法师。但我们从桑苎庐《陆子茶经》可以见识到他和他们二代众僧对陆羽和茶经的认识。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新明为《陆子茶经》写跋的署名为“演清”，跋文中还有“师弟演春、演润，沙弥宽王、宽慎、宽荣、宽寿、宽慈、宽霖”等8人。
据欧阳先生说： “早在三十年代初，陆羽故居西塔寺住持僧新明禅师就对陆羽生卒年做过考订。”为了纪念陆羽诞辰1200周年，他还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再次重刊了《陆子茶经》。跋文署落款为“新明沐浴”， “率徒宽慎、宽霖、宽云和侄宽富等顶礼”。
新明僧师在他的跋文中说： “《茶经》之刻，今传陆子也。”“师于法子，无处士像，亦无处士像；逋叟于师，无和尚像，亦无和尚像。僧于逋叟，无佚老像。亦无佚老像。如诸菩萨天，镜亦无镜，花亦无花，水亦无水，月亦无月。无一毫思议，无一毫呈疑，何等通明，何等自在。”
新明的跋文，代表了陆子故居一代僧人对陆子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对《茶经》的推祟。他在西塔寺为世人留下一篇经典译文，并且先后于1935年大水冲毁西塔寺后，返回天门组织重建，1939年被日寇毁寺后仍旧计划筹建陆公祠……重温这些故事，令人不禁与之要共鸣，“莫不合掌诵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
西塔禅寺，素为传播茶经的殿堂
1、龙盖寺“真清稿本”是我国《茶经》单行本的祖本。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农历九月九日，鲁彭《茶经序》曰：“公再往。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披露了龙盖寺住持僧真清献出了自己编辑《茶经》手稿的史实。还日“兹乃复刻者，便览尔。刻之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清楚地讲明刻单行本的两个目的，因为此前，只能在丛刊书《百海学川》中见到《茶经》，且批注并不祥实。于是，在时任荆西道守柯公的支持下，诞生了世上第一版单行本《茶经》——“竟陵版”鲁彭刊本。流传到日本的“竟陵版”的《茶经》外集则源于该版的增修本。
2、新安吴旦的手稿证实了同样的问题。
同年农历十月十五日，“新安吴旦”另写有刻茶经跋(图)也讲明了他所请人资助刊印的《茶经》其稿源同样来于龙盖寺住持僧真清。从该书的编目看，基本上与鲁彭本相似，这本被人称为“明嘉靖竟陵本”的刻本，现在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中名为“明嘉靖二十一年新安吴旦刻本”。同年。同为新安人的汪世贤亦为之写有后序。
3、“龙盖寺遗经”对明代出版《茶经》影响深远。
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王寅为孙大秋水斋《茶经》刊本序中写道：“茶经失而不传久矣，幸而羽之龙盖寺尚有遗经焉。”另外，张睿卿《茶经跋》文中也有类似之说：“《茶经》中，经旧刻入《百川学海》。竟陵龙盖寺有茶井在焉。寺僧真清嗜茶。复掇张欧浮槎等记并唐宋题咏附刻于，经……”。因此，这种“嘉靖竞陵本”被日本学者布目潮风认定为“它是明万历年间陆续刊行《茶经》的祖本。”
4、龙盖寺历来为文人祀陆颂“经”的场所，特别是明代重修寺院之后。
竟陵版《茶经》中有童承叙《陆羽赞》曰： “余尝过竟陵。憩羽故居，访雁桥，观茶井，概然想见其为人”。准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嘉靖竞陵版”《茶经》的“外集”收录有唐宋诗6首，当朝诗18首。其中写陆羽的4首(含六羡歌)，写“茶井”的4首，写真清禅师的5首(含真清自题一首)，与龙盖寺(西塔禅院)有关的达11首。从诗句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寺院与茶和茶圣的密切关系。如，序言作者鲁彭的《寻清上人因怀可公次韵》中的“春湖入古寺，画雨对虚能，徒倚论今昔，长歌感废兴。清风随挂锡，白日好传灯。茶井西偏路，提壶忆老僧。”如，何晓的《过龙盖寺清禅师》中的“谈经翻具叶，把酒面芳丛”等句。特别是《茶经外集》中还录有“梦野”(注：鲁彭)在西塔寺留下的《怀陆篇》，诗中有“我来访古一引泉，茶炉况在落花前。平生浪说煮茶记。此日却言永怀陆篇。”表达出了典型的“西塔寺情怀。”
《茶经序》有云： “余性嗜茶，喜吾友王子闲园枕西湖。其所筑仪鸿堂，竹木阴森，与桑苎翁旧址相望。月夕花展，余每丛过。常以西塔为遗怀之地，或把袂偕往，或放舟同济，汲泉煎茶，与之共酌于茶醉亭之上，吊季疵当年披阅其所著《茶经》。穆然想见其为人。……今秋奉命典试江南，复蒙恩旨，归籍省觐，得与王子焚香煮茗，共话十余载离绪，王子因出乎昔考订音韵，正其差伪，亲手楷书《茶经》一帙示予，欲重刻以广其传而问序于余。”序文清楚地记叙了《仪鸿堂版茶经》的诞生缘由。正是茶圣故居不断地激励着故乡官吏和文人尊陆重“经”的情怀，激励他们不断复兴和传承《茶经》。
西寺僧人，不愧尊陆颂“经”的知音
据已有存世资料来看，自明代嘉靖至民国三十年代，西塔寺历任住持和众多僧人都是陆羽的追随者和《茶经》的传播者。
先说真清禅师。我们可以从他主编的“景陵版茶经”的《茶经外集》来“认识”他。“外集”中有“陆泉张本洁”的《闻清公从新安来大新龙盖寺春日同梦野过访》，诗文为“古刹西湖上，经年到未能。一尊携偶过，千载喜重兴。茶井频添碗，松坛续见灯。徘徊飞锡处，因讶远来僧。”从诗题和诗文我们可以知道：僧从新安(今安徽歙县)来，时值古刹“重兴”之时(由“广教院”复名为龙盖寺并重修)。当地名士之所以惊喜。一是人气复旺了(茶井频添碗)；二是清公“资深”且尊陆爱茶。有他的自述为证： “十载传衣钵，沙门寄此身。种莲开白社，屏迹谢红尘。定起出生纳，经残月满津。却憐桑苎老，千古揖风神。”
桑苎庐藏版《陆子茶经》后的《县志考》，也有关于“明真清”的记载：“真清西塔寺僧歙县人，嗜茶梓陆羽《茶经》”。并附他们自题诗。还有他远谒匡庐、走白下募化，重修和兴建桑苎庐、藏经楼，以及请诸官吏修建茶醉亭的事迹。同时，还记载了寺僧觉岸谋建藏经阁，自往辰源采木死于途中，谭元春因此铭其日“足目皆正，志气不止；汝是沙门人日客死；何其谬哉?各触悲喜!……”，可见真清、觉岸一代僧人们的牺牲精神感人何其至深。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西塔寺僧常乐又重刻《陆子茶经》，写序曰：“邑之胜在西湖，西湖之胜在西塔寺。……寺东桑苎庐，陆子旧宅。野竹萧森，莓苔蚀地，幽为最也。游者无不憩，憩者无不问《茶经》。”“予心慨想，遂欲有《茶经》之刻。”体现了僧人对游客民意的尊重以及本人相同的志向。序文还日“予传陆子，不传无干於陆子者。予生长西湖，将老于西湖。知陆子而已。”并日“校成。偏质诸老宿名士，皆以为可遂石印而传之。”这便是石印本桑苎庐《陆子茶经》问世的缘起。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崇陆惜“经”以及与时俱进的精神，应当在今天的故里居士和寺院僧人们中提倡。
除了常乐僧，还应颂扬者当属新明法师。但我们从桑苎庐《陆子茶经》可以见识到他和他们二代众僧对陆羽和茶经的认识。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新明为《陆子茶经》写跋的署名为“演清”，跋文中还有“师弟演春、演润，沙弥宽王、宽慎、宽荣、宽寿、宽慈、宽霖”等8人。
据欧阳先生说： “早在三十年代初，陆羽故居西塔寺住持僧新明禅师就对陆羽生卒年做过考订。”为了纪念陆羽诞辰1200周年，他还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再次重刊了《陆子茶经》。跋文署落款为“新明沐浴”， “率徒宽慎、宽霖、宽云和侄宽富等顶礼”。
新明僧师在他的跋文中说： “《茶经》之刻，今传陆子也。”“师于法子，无处士像，亦无处士像；逋叟于师，无和尚像，亦无和尚像。僧于逋叟，无佚老像。亦无佚老像。如诸菩萨天，镜亦无镜，花亦无花，水亦无水，月亦无月。无一毫思议，无一毫呈疑，何等通明，何等自在。”
新明的跋文，代表了陆子故居一代僧人对陆子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对《茶经》的推祟。他在西塔寺为世人留下一篇经典译文，并且先后于1935年大水冲毁西塔寺后，返回天门组织重建，1939年被日寇毁寺后仍旧计划筹建陆公祠……重温这些故事，令人不禁与之要共鸣，“莫不合掌诵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