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亦因此得以应运而生。
　　此文面世，无论当世之人，还是后世之人，少有不为文正公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而折服、倾倒。

曲初奏谐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开笔第一句。倘是对宋史，尤其是“庆历新政”有所了解的人，当知道，与“庆历四年春”和“谪守”两词产生联系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
　　庆历三年，是范仲淹经历半生仕途沉浮后，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富弼二人，则与他志气相投;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4位谏官，亦皆是知己之交。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俱全。故素有整顿吏治、加强武备、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于此年夏天，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当庭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庆历三年秋，新政开始渐次向全国颁布推广。倘无意外，来年的春天，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可以这样说，庆历四年春，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好期待的春天，如同大自然的生机勃发、繁花似锦，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在经历了数十年苦寒、风雨之考验后，亦似乎终于可以在这一个春天里尽情绽放了。

戛然而止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便以一种凄然、壮然而又惶然的方式凋零了。甚至有点不堪的意味在里面。
　　以夏竦（sǒng）为首的政敌们，利用诽谤和构陷之手段，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为基本，亦最为重视的两个方面——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报以种种恶意攻击和抹黑。在政治大节方面，他们就“结党”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因自认坦荡，问心无愧，反而就势提出了“君子党”之一说。欧阳修则更猛，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文理并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题目就叫《朋党论》。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
　　欧阳修也好，范仲淹也好，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宋仁宗的“脉”，抑或说，他俩皆不曾真正看透赵宋王朝君主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之下，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防备之心理。宋之“重文轻武”，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定的国策。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将出身，却为何如此“重文教，轻武事”呢？概因宋的江山，并非凭着强大的实力打下来的，而是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黄袍加身。导致这个现象的，恰恰是源于晚唐的藩镇制度。
　　善于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强大如唐帝国者，除了藩镇制度使其中央集权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所以，警惕官员结党，犹是成为宋太祖及其后嗣君主们之共识。是故，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来，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振振有辞，更使他忌惮不已。即便早先的仁宗，对新政确实抱有极大期待，然在此时，亦不得不有所动摇了。

卷入党争

　　在揣测圣意方面，他们的政敌，显然更加技高一筹。
　　奸险如夏竦者，为使宋仁宗徹底厌弃范仲淹等人，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史载，他令家中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太子中允是官职名，负责太子的一些相关事宜）石介（人名）的笔迹，等足可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话，最是致命，即劝说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废立之举。此伪密信之一出，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鉴，文章如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无法自辩清白了。
　　至此，两人只能借边事再起，分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请出京巡守了。历朝历代，凡推行新政与改革，纵于国于民有利，然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却是大大不利的，故往往群起而攻之。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侥幸”，其刀锋之所指，就是权贵子弟的荫恩机会。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之余地。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然夏竦犹未罢休。在私德品行上，他则攻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大做文章。欧阳修百口莫辩，虽事后查无实据，但终究名声有碍。于庆历五年八月，亦黯然离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亦是作于此期间。随着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庆历新政自然也随之“流产”了。

热眼旁观

　　庆历新政自发起，到以一种狼狈不堪的方式落幕，有一个人，始终在默默而又冷静地旁观着、思考着。
　　亦正是此人，在范仲淹死后，其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推崇之情，跃然纸上。他，就是有宋一代，掀起最大变法风暴的改革猛将，亦是列宁口中的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时为庆历二年的新晋进士王安石。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于大宋朝而言，这是一场既是前所未有的，亦是绝后的改革。其无论从规模、声势，还是深度与力度上，皆是之前的庆历新政所无法比拟的。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济思想，亦是他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争论不休的焦点。王安石认为，社会财富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定数，而是可以通过价值的再创造实现更多。但司马光等人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言即天下的财富是定量的，国用增加了，就意味着夺民之利了。
　　反对力量最为集中，亦最为猛烈的，几乎全是来自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故旧亲朋那里。其中，既有王安石变法的前驱者——昔日“庆历新政”的主将们，如三朝宰相的韩琦、富弼，以及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亦有与王安石相交莫逆的好友，如反对派中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可以说，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大臣，分明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个士大夫集体。
　　范仲淹的“庆历四年春”，以无尽的遗憾，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凉的一页。他永不会想到，25年后，同样一个春天，同样是参知政事，同样壮怀激烈、忧国忧民，同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个人的结局却又如此不同。范仲淹仅凭“文正”之谥号，则足见其不论生前身后，名声无碍。而王安石，却远没有他的这份幸运。这是大宋的悲哀，是王安石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除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几乎是孤军作战。他破格提拔的一些年轻人，除了让他日后在史书上平添一笔令人诟病的话题外，并未能发挥多少实质性之助力。
　　这是由宋神宗一朝所开启的一个独特之政治现象，它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向来非黑即白的定律，即朝堂上的对立，正派与反派一定是极为分明的，在宋代中期的朝堂上，谁都代表了正义，谁也都不全然无辜。起初，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认定的“正义”而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相争到最后，这份“正义”亦失去了最初的味道，逐渐演变成纯粹的新党与旧党之争，这就让人始料未及了。事实证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其难也。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