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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所有的星辰提供一个运转的空间
“在八千公尺上设下自己的帐篷”，这是李西安的座右铭。其目的，则是“为所有的星辰提供一个运转的空间。”
燃烧自己，即便不能照亮整个世界，也至少为些许后来者点燃火把，摸索出一条路。
实际上，无论是他当初放弃作曲和理论研究，还是其后做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改版《人民音乐》，推出青年作曲家，建构中国音乐张力场，都是为了给其他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所有的星辰都在其中运转。”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现代音乐，李西安给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关心和支持。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中国现代音乐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书写中国新潮音乐史，李西安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中央音乐学院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招生重新进行，并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别设立考点，其中作曲系招生名额总共只有6名。
这一年，李西安和徐源被作曲系派往上海捐生。令所有人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特别多。这些考生基本上在“文革”前读完了初中或高中，插队下乡，接触地方音乐，积累了深厚的音乐基础和人生经验。“文革”十年人才的积累几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所有专业加起来报考人数达数万人。
作曲系上海考点考生共有400人，在三天的时间里，两位主考老师都没有睡觉，他们夜以继日地改卷、判分，并日不时地为考生们程度之高、水平之强而感到惊奇。有一位考生，竟然在规定的时间里不仅写了一个奏鸣曲式，还全部标出了配器，等于一部单乐章的交响乐；他写的歌曲不但是四部大合唱，中间还有好几次转凋，存当时简直不可想象。后来在北京参加全国平衡的时候，杨儒怀先生不信，但当他亲自试奏后却赞不绝口“嘿，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这位考生即是当年入学考试的第一名林德宏）。
生源太好了，看着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李西安想起了自己读书的年代，他们太想进学校学习了，水平也很高，实在觉得没有办法往下删。他和徐源老师商量，毅然找到了上海招考负责人，要求扩大招收名额。负责人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怎么跟院部汇报呢？”李西安建议：“你就跟院部说：‘我们班（即施万春、关乃忠、李西安、杨振维他们班）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而他们的入学水平超过了我们班的入学水平’。”后来。北京、广州和四川的考点考得也非常好，李西安支持左菌老师给中央写信，并提供了很多上海考试的情况，建议大幅扩大招生名额。后来，中央领导看到了这封信，批示“同意扩大招生”。
结果，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其招收36名学生。其中，仅上海考点就有谭盾、陈其钢、叶小纲、胡咏等等当今中国乐坛的领军人物。（林德宏入学后，二年级就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弦乐合奏《思》的总谱，在班里一直是令人羡慕的一位。毕业赴美后，失去联系）
说到谭盾的入学，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考试通过以后，他接到的却不是录取通知，而是体检不合格。原来体检的当天早上他喝了杯牛奶，于是化验不正常。谭盾当时很着急，拿着在湖南开的体检证明找到李西安。李西安说：“这个不行，你是在上海参加的考试，赶紧去上海复检。”谭盾在上海的体检依旧正常。李西安拿着谭盾的体检结果，找到作曲系、教务处、医务室，都被一口回绝，最后不得不找到院长赵讽，赵院长采纳了李西安的建议，在校医的监督下，去指定医院再次复查，如合格，入学试读，随时有问题随时退学。最终，谭盾顺利入学。
音乐家黄飞立的儿子黄安伦很有才华，有着异常艰难的学习和奋斗经历。当时他的作品在音乐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1979年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的时候，黄安伦各科非常优秀，唯独和声因为没做完所以来通过。尽管大家尽了多方努力，黄安伦依然没有被录取。古人云：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对这种过于刻板的体制，李西安为《光明日报》写了有史以来自己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未来属于年轻一代》，认为“他们正像野火不曾烧尽的小草一样，不仅在岩石缝里生存下来，而且还挺起自己的枝茎，绽开自己的花朵，在时代的风雨中，锻炼着筋骨，洗涤着灵魂，面对着现实，讴歌着未来。”“难道我们不该更加倍地珍惜和爱护这些年轻的后来者吗？”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园丁们，要小心啊！
尽管李西安后来调任中国音乐学院，但仍然与这些晚自己一辈的年轻学子们交流、沟通，他时常鼓励他们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当别人只看到一片黑暗的时候，你能看到透过黑暗射进的一线曙光，你就是先知；当别人认为某些事办不成的时候，你能经过努力和拼搏办成了，你就是强者。过去的时代只允许极少数人是先知，是强者，大多数人只能跟在后面盲目地追随：而我们的时代要求每个人都是先知和强者，……要以主人公的责任感，积极关注并参与主宰中国音乐的命运与前途。
在其后的时间里，除了在《人民音乐》及其他场合对这些青年作曲家们进行介绍之外，李西安又参与策划主办了谭盾、叶小纲、陈怡、瞿小松、许舒亚、郭文景、何训田等人的专场音乐会，并发表系列评论文章。
1985年4月22日，谭盾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引起了巨大震动，有的记者曾将其比喻为“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音乐界的焦点在这两年基本上都集中在对“新潮音乐”的评价上，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青年作曲家正在崛起，他们是怎样想的，怎样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的？在《文艺研究》编辑蒋力的倡议下，李西安邀集了瞿小松、叶小纲、谭盾，进行了一次长谈：
崛起的一代也是探索的一代，怎样对待他们在崛起中进发出来的巨大冲击力和在探索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呢？我想借用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菜辛的一段名言来回答：“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全部真理，在他的左手捉着无与伦比的永远活跃的追求真理的动力（即使再加上永远不断使我出错这一点）。而对我说：挑选吧！——我就会谦恭地握住他的左手……”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新潮音乐宣言”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 我承认我是有78届情结的。……我欣赏他们，一方面是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他们所初显的创作倾向与我对中国音乐之路的思考产生了共鸣。
1996年在法国，
“巴黎之春”音乐节的负责人……明确表示，只有这一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不再是模仿，他们使用的是西方的方法，但却是自己的音乐语言。……这是我几十年来所祈盼的一种音乐创作状态：没有模仿，没有困惑.它让我心中涌出一种久违的自豪感。
在教育上，李西安很少挂“音乐教育家”的头衔，不过他对于教学却有着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在他看来，老师仅把会的东西教给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老师应该教给学生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一个好的老师，不应当让学生学得像自己，而是学了以后“我”依然是“我”，保留个性。教出来的学生能超过自己，才是最好的老师。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既尊重学生的观点又善于循循善诱，使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从以往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汲取，充分施展个人的才华。其中，谢嘉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87年。谢嘉幸考取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作品分析的硕士研究生。他不仅各科成绩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有一段时间。他对美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音乐作品只有经过“审美机制”后，才能够被观众心理所接受。但这个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很难说清楚。对于初学者，在这一纯思辨的终极追问领域极容易迷失方向。当时谢嘉幸马上面临毕业答辩了，但他仍处于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白热化阶段。作为导师，李西安考虑了很久，最后他毅然决定让谢嘉幸推迟论文答辩，勇敢地进入这一看似与音乐无关的研究领域。他不时鼓励自己的学生，并且建议：“人有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中最抽象的。就是音乐。音乐思维是否能对解开思维的奥秘有所帮助呢？”最后，谢嘉幸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出版了生平第一部专著《反熵·生命意识·创造》。这部著作对国际著名学者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在新闻发布会上，李西安以导师的身份说了寥寥数语，阐明了他对学生所持的开明态度：“我没有对学生写作这本书做过太多指点，我对其中所涉及的现代物理学等领域并不熟悉。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且支持他们的发展。”
迄今为止，李西安或单独，或与他人联合带出了十位硕士研究生，涉及作品分析、作曲、电子音乐、音乐音响导演、器乐表演艺术和声乐表演艺术等专业。在这些专业中，很多领域李西安未必熟悉，但他可以带不熟悉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很多学生对专业本身相当熟悉，缺乏的是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
“我教出来的学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比我强。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位教育者应当达到的一种境界。学生比我们差，这个事业就要萎缩，得让学生个个都比自己强才行。
李西安经常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早在实验乐团工作的时候，他就告诫团员们打破由人际关系造成的封闭状态：“大家要把自己老师最好的东西学到手，但不要把你们老师辈的恩恩怨怨带到实验乐团来，应当做新一代的民乐教师。只有民乐整体繁荣了，中国音乐才会繁荣。””’
对于人才，李西安持一种来去自由的观点，而不是用某些条件和待遇作为限制。1988年8月，在美国定居的谭盾回国。曾和李西安商量过回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想法。没料到《光明日报》第二天头版头条就以《来去自由——发挥出国艺术家才能的明智选择》为题刊载了的李西安观点.接下来又有多家报纸来采访。他对此的态度是“欲擒则纵、来去自由、叶落归根。”
“在八千公尺上设下自己的帐篷”，这是李西安的座右铭。其目的，则是“为所有的星辰提供一个运转的空间。”
燃烧自己，即便不能照亮整个世界，也至少为些许后来者点燃火把，摸索出一条路。
实际上，无论是他当初放弃作曲和理论研究，还是其后做的一系列工作，包括改版《人民音乐》，推出青年作曲家，建构中国音乐张力场，都是为了给其他人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让所有的星辰都在其中运转。”对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现代音乐，李西安给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关心和支持。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中国现代音乐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书写中国新潮音乐史，李西安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中央音乐学院中断了十年之久的招生重新进行，并且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分别设立考点，其中作曲系招生名额总共只有6名。
这一年，李西安和徐源被作曲系派往上海捐生。令所有人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考生特别多。这些考生基本上在“文革”前读完了初中或高中，插队下乡，接触地方音乐，积累了深厚的音乐基础和人生经验。“文革”十年人才的积累几乎在一夜之间爆发出来，所有专业加起来报考人数达数万人。
作曲系上海考点考生共有400人，在三天的时间里，两位主考老师都没有睡觉，他们夜以继日地改卷、判分，并日不时地为考生们程度之高、水平之强而感到惊奇。有一位考生，竟然在规定的时间里不仅写了一个奏鸣曲式，还全部标出了配器，等于一部单乐章的交响乐；他写的歌曲不但是四部大合唱，中间还有好几次转凋，存当时简直不可想象。后来在北京参加全国平衡的时候，杨儒怀先生不信，但当他亲自试奏后却赞不绝口“嘿，不是瞎胡闹！不是瞎胡闹！”（这位考生即是当年入学考试的第一名林德宏）。
生源太好了，看着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李西安想起了自己读书的年代，他们太想进学校学习了，水平也很高，实在觉得没有办法往下删。他和徐源老师商量，毅然找到了上海招考负责人，要求扩大招收名额。负责人说：“好到什么程度呢？怎么跟院部汇报呢？”李西安建议：“你就跟院部说：‘我们班（即施万春、关乃忠、李西安、杨振维他们班）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而他们的入学水平超过了我们班的入学水平’。”后来。北京、广州和四川的考点考得也非常好，李西安支持左菌老师给中央写信，并提供了很多上海考试的情况，建议大幅扩大招生名额。后来，中央领导看到了这封信，批示“同意扩大招生”。
结果，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其招收36名学生。其中，仅上海考点就有谭盾、陈其钢、叶小纲、胡咏等等当今中国乐坛的领军人物。（林德宏入学后，二年级就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弦乐合奏《思》的总谱，在班里一直是令人羡慕的一位。毕业赴美后，失去联系）
说到谭盾的入学，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考试通过以后，他接到的却不是录取通知，而是体检不合格。原来体检的当天早上他喝了杯牛奶，于是化验不正常。谭盾当时很着急，拿着在湖南开的体检证明找到李西安。李西安说：“这个不行，你是在上海参加的考试，赶紧去上海复检。”谭盾在上海的体检依旧正常。李西安拿着谭盾的体检结果，找到作曲系、教务处、医务室，都被一口回绝，最后不得不找到院长赵讽，赵院长采纳了李西安的建议，在校医的监督下，去指定医院再次复查，如合格，入学试读，随时有问题随时退学。最终，谭盾顺利入学。
音乐家黄飞立的儿子黄安伦很有才华，有着异常艰难的学习和奋斗经历。当时他的作品在音乐界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1979年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考试的时候，黄安伦各科非常优秀，唯独和声因为没做完所以来通过。尽管大家尽了多方努力，黄安伦依然没有被录取。古人云：不拘一格降人才。面对这种过于刻板的体制，李西安为《光明日报》写了有史以来自己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未来属于年轻一代》，认为“他们正像野火不曾烧尽的小草一样，不仅在岩石缝里生存下来，而且还挺起自己的枝茎，绽开自己的花朵，在时代的风雨中，锻炼着筋骨，洗涤着灵魂，面对着现实，讴歌着未来。”“难道我们不该更加倍地珍惜和爱护这些年轻的后来者吗？”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园丁们，要小心啊！
尽管李西安后来调任中国音乐学院，但仍然与这些晚自己一辈的年轻学子们交流、沟通，他时常鼓励他们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
当别人只看到一片黑暗的时候，你能看到透过黑暗射进的一线曙光，你就是先知；当别人认为某些事办不成的时候，你能经过努力和拼搏办成了，你就是强者。过去的时代只允许极少数人是先知，是强者，大多数人只能跟在后面盲目地追随：而我们的时代要求每个人都是先知和强者，……要以主人公的责任感，积极关注并参与主宰中国音乐的命运与前途。
在其后的时间里，除了在《人民音乐》及其他场合对这些青年作曲家们进行介绍之外，李西安又参与策划主办了谭盾、叶小纲、陈怡、瞿小松、许舒亚、郭文景、何训田等人的专场音乐会，并发表系列评论文章。
1985年4月22日，谭盾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引起了巨大震动，有的记者曾将其比喻为“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音乐界的焦点在这两年基本上都集中在对“新潮音乐”的评价上，毁誉参半，褒贬不一。青年作曲家正在崛起，他们是怎样想的，怎样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的？在《文艺研究》编辑蒋力的倡议下，李西安邀集了瞿小松、叶小纲、谭盾，进行了一次长谈：
崛起的一代也是探索的一代，怎样对待他们在崛起中进发出来的巨大冲击力和在探索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曲折和失误呢？我想借用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菜辛的一段名言来回答：“如果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全部真理，在他的左手捉着无与伦比的永远活跃的追求真理的动力（即使再加上永远不断使我出错这一点）。而对我说：挑选吧！——我就会谦恭地握住他的左手……”
这篇文章，就是后来在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新潮音乐宣言”的《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 我承认我是有78届情结的。……我欣赏他们，一方面是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他们所初显的创作倾向与我对中国音乐之路的思考产生了共鸣。
1996年在法国，
“巴黎之春”音乐节的负责人……明确表示，只有这一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不再是模仿，他们使用的是西方的方法，但却是自己的音乐语言。……这是我几十年来所祈盼的一种音乐创作状态：没有模仿，没有困惑.它让我心中涌出一种久违的自豪感。
在教育上，李西安很少挂“音乐教育家”的头衔，不过他对于教学却有着一整套全新的理念。在他看来，老师仅把会的东西教给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最好的老师应该教给学生一种创造性的能力。一个好的老师，不应当让学生学得像自己，而是学了以后“我”依然是“我”，保留个性。教出来的学生能超过自己，才是最好的老师。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既尊重学生的观点又善于循循善诱，使学生对知识的学习从以往的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汲取，充分施展个人的才华。其中，谢嘉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87年。谢嘉幸考取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作品分析的硕士研究生。他不仅各科成绩优秀，而且兴趣广泛。有一段时间。他对美学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音乐作品只有经过“审美机制”后，才能够被观众心理所接受。但这个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很难说清楚。对于初学者，在这一纯思辨的终极追问领域极容易迷失方向。当时谢嘉幸马上面临毕业答辩了，但他仍处于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白热化阶段。作为导师，李西安考虑了很久，最后他毅然决定让谢嘉幸推迟论文答辩，勇敢地进入这一看似与音乐无关的研究领域。他不时鼓励自己的学生，并且建议：“人有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中最抽象的。就是音乐。音乐思维是否能对解开思维的奥秘有所帮助呢？”最后，谢嘉幸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出版了生平第一部专著《反熵·生命意识·创造》。这部著作对国际著名学者里夫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在新闻发布会上，李西安以导师的身份说了寥寥数语，阐明了他对学生所持的开明态度：“我没有对学生写作这本书做过太多指点，我对其中所涉及的现代物理学等领域并不熟悉。但我想重要的是，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没有疆界的空间，我们应当尊重学生的个性并且支持他们的发展。”
迄今为止，李西安或单独，或与他人联合带出了十位硕士研究生，涉及作品分析、作曲、电子音乐、音乐音响导演、器乐表演艺术和声乐表演艺术等专业。在这些专业中，很多领域李西安未必熟悉，但他可以带不熟悉专业的研究生。因为很多学生对专业本身相当熟悉，缺乏的是与之相关的重要内容。
“我教出来的学生，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比我强。我认为这应当是一位教育者应当达到的一种境界。学生比我们差，这个事业就要萎缩，得让学生个个都比自己强才行。
李西安经常强调同行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早在实验乐团工作的时候，他就告诫团员们打破由人际关系造成的封闭状态：“大家要把自己老师最好的东西学到手，但不要把你们老师辈的恩恩怨怨带到实验乐团来，应当做新一代的民乐教师。只有民乐整体繁荣了，中国音乐才会繁荣。””’
对于人才，李西安持一种来去自由的观点，而不是用某些条件和待遇作为限制。1988年8月，在美国定居的谭盾回国。曾和李西安商量过回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想法。没料到《光明日报》第二天头版头条就以《来去自由——发挥出国艺术家才能的明智选择》为题刊载了的李西安观点.接下来又有多家报纸来采访。他对此的态度是“欲擒则纵、来去自由、叶落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