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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5日，习仲勋诞辰100周年。
“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这是1981年1月11日习仲勋在纪念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话。
纪念习仲勋100周年诞辰，当然也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一个人，是纪念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和一种精神。
若按照通常所说的中共领导人的“代”际划分，习仲勋无疑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有什么特征？在我看来，大致应该符合这样两个条件，或者二居其一：第一，得有攻城略地、建立根据地之功；第二，1949年立国至文革前，担任过大区或者中央副国级职务。
这两个条件，习仲勋都符合。尽管从年龄上看，他相对年轻。
1932年，19岁的习仲勋在陕甘交界处的两当县发动“兵变”。1934年，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他实在太年轻，有了个“娃娃主席”的称号。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10月初，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离开西北，习仲勋担起了经略西北的重任。那一年，习仲勋37岁，应该是当年五大区中最年轻的领导人。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手书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
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决定，调五位大分区负责人进京任职。习仲勋进京，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直到1962年被打成“彭习高反党集团”成员而被立案审查16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第二代领导集体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领导集体之上还有一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可以说，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以邓小平掌舵、胡耀邦等执政的格局。而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机构，习仲勋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作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勋传》如是说，“中央书记处大到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胡耀邦和习仲勋，年龄相差不大。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同声相应：胡耀邦积极支持习仲勋开展工作，习仲勋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而且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
当时的中国，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说辞下，文革的幽灵还在飘荡。半明半昧的政治形势使多数人裹足不前。中国每走一步，都踉踉跄跄，很多人“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
面对这样的形势，胡耀邦和习仲勋两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多数人在观望，但是习仲勋主政的广东省报第二天就全文转载。习仲勋多次阐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并且在报刊上较早公开表态。
习仲勋（左二）与林若（左一）、任仲夷（左三）、杨德元一起在中共十三大广东省分组讨论会上。图/CNSPHOTO
此外，习仲勋在三中全会前后，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在广东积极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
当习仲勋的工作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后，这些人便四处告状。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支持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1981年，习仲勋到中央任书记处书记，直接协助胡耀邦工作。他始终和胡耀邦站在一起，抵制“左”的风潮，无论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清除精神污染”，他和胡耀邦等人一起，严格控制范围，为改革开放护航。
习仲勋有担当。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绥土改的滥斗、滥杀的“经验”被推广，“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那时，没有官员敢站出来非议、反对这种“左”的做法，谁反对马上就会被拉出来，当作地主来斗。
但习仲勋敢，而且还敢把事情捅到毛泽东那里。他在给毛的报告列数了种种恶劣的做法，强调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
1948年1月，毛泽东先后批转了习仲勋的两份报告，对于纠正当年土改的“左”的错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9月，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普通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措辞尖锐、强硬的批评信。
信中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认为，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
信的结尾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10月18日，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州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这些信件由新华社全文照发，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当年读到这些报道时，很多年轻人都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
习仲勋的老部下，《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秦川曾讲述了一则故事。
1987年，大约在胡耀邦辞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当时，秦川被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他才悟出其中的味道：习仲勋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主持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才调回中央。
现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甚至即将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特区”一词，就是始自习仲勋。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个曾经的南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到了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在毗邻香港的宝安、东莞一带，居民逃港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几乎是深圳农民收入的一百倍。
1978年7月，习仲勋上任后不久，就亲自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在沙头角镇，他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这边却荒凉冷清。他听说，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
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决心向中央要特殊政策，把广东经济搞上去。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
他提出，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
1979年4月，习仲勋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请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申诉称，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
那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代，全国经济一盘棋，要求中央放权，无疑是对中央的管理投不赞成票。所以，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
之后，习仲勋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报中央，将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批示（即1979年“50号文件”），批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特区成立大会。会上，“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此后不久，深圳特区设立，习仲勋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
1980年12月，习仲勋调离广东到中央，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他才因病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他晚年住在深圳，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经济特区的最大支持。
“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这是1981年1月11日习仲勋在纪念新华社建社5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话。
纪念习仲勋100周年诞辰，当然也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一个人，是纪念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和一种精神。
两代领导集体成员
若按照通常所说的中共领导人的“代”际划分，习仲勋无疑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有什么特征？在我看来，大致应该符合这样两个条件，或者二居其一：第一，得有攻城略地、建立根据地之功；第二，1949年立国至文革前，担任过大区或者中央副国级职务。
这两个条件，习仲勋都符合。尽管从年龄上看，他相对年轻。
1932年，19岁的习仲勋在陕甘交界处的两当县发动“兵变”。1934年，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因为他实在太年轻，有了个“娃娃主席”的称号。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彭德怀任主席，习仲勋、张治中任副主席。10月初，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离开西北，习仲勋担起了经略西北的重任。那一年，习仲勋37岁，应该是当年五大区中最年轻的领导人。
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一份关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十分满意，他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2002年习仲勋逝世，薄一波送来手书挽词：“惊悉‘炉火纯青’逝世，不胜哀悼。”
1952年夏末，中共中央决定，调五位大分区负责人进京任职。习仲勋进京，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直到1962年被打成“彭习高反党集团”成员而被立案审查16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第二代领导集体处在一个过渡的阶段——领导集体之上还有一个“扶上马再送一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可以说，第二代领导集体是以邓小平掌舵、胡耀邦等执政的格局。而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冲锋在最前面的机构，习仲勋是其中的一员，而且，作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
“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勋传》如是说，“中央书记处大到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和胡耀邦同声相应
胡耀邦和习仲勋，年龄相差不大。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同声相应：胡耀邦积极支持习仲勋开展工作，习仲勋是胡耀邦的得力助手，而且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
当时的中国，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说辞下，文革的幽灵还在飘荡。半明半昧的政治形势使多数人裹足不前。中国每走一步，都踉踉跄跄，很多人“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
面对这样的形势，胡耀邦和习仲勋两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多数人在观望，但是习仲勋主政的广东省报第二天就全文转载。习仲勋多次阐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并且在报刊上较早公开表态。
此外，习仲勋在三中全会前后，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在广东积极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
当习仲勋的工作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后，这些人便四处告状。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支持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路线的确立，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1981年，习仲勋到中央任书记处书记，直接协助胡耀邦工作。他始终和胡耀邦站在一起，抵制“左”的风潮，无论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清除精神污染”，他和胡耀邦等人一起，严格控制范围，为改革开放护航。
“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
习仲勋有担当。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晋绥土改的滥斗、滥杀的“经验”被推广，“左”的风潮蔓延到了陕甘宁边区。那时，没有官员敢站出来非议、反对这种“左”的做法，谁反对马上就会被拉出来，当作地主来斗。
但习仲勋敢，而且还敢把事情捅到毛泽东那里。他在给毛的报告列数了种种恶劣的做法，强调应当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划定成分的界限，不搞扩大化。
1948年1月，毛泽东先后批转了习仲勋的两份报告，对于纠正当年土改的“左”的错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8年9月，广东惠州地区检察分院普通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了一封措辞尖锐、强硬的批评信。
信中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认为，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所以说，你一讲话，就表了态，骑上了这只大虎更难下啊！”
信的结尾说：“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10月18日，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省委书记）前来帮助惠州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的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这些信件由新华社全文照发，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当年读到这些报道时，很多年轻人都记住了习仲勋这个名字。
习仲勋的老部下，《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秦川曾讲述了一则故事。
1987年，大约在胡耀邦辞职后的一个晚上，习仲勋和秦川两人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转过头对他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当时，秦川被这番话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事后，他才悟出其中的味道：习仲勋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来由的话，其实分量很重。
特区实践的开拓者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主持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又当选为省长。直至1980年12月，才调回中央。
现今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甚至即将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特区”一词，就是始自习仲勋。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个曾经的南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到了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地步。更为严重的是，在毗邻香港的宝安、东莞一带，居民逃港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香港新界农民的收入，几乎是深圳农民收入的一百倍。
1978年7月，习仲勋上任后不久，就亲自到当时的宝安县城深圳考察。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在沙头角镇，他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繁华热闹，而这边却荒凉冷清。他听说，不少人跑到香港那边去就不回来了。
这次宝安之行，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决心向中央要特殊政策，把广东经济搞上去。
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汇报了广东的工作，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
他提出，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
1979年4月，习仲勋再度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请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王全国代表省委发言，建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建立对外加工贸易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组织生产。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申诉称，中央对地方管得太多、太具体，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给特殊政策。
那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时代，全国经济一盘棋，要求中央放权，无疑是对中央的管理投不赞成票。所以，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说：“仲勋同志，你要向中央要什么权啊？”
之后，习仲勋单独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托，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上报中央，将特区定名为“出口特区”。
7月中旬，中央做出了批示（即1979年“50号文件”），批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方案，同意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深圳和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3月末，谷牧又来到广州，主持特区成立大会。会上，“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立经济特区。此后不久，深圳特区设立，习仲勋亲自主持了奠基仪式。
1980年12月，习仲勋调离广东到中央，依然心系特区。他曾多次到深圳调研，叮嘱说：“小平种的这个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
当特区遭遇非议时，他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不要听人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榜样。”
鲜为人知的是，习仲勋晚年在深圳住了12年。直至2002年2月，他才因病重回北京治疗。当年5月24日，在京辞世。
他晚年住在深圳，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经济特区的最大支持。